与此相关的题目，我写过三篇（《偏激》、《健全的理性》和《以幽默克服偏激》）发表在同一份刊物上。现在旧话重提，是有感于最近观察到我周围的一些人和一些行为的偏激的状况，似乎不能以“缺乏幽默感”来解释。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也无可非议地要考虑一己的利益。所谓“偏激”，可以指那些过分激烈地反对人们从私利出发来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也可以指那些过分自私地维护个人利益的态度。所谓“群己权界”，最常涉及的是利益关系。中国文化传统就实质而言是“无神的”，故与其他民族可能发生的宗教偏激相比，日常生活中的偏激态度是我们中国人表现出来的最常见的病态。

幽默感和逻辑思维，如我在前述文章里论证的，是克服偏激的一般方法。对于克服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偏激态度，我觉得还需要提出一项特殊方法，那就是“常识”与“判断”，或者，借用我在前述文章里用过的术语，“基于常识的判断”。

这种普遍而常见的偏激，竟因“缺乏”常识而发生吗？例如，王小波借用他姥姥的怀疑加以讽刺的“亩产万斤”的偏激，以及“文化革命”期间发生的无数的大规模偏激行为。常识——阿伦特曾论证，它的原意应回溯至拉丁文“社区感觉”（sensus commune）。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除了具有五种私人感觉之外，还应当具备一种叫做“社会感”的私人感觉。这是一种必须通过“置换想象”才可以发生的感觉，或者，借用斯密的概念，就是“无偏并且充分知情的同情”。斯密写作《道德情操论》，试图把每一个人的行为的“合宜性”当做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由此，才可能正确理解他在《国富论》里试图表达的思想。

斯密和阿伦特的写作，都不偏离常识。对于斯密，他生活在一个没有偏离常识的时代，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他们尚未被学术分工异化到偏离常识和无视现实世界的程度。对于阿伦特，她是纳粹虐犹政策的受害者，她承受了对老师的爱和对老师与纳粹暧昧关系的怨恨，她是那个偏离常识的疯狂时代的审判者。

我记得是在拉里·金主持的节目里，一位黑人母亲，把满满一包美元——是偶然拾到的，交给警察局，后者找到了失主。她这样回答拉里的问题，“I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可以翻译为“只有那样做才正确”，这口语所表达的，是对一种被当做“天经地义”的事情简单地再次认可的判断。这就是“常识”，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或者应当从母亲和姥姥那里耳濡目染日积月累而生成并且毕生不会被忘记的。然而，我们知道，这种天经地义的事情，在我们周围，未必，甚至远不是能够得到普遍的再次认可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如此普遍地忘记了常识，那么，再次发生偏激的大规模的运动，就不再是不可想象的了。

其次，现代社会的大规模偏激，与大众媒体的行为模式密切相关。所谓“现代”，原本含有对“传统”保持反思与批判姿态的意思，但与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结合，又演变为一种生活态度，那就是“消费主义”的态度。这一态度得以迅速繁衍，基本的理由在于现代人生与传统人生相比而特别凸显出来的被称为“享受”的那种“方便性”。而我们对方便性的欲求，则是下列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1）个体在生产中如同奴隶般地服从专业分工，（2）个体收入因分工和专业化而迅速增长，（3）闲暇及消费的专业化——时间被精确切割为休息与工作，休息本身也变得紧张而有效，紧张旅游、紧张交友、紧张阅读、紧张睡眠……上述过程的结果之一是大众逐渐把读书和思考当做一种可由专业人员代理的业务，大众则只需消费别人阅读和思考的结果。

于是，在一个“现代”社会里，有一些专门阅读和思考的社会成员，例如教师、法官、学报和出版社的编辑、报刊栏目的主笔、资深记者、职业政治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一个制度正发生着大范围变迁的社会里，例如在中国，这些原本分工阅读和思考的社会成员当中的许多甚至大多数，却因价值观和利益格局而未必愿意担当这一职责。结果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里，“思想”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宣传”。按照消费主义的态度生活，民众对宣传自然不能十分信任，因为那无非也是一类广告，而不是“基于常识的判断”。

久而久之，如果教育的失败延续两代人以上，那么在孩子的母亲或母亲的母亲那里，既然阅读和思考的兴趣不再延续，基于常识的判断便会逐渐消失。古代的老师担心学生们发生两种不好的倾向——学而不思和思而不学，现在的老师们仍然担心这两种倾向，不过让他们最担心的，是既不学也不思的倾向。

可见，市场和分工原理的运用必须有限度，超出了合理的限度，它们会异化我们的人生，让人生变得不再可爱，让世界变得不再令人着迷。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一方面涉及市场对人生的异化，另一方面还涉及大范围制度变迁时期的价值观与利益格局的极端不确定性。在这样的复杂情境里，许多朋友迷失了他们的生活。常识和基于常识的判断，于是显得格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