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想象未来十年中国社会将走的路，并据此想象我们现在能够提出的诉求。在做了一番想象之后，我们意识到我们将要走的路和我们现在的诉求其实需要政治领袖们兼备两种品质，即“智识”与“豁达”。

此处“智识”所指的，不是知识而是用以统摄知识的智慧。俗语所谓“依智不依识”，唯以智慧为归依，才有真正重要的知识——或者说，知识转化为智慧才是重要的，否则就是无关紧要的。无关紧要的知识可以是迂腐的，也可以等待未来再被转为智慧，假如政治领袖们只具备了无关紧要的知识，他们将难以胜任未来十年的政治使命。

政治领袖们的智识之所以在未来十年内特别重要，是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与以往的世界相比，有了迅速增多的“机变”——应机而变。注意，不是激烈变动——因为没有发生战争并提出秩序重建问题，也不是随机变动——因为不再有稳态社会的那种随机过程，而是应机而变，是转型期社会特有的因顺应和把握机遇而发生的变革。

在所谓“文明的冲突”的时代，西方世界不再是稳态的，以“9·11”恐怖袭击为标志性事件。东方世界不是稳态的，因为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它还没有适应西方文明的冲击，它还在寻找新的社会秩序和世界秩序。这一套新秩序需要协调：（1）来自不同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冲突，（2）不同社群之间因贸易关系而全球化了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冲突，（3）基于旧式能源的生产结构向着基于新式能源的生产结构转变时不可避免的经济组织之间的冲突和人口代群之间的冲突。

就中国社会而言，在经历了过去三十年的急速发展之后，构成上述转型期主要内容的三类冲突在未来十年内将更为显著。为协调这三类冲突所需要的智识，一方面必须基于中国既有的实用理性的思想传统的熏陶，一方面必须借鉴西方理性传统的以变化而求通达的策略与制度。

中国人的实用理性不同于西方人的逻辑理性，它较多关注“做”的过程而较少关注“说”的过程，它更强调知与行的合一而不是分离，它愿意为实践目的而放弃逻辑的自洽。借用当代经济学家史密斯的表述（2002年获诺贝尔奖时的演说），中国传统智慧所表现的这种实用性被称为“生态理性”（ecological rationality），西方传统的理性被称为“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我们所需要的，如史密斯所论，是这两种理性的结合。

未来十年，那些有能力感受到并以恰当方式表达出中国社会重要问题而不是琐碎问题的政治领袖，才可能顺利化解上述三类冲突从而避免发生历史性倒退或窒息性停滞。这样的感受能力与表达能力，首先，意味着本土政治经验的积累和对民众疾苦的深切了解。其次，或许在当前显得更加重要，它还意味着丰富的制度想象力——在反常社会中寻找不仅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经济的利益表达方式而且具有高远的历史视角从而将当前的利益表达转化为更长期的制度创设。具备了这些品质的人，通常被称为“具有政治智慧”，从而能够从那些被称为“政客”的人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政治家”。

由于以感受和求解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而不是琐碎问题为己任，具有政治智慧的人不能不具备的另一品质，是“豁达”——孔子所言“过则勿惮改”。此处“过”是与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息息相关的大过而非小过，于是，过则勿惮改，就表现为豁达。具备了这一品质的政治领袖，被称为“具有政治家风度”。

最近，经验与判断让我们有了一些理由相信，经中共十七大的中央委员会而入选政治局的新一代政治领袖们，将为这样一个肩负重任且自身也经历着根本转型的政党带来更多的智识，或许还有更多的豁达。假以时日，我们或许可以乐观地期待他们在感受和表达世界性的重要问题时表现出的更高级的智识与豁达。

我们不必列举或寻找中国社会和世界的重要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经被反复表达过，虽然它们还需要被恰当地表达，其中最重要从而应当被再次表达出来的问题，是对最高权力的监督问题。

政治体验和常识判断都告诉我们，在地方和在中央，行使着最高权力的政治领袖们的声誉，与他们对公开批评的喜好程度成正比，与他们的下属对公开批评的压制程度成反比。也因此，他们的那些下属当真是在努力地“帮倒忙”，当真只是要助长“巧言令色”和“文过饰非”的风气。考虑到长期的制度创设，最有利于新政治领袖们养成智识与豁达品质的途径，就是逐渐减少官僚机器对公开言论尤其是对公开批评的审查和管制。

言论的充分自由，不仅是政治领袖们品质修养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引导民众向着更高尚生活方式发展的必要条件，尽管，令人遗憾地，它不是充分条件。或许，我们应引入一套简易可行并且独立于行政干预的程序，允许任何一位公民向任何一位人民代表要求质询任何一位公务员压制公开批评的行为并由一套独立的司法程序介入调查。或许，在能够引入上述保护议论的程序之前，我们应将党内初见成效的民主实验拓展为人民代表的选举程序。或许，我们应将“差额”比例增加到足以形成公开竞争的程度。或许……

谨以此文，寄望于未来十年的中国政治领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