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韦伯关于“科层”的论述中，“官僚”的含义更加中性，它是社会活动被人类的理性力量加以规制的过程，即便这一过程将成为压抑我们每一个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的“铁笼”。由晏才宏事件引发的诸多评论，凡支持继续以论文发表数量为职称考核标准之一的评论者，其理论根据，不论论者对这套制度持有具有多么积极的期待，总无法挣脱韦伯早就论述过的理性化铁笼的社会学原理。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的高等教育继续停留在科层管理的框架内，那么，我们总无法摆脱韦伯早就预见到的官僚铁笼对我们的创造精神的压抑。作为对这一巨大代价的回报，我们期待着从科层竞争中筛选出比在非科层体制下能够获得的更优秀的教育和科研人才。

今天的大学制度，原本脱胎于19世纪下半叶涌现出来的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工与既得利益分配体系。虽然，西方大学教育正在从分科制度向跨学科制度转型，一个仍处于知识生产初级阶段的社会的大学教育，或许还要继续在分科制度下蹒跚前行。这样，一方面是学科划分的努力——试图把逻各斯的活火限制在理性分类的框架内，另一方面是开启人类心智的努力——“让心灵在一切方向上充分涌流”。这两方面的努力相互冲突，构成当代高等教育的基本矛盾——表现为“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之间的竞争与共存。

以专才教育为导向，在过去几百年内，《皇家学会会员通讯》这样的学术刊物，逐渐演变为《新泽西医学杂志》和《政治经济评论》这样的专业刊物。后者又逐渐演变为权威评审制度，并且以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为测度研究者的学术生命力的几乎惟一的指标。

如果一个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诸成员在单位时间内只需要阅读几份专业刊物，那么，上述演变的净效果，很可能是促进学术繁荣的。遗憾的是，知识的总量随知识分工范围的扩展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从而学术群体内部每一成员在单位时间内需要阅读的专业刊物的数量至少以算术级数的速度增长，虽然每一成员，尤其是“权威”成员——他们应当及时为学术共同体提供他们对年轻研究者的学术贡献的评价，用于阅读专业刊物的时间无法突破每天24小时的物理限度。于是，以缩短读者的阅读时间为导向，专业论文日益演变为所谓“洋八股”——其中内容摘要、参考文献、以及通常罗列在“脚注1”内的权威们的名字和他们对论文作者的帮助，这些，大致构成了读者快速判断该论文学术价值的判据。这些判据本身的准确性，则通常由刊物编辑和匿名审稿人加以审定。最后，学术刊物之间的竞争和筛选，有可能成为抑制编辑们的败德行为的最佳方式。

在健康的学术群体内部，一方面，年轻研究者们通过发表论文和发表言论塑造自己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资深研究者们试图通过这些论文和言论，鉴别并将他们控制的资源配置给那些可能更加出类拔萃的年轻研究者。

就我的经验而言，论文与言说，统称“论说”，只是思想的外壳，或者叫做“规范”。比规范更加吸引我们这些资深研究者的，其实是思想本身。在学术史上，天才研究者们很少顾及学术规范，但他们的思想极具冲击力，能够让那些遵从学术规范的研究者们感到非常困惑并最终引发范式变迁。姑且不讨论天才问题，只就范式之内的常规学术进步而言，优秀的年轻研究者通常有能力通过符合规范的论说表达或深或浅的思想，所谓“言之有物”。常规学术进步，首先依赖于学术制度是否能够筛选出言之有物者；其次，还依赖于这些言之有物者是否能够持续不发表言之无物的论说。

一位讲师，或者一位教授，能够不仅言之有物而且持续地不发表言之无物的论说，实在非常难。惟其艰难，我们见到许多学者功成名就之后，便逐渐沦为言之无物一族，甚至宁可言之无物也不愿发表伤及既得利益的论说了。大学之腐败，如冰冻三尺，断非一日之寒所积成，亦非一日之暖可消解。由是，可见“持续”之贵。

以我对我周围持续地言之有物者的观察，我可以声称：那些能够持续不发表言之无物的论说的人，他们似乎表现出一种共通的性格，我称之为“激情”——一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着，一种非要活得精彩绝伦的冲动，一种“学不究天人不可谓之学”的追求。

这种激情，我们在晏才宏身上看到了，在杨小凯身上看到了，在尚未被激情燃烧了全部生命的与他们类似的人身上看到了。真正的贵族，尼采说，从来不在乎奴隶们妒忌的目光，他们只关注超越自己的生命，虽然，他们也对奴隶们表示怜悯。

我们寻找激情，从年轻时的徘徊，直到临终时的反省。我们把激情传达给学生，通过我们的论说——有思想的论文打动着有思想的读者，如同开启智慧的演说打动着渴求智慧的听众。正是在这样的持续中，人类的创造性得以开发，知识得以积累，社会得以进步，生命得以升华。这就是柏格森竭力阐述的“创化理论”，也是怀特海晚年沉思的“发生哲学”。在这样伟大的激情面前，官僚制度显得如此苍白和微不足道，以致我们完全可以忽略它的存在，虽然我们明白，那些更糟糕的官僚制度是以更迅速地扑灭激情为特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