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离开中国的时候，她18岁，战争刚刚结束，未婚夫或许还活着，带着这样的信念，她走了，跨越北方的河，向南，进入克里亚北部仍笼罩在硝烟中的断壁残垣。

2005年6月，著名外科学杂志《柳叶刀》披露：1995年特大洪水袭击北克里亚，随之而来的严重饥荒，在四年时间内夺去了三百万人的生命，并且饥荒仍在继续。目前，当地人民唯一重要的经济活动是四处寻找粮食——事实上是寻找任何“可吃”的东西。根据北克里亚提供的2000年人口调查数据，男性死亡率从1995年的千分之三十五加倍，升至2000年的千分之六十七。2005年联合国粮食署提供的数据显示，在那里，至2004年底，仍有七百万人，主要是妇女和儿童，急迫地需要粮食，北克里亚人口的45％处于严重营养不良状态，营养不良致使大饥荒的幸存儿童70％发育停滞，疟疾流行，乙型肝炎和肺病正在大范围内蔓延。被允许进入北克里亚的非政府组织的救援者表示，他们提供的接济无法被送给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为了生存，从北克里亚，数以千计的平民，向北，跨越边境进入中国。

2005年12月17日，她回来了，精神萎靡，身材瘦小，面色焦黄，短发，薄衣。2001年4月《预防医学杂志》发表的对170名进入中国的“饥荒难民”的面对面采访和健康检查报告披露：“这些难民，90％患有焦虑症，81％患有严重抑郁症。……根据他们的回忆，这些家庭的平均四分之一的成员已经饿死了。”

她吃了五十年来的第一顿饺子，在第15个饺子咽下去的时候，她不得不停止进食，她的胃因长期缺乏营养，已经无法接受肉和油了。两天后，她似乎找回来一些记忆。那天晚饭之前，我为她播放《大长今》第51集，韩语。一小时后，我听到她在抽泣。妻子把现金交给她的时候，她似乎在感谢又像是在摇头。因为，她说中国产的大米在她的城市里，每斤卖30元人民币，带钱不如带大米。

我逐渐地能够想象那里的物价与日常生活了，那是我们中国人在1960年代的体验和在1990年代的体验的奇怪的混合。一方面，资源匮乏，百业凋零，正统意识形态和政府对大众生活的监管在形式上仍是“不容动摇”的，这一监管的强大后盾是占劳动年龄人口40％左右的军人群体，他们通常驻扎在城市郊区，与市民不相往来，他们优先享受外援及任何尚存的资源。关于北克里亚人口的真实数据，从未被澄清过。我的一位朋友曾帮助那里的中央政府进行过多次人口调查，从他的言谈中，我得知，北克里亚人口在长达五年的大饥荒之后，所余之数，按照最悲观的估计不超过一千万人，按照比较乐观的估计不超过两千万人。故而，那里常备军的人数不会低于150万。另一方面，在北克里亚，权力的腐败如政治瘟疫，自上而下传播，至今，已渗透到权力所及的每一基层单位。被称为“大款”的人，主要依赖他们在欧美各地的亲属的资助，其次依赖他们在中国境内的亲属寄去的物品。不过，所有这些资助和物品都必须通过各地政府官员的层层检查，并根据当地预期的腐败程度，缴纳通常达到钱物总值三分之一的“租金”。她说，国家机关早已发不出工资，机关干部靠“寻租”来养活自己，许多官员通过为私商提供保护而成为当地富豪。她说，为获得来中国的通行证，她把全部储蓄都用于贿赂当地官员仍不够，还必须承诺把将会从中国带回的财物的三分之一交给他们。从她所在的城市到最近的港口，只有厂区不定期开动的通勤车，既便从首都发出的火车，由于缺乏燃料，也完全不按时间表运行。这一次，她在站台上等候了三小时。

如果农民生产的谷物Y的一个固定部分R被缴纳给地主，则Y与R之差不能低于维持农民生存所必需的量，否则，社会将瓦解。如果社会在某一均衡的R与Y之比例下得以延续，当存在着气候和土地产出的不确定性时，R应根据收成做及时调整以免发生饥荒和致使社会瓦解的动乱。在收成好的时候，R和Y与R之差都足够大，农民可以多生孩子，地主则更奢侈地消费。在北克里亚，意识形态和产权安排不允许有地主和私有制，所以，多余的租金被用来扩展和巩固未来的寻租权力——供养更大规模的军队和更多的政府官员。如果这种扩张不导致官僚化，则R的及时调整尚属可能。如果扩张的权力迅速官僚化，则当收成下降时，既得利益不可能被压缩，于是R无法向下调整。这样的社会如果遇到连续不断的坏收成，将陷入毁灭性的困境。

在正常社会里，平均而言，常备军规模不超过人口规模的4％，不超过劳动年龄人口的10％，于是R的调整相对而言较为容易。北克里亚的常备军规模已经超过劳动年龄人口的40％，这使得R的调整极其艰难。

租金比例难以调整，在现实社会里意味着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遇到的政治阻力极大，如果不是不可克服的话。根据这一推测，临别时，我安慰她说：唯一可做的事情，是好好保养身体，争取在三年之内，看到北克里亚现存社会的瓦解。她摇头：三年之内？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