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先生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是作者近年所撰文章的集成，所涉问题的时间跨度从上世纪60年代直至整个80年代，追忆了耀邦对改革的各种观点及思想发展过程。作者在前言中说：“我国人民对改革事业的真切感受究竟如何?人民群众中的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应该如何区分?在党中央岗位上工作的同志对改革事业的根本思考是什么?人们都非常希望得到真实的答案。”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书名开宗明义，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命题，并力图通过还原历史，追索改革的初衷。胡耀邦逝世22年后的今天，经历过那个意气风发时代的人们，依旧怀念这位改革先驱者，缅怀他在思想解放、平反冤假错案、解放生产力等方面的巨大贡献。同时由于对历史的屏蔽，年轻人已很少知道，执政党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位深得民心的总书记。
书中披露：耀邦曾向毛泽东直言，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要改，全民所有制要有实际内容：“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丢掉那个把人们头脑缚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够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
耀邦力推富民政策，关注人民的衣食住行，主张地尽其利，资源向全民开放，同时强调保护生态。这些思想，在今天国有企业垄断资源的经济大背景下，显得尤为可贵。书中回顾了一段被长期忽略的史实：1979年耀邦发起“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在他建议下发表的《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指出：“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我国有九亿人口，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又反过来刺激生产。”
身为改革思想家和实干家，耀邦主张对“消费”与“浪费”作出区分，高度重视社会就业与商品消费、住房等内需问题。他提出当代世界经济建设的三种模式：一种是苏联和东欧的模式，即高积累，加重群众的负担，或者大量向外国借款，压缩群众的消费，强制发展生产。第二种资本主义的模式，即追逐高额利润，加强对群众的剥削，“大鱼吃小鱼”，互相兼并，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他探讨第三种模式，即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模式：不是先有第一部类的发展，而是第二部类的发展促进第一部类的发展，因为人民的需要和消费总是走在前头。
有人将这场大讨论誉为继“真理标准”大讨论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实不为过。毛时代以革命手段实现的，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均贫富”“以俄为师”的经济建设，并未解放生产力，其结果是全民“均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廉价劳动力制造商品输出，拉动的是富裕国家的消费;国内则腐败盛行，政绩工程不断，资源浪费严重。当今“中国模式”下的社会分配，仍停留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只要权贵继续垄断财富资源，改革红利未被全民公平分享，“拉动内需”就仍是一句空话。
发展是硬道理，但不是惟一道理，经济发展需有民主法制监督护航。耀邦的民主政治理念曾遭到保守势力的围攻，但他坚持：“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他下台后，改革仍以惯性前行。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实现党政分开，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989年胡耀邦逝世，中国政改在重大历史事件后停摆。不久苏东剧变发生，斯大林主义模式终结。
耀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主张“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最终实现人的解放，也是启动改革的朝野共识。当今主流媒体上，充斥着对经济成就的自大宣传，鲜见提及改革的初衷。能否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看其人民享有怎样的权益。当改革逐渐被利益集团劫持，异化为食人怪兽;当社会两极分化加剧，基尼指数达到0.5危险指标，“改革”一词在公众心中已经变味。“虎兔相逢大梦归”，若改革共识彻底破裂，另一场剧变就为时不远了。迷醉于盛世幻象者，不仅缺乏历史感，连现实感也丧失了……
中国为什么会改革？这是学界一直探讨的话题，尤其是在改革向深水区迈进的今天，这个话题尤为人们所关注。有人建构“中国模式”来给出答案，也有人刻意解构“中国模式”寻找改革的原动力。答案五花八门，但都显示出对当今改革缺乏共识的一种焦虑。
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上升到学理或者说意识形态层面，就往往变得复杂起来。在我看来，这个话题的答案没有那么复杂。追溯改革开放 30 年多年来的历史，改革进行最好的时候，往往是上下互动最好的时候。所谓“上下互动”，即是高层和民间都有同一个共识。一项改革决策的形成，有时候大多不是来自于中央的威权，而更多的是来自于民间的诉求。中央的威权呼应民间的诉求，而民间同样尊重中央的威权。改革的共识就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
支持上述观点的事例很多。最近出版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其中的例证可以随手拈来。
书的作者是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胡耀邦是中国改革的中枢决策者之一，胡德平曾任职于统战部、全国工商联，既是改革决策群中的一员，又是改革的亲历者。因此之故，相比满妹的《思念依然无尽 —— 回忆父亲胡耀邦》的温情，胡德平的书就有些冷峻 —— 以“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的视角开笔，不仅回放胡耀邦在改革大潮中的身影，而且融入了自己的诸多思考。看似父子隔空对话，而延续的既是历史脉络，又是血缘亲情。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胡德平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两份上书为切口，从五个方面探讨问题的答案。这两份上书，一份是 1962 年陕西户县农村党员干部杨伟名、贾生财、赵振离的《当前形势的感怀》；一份是 1968 年胡耀邦给毛泽东的“建言信”。杨伟名等三人要求中央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单干”，发展农村自由市场，恢复中小工商企业。胡耀邦呼吁摒弃“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他认为这种经济没有“实在的可行性”，我们非要这样勉强坚持下去，“共产主义”只会“遥遥无期”，中国走“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发展道路，才能摆脱困境。
杨伟名等三人是最基层的农民，胡耀邦是中央委员。身份和地位如此悬殊，而对那时中国弊病的诊断则基本一致 —— 当然，那时从中央高层到地方，刘少奇、张闻天、邓子恢、孙冶方、卓炯等人，也提出过相同或相似的意见。上下共识，中国本应有改革的契机，但到毛泽东那里，却成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恩格斯有言，历史往往有惊人相似之处。 1978 年改革大潮初起，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推波助澜，践行着杨伟名等人的观点。而成为中枢领导人的胡耀邦以“五个一号文件”回应农民的“伟大创造”。上下共识，改革从农业而工业进而在各行各业高歌行进。
相似之处不仅在于历史，而且也在于现实。胡德平以“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作为思忆父亲胡耀邦的话题，当然有为当今的改革焦虑症开“安定”的指向。顺着这个指向在历史与现实间游走、思考，可以进一步加强一个结论：改革的动力来自于上下互动的共识。庙堂之高的共识需要，江湖之远的共识也更加不可忽视，而上下互动，使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共识一致起来，“改革疲惫症”才能治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