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网看到了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詹国枢先生发表在《中国经济周刊》上的《共青团中央近百任书记无一人因腐败犯错》。文章说起“一个有趣现象”：“自建国以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先后有近百人担任书记，不管后来到了何处，担任何种职务，时至今日，没有一人因腐败问题而犯错误。”文章希望“研究反腐倡廉的人，尤其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人，真可以就此好好分析分析，看看究竟有些什么规律，有些什么经验，可以借鉴，值得推广”，以利国利民。

看罢此文，联想时下种种现实，不禁也有很多感慨。詹先生说的应该也是事实，团中央出来的，确实也有举世公认两袖清风的胡耀邦、胡启立以及其他一些好干部，这里可能也有一些值得总结的经验，但有几点仍是值得推敲的。

其一，时下的中国，腐败不腐败的，不能仅看有无受到揭露查处。在缺少独立公正而有公信力的反腐机构的大环境下，有无腐败、揭不揭腐败、反不反腐败，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因而，没有被揭露查处，就等于没有腐败，这一逻辑不但一般人不认同，恐怕詹先生自己都不大相信。比如，某一重要直辖市，某一时段没有一个“上档次”的贪官被查处，引得不少人吹嘘了一番，但直到那位一把手被揭露查处，大家才恍然大悟似的惊叹：原来，一把手自己都这么腐败。

其二，腐败不腐败，不但看官员，还要看官员的家人。有些官员，自己很“清廉”，但其家人、情人借机弄权敛财，官员开只眼闭只眼，纪检监察部门也心照不宣，以致平平安安，功成身退。这样的故事在如今也可以举出很多很多。

其三，腐败不腐败，还要看腐败的“标准”。在新加坡，在西方很多法治国家，腐败的标准非常低，制度对官员的腐败是“零容忍”——接受一点小礼品也是腐败，接受一元钱的好处也是腐败，接受一点间接的照顾也是腐败。而在我们中国，腐败的“标准”已经是高得“举世共仰”了，前几年好像是“两千元起”立案调查，“两万元起”判实刑。如今大概又调高了，我们看到的是，某地腐败窝案揭露时，“五万元以下”免受处理，又有贪污受贿上亿元都可以不用“赴死”的。照这样的标准，清官自然会大大增多。如照别的国家的“零容忍”的标准来看，那么，如今还在台上的“清官”们，你们有无“内部价”买过房子？有无借助公款吃喝旅游过？有无借“别人”的“帮助”而让子女顺利出国了？有无……？

其四，正如有网友就此留言所说的那样，归根到底，清廉是从政者的基本前提与要求，这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优点。写到此，不禁想起清朝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写的一则故事：

……在阴曹地府，有一位身穿官服的人，气昂昂地走上殿来。此人对阎王说：“我做官以来，所到之处只喝一杯清茶，没有任何沾染。今在鬼神面前，我可以说是毫无愧色了！”阎王爷付之一笑，说道：“朝廷设置官员，本是为了治理地方，安抚百姓。就连那些管理交通驿站和掌管水闸的小官，也都有兴利除弊的职责。如果认为不贪财纳贿，不吃喝玩乐就是好官，那么，在官府大堂上设置一具木偶，它是连一杯清水也不喝的，岂不比你老兄强多了。”那官员又分辨说：“我虽没有功劳，但也没有什么罪过呀！”阎王说：“你一辈子处处力求保全自己。像某狱某狱，你为了避免嫌疑，不敢仗义执言，为民伸冤，这不是有负于百姓吗？又如某事某事，你害怕烦劳繁重，便不肯去办理，这不是有负于国家吗？在三年一次的考绩中，试问你的政绩在哪里？要知道，身为朝廷官员，无功便是过啊！”那官员当即现出羞愧的面容，显得局促不安，刚才那傲慢的气势顿时大减。

在如今这样一个僵化落后的体制公信力日渐低下，官民矛盾日益突出，冤民冤狱处处有，“群体性事件”频频发作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胡耀邦一样有道义坚守与责任担当的官员。如果仅仅只是以做“清官”、“太平官”为满足，那么，老百姓何也不设一些“木偶”？

故事中那位原先“气昂昂”的官员最终惭愧了，不知如今这些只知自命为清官以及为清官唱颂歌的人士，是否也能惭愧一番呢？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