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17日上午8点左右，在农村老家闲度晚年的父亲与往日一样，拿着装有搅拌好的糠饭的塑料袋，骑上自备的三轮车，到了老家一座废弃的房子——那里养着几只会生蛋的母鸡，能经常让孙儿吃到爷爷奶奶亲手养的母鸡生出的“绿色”无污染鸡蛋，是我父亲母亲很高兴去做的事。虽然常常一天只有一两个鸡蛋，鸡还曾经被偷过几只，但他们依然乐此不疲。喂过鸡后，父亲去屋后不远的山脚看我的一个远房阿公和另一个人砍树。这阿公正在盖新房，父亲以前会干泥瓦匠活，这段时间没少替他出出主意帮帮忙。一棵杉树前几日即已砍倒，斜靠在旁边一丛竹子上，需要人爬上去，把树枝砍去，然后放倒树干。那阿公请来的人不敢上，阿公已经78岁，手脚早已不再利索，也上不去。父亲见了，自告奋勇地说让他上。第一次爬到一半的时候，别在腰间的砍刀把他的裤腰带给割断了，他只好下来。大家都劝他腰带都断了，那就别再上了。父亲逞强不听，第二次又爬上。砍掉了大部分树枝，当砍去树顶时，整个树干的承力方式发生变化而摇动，父亲一下失去重心，从两层楼高的空中一头栽下，后脑着地，当即血流如注不省人事。随后被人抢送到镇中心卫生院简单包扎后，又叫来120救护车急送市人民医院，我们兄弟姐妹赶到，CT检查显示颅脑损伤严重。我们安排给父亲做了开颅手术，之后他后送入重症监护室，但已无力回天。3月18日下午4点多，医生一再宣布病人已经脑死亡，心肺功能全靠机器药物勉强维持，已无生还希望。我们家属商量后，沉痛决定放弃继续抢救。父亲享年虚岁六旬晋八。
一般地，人们平时关注的大都是“工伤”、“工难”、“矿难”、车祸等等“重大事件”，其实在中国大陆，同样发生着的还有更多的“农伤”、“农难”。在广大农村，由于农民们安全意识相对薄弱，劳动保护意识更加淡薄，劳动保护条件更加匮乏，每年发生的诸如失足溺水、雷电袭击、高处摔下、农药中毒、毒蛇毒虫咬伤、农机误伤等等“农伤”“农难”同样举不胜举，只不过地处分散加上农村信息相对不畅，又不大有“新闻效应”，而不像“工难”“矿难”般“著名”罢了。我们同样万万想不到的是，我的父亲，一个平时身体健康、胃口很好、腿脚利索，我们做儿女的安排他与母亲住在老家，只希望他在那能安享晚年的老农民，竟然还是以帮人个忙却失足罹难的方式走完他的一生。
据族谱记载，父亲生于民国癸未年十二月（公元1944年1月），我爷爷奶奶一共生了四个儿子三个女儿。父亲是老大，童年自是过得极艰苦。当到了入学年龄，父亲应该是迎来了“翻身得解放”的日子了。但是，父亲没能上得了学。他常常跟我说自己很想读书，但六七岁时爷爷就叫他放牛牧羊割草打柴了，12岁开始跟在爷爷身边干重农活。直到大概十四五岁时，农业集体化开始，不需要小孩作劳动力了，父亲才入邻村那设在村庙里、里面有很多空棺材的破旧小学读了4年书——又有说4个学期的。接着便是经历大跃进、大食堂、大饥饿。那种饿，几十年后父亲说起还令人后怕。父亲说自己当时很想去当兵，但爷爷不许，要他继续留在身边到生产队干农活挣工分，以养活大群兄弟姐妹。在当时的农村，另一条较好的出路是当学徒，长大能做泥瓦匠、木工匠、裁缝师、篾匠什么的，此外的所有出路则基本被杜绝——私人工商业是“资本主义尾巴”，房前屋后种几株瓜果豆、养几只鸡鸭鹅也是，当彻底割除；到城里的工厂上班那简直就是癞蛤蟆望着天鹅肉。几年后，父亲便是结婚生子继续务农养家了。
生计十分的艰难。父亲虽然什么农作物只要本地可种的都会种——不会种的一学也马上会种，虽然很多农活都干得很漂亮——记忆中父亲最拿手的农活是插秧，很大一块田都不用先拉秧绳打秧格而后退着一排插下来，插得又齐又快，父亲因而拿的都是最高的生产队工分——10分，但大家庭仍需艰难度日。为了应付日常用度，为了给弟弟妹妹积攒点结婚成家的费用或家具、嫁妆，父亲与邻居青壮年的又一不得已方法是，结伴进很远的深山挑木炭出来卖给烧煤球的人家（作生火用）赚点钱。还有一个方法是结伴到很远很远的隔一个县的深山林场私下买树背出来倒卖——我们这儿称为“背树”。当时这大概是一种“投机倒把”之类的“违法行为”，具体我们小孩子也不知底细，只知道充满凶险，每次出门都要最少10天，每次都让家人提心吊胆。几百里路全是步行，很多还是崎岖的山路。每人每次只能偷偷背一到三根——多了也根本背不了，然后为躲避追查而夜行日息背至某个集市偷偷卖掉，每次大概能赚到十来块钱。这样也有不少人受伤甚至遇难的。父亲也有一次为多赚一点，连捆了三根一起背，但黑夜赶路时三根木头前侧的尖端分两边楔进路旁一根电线杆。父亲失足滚下山沟，小腿疼痛难忍，下巴划开一道口子血流不止——那疤一辈子都在。父亲自己爬上来，丢了木头，拐到公路上强拦住一辆过路的车才回到家。回家说起，母亲看着伤口流着泪后怕不止。此后腿伤青肿处淤血化脓，由“赤脚医生”用针筒抽出脓血，慢慢药敷才治好。父亲为此而不能干农活好几个月。
至今还记得，在我七岁的时候，有一天在一处田头，父亲很郑重地对平时只知道稀里糊涂玩耍的我说，要送我去读书了，我将要读很多很多书，然后就将会“有出息”。我似懂非懂，于是进入本村也是设在村庙里、“教室”头顶也有很多空棺材的破旧小学开始了我的读书生涯。
在我八岁时，父亲与几个兄弟分了家。由于父亲兄弟多，分家前需先盖新房而欠下很多债。分家时，父亲除了分得一间旧房、3斤米、9斤番薯丝和几件家具，还分到了一百八十多元钱的债。那时候，参加生产队劳动一天所得工分大约值一两毛钱，这些工分还只能在年终结算时才能折算成钱，而且大部分早已抵成谷物粮食。所以，那一百八十多元钱的帐，父亲母亲用了很多年，费了很多努力才还清。
在1970年代后期（具体日期我已记不清）一次“农业学大寨”的“平整山园”劳动中，正在山坡与大家一起埋头劳动的父亲，被处在上坡方向的他的一个亲房阿叔不在意随手扔出的一块石头正好砸中头部，当即晕倒，后经医生确定为脑震荡——当时也没什么仪器可检测。父亲从此留下了常常头晕的毛病——这毛病后来经中草药调养渐渐好转。此事当然也不可能获得什么伤害赔偿和“工伤补偿”——大家都穷得丁当响，生产队也不例外。父亲休息了一段时间，又照常出工劳动了，但体力大不如前，生产队丝毫没给工伤照顾，父亲每天所得工分也被降低了档次。
无论怎么样，父亲对我们的读书非常看重，不许我们偷懒，并以自己的低浅的文化水平，监督引导着我们的学习。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学习成绩一直都不错，这让辛苦疲惫的父母时时感到安慰。
分田单干似乎让我们吃上了饱饭，经济政策稍微宽松之后，父亲母亲也可以通过打打小工、砍砍柴、养养猪、种些瓜果卖卖等方法支付我们读书与家庭日常用度了。但不久，更大的打击却到来了——在我15岁那年，父亲不知怎么的突然患上了严重的肾炎病，全身浮肿、虚弱乏力，身上一按一个大凹坑，到卫生院尿检的结果是4个“蛋白+”。这是个顽症，很多患者因治疗不当或不及时而导致肾衰竭死亡。医治需要很多钱，家里地里的活儿立时缺了壮劳力，儿女还小，还要读书，家庭顿时几乎陷入绝境。是母亲接着挑起了养家糊口还要帮父亲治病的重担。母亲一面忙家里活，一面忙地里活，还要照顾父亲的病，身心的煎熬可想而知。但母亲咬牙挺住了，后来说起那段艰难的日子，母亲说自己怕吓着我们，常常是背后偷偷抹干眼泪，再平静地出来面对众人。大妹因此而不得已停学了一年，邻居们劝父亲就都别让孩子上学算了，但父亲坚持不能让男孩子失学——虽重男轻女，然实属不得已。
父亲也决心自己疗救。凭着仅读过初小的那点文化底子，父亲拿来几本中草药书，通过仔细研读，找到一种叫“黄柏”的草药，叫母亲去山上搜寻来煎了让他喝。这种黄柏虽然路边也常见，但只有少有人迹而且经好几年风霜的才有更好的疗效。母亲便坚持有空便上山采药，孤身一人或带着大妹爬过远远近近多少座山头。有一次在一座山上采黄柏，突然看到就在离自己一尺多的一株树上挂着一条头脑尖尖的毒蛇，吐着舌头正盯着她。母亲说自己那时几乎吓傻了，唯有对天祷告：“老天，如果你还有怜悯心肠，就让那毒蛇放过我。”那毒蛇最后没有咬她。肾炎病人不能吃一点咸味，父亲便长年坚持吃淡食，下饭的菜常常就只有清水煮的豌豆白。长年寡淡的饮食让他的胃口越来越差，但他还是要坚持吃下去。病情终于被控制。
没有什么“组织”出来及时关怀，更得不到什么“保险”与“补助”，但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靠着血缘亲情、友情、乡情、道义为纽带的自觉互助的民间传统这时开始发挥巨大作用。没有谁发动，没有谁组织，我的淳朴善良的乡邻们，在农忙季节，主动轮流过来帮我家的田地山园种上庄稼，并自带农具，常常还带来肥料，更不在我家吃一顿饭。逢有过年过节杀猪的人家，更是主动送来一些猪肝啊什么的——严重慢性肾炎病人很多东西要禁食，但听说猪肝是可以吃的，还可以补身子。我的大舅舅，也常常带着母亲娘家的堂兄弟过来帮忙，两个舅舅还出钱供我们继续读书。我们一家终于还是慢慢挺着过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互助传统几千年来救助了多少人，在底层生命一直未能得到统治权力有效庇护的绵长历史里，她是底层民众获得外部救助的惟一渠道，即便在21世纪的中国仍是如此。这样的传统本应有更大的发挥空间的。遗憾的是，当她需要朝较严谨的组织化发展以适应时代需要以发挥更大效用时，当这样的救助延伸到权利救济，并对现有落后体制构成必然的质疑与挑战时，傲慢而愚蠢的公权力竟然毫不反躬自省、变革自新，而只会畏之如虎，并视为对自己的冒犯和威胁而一味野蛮压制。令人唏嘘鄙夷！
父亲病了约两年，他的重肾炎病最后是被邻县平阳腾蛟山上一户人家的一个秘方给根治的。那秘方是什么，我母亲应该还记得（如网上有哪位朋友需要，我可以从母亲那儿问来告知）。我只记得，我父亲吃了那药后，上吐下泻，连吃三帖，此后便渐渐恢复，慢慢地就咸食可吃，酒也吃得，烟也吸得，什么都可以吃，并且又什么活都可以干了。不知是长期坚持喝黄柏药汤的疗效打下的基础，还是那秘方的独特功效，父亲身体恢复至今，已经有25年多了，除了健康体检时尿素氮有一点高，那肾病没有复发，身体也不再有大的毛病。
当年为了能早日得到一个饭碗，我初中毕业即报读中专。我19岁中师毕业参加工作，家庭的经济状况才开始好转。此后弟弟妹妹陆续长大成人参加工作，家庭生活水平也日渐提高。父亲母亲终于可以展开舒畅的眉头了。
父亲近50岁时，跟着他的房族兄弟学干泥瓦匠活，技艺学得与老师傅相差无几，老家那间四层楼房就是父亲自己与房族兄弟一起亲手盖的。父亲近60岁时，我们要求他别做什么事，除了帮我们带带孩子，就闲居养老了。四五年前，父亲与母亲回到老家打算在那养老，但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老家还有田地，父亲便种了很多蔬菜、土豆、西瓜等，还养了鸡鸭，以让儿孙们能常常到他那儿拿一些真正的“绿色食品”吃吃。邻居们有什么事，他也总热心帮忙。那位阿公盖房时，地基与别人有点纠纷，就是父亲出面说好话解决的。从2010年1月开始，我们这的县市财政要为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发放每月60元的养老金了，虽然还不抵官员们一顿饭钱，但总算也能享受到国家的照顾了。领养老金需要新身份证，父亲那老身份证过期了需要补办新证，便去拍了照片。但不知怎么的新证一直没有办下来，直到父亲不幸去世，还是没能享受到那笔“养老金”，只是那新拍的照片，我们拿来作了父亲最后的遗像。
作家毕淑敏说过，时间的流逝将会带走儿女们的尽孝机会。起先我对此并不在意，以为父母身体这么好，应该是可以等我们忙过工作后再尽更大的孝的。我们平时都较忙。弟弟是一家上市民企的财务高管，两个妹妹与妹夫自己创业，也算初有成就。我们很希望带父母远出旅游一次。父亲虽然青壮年时到过江西、广西一带打过工，但那些外地的著名风景区他只知名字而从没去过，平时最多只在节假日由我们开车带到本地风景区转转。曾想让父母跟着老人旅游团去旅游一次，但节俭的二老总是说不用不用。我们想来日方长，也就暂时放下了。弟弟去年另在杭州买了一套精装修房子，今年可交付使用，也打算届时把父母接到杭州让他们一起玩个够的。但现在，这些都只能是永远的遗憾了！
父亲不幸亡故后，那位远房阿公的大女儿东拼西凑准备了两万块钱，拿到我家准备表示一点歉意与慰问。我们谢绝了。那位阿公一家也过得仍不如意。他那老妻去年底因患绝症不治刚去世并留下好几万治病债务，因老家房子破旧无处安身，新房还没盖好，那骨灰便至今还存在殡仪馆。他那唯一的今年三十几岁的小儿子四五年前为了生计，夫妻俩花了二十多万偷渡到了意大利，至今还没获得居留权，曾遇上一次意大利政府对外来“黑户”的居留权“大赦”，但他不知怎么的没有得到。于是只能偷偷打最累的工，似乎是还患了椎间盘突出的毛病，又做不了重活儿，基本上是作一天休息一天，没有居留权又不能通过正常途径坐飞机回国治病，日子过得很是艰难。但是，说起偷渡出国，他们仍然无怨无悔——如留在国内，文化水平一般、又没什么家族基业可倚的他们，基本上也就是毫无社会保障的常常可能失业的民工一族。而只要留在意大利，获得居留权是迟早的事——那比获得一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户口要容易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子女后代也可以从此轻松享受“西方那一套”的庇护了。我的房族亲友中，通过各种合法的非法的途径出国至欧洲的有几十上百个（具体没有准确统计），他们中有或因学历高能力强，或因家族基础好，在所居留国家混出了模样，融入了当地社会，时常衣锦还乡的，也有像上述提到的这位一样混得不如意的，但他们都对自己的出国毫无怨言。像名博杨恒均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这些普通的中国人，与那些纷纷想方设法把子女财产转移到西方国家的达官巨贾、明星大腕们一起，体现出一个个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对“西方那一套”的自发向往与不懈追求。
对于常有人抱怨“人满为患”的整个中国来说，对于还要对国民进行事实上的划等分层，普通生命还得不到像特权阶层那样的全面保障的当前的中国，父亲生命的消逝当然是“微不足道”的。除了派出所户籍本与《林氏宗谱》有父亲的出生籍贯记录，其他地方不再有他的文字“行状”。父亲是中国底层农民群体中默默无闻的卑微的一分子，但父亲的一生，是中国底层民众半个多世纪苦难与荒唐岁月的最直接见证。父亲一生经历的诸多灾难与不屈抗击，是中国一部分底层农民命运的真实缩影。
愿普天下的劳动者都能非常非常珍惜自己的生命。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我的父亲，前一天还健健康康、快快乐乐，但第二天，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之下，说没就没了，除了留下一盒骨灰，没来得及留下半句话。愿天下的普通劳动者都能增强安全意识，都能享受到必要、充分而有效的劳动保护。如果父亲能稍微注意一下自身安全与保护，就不会这样轻易殒命了。愿广大农民的安全问题、安全保护问题能引起更多人的重视。愿每一个最卑微的生命也都能得到最基本的尊重与关爱。
愿普天下的孝顺儿孙都能趁父母长辈还健在的时候及时行孝。因为，我已经最痛切地感受到，时间的流逝，正无情地带走了我对父亲的尽孝机会。愿每一个做子孙的都能及时提醒父母长辈一定要保重自己，尤其注意自身安全。愿每一个人都能生活在亲情、爱情、友情、乡情的包融之中，都能享受到充分的公正、温暖、和谐的阳光。
而我，当以更加热爱生活、蹋实工作，更加真诚地关爱生命、关注社会，更加勇敢而努力地揭露假丑恶、弘扬真善美，来报答父亲的在天之灵。
如是，我的父亲——林德标，在九泉之下当可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