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伊尔·高尼姆(Wael Ghonim)已经被美国媒体推选成埃及革命的代表人物。他比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年轻，没有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那么吓人，英语流利，娶了一个美国人，而且是谷歌(Google)员工。高尼姆是向西方受众兜售革命传奇的完美人物。他管理的Facebook页面最早将示威者引向开罗解放广场，因而他曾被暂时监禁，而后又及时脱离牢狱，宣泄埃及年轻人的愤懑。

不过对“Facebook革命”持谨慎态度还是应该的。有关社交媒体在埃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评论，多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人们一不小心就会忘记法国人攻陷巴士底狱(Bastille)并没依靠Twitter帮助，布尔什维克(Bolshevik)攻占冬宫(Winter Palace)时也没有停下脚步互相拍照，发在Facebook上。

推动埃及革命的不仅是互联网，更有点燃历史上历次革命的诸多相同原因：对腐败的专制统治者及其秘密警察的痛恨、崛起中的中产阶级的愤懑、穷人的绝望。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Facebook阶层（在国际上代表这场革命的受过教育、善于表达的年轻示威者们）只是埃及社会中的一支力量。

在这个国家，44%的人口是文盲或半文盲，40%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2美元。工资低、食品价格上涨、青少年失业率高，这一切意味着很多人愤愤不平，如今在更自由的政治气候下，他们将发出自己的呼声。政府预算赤字已经十分巨大，几乎没有资源收买不满的人群。

在穆巴拉克政权的打压之下，公民社会机构十分弱小。新闻界受到钳制，司法基本上受到控制，反对党几乎不存在。军方在后穆巴拉克时代接管了国家的控制权，是遥遥领先的最强大的国家组织。对伊斯兰教的信念超过对民主的信念的穆斯林兄弟会，是最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然而，在这种背景下，埃及现在必须允许组建政党，并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

1989年的东欧革命者可以参照西欧，而埃及的民主派在本地区并没有可以效仿的模范。不过，在世界其他地方曾经发生的很多民主转型，有助于人们理解埃及目前面临的挑战。

社会财富是民主“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一项研究提出，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或超过6000美元的国家，民主极少失败，但在人均收入低于1500美元的国家，民主很少能够生存。目前埃及人均GDP为2800美元，与印度尼西亚处在类似水平。印尼在过去十年维持了民主体制，尽管受到腐败和宗教不宽容的困扰。

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泰国作为拥有强大军队的民主国家，提供了一些相似之处。多年期间，这三个国家都有民主统治被军事政变打断的经历。土耳其和泰国现在似乎已经超越了这一阶段，比较贫穷的巴基斯坦仍比较脆弱。

但埃及显示出了比卡拉奇和伊斯坦布尔街头历来任何抗议都更引人注目的“人民力量”，这可能会使埃及军方不敢推翻民选政府。

如果军队信守承诺，在埃及举行公正的选举，埃及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格局就会更加清晰。过去30年间，埃及人口将近翻了一番，超过8000万。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社会，是一个日益城市化的国家，并且在最近几年出现了明显的宗教复苏。

有人担忧埃及的Facebook阶层在投票时会被原教旨主义者压倒。皮尤(Pew)近期一次民意调查显示，有80%埃及人支持通奸者应受石刑惩罚的主张。此类数据会加剧这种担忧。

巴基斯坦、泰国和土耳其的经验表明，受过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经常会对民主选举结果不满，因为这种选举赋予更贫穷、受教育较少的阶层实力。

过去一年，泰国陷入国内冲突，代表农村的红衫军(Red Shirts)与更城市化、更富裕的黄衫军(Yellow Shirts)分庭抗礼。在土耳其，许多世俗精英对执政的温和派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抱有深深的怀疑。许多教育程度较高的巴基斯坦人对该国充满暴力的、无法正常运作的政治体系似乎抱有永久的绝望。

如果足够幸运，埃及的未来可能看起来最像土耳其——拥有能正常运作的民主体制，有一个强大的伊斯兰政党，并且经济繁荣。如果事态发展很糟糕，埃及的未来恐怕会像巴基斯坦——国家贫困，民主制度无法正常运作，被原教旨主义者、世俗派和强大的军方所割裂。埃及的财富还没有达到土耳其的水平，但明显比巴基斯坦更富裕，也更城市化。或许埃及的未来就在二者之间的某处。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