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演者小传：
王振忠：1964年生，1998年起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兼职教授。2003－2004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2004年起担当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历史档案的多国比较研究”国际合作团队中唯一的中国合作教授。徽州文书收藏家，主要从事历史地理、明清史及中外交流史研究，著有《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1996）、《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2002）、《千山夕阳：王振忠论明清社会与文化》（2009）等，十卷本《中国徽州文书》学术顾问。2008年入选“上海市领军人才”。
地处皖南低山丘陵地区的徽州，明清以来是中国著名的商贾之乡。这里，不仅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皖南古村落，而且还遗存有目前所知国内为数最多的民间文书。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徽州文书的大规模发现，曾被学界称作是继甲骨文、敦煌文书、大内档案（即明清宫廷档案）和秦汉简帛之后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明清以来辉煌灿烂的徽州历史文化，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徽（州）学”在明清史研究中异军突起，愈益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而对徽州文书的研究，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推动中国史研究的深入，这已成了学界的共识。
我今天讲“徽州文书：商人与社会”，也就是想通过徽州文书，来看明清以来的徽商活动、徽州的经营文化与传统中国社会。
一、徽州文书的发现与“再发现”
“徽州文书的再发现”，大大拓展了“徽学”研究乃至明清史研究的视域，多侧面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丰富内涵。
什么是徽州文书呢？简单地说，徽州文书是指保存在徽州当地，或者是由徽州人手写的文献史料。从内容上看，除了狭义的契约文书之外，还包含诉讼案卷、账册、书信、日记、杂抄等。现存的徽州文书，从南宋以来一直到1949年以后都有遗存，时间跨度前后长达七八百年，如果算上其他的徽州档案，时间更长达千年以上，所以通常有“徽州千年契约文书”的说法。
徽州文书是徽州民众在日常生活、商业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原始档案，它们原先主要保存在私人手中，还有的是保存于祠堂、文会等各类基层组织的管理者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文书档案逐渐散落出来。其中，最早引起世人关注的大概是些书画、尺牍以及那些与艺术史研究有关的抄本。目前所知从徽州外流最早的文书，是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明代歙县方氏信函700通。这批尺牍是在晚清光绪以前就已流入日本——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徽州文书之外流。上个世纪30年代，徽州的一些文献陆续流往杭州、南京等地。抗战结束之初，历史学家方豪就在南京地摊上购得一批徽州文书，并于上世纪70年代撰写了十几篇论文，发表于台湾的《食货月刊》复刊上，这是目前所知学术界对徽州文书的第一次收集。
在中国大陆，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以及稍后的政治运动，不少徽州文书因时过境迁而遭废弃，或化为纸浆，或用以制作鞭炮。这一点，逐渐引起了郑振铎先生的注意。郑振铎是位著名的藏书家，早在上世纪20年代前后，他就开始关注明代的版画，特别是徽派版画。出于对徽派版画的关注，郑振铎与各地书商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于来自徽州的文献更是相当留心。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南下视察，他从上海书商处了解到徽州珍稀文献遭受到严重破坏的惨状。其中有些细节，今天听起来更像是笑话——比如，徽州的炮仗铺往往是将明代白绵纸印刷的书籍撕成碎条作为鞭炮的芯子。据说，用这种好纸做成的鞭炮，燃放时会特别得响。于是，许多珍贵的民间文书，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而难逃厄运。对此，郑振铎心急如焚，他马上就在各种场合，呼吁主管单位要从“废纸”中抢救文献资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徽州文书得到了抢救性的保护。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徽州文书被不少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大学研究机构收藏，这可以说是徽州文书第一次大规模的发现。根据粗略地估计，已被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机构收藏的徽州文书大约在20万件（册）左右，其中尤以契约文书居绝大多数。
徽州文书的第一次大规模发现，大概随着十年浩劫的发生而结束。此后，这批资料静静地躺在各大收藏机构里，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不过，民间在拆房、建筑施工中，在墙缝、地窖里经常发现成批的历史档案。这些资料，陆续被文物部门所征购。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商业史研究成为史学研究中的热门课题，徽商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这促进了徽州史料的广泛收集，除了方志、族谱、文集和笔记之外，徽州文书的价值也受到更多重视，一些机构和个人都收藏有大批徽州文书。此一时期对徽州文书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我将之称作是“徽州文书的再发现”，也就是对文书研究内涵多向度的重新认识——亦即随着学术视野的拓展，人们将从上世纪50年代主要关注狭义的徽州文书（即契约），转向一个全方位民间文书、文献的探讨，这一“再发现”，赋予了徽州文书以更为丰富的内涵，它大大拓展了“徽学”研究乃至明清史研究的视域，多侧面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丰富内涵。
二、徽州文书与传统时代的经营文化
在“无徽不成镇”的明清时代，徽州人在盐业、典当、钱庄、布业、木业、制墨、榨油和粮食业等各个方面，都留下了为数可观的商业文书。这些商业文书作为重要的经商知识或经验世代相承，从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徽州商人，并在徽州形成了厚实的商业文化积淀。
在传统时代，徽州素有“十户人家九为商”的经商传统，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徽州人积累了丰富的经营文化，这主要体现在他们编纂的大批商业书和商人书中。这些商业书和商人书，记录了各类的商业知识，包括水陆路程、商品知识、市场信息、防盗防骗的技巧等等，记录了经商之道，包括经营技巧、经营思想、商业道德等方面的丰富内容。在“无徽不成镇”的明清时代，徽州人在盐业、典当、钱庄、布业、木业、制墨、榨油和粮食业等各个行业，都留下了为数可观的商业文书。
以墨商为例，我们知道，徽墨是中国著名的文房四宝之一，徽墨既是实用的书写工具，又被当作艺术品，供文人把玩欣赏。与此同时，徽墨还被当作送礼的佳品，不仅在国内广泛流通，而且还曾远销海外的日本、朝鲜等国。在明清时期，墨业的中心就是在徽州。最近十几年，我在皖南收集到大批徽州墨商的资料，都是极为珍稀的文书。其中的一些商业书，制订了墨业经营章程，对墨店业务、赢亏核算、商业规范，墨业中人的聘请、辞退、伙食和工资待遇，徽墨的原配料、制墨工艺、制墨设备，等等，都有极为详尽而严格的规定。以对学徒的规范为例：学徒进店，试用一个月，然后决定去留。如果不堪造就，就交还推荐人领回。如果学徒未做满三年，不愿意再学生意的，墨庄为这位学徒所付的费用，要由推荐者赔偿清楚后，再将学徒领回。在店期间，如有逃亡、病故，墨庄不负担任何责任。墨庄是由婺源詹氏所开，本家子弟前来务工，也照学徒惯例，三年毕业之后，按照个人能力不同支付相应的薪水。如果不听约束，游手好闲，一律开除出店。学徒白天必须勤快做事，晚上则应当操习书算（也就是练字和算术），不许随意外出游玩。凡是违反店规，如宿娼、赌博、斗殴，或者在楼上吸食洋烟，等等，都要罚去月福（所谓月福，是指墨店中人在每月敬神求福之后共同享用祭品的权利）。对于不守规矩的学徒，除了罚去月福外，严重的还要被革退。此外，墨业文书还涉及各色人等的职责、操守、辛俸及待遇，甚至对岁时节俗三餐的饮食酒醴，每日作息以及每年休假方面的规定，都有相当详尽的记载，生动地反映了墨业中人的社会生活。这些，也让我们对于传统手工业、商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
从墨业文书来看，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墨庄，都是家族性的企业。清代徽墨名乡——婺源虹关墨商家族文书中，有一份分家文书，其中提及湖北樊城的新、老店（在今襄阳一带），陕西店（在今陕西西安），河口店（在今湖北老河口市），汴梁店（在今河南开封）以及川内烟房（即四川的烟房），另外还提及与汉口、上海等地的生意。这份议单反映了家族商业的分工协作，他们将湖北、河南、陕西、甘肃等省的徽墨经销分成几个区域，由家族内的不同成员经销，各个分店之间，有比较严格的销售区域，不得越界经销，以免引发无序的竞争，自相残杀。
在虹关墨商家族文书中，还有一份“遗嘱”（也就是分家书），是由母亲詹阿余氏主持的三男一孙四股均分。这份分家书订立的时间是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其中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在分家时，墨店与烟房为公有财产，不列入分家的项目；墨店所存资本6000两，每年提供的家用银两是400两，参与分家的4家，每家100两；根据祖先传下来的规矩，墨店的经营是挑选能干诚实的人秉公管理；家族中人到店里务工，也与其他人一样，凭本事吃饭，没有才能以及游手好闲的亲戚，只能革退回家种田；每年盘点账目时，兄弟之间彼此监督，但不要相互猜忌。
从这些墨业文书来看，墨商的经营以家族的血缘为其基础，开设全国性的连锁店，有一整套管理家族企业的理念。特别是第一条，也就是“分家不分店”，这是传统商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经营理念。因为中国是诸子均分制度，举个例子来说，分家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有八个儿子，财产就要分成八份，一个中小地主死了，这么一分，到他儿子这一辈每个人可能就成了小地主、富农或者中农，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准往往就下降了不少。如果是店铺，资产这么一分，那商业的规模就会变得很小，在商海中的竞争力将会降低，甚至是难有作为。因此，在徽州，商人家庭在分家时，田产、房屋可以分割，但店铺是绝不能分的，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例如，清代著名的胡开文墨庄阄书中就明确规定“分家不分店”，具体的做法是——每个儿子的利益，都以股份的方式在店铺中得到体现，也就是将店铺的资产分成多股，在儿孙中挑选一个人经营，其他人则以股份的形式，每年参与分红。这样，能够保证商业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避免因分家而造成商业竞争力的丧失。此种经营理念，在当时应当比较普遍。
明清以来，由于有不少文人参与商业书的编纂，极大地提高了徽州商业书的质量。这些商业书，往往将儒家伦理与因果报应的观念融于一炉，将道德教化与职业规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此作为制约商人行为的指南。从商业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徽州经营文化的精髓所在，固然与强烈的契约意识和商业道德规范息息相关，但诸多行当之所以成为家传之秘、子孙世业，显然又得益于详尽的行商规则和制作工艺的订立。对于商人家庭或家族而言，这些商业文书作为重要的经商知识或经验世代相承，从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徽州商人，并在徽州形成了厚实的商业文化积淀，使得徽商在总体上作为一个区域人群历数百年而不衰。
三、徽州文书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
徽州文书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历史，对历史事件作出更切合实际的还原。
除了研究徽商的经营文化之外，徽州文书还是认识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重要史料。例如，哈佛大学孔飞力教授曾写过一本非常畅销的书，题目是《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这部书说的是清朝乾隆年间让全社会卷入的一桩割辫案，他以“叫魂”为中心，向我们展示了清朝统治者如何“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该书译本出版后，在中国大陆非常走俏，学界是好评如潮。平心而论，这当然是部相当精彩的著作。不过，数年前在皖南偶然收集到的一些与“叫魂”事件有关的徽州文书，促使我重新阅读《叫魂》一书。其中的一份文书中除了一些符咒之外，第一句话就是“查雍正十三年治割辫符方”，这说明早在雍正时代，就已出现过割辫这样的叫魂事件，而不是在乾隆时代才出现。孔飞力引用了硃批奏折中一首防范妖术的符咒：“石匠石和尚，你叫你自当，先叫和尚死，后叫石匠亡。早早归家去，自家顶桥梁。”便与上述的文书相近，只是字句略有不同。我以为，这份文书不仅是首度发现的一张“治割辫符方”的实物，而且它还表明，“叫魂案”产生的年代应当早在乾隆时代以前，结合康熙年间的徽州文书和日记便可看出，割辫引发的危机，早在清初的康熙年间就已出现，并在整个清代都时隐时现。由于事件起始的年代不同，对于历史背景的诸多分析就应重新加以考虑。由此可见，徽州文书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历史，对历史事件作出更切合实际的还原。
2002年，我意外发现徽商自传《我之小史》抄稿本两种。该书作者为晚清“末代秀才”詹鸣铎，出身于婺源木商世家，本人曾当过塾师，在县城开设过百货店，到过杭州、上海等地经商、游历，曾出入花街柳巷，进过新式学堂，并以乡绅的身份，参与晚清的地方自治，在家乡邻族间排忧解难，阅历颇为丰富。从体裁上看，这是一部章回体的自传小说，也是清末民国时期相当流行的“写实小说”，不过，由于当时的文人对于“写实小说”有一种误解，以为“写实”就是要写真实的事情，来不得半点的虚构。所以，这部书中所写的事情都是真实的，是詹鸣铎家世真实的自传。正因为这一点，该书成了目前所知徽州历史上唯一的一部由徽商撰写、自叙家世的小说，可作信史看待。全书内容近20万字，从晚清光绪九年（1883年）到1925年，逐年记录了一个徽商家庭的社会生活，极富价值。它的发现，不仅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的理解，而且，也可以修正以往对于民间社会的一些固定看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该书的发现、整理和利用，可以说是近年来民间文献发掘中最令人振奋的重要收获之一。这一例子说明，徽州文书不仅只有以往人们所熟知的狭义的契约文书，它的种类实际上还相当之多，内涵亦极为丰富。
另外，徽州文书不仅是研究南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史料，而且，还是研究近现代社会文化变迁的第一手资料。关于这一点，此处可以举两部日记为例。一部是《腾[誊]正日记》抄本，该书是一位汪姓女童在1937年前后书写的私塾作业。日记记录了“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发生在徽州的种种情事，如从苏州逃来的难民，国民党军队进驻徽州，日军飞机轰炸宣城和徽州，等等。其中的11月22日条这样写道：“今天，我看见苏地来的难民，到我徽州不少。我说，很可怜，难民夜里睡的稻草被，一天三餐，也没有一餐饭，难民也是没有法子，但是见他们这样难苦，不由我的眼泪，也就掉下来了。唉！……”在原本充溢着童趣的小本本里，陡然间增添了诸多的忧伤。难得的是，女童虽小，但透过她的记述，我们更可了解到这场战争对于徽州山区经济造成的破坏。从中可见，日本飞机对皖南的盘旋威胁以及野蛮轰炸，直接影响到徽州人的日常生活。当时，随着盐、典等传统商业的衰落，在皖南，依靠茶业为生的人日益增多。而日军的侵华，则使本已极度困难的民众生计雪上加霜。徽州女童的战时日记，正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这一严酷的历史事实。这些具体而微的个案，从普通民众的立场，反映了日军侵华对商业的破坏，真实地展现了中国人对于战争的恐惧。
另一部是1949年前后的《詹庆良本日记》，该书是2001年我在上海地摊上购得的私塾学生日记。日记作者詹庆良，生活于现在江西省婺源县古坦乡水岚村，这是徽、饶文化交错处一个极为偏僻的小山村。从日记稚嫩的笔触来看，这位十几岁的少年，深爱着山村的景色，对于读书的生活亦颇感自得。日记的文字不仅相当优美，而且，对于1949年前后徽州乡村社会的战争、灾荒以及民众日常生活和心理变化等，都有极其生动的刻画，较大地丰富了大历史变局下的生活细节。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是，当我第一次走访水岚村，在村口遇见的第一个人，竟然就是原本并没有想要找到的日记作者！昔日的英姿少年，如今已年近古稀的陇亩老农，时光的交错，令人感慨万千！2005年，我据此日记撰写、出版了《水岚村纪事：1949年》，对解放前后徽州文化的传承与流变，作了历时性的分析，藉以展现这片贫瘠而美丽的土地上的社会生活图景。在此前后，香港凤凰卫视、上海电视台、安徽电视台等都以此为线索，先后拍摄过电视片、纪录片，主人公的命运遭际，据说曾感动过不少人……这位普通的山村少年，不经意间站在了“历史和地理的边缘”，以其鲜活的个人生命印证了历史的脉动和人生世态，提供了传统“历史”编年之外的一份民间记录，亦引发了人们对于知识与个人命运的诸多思考。
上述的这些小说、日记等，都是徽州人撰写的资料，亦属于广义的徽州文书，也是我们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特别是社会文化史、生活史的第一手资料。从中可见，徽州文书绝不是冷冰冰的一堆故纸，历史学者可以透过看似枯燥、断续的文字，理解乡土中国的人事沧桑，认识传统时代的浮云变幻。
四、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的新视域
大批徽州文书的发现，为人们开启了明清以来中国史研究中的许多新课题，极大地推动了明清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经济史研究的深入。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在明清史研究领域出现了一场“史料革命”。对此，日本著名学者斯波义信教授认为：中国史，尤其是明清史史料学，1980年代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突然变得非常接近理想的状态。特别是在上世纪40年代以前只有少数人能接触到的地方性历史史料，目前已经公开。
得益于这场“史料革命”最多的恐怕是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此后，以这批新出史料为基础，有可能对既有的社会史议题，重新认识和做出大幅度的修正。关于这一点，日本学者中岛乐章在《徽州文书的研究及其展望》一文中指出：在这场所谓的史料革命中，徽州文书与中央档案（即大内档案）、地方档案（即州县衙门档案，如四川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等）并驾齐驱，尤其是明至清代前期，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能与徽州文书相提并论的重要史料。
大批徽州文书的发现，为人们开启了明清以来中国史研究中的许多新课题，使得以往无从下手的许多研究，一下子增添了不少内容翔实而生动的新史料。这批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极大地推动了明清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经济史研究的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