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有位山西朋友送我一张当代的《春牛图》，据说来自临汾一带。此一传统年画色彩鲜艳，煞是好看。此后，我断断续续翻阅过一些年画图录，发现此一图案颇为常见，似乎是北方各地相当流行的一种《春牛图》，其上有文字曰：“我是上方一春牛，差我下方遍地游，不食人间草合料，丹吃散灾小鬼头。”另外，其下还有“三人九饼，五谷丰登”的字样，据说反映的是立春时节吃春饼的习俗。
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根据通常的说法，“立”为肇始之意，标志着冬去春来、万物萌动。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立春即昭示着新的轮回已然开启，大地从此复苏。到了立春这天，官府和民间一向就有打春牛、吃春饼、祭祖拜神和祈年迎春等活动。
近读清末徽州知府《王振声日记》，其中有几段详细记录了二十世纪初黄山白岳间的迎春习俗，颇为生动、细致。例如，王氏在光绪三十二年（一九0六）就写道：
正月初八日……歙县送来金花一对，初十日迎春用。
初九日……歙县送来八抬亮轿一乘，迎春用。
初十日……巳刻，朝服，坐亮轿出东门，三里许至关帝
庙内少座。舞狮、祭芒神，礼毕，各官前导，舁牛、芒神进城，绕行南北街，至署仪门外安芒神位，一揖各退。
徽俗，向系立春前一日迎春，今年因十一日忌辰，故初十日迎春，俟十二立春时打春。
十一日……午初刻同步出，至仪门芒神前行礼后，执鞭绕春牛三匝打春。礼毕进署，各官禀贺，书役叩贺。
十二日……遣号房持帖到分府、参府贺春喜。晚备便果席，请幕友吃春酒。
在传统观念中，春天系岁序之首，农业乃国家之根本，立春时节五谷滋生，故迎春必用到牛，以重农事。此类的迎春仪式由来已久，一般都会上溯到《吕氏春秋》中的“出土牛以送寒气”之记载，此后历代相沿不替。及至清代，嘉道时人顾禄在其所编《清嘉录》中指出：“立春日，太守集府堂，鞭牛碎之，谓之打春。”打春在有的地方也叫“闹春牛”，是将土牛鞭笞成碎片，然后众人分抢而去。当日参加迎春仪式的一把手，多是坐着十六人抬的“亮轿”（亦称“显轿”），盛设仪仗，甚至随列万民伞、德政牌等全副执事，一路上威风凛凛，向辖境子民尽情展现父母官之赫赫官威……
迎春仪式虽由官府主导，但立春前后的民俗活动却并不仅限于官方。迎春之日，各地民众往往倾城出观，民间传说“看牛则一岁利市”。根据《清嘉录》《吴郡岁华纪丽》等的描述，在苏州的迎春仪式上，男男女女争着用手去摸春牛，据说如此便可沾上新年的福分，俗有“摸摸春牛脚，赚钱赚得着”之谚。一九二三年，有位叫汪安澜的人在《少年》杂志上讲述，休宁有“立春开大门”的风俗：
……每年到了立春节那天，凡为一家主妇的，清早便起床，梳洗既毕，恭恭敬敬地去开大门，一壁开，一壁嘴里念道：立春开大门，家婆事事成：日日进财宝，年年添人丁;老来多福寿;四季万年青。
一九三一年，温州乡绅张在其日记中寫道：“本日夜早一句钟丑刻交立春节，予及内人、诸媳、女等披衣出外，调排香烛接春，并以柏叶煨春豆茶，敬家堂神与祖先，然后饮春茶，鸣鞭爆，事毕，始再就枕一窹[寐？]。束樟叶于中庭、房户各地烧之，俗名曰煨春。以赤小豆炖熟，入糖调而饮之，曰春茶。”立春日，温州人将红豆、红枣、桂花、白糖合煮为春茶，家人分食，谓之“煨春”。据说吃了春茶，可以明目益智，大吉大利。
各地“接春”的做法各不相同。多年前，劳格文教授与我合作主编的《徽州传统社会丛书》中，有不少都提及民间的立春习俗。例如，根据毕新丁等人的讲述，在今江西婺源县（明清时代属于徽州府）汪口一带，接春时，各家要在花盆里栽一棵没有虫眼的白菜，这棵白菜以红纸打箍，菜后插一枝天竺叶，上吊几条用金纸剪出的“钱”字，做成“摇钱树”的样子，并将写有“迎春接福”四字的纸条插于盆中，放置门外。接春时，在门口焚香，燃放爆竹。届时，先将花盆接到家中，摆在上门头，尔后再放在天井之中。家中则要点一吊灯，称“满堂红”，其上贴一灯谜：“水漫金山一趟平，青蛇绕着白蛇藤，终日许仙来敬我，断桥相会见分明。”
据说，“立春”不是每年都有，民间视没有立春的年份为不吉利，俗有“无春年”之称。但也有一年出现“两头春”的，亦即年头与年末各有一次立春。王振声在徽州担任知府的光绪三十二年为闰年，故于岁暮复遇立春。对此，日记记载：
（腊月）二十二日（一九0七年二月四日）辰刻赴东郊迎春……
二十三日……卯正起，补褂，赴仪门外芒神前行香，一跪三叩，击鼓三声，执春鞭，率属官绕春牛三周。……晚，约幕友饮春酒，食春饼，散后祀灶。
此种一年两立春，通常被认为是比较吉利的年份，民间俗有“一年难逢两头春，百年难逢岁交春”的说法。从日记来看，每逢迎春，当晚或翌晚，知府都要与衙中幕友浅斟低酌—这是官府的情形。至于在民间，不少宗族都根据程朱理学对礼仪的设计，于立春日遵依家礼祭祖。例如，嘉庆十年（一八0五）刊刻的歙县《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中，有颇为细密的“值年规例”，涉及岁时伏腊宗族内部的祭祀惯例，其中的“立春”条记载：“管年之家陈设香案及香烛、纸箔、火爆等物，届时传知支下诣祠接春。倘遇年内立春，亦系次年轮管者承办。”这里也明确提到“两头春”的情况，规定在第二次迎春时，由翌年轮值者来承办。
十多年前，我在徽州收集到一张《御制钦定芒神春牛图像》，原件呈橘红色，这是相当罕见的文献珍品。该印刷品的内容为光绪二十七年（一九0一）“江南徽州府歙县阴阳学训术朱为迎春事”。关于“阴阳学”，元代以后在诸路及各府、州设置，主要教授五德终始、占候占星、遁甲六壬、相宅选日之类。及至明清，地方续设阴阳学官，府称正术，州曰典术，而县一级的阴阳学官则称为训术。有的地方的阴阳学官，还负责管理境内的游方医卜星相、募缘僧道以及沿街卖艺之人。而由《御制钦定芒神春牛图像》可见，在清末，迎春一事，应归各县的阴阳训术负责统筹，并安排鸠资印送“春牛图”。标题中之所以称为“御制”，一是体现皇帝劝谕百姓重农之意，二是根据《大清会典》等的记载，每年六月由钦天监按照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原理，推算出来岁的春牛式样、芒神形色，绘图于固定时间下发，此后各地州县据此塑造春牛、绘制芒神形象。
吾乡前辈郑丽生著有《福州风土诗》，吟咏一年十二个月闽中的风土民情，其中有“样历官历”条：“颁朔授时一卷开，伫看甲子又循回，残年弹指将归去，更著市声特地催。”这是说“急景凋年，市贩叫卖时宪书，主呼‘样历官历’，俗谐其声云‘一日半日’”。类似于此的“样历官历”，其中应当也有“春牛图”。之所以称为“官历”，是因为颁发“春牛图”是官府的特权。清代《刑案汇览三编》中就提及—道光三年（一八二三）贵州曾发生过一桩“私刊《春牛图》于未颁朔前售卖”的案子，该案说的是有位叫梁六的小贩，自己“仿依万年甲子书所推抄录刊刻”，虽然其内容并非捏造，但因赶在官府颁发时宪书之前兜售，故被重杖八十。
盛清时代祖籍徽州的吴锡麒编有《武林新年杂咏》，其中辑录了诸多名流咏颂杭州过年风俗的诗作。书中有《春牛图》小引，曰：“阴阳家印图，年前分送。上载时日支干，下绘春牛，中书太岁姓名，旁载地母经、流郎诗。”“春牛图”上的芒神，有的地方认为就是太岁。民间传说，每年有一个太岁菩萨值年，迭年一换，故而立春前数日，要将当年太岁之像精心修饰，令其焕然一新。立春举行迎春，就相当于是新、旧两太岁办理交接的仪式。歙县《御制钦定芒神春牛图像》就是一张“春牛图”，图的中央有“出行迎喜之图”，其上则有双髻牧童扮饰芒神、手持柳枝鞭牛而走的形象。除了图画之外，该张印刷品上还有其他的不少文字。如提及“春牛头白色，身黄色，角、耳、尾黑色，肚黄色，胫黄色，蹄青色……”等，可见春牛全身五色咸备。相传黄色多主年岁丰收，白色多主水患，青色多主风灾，红色多主火灾，黑色多主疫疠，等等。“春牛图”上备列“本省节气时刻”，并注有“辛丑元旦选取寅时黄道，宜向西南方出行，恭迎喜神大吉”字样，还注明“春祈二月初二戊戌，秋报七月十五日戊申”。另外，还详细罗列了一年十二个月的节气。据此，一般民众得以明了当年雨旸应对、消灾解厄的大致趋势。据此可知，类似于此的“春牛图”，实际上就相当于后世的年历，往往被张贴于室内墙上。
关于“春牛图”，此前已有不少文章涉及，毋庸笔者琐琐细述，此处仅举民国报刊上的一段回忆，以见当年民众的认识。一九四二年，有位叫唐庆和的人，以其亲身经历谈及儿时所见的“春牛图”：
小时在家里，一到新年，便会听到母亲在焦急之后，所发出来的呼声：“怎么送‘春牛图’的到今天还不来呢？”后来“春牛图”终于送来了，送的是一个乞丐头目。……他一手拿一厚叠的“春牛图”，一手擒着一只木制的春牛。他进来时并不用开口，只要将那只木制的春牛的模型向桌上一放，人家便会知道他的来意的。一张春牛图的代价是一升白米，或是十来条年糕。
“春牛图”是一张六寸宽、十寸长的杨连纸印的，图少字多，与其说是一张图，倒不如说是一张表来得恰当。它的标题，若不是“一本万利”，则必是“五谷丰登”，二旁分印着子、丑、寅、卯……十二个地支，字的下面嵌印着各字所属的动物，如子字下面就是一只老鼠，丑字下面就是一只牛。上半截印著十二个月份，并分别注明某月是月大，某月是月小，并旁的如节气等项目。下半截例是一只春牛和一个牧牛的童子了。这一点也就是春牛图这个名称的由来了。“春牛图”不是别的，是一本国子监钦定皇历的缩影、摘要。
这篇随笔发表于四十年代初的《东南日报》上，文中的“国子监”显然应系“钦天监”之误。唐庆和说，送“春牛图”是个美差，系丐帮头目的专利。的确，在不少地方，送“春牛图”一事，皆为一些特殊人群所垄断。例如，在清代的江西，每逢冬季，就有高安人分往各地农村，挨户散给“春牛图”。民间传说，此种“春牛图”只有高安姓杨的人才能印刷并分发，这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杨得胜，在朱元璋打天下时，曾利用“春牛图”作为宣传品，立下了汗马功劳，故而后来只许他的子孙专利其事。另外，在不少地方，送“春牛图”的乞丐穿戴红袍、官帽，扮作春官模样，挨家分发，俗称“送春”。而接受者通常都会依照惯例，给予相应报酬。此种习俗，据说迄今在一些偏远农村仍有所见。
唐庆和接着谈及民众对“春牛图”的解读，其情节颇为生动：
母亲拿到“春牛图”，最先看的便是那个牧牛童子的位置了。若童子是骑在牛背上的，那么便是安适的意思，今年农夫们可以少流汗而多得收获了。如牧童是立在牛前，而用手牵着牛绳，那也还好。最不好的要算是牧童跟在牛的后面，用鞭子抽着牛背，以驱它向前走了。这是表示吃力不讨好，及辛苦的一种意思……
由此可见，一般民众其实弄不清楚“地母经”“流郎诗”，以及各类玄乎的星占术语，他们主要是通过“春牛图”上的图案，来判定一年的涝旱丰歉，其间充满了对“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期盼。除了芒神与牛的相对位置之外，有的地方还根据牧童（芒神）穿鞋与否，预测来年雨水之丰歉：倘若图上的牧童仅穿一只鞋，就表示来年雨水适中;如穿两只鞋，则表示次年降水会较少;而如果是光着脚丫、裤腿上挽，则预示着翌年之雨水将会很多。
此类的“春牛图”，在全国各地有着不同的样式，其内容亦有诸多变化，如有的还增加了其他内容，有“采茶春牛图”“罗汉春牛图”等名目，这些，在此前编印的各类年画图录中多有展示，无需细赘。二0一九年，我在荷兰莱顿大学亚洲图书馆乱翻书，看到多张清末在新加坡印制的“春牛图”，颇为特别。
这是光绪十年（一八八四）新加坡叨报馆发行的“华英春牛图”，顾名思义，月份是中英文对照。其上半部三幅画之中间也是一帧“春牛图”。不过，站在牛背后的不是幼童，而是一位成年男子。翌年的另一张“春牛图”上印有广告：“本馆住在源顺街，刊刻‘华英春牛图’，迄今有年，专心参对无差，光顾者请祈细认。”然而，其上的春牛图案却有了极大的变化，站在牛身边的不仅是个老人模样，而且连手上的柳枝也省了。虽然此类“春牛图”之预设读者对象应当也是旅外华人，但在这里，传统却也在一点一点地发生着变化。
在中国本土，民国以后出现的通书上，传统的“春牛图”通常被置于首页。不过，关于“春牛图”之存废，一直存在着争议。一九三0年的《中央周报》上有一消息，标题是《国历图替代“春牛图”》：
我国民间，在昔悉以春牛图为通用历表。福建同安县党务指导委员会，以现在既经颁用新历，该项历表，实在有改造之必要，特呈请该省指委会转呈中央，请通令全国刷印国历图，替代春牛图，以示彻底革新之意。中央以事属可行，当交国府令行政院转饬内政部、教育部，将该项图表早日制定、颁发，以便民间购用。国府准函后，已令行政院遵照办理云。
然而，上述提案似乎并未实际落实。相反，民国时期在有的地方，仍在恢复传统的迎春典礼。譬如，一九三九年《江苏省公报》上曾刊登政府训令，省长陈则民明确“通令各县修复迎春典礼”。该《江苏省政府训令》之后还附列有《迎春典礼》：
先立春日，各县于东郊造芒神、春牛（芒神、春牛式另有图说），届立春日，设案于芒神、春牛前，陈香烛、果酒之属，案前布拜席（知事一席，余视人数），通赞一人，执事者若干人，于席左右立。县知事率在城文官服礼服，毕诣东郊。立春时至，通赞赞行礼，知事一人在前，余以序列行，就拜位，赞四拜礼。执事者举壶爵，跪于知事之左，知事受爵酌酒、酹酒三（即三进酒、三献爵），授爵于执事者，复行四拜礼，众随行体兴，乃舁芒神、春牛，鼓乐前导，各官后从，迎入城，置于公所（县署大堂），各官执采杖环立，乐工击鼓，击春牛三，乃各退。
此一仪式显然与前清时代大同小异，只是此时县令已改为县知事，亦不用八抬亮轿而已。其时芒神、春牛之图式，应与帝制时代的完全相同。一九三九年为己卯年，故该份训令之后附有彩色的“己卯芒神春牛图”，并列有《迎春芒神春牛图说》，其中注明：“芒神身长三尺六寸五分，鞭长二尺四寸，像少壮，衣色红带色黄，髻耳前，罨耳全戴，……芒神立牛右，芒神立牛前，芒神执策当牛肩。”这些，都应当为仿照古式而恢复。
另外，因“春牛图”最为贴近农民的日常生活，故而以广大农民为其革命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在长年的革命斗争宣传中，也积极利用此类的传统民俗。早在一九四八年，《新华日报》上就刊登有一幅版画，其下附有一首《春牛图》诗：
新年大喜，对我生财，迎壁墙上，红对放光彩。
花花绿绿，牛槽贴牛影，一块红福字，喜在人心。
牵来黄牛，一路好走手，牛角乌金亮，牛毛苍黄。
手拿杨柳鞭，一路走，一路唱，唱的共产党！
唱了共產党，还有毛泽东，出好主张，平分了土地，消灭地主、土霸王！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牛为每年耕作之必备，也是农民的命脉所系，以此为切入点，勾画出稼穑岁登、含哺鼓腹之美好前景，则最易拨动下层民众的心弦……诗中的“手拿杨柳鞭”，显然是传统“春牛图”的通常样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春牛图”仍然得到明显的传承。直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在新式历书中，“春牛图”仍赫然在目，虽然在形式上已稍有变化，但从中仍可看到传统的巨大惯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