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9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它牵涉到微观社会结构、乡村秩序机制、村庄生活伦理、农民价值世界等诸多重要方面，变迁的深度和烈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目前，学界对这场变迁的认识还不够深刻，本书试图在这方面有所深化和推进。
在一个巨变的时代，社会边缘群体往往最先感受到社会变迁，最先适应社会变迁。倘若边缘群体能够与敏感而富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实现结盟，甚至还能进一步推动社会变迁。正因此，边缘群体值得社会科学研究者高度关注。本书试图通过考察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群体，来深化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认识。
乡村混混及与之相关的乡村治理实践和农民伦理实践表明，当前两湖平原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发生了改变，本书称之为“农村社会灰色化”。同时，由于乡村混混对乡村治理的干扰和介入，“乡村治理内卷化”趋势也有所凸显。
本书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步骤地展开对问题的讨论。
其一，从“混混视角”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混混的生长与发展历程，分析了其组织结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乡村混混的发展经历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以后两个时期。1980年代，农民从人民公社体制中解放出来，青春期的“无聊”年轻人走到一起，组成了独特的乡村江湖。乡村江湖中洋溢着畸形的英雄主义，争勇斗狠、爱慕虚名是其最主要的特征。当乡村江湖危及村庄基本秩序时，国家便开始“严打”，乡村江湖因此衰落了一段时间。到1990年代，乡村混混重组了乡村江湖。此时的乡村江湖不再爱慕虚名，转而追逐实利，而国家转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乡村江湖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乡村混混抓住了时代机遇，通过关系网络形成了稳定的组织结构，乡村江湖实现了联盟格局和城乡一体化，其中有了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机制。
其二，从“治安视角”探讨了基层政府的应对及其困境。1980年代，乡村治安延续了集体化时代的群众路线，直接呼应群众的要求，依靠群众来维护治安，并通过接近群众来维护群众的安全感。那时，乡村治安遵循了熟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利用了熟人社会的“本土资源”，年轻人并不敢在村庄内过于放肆，因为熟人社会能对他们及其家庭构成约束。1990年代以后，面对乡村江湖联盟格局，乡村治安显得力不从心，因为在江湖联盟格局中，上层混混可以有效规避国家的打击，下层混混因有充足来源而打击不尽。此时乡村治安的群众路线主要指接近群众，“呼应群众要求”和“依靠群众维护治安”则受到了程序法治主义的限制。群众路线变迁的同时，治安联防、线人等“专门工作”有所进展，基层国家权力的运作则发生了显著变迁。与群众路线相伴的“身体治理”和“德行治理”方式逐渐衰落，而与专门工作相伴的技术治理方式却未能有效替代，乡村治安因此陷入了困境。
其三，从“村庄视角”探讨了乡村混混与村庄生活的互动。当关系组织化的乡村混混出现在村庄中，就成了“超级权势”，从根本上改变了村庄生态，村民显得实在太渺小，村干部和村集体的软弱则是普遍现象，甚至有时国家政权力量也软弱无力。乡村混混有时是村庄秩序的主导者，甚至一些场合下成为村级治理和村庄生活中暗着起实际作用的力量。他们成为“最有面子的人”，改变了熟人社会内部的人际关系，改变了熟人社会的基本人际关系原则。在这一背景下，“有才无德”的村干部、“好混混”都怪异地出现在村级治理舞台上。村庄生活和村级治理广泛存在受乡村混混支配的现象，日益呈现出暴力化景象。
为了分析了当前乡村社会性质的变迁，在讨论乡村混混之前，本书先建构了村庄熟人社会的理想类型。熟人社会不仅仅是“熟悉”，更是“亲密”，其基础是“人情”。人情有感情、关系、规范、机制四个层面的意义。在人情的作用下，熟人社会成了一张微观权力关系网，熟人社会因此被整合成了对内纷争较少、对外团结一致的亲密社群。儒家正是在此基础上，以礼制规范人情，对社会秩序进行建构。经历了礼俗化的过程，人情就成了礼俗的基本内涵。熟人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围绕着人情关系展开，行为准则是人情规范，这种人情取向的行动规律就是“乡土逻辑”。在乡村混混介入村庄生活以后，熟人社会的“熟悉”和“亲密”越来越少，人情取向的乡土逻辑发生了变异，村民的行为准则不再是人情，行为不再围绕着人情关系展开，他们不再顾及情面、讲究互让，而是为了利益动辄求助于乡村混混，倚仗于暴力。乡土逻辑变异使得村庄不再是“熟人社会”、“亲密社群”。尽管村民之间可能还互相熟识，但村庄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乡村社会的秩序机制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一种“去熟人社会化”，是“农村社会灰色化”。
此外，由于乡村混混的干扰和介入，取消农业税后，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下，一些地方的乡村治理却陷入了内卷化状态。因基层政府依赖乡村混混进行乡村治理，从而不得不对他们保持“战略性容忍”，乡村混混因此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汲取资源。国家资源下乡的好处，很大部分被乡村混混非法占有，农民由此生发不公平感，对基层政府的认同不断降低。这样，资源下乡反而降低了基层政府的合法性，这就是乡村治理内卷化。
本书的资料来源，既有作者为本书研究而专门调研收集的访谈材料和档案材料，也有非专门调研收集的访谈材料，还有诸位师友的相关实地调研报告。这些材料的来源地主要是两湖平原（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的合称）农村。从调研经验来看，两湖平原农村有着基本一致的社会结构和区域文化氛围，对同一政策、法律、制度有着类似的实践过程和机制，对外来压力有着类似的反应。因此，本书借鉴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将同一区域不同村庄获得的材料综合起来。这是在撰写“村治模式”之外，从个案村庄到区域及区域比较研究的另一方法尝试，它也许是适合农村专题问题研究的一种方法。
本书可以看作是本人一个时期的代表性著作。自2005年进入乡村研究领域以来，作者坚持走经验研究的路线，坚持“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关注了乡村司法、农地制度、农民自杀、村庄性质等多方面的问题，到博士论文题目选定后，开始专注于乡村混混问题，并最终完成了作为本书初稿的博士论文。作者关注乡村混混问题，意不在乡村混混群体本身，而是试图通过乡村混混来透视乡村社会和基层政治。因此，相关研究仍有巨大的深入拓展空间。我期待再有几年的努力，能写出令人更加满意的著作来。
回望过去、展望未来，我觉得自己所走的经验研究路线，是一条深入展开乡村研究的有效路线。本人所在的学术群体目前正在这条路线上前行。我们期待通过不断的努力，来深化对中国乡村的理解，并扩展到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的理解。我们期待通过这些经验研究，最终可以提出具有解释力的社会科学理论，并形成较为体系化的概念体系，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国，并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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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在博士论文定稿之时，我要开出长长的致谢名单。首先要感谢导师贺雪峰教授。从选题、写作到定稿的每个环节，论文都得到了他的悉心指导。论文中的诸多细节问题是我们讨论的结果，很多观点直接来源于我们的讨论，一些观点甚至是他提出的，我不过是一个折服的执笔表达者。贺老师是一位对民族有着深厚感情，对国家前途命运有着深切关怀的学者。他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严于律己，也严于要求学生。因他的不懈努力和引导，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成为了一个团结活泼，有着高度民族国家责任感和社会科学使命感的亲密学术群体。贺老师希望以亲密学术群体为单位，从对中国农村的经验研究中，探索建设本土化的中国社会科学的道路。作为他的大弟子之一和研究中心的一员，我常感任重而不可辞，因此倍加努力。
董磊明教授长我8岁，我们亦师亦友，常常自由无挂碍地长谈。从他敏捷的学术思维里，我常能得到启发。罗兴佐教授宅心仁厚，有着丰富的调研经验、高超的访谈技巧，从他那里我学到许多为学之道和为人之道。三位老师都曾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在农村调研，言传身教如同木工手艺师父带徒弟一般，其中恩情非感谢二字所能轻松承担。吴毅教授也一直非常关心我的成长，给了我很多点拨，在一些具体学术问题上我们意见相左，但他总能委婉而又耐心地指教我。王习明教授谦逊刻苦，为我们树立了楷模，在学习和调研中给了我很多启发和帮助。“农民师叔”杨刚松，能够从研究者的需要和立场去琢磨问题，常常给我以非凡的教益，论文调查得到了他的鼎力帮助，写作也得到了他富有灵感的启发。李昌平先生有着丰富的乡镇工作经验，敏于观察时势，给了我很多鼓励和点拨，尤其是让我意识到从很多不起眼的问题可以切入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这个亲密的学术团体中，师兄弟们带给我许多学术的灵感和生活的快乐，尤其是在“硕博论坛”的唇枪舌战中。特别感谢他们当中的积极分子刘勤、鄢庆丰、申端锋、吕德文、李德瑞、杨华、郭亮、张世勇、田先红、欧阳静、龚春霞、宋丽娜、狄金华、赵晓峰、刘燕舞、袁松、王会等，与他们的频繁互动和交流是同志之道上的进取动力，尤其感谢师弟杨华，我们多次讨论论文写作，他还阅读了论文初稿，并提出了完善意见。感谢忙于工作的师兄弟刘岳、毛刚强、丁卫等，与他们的交流也让我受益不少。感谢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王启梁副教授，我们相隔千里却一见如故，在不能谋面的电话和信件里，我也常有许多收获。
感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的陈景良、范忠信、张继成、张德淼、刘焯、张正平等诸位老师，他们一如既往地在生活和学术道路上给我关照。与硕士时的同学相比，我非常幸运地留在导师们身边，能够时刻受教。陈景良老师将我引进学术之门，对我关爱有加，一直在学术和人生的道路上引领我前行。几个月来，博士论文一直是我和张继成老师散步时谈论的主要话题，他给了我许多非常具体的建议。感谢刘仁山院长、蔡明辉书记及其他诸位领导，他们为我创造了良好的教学和研究环境。
感谢安徽大学社会学系的李远行教授、湖南大学法学院的徐涤宇教授、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秦东兄，他们一直非常关注我的成长，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提醒，并为我联系了博士论文的具体调研点。感谢朱炳祥教授、江立华教授、齐海滨教授、易继明教授、雷洪教授、孙秋云教授、张廷国教授，他们在开题或答辩时给我提了很多有益建议。特别感谢邓正来教授，本研究在最后阶段受到了他执掌的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学术工作坊”项目资助。感谢丛书策划编辑付立鹏先生和责任编辑秦向阳先生、赵倩女士、田水连女士，他们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智慧和辛劳。
感谢曹锦清教授和朱苏力教授，我素来非常敬仰他们，论文外审能够得到他们的肯定和赞扬，我感到非常自豪并深受鼓舞。感谢国际著名学者黄宗智教授，他阅读了论文初稿，并提出了至为关键的修改建议，这为论文的完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感谢台湾大学的林端教授，他向我谈及了台湾“检束流氓”的经验教训，并提供了相关材料。感谢美利坚大学的助理教授吕杰博士，他为我复印了亟需的外文资料，我们多次一起调研讨论，本书第一章的写作直接受惠于此。感谢侯猛师兄，我们硕士都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理学专业，他高我四届，然而在校时我们并未谋面，仅仅因为有着“师兄”的名分，他就一直非常关照我，他宽厚的形象定义着我心目中的“师兄”。感谢挚友尤陈俊博士，我们一如既往地互相鼓励、暗自较劲。
感谢我的爱妻，她总是在我耳边唠叨，以致于我再也无法忍受没有她唠叨的孤单日子。她是我博士论文的第一个读者，给了我许多具体的写作建议，花了很多时间为我的文字润色。感谢我的父母、姐姐和弟弟，我不但因读书延长了青春期，逃避了诸多应尽的义务，还将进入城市生活的诸种压力转嫁给了他们。
也许此刻我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的乡村干部和农民朋友，尽管无法一一列举这些伟大的小人物的名字。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明知我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的情况下，仍然热情地与我谈得口干舌燥，其中很多人基于对党的信任而与我这样一个陌生人无话不谈，甚至将我们的交谈当作是党的事业，这种奉献精神常让我感动而自惭形秽。
陈柏峰
2008年4月26日于晓南湖畔
2010年5月31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