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普世价值”的基本内涵本来是比较清楚的，但学术界以往对于普世价值理论的讨论却不够充分。最近的争论已使学术界感到有进一步深入研究“普世价值”概念的必要性。本文拟从普世价值层次性的角度，着重探讨普世价值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而也在立论过程中直接、间接地回答当前这场争论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

本文认为，从方法论角度看，界定“普世价值”概念，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紧紧抓住“普世价值”概念的主流定义和核心内容；二是由此确认“普世价值”这个名词概念所指称的主要对象；三是从这种对象的实际出发，厘清基本事实，发现内在联系，澄清模糊认识，校正认识偏差，从而比较客观、全面、准确地确定“普世价值”概念的基本内涵。

基于这种方法，我们首先可以确知：所谓普世价值，就是指具有普惠性、普适性、普遍性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公平、正义、平等、博爱、和谐、幸福等等基本价值。这是“普世价值”一词的原意，也是其通行的主要涵义。我们应当首先把“普世价值”的内涵界定在这个范围内，而不是将其范围无限扩展，以至讨论吃饭、市场经济等等是不是普世价值之类的过当问题。

根据这一定义，普世价值问题实际是政治价值、政治哲学范畴的问题，而不是其他任何层次的政治理论问题。因此，普世价值赖以实现的途径和形式（特别是政治体制），无论它们具有怎样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也无论它们是否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它们都不属于普世价值范畴，也都不是普世价值层次的问题。我们应当明确这种层次划分，而不是以相对具体层次的制度、体制、道路等等是否具有普遍性来论证普世价值是否具有普世性。如果以此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那显然是一种逻辑错误。

基于这种方法，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分析看出：普世价值实际是一个价值体系，而且这个价值体系并不是简单平面的，而是多层次的。由于不同层次的普世价值之间存在着逻辑递进关系，所以除人性层次的普世价值外，其他各种层次的普世价值都是在历史中合乎逻辑地相继出现和逐步形成的。这就使普世价值体系不能不愈益展现为一个从应然的普世价值到实然的普世价值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高度复杂的价值体系，而不是一个可以简单描述的价值体系。由于除人性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以外，其他各种层次的普世价值都是在历史中逐步实现的，所以在其尚未充分获得普遍实现的历史阶段上，它们又会在直观上表现为诸种价值中的一种特殊价值，而这也就难免会引起关于这些价值究竟是不是普世价值的某些争论，甚至人性层次上的普世价值的真实性有时也会成为争论的对象。但是，人类文明和人类智慧的重大进步也正是在于，随着最终基于人性的普世价值的逐步实现，这些暂时以特殊价值面貌出现的基本价值，终于逐步地展现和证明了它们的内在普世性和现实普世性，因而，承认和肯定它们的普惠性、普适性和普遍性，也就终于成为了整个人类社会的主流认识和主流民意。

显然，面对普世价值体系的这种高度复杂性，普世价值的定义也应具有相应的复杂性。如果普世价值定义过于简单、抽象，未能将普世价值体系所固有的至关重要的层次性、逻辑性、历史性等等反映概括进去，那就仍然未能完整地实现概念对于对象的根本把握。特别是，我们已经看到，那些在基本概念中尚未获得根本把握和系统论证的方面，同时也正是至今仍然存在着较多的误解、歧义和争论的方面，因而它们也就理应是当前普世价值概念发展完善的主要方向。

所以，在前述普世价值基本定义的基础上，我们现在还需要着力研究各个层次的普世价值及其相互关系，研究各层次、各方面特定普世价值的普世性、普遍性、普惠性的统一性和特殊性，研究整个普世价值层次体系的天赋性、逻辑性和历史性，进而给出一个更加完整、准确、深入的普世价值新定义。

二、人性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

究竟什么是人性？马克思说得对：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性。[1]人的需要首先就是人的天赋需要，所以人的天赋需要就是人的天赋本性。人类天赋的终极需要，就是人的幸福需要。但个人幸福又只有在普遍幸福中才能充分实现，所以人的天赋终极需要更在于人对普遍幸福的深层需要。

人为了获得幸福不仅需要吃、穿、住，而且还需要享有自由。由于反对别人的自由就会使别人反过来限制自己的自由，所以只有实现了普遍自由才能充分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所以人的深层需要更在于对于普遍自由的需要。

人在天性上不仅需要普遍幸福和普遍自由，而且因此还内在地、合乎逻辑地需要具有普遍性、普惠性的人权、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平等、博爱、和谐等等基本价值，所以这些基本价值也都是人性层次的普世价值。

这里所说的逻辑不是一般的、普通的逻辑，而是人性本身固有的客观逻辑。正是因为在人性中存在着普世价值体系的客观逻辑，所以我们才能从对人性的深入认识中形成普世价值观。

但人性的层次上的普世价值本身还是潜在的、应然的普世价值，而不是已经实现的普世价值。人性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只有在其逐步转化为实然普世价值的历史过程中才能逐步地获得其感性的形式，因而也才能成为不仅是可以内省体验而且是可以客观证明的感性价值。所以，历史实际就是人性的实现、展现和证明，就是最好的人性教科书，而人类也正是在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中，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才得以逐步地认识到人类按照自己的天性应当追求的实际就是这些普世价值。

但在某种程度上，这里又有两个例外，这就是人对幸福和自由的追求不仅是应然的，而且自始就是现实的。幸福是人的终极价值追求，所以它不仅是每一个人的天赋需要，而且同时也是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追求的价值目标，而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自由是非常接近于终极价值的普世价值，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中都不能不有所展现的人类非常重要的本质特征，因而自由在其是人性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的同时，又是每一个人在其现实生活中都在某种程度上实际追求的价值目标。所以，马克思说：“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2]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出版后还曾谈到过“人生来就有的自由要求”，并指出了它在现实历史进程中的重大意义。[3]这表明，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看来，自由不仅是历史的产物，而且首先就是人性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不是否定了他们青年时期从人性角度对于自由的认识和肯定，而是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地提出和发展了关于自由的历史认识。而人性层次的自由要求，自然就是古往今来人类共同的价值要求。

进一步看，人在现实生活中对于幸福和自由的普遍追求，更是导致人类愈益全面地寻求实现人性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的逻辑起点、历史起点和永动机。不难想见，如果人性层次上的普世价值完全是潜在的、应然的普世价值的话，它就会成为永远静默的普世价值，因而也就会成为永远无法实现、也永远无法被人们所认识的普世价值。但人类的天赋构造并非如此笨拙。在人类天赋与人类现实之间实际是有天然通道的，而人对幸福和自由的天赋需要与实际需要的直接统一，就是打破人性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的普遍静默状态的天然突破口和天然通道。诚然，这种人对幸福和自由的现实追求还不等于人对普遍幸福和普遍自由的现实追求，但是，随着从人性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到实然普世价值的愈益广泛、深入的转变，人类就能愈益转向对于普遍幸福和普遍自由的现实追求。

当然，尽管有幸福和自由这两个天然通道，普世价值也仍然首先是人性的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而后才会成为其他各种层次的普世价值。幸福和自由的特殊性并不在于没有这种层次性，而是在于人对幸福和自由的天赋需要能够同时直接上升为人对幸福和自由的现实需要，而其他普世价值则没有这种不同层次之间的天然的同时性的统一性。它们都需要通过人性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到实然普世价值的逐步实现，即通过人性的逐步实现和展现才能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地建立起各种层次的普世价值之间的现实同一性。所以说，无论如何，人性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都是其他层次的普世价值的人性基础和最终来源，而其他层次的普世价值之所以是普世价值归根到底也正是因为它们都是人性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的某种实现环节或最终实现，因而也就都是整个普世价值体系的一部分。这就表明，普世价值本质上是人性化的基本价值，因此，肯定普世价值就是肯定人性，而否定普世价值则就是否定人性。普世价值之所以势不可挡，否定普世价值之所以根本行不通，这就是其中的根本原因。

进一步看，人类天性有善恶之分，人性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则是属于人类天赋善性范畴的人性。诚然，由于人性也包括人性恶，所以符合人性的价值并不都是善的价值，但因善是人性之中更重要、更根本、更具目的性、更为人们所追求的方面，所以属于人类善性范畴的普世价值，同时也正是人性之中更根本、更具普世性的基本价值。正因此，在众多语境之中，人们所使用的“人性”一词所指称的，实际就是人的善性，而在这个意义上，“人性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所表达的，实际也正是“人类天赋善性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

最后，人性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同时还是具有绝对普遍性的普世价值。这就是说，任何天性正常的人都天生地、内在地、根深蒂固地需要这些普世价值，而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对于人性发育不全或者人性严重缺失的人士（如严重的脑残患者）来说，其对普世价值的需要自然就要打折扣了。但人们所说的人性本来就是指正常人的人性，或者是指以正常人的人性为标准的人性。

三、社会发展阶段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

人的天性不仅在于人的天赋需要，而且还在于这种天赋需要赖以获得满足的人的天赋潜能。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类社会和动物界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顶多只能采集，而人类则能生产。”[4]广而言之，从人类潜能角度看，人的本质就在于人类所特有能动的实践性。人类潜能的发挥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而且更使人类社会具有了其所特有生产性、创造性和发展性，因而也就有了人类天性与人性实现之间的特殊关系。

人的需要（包括人对普世价值的需要）与人类天赋潜能的发挥密切相关。动物没有发展潜能，因而动物的需要本质上只是天赋的，它只能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而不可能有历史性的发展变化。人类具有发展潜能，人类天赋需要的满足也非常仰赖于人类发展潜能的发挥。人类发展潜能的发挥不仅使人的天赋需要逐步实现为人的现实需要，而且还使人的现实需要有条件获得满足；而在已获满足的现实需要的基础上，又会产生新的现实需要。所以，一般说来，人的需要不仅是天赋的，而且在其现实性上还是历史性的。特殊说来，人对普世价值的需要也不只是人的天赋需要，而且还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产生的人的现实需要。

进一步看，人的天赋需要是有层次性的，人的相对较高层次的现实需要通常也是因相对较低层次需要的满足和新的现实条件的具备而出现的，因而人的现实需要的出现通常也是遵循从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的顺序逐步向上递进的。

由此观察，由于人对普世价值的需要不是人的较低层次的需要，而是人的较高层次的需要，所以人对普世价值的现实需要也只能在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上才能普遍出现。在这时，由于各种需要的满足又是互为条件的，所以满足人对普世价值的现实需要的社会发展本身又成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随着实现普世价值的经济社会条件越来越充分，而且个人和社会发展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仰赖于普世价值的实现，所以普世价值的实现也就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需要和主要方向。由此，人对普世价值的普遍需要也就不再是主要限于人类天赋层次上的潜在需要，而是已经上升为了已经应当和必须使之普遍获得满足的现实需要了。

但在这种现实需要之中，作为需要对象的普世价值仍然是应然的，而不是实然的，这种应然的普世价值，就是社会发展阶段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这种应然普世价值的普世性首先就在于它是人性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的延伸、升华和体现，因而也就在于它与人性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之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人性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首先必须上升为社会发展阶段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而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上升为观念形态的普世价值，进而才能通过其所推动的普世价值实践，最终达到实现普世价值之目的。

进一步看，实现普世价值的社会发展阶段，实际就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进而也包括继续深入发展现代文明的历史阶段。诚然，在这种社会发展阶段到来之前，在传统社会的某些条件之下，作为人性的顽强表现，也出现了某些对于普世价值的现实需要，但这种现实需要是不完整的，而且也不是那个时代的历史主流。只有进到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文明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才能真正出现社会发展阶段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而且，一旦进入到了这种社会发展阶段，这种应然普世价值也必然会出现。这也是这种应然普世价值的普世性的又一种基本表现。

毋庸讳言，这种普世价值的普世性并不是绝对的普世性，而是相对的普世性。也就是说，它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这种条件首先就是必须进入相应社会发展阶段。由于进入这种社会发展阶段本身又是需要各种条件的，所以这些条件又是这种普世价值赖以出现的间接条件。但在这种相对普世性之中，也包含有绝对普世性。这种绝对普世性就在于：只要具备了这种历史条件，那就必然会出现相应的应然普世价值；这种历史条件越充分，即社会发展的程度越高，社会对于实现普世价值的现实需要就越充分、越强烈、越迫切；在这时，如果不能相应地实现普世价值，那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更不可能实现现代文明的深度发展。这种只要具备了必要条件就必然会出现应然普世价值的普遍规律，就是这种相对普世性中的绝对普世性。

自1840年起，中国社会也已愈益深入地进入到了这种社会发展阶段。中国现代化进程越广泛、越深入，社会发展对于实现普世价值的现实需要也就越充分、越强烈、越迫切。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承认普世价值的客观存在，中国社会发展对于实现普世价值的愈益广泛迫切的客观需要，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种基本的、主要的和应然性的客观现实。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内部要求实现普世价值的呼声越来越高，实际并不是所谓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结果，而是先进的中国人看到和回应这种社会发展内在需要的必然结果。面对这种历史大潮，只有坚持和落实普世价值观，才能真正站在历史前列，领导时代潮流。在这方面，中共七大提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就是一个经典范例。反之，如果否定普世价值，那就是否定中国继续深入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方向，因而也就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了历史的对立面。

四、观念层次上的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普世价值的客观性首先就在于普世价值需要的客观性。任何个人，无论他是否意识到，他都存在着对于普世价值的天赋需要，这就是人性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的客观性。任何社会，无论它的自我意识如何，只要它进入到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文明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它就产生了必须逐步实现普世价值的社会需要，这是社会发展阶段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的客观性。实现普世价值的客观需要是导致观念层次上的普世价值的客观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只有通过发展和传播观念层次上的普世价值，才能使这些客观需要上升成为愈益普遍的主观需要，因而也才能通过人们愈益普遍的自觉努力，使这些客观需要得到满足。所谓“观念层次上的普世价值”，则就是通常所说的普世价值观。将普世价值仅仅理解为普世价值观，无疑是一种认识误区。普世价值观并不是普世价值之全部，而是最终达到实然普世价值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基本环节和力量。

普世价值观是人类智慧高度发展的产物。它的内容是对于普世价值的理性认识和主观需要。由于对于普世价值的需要实质上是人和社会的高级需要，而对高级需要的认识和理解又是需要高级智慧才能实现的，所以，普世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有赖于系统的普世价值理论的提出与发展。由于从人性和历史的实际出发提出和论证普世价值观具有很大的理论难度，所以在某些普世价值理论中含有某些不切实际的历史假设和理论假设，也是完全可以理解和谅解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某些普世价值理论是否完善，而是在于它的主要内容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增进了人类对于普世价值的认识和理解，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论证了人和社会的这种高级需要，是否有效地发展了人类的自我意识。只要做到了这一点，那就是伟大的历史贡献，就是人类永恒的精神财富。

人类关于普世价值的思想观念渊远流长，而且人类各主要文明也都在这方面有所成就，但系统的普世价值观却只是在文艺复兴后的西方社会中诞生的。这是因为，当时的西方社会已经在整体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最早出现社会发展阶段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的基础上，通过积蓄和发挥人的智力潜能而逐步提出系统的普世价值观，其经济社会条件和思想文化条件也己逐步具备了。作为对于人性和社会发展阶段层次的应然普世价值的理性把握，提出系统的普世价值观实质上就是描绘当时迫切需要的未来社会的基本蓝图。作为使应然普世价值转变为实然普世价值的基本环节和理性力量，系统的普世价值观也正是为建设新社会和新生活所迫切需要的最基本的价值指南和理论指南。不仅如此，由于它们的形成、发展过程实质上又是从根本上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而形成关于新社会、新生活的基本理想和基本指南的发展过程，所以，以愈益深入系统的现代普世价值观扬弃传统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又已成为了当时最根本、最重要、最迫切的思想解放。这就使西方社会得以成为了人类比较系统的普世价值观的直接诞生地。

进一步看，虽然西方社会在直接提出比较系统的普世价值观方面做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贡献，但从整个人类文明史来看，它又是人类历史合力的产物。特别是，如果没有古代中东文明、阿拉伯文明、中国文明等等先后做出的基础性的重大贡献，那就既不可能有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不会使西方社会有机会和有条件从15世纪起开始走在了世界历史的前列的，因而西方社会也就不可能成为人类比较系统的普世价值观的诞生地。事实上，正象人类通过中国获得了四大发明一样，人类也通过西方社会获得了比较系统的普世价值观。当普世价值观的否定者把普世价值观贬为“西方价值观”的时候，他们大概也完全忽略了中国的四大发明和其他重要发明（如源于炼丹术的实验科学传统）在导致西方社会形成普世价值观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意义。系统的普世价值观不仅直接地来自于西方，而且还间接地来自于古代中国，更是来自于全人类。

再者，更为根本的是，一切世界历史性的贡献归根到底都是属于全人类的，而并不只是属于它的发源地。无论比较系统的普世价值观来自哪里，它的内容都是人类对于应然普世价值的自我意识和理性把握，并无所谓东西南北之分，因而也就理应为全人类所接受和所享有。普世价值观不等于西方价值观，因为西方价值观不仅包含普世价值观，而且还包含有西方社会的特殊价值观。普世价值观的思想因素也不是仅仅存在于西方价值观之中，而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其他文明的价值观之中。譬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如此。毋庸置疑，普世价值观的内容仍然需要丰富、发展和完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应特别注意汲取各种文明传统中的优秀思成果。普世价值观的论证方式也应加以改进，特别是以虚幻的假设作为论证基础的论证方式理应为从实际出发的论证方式所取代。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应以丰富和发展人类统一的普世价值观为前提，而不应以制造所谓“东方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两极对立为目标。无论是现有的普世价值观还是未来发展了的普世价值观，它们都是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因而我们也就理应全面接受，而不是仅限于部分的借鉴汲收，更不能对其全盘否定，尽管在实现普世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们也还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明确，普世价值观的普世性实际有四个方面：

1、普世价值观的内容具有普世性。只要它的内容是普世性的，它就是普世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只要有一个人有了这种价值追求，那就是已经具备了普世价值观。

2、普世价值观的适用范围具有普世性。这就是说，既然它所发现和肯定的普世价值本来就是人性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它就是为全人类所需要的——它所揭示的应然普世价值是全人类原则上都需要获得的普世价值，它也正是全人类都需要的用以达到这种自我意识的基本认识工具。既然它所发现和肯定的普世价值又是所有正在走向现代文明或者正在发展现代文明的国家和社会都需要逐步实现的应然普世价值，世界各国均已程度不同地进入到了这种社会发展阶段，而对于这种应然普世价值的普遍认识和深入理解又正是人们赖以实现这些普世价值的基本条件，那么，普世价值观现在也就不再只是适应西方社会发展需要的价值观，而是已经有其世界普适性和普惠性的普世价值观了，尽管这种普世性的广度和深度，至今仍有很大的发展余地。

3、普世价值观在人类认同范围方面必然具有普世性。既然实现普世价值是全人类的普遍需要和普遍利益之所在，那么形成对于普世价值观的普遍认同自然也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挽救了人类文明，避免了历史倒退，广泛传播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等基本价值，因而普世价值观已逐步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认同。这就是现阶段普世价值观已经在人类认同范围方面获得的普世性，尽管这种普世性仍有相当的扩展余地与必要。

4、普世价值观的落实范围也必然具有普世性。这种普世性不仅在于凡是具备了必要条件的地方都能通过人的积极努力而使普世价值观获得相应的落实，而且还表现在随着这种必要条件在二战后的人类世界中愈益具备，普世价值观的这种普世性也已获得了广泛实现。

最后，这里还应特别说明的是，“普遍”一词实际有两种内涵，一是指在某种范围内无所不在的共性，二是指在某种范围内“多数”和“主流”。从涵盖程度看，前一种普遍性是绝对普遍性，后一种普遍性则是相对普遍性。在上述多种层次和意义上的普世价值的普世性之中，实际是包含了这两种内涵的普遍性的。一般说来，凡属人性范畴的普世价值的普遍性都是绝对的普遍性，凡属历史范畴的普世价值的具有数量性的普遍性则都是相对的普遍性。

譬如，前述普世价值观在人类认同范围方面的普遍性就是这种意义上的相对普遍性。是否存在这种普世性的标准并不是普世价值观的普及是否达到了人人认同的程度，而是普世价值观是否成为了人类世界普遍公认的主流价值观。这种普遍通用的内涵和标准也是具有内在的合理性的。因为，这种相对普遍性是以人性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的绝对普遍性为基础的，也是人性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的绝对普遍性的实现和体现。换言之，正是因为每一个人在天性上都是需要这些普世价值的，所以普世价值观才能在现实生活中赢得人们愈益广泛的认同，因而也才能形成属于历史范畴的普世价值观在其量的规定性上的普遍性。但因从天赋层次的应然普世价值上升到普世价值观是需要许多主客观条件的，而这些条件又是不可能在所有人中均匀分布的，所以普世价值观的量的普世性又不可能是绝对的，而只能是相对的。

当然，尽管普世价值观的传播和接受不可能达到绝对普及的程度，我们也仍然有责任使之达到最大限度。因为，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普世价值观是高度人性化的基本价值观，因而理应为每一个人所享有。而从社会发展阶段的角度看，中国现在已经达到了必须使应然普世价值转变成为实然普世价值的社会发展阶段了；在这种历史阶段，解放思想的核心目标就是广泛深入地确立普世价值观；如果不普遍确立普世价值观，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所以，为了实现中国现代化之目的，我们也必须尽可能地传播和普及普世价值观。

五、已经获得实现的实然普世价值

究竟什么是实然普世价值？我们看到，随着具有普遍性、普惠性、普适性的自由等等成为社会现实，它们就成为了实际存在着的普世价值物。这些普世价值物具有能够在实际生活中被人们普遍享有的普遍幸福功能。对于人们来说，这种有价值的功能及其发挥就是其所享有的普世价值。那么，由这些普世价值物、它们的有价值的功能、这些功能的实际发挥、以及人们对它的实际享有所构成的已经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着的价值体系，就是所谓实然的普世价值。简言之，实然的普世价值就是已经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实现的普世价值。

实然普世价值的普世性首先就在于它的人性基础、社会基础和观念基础都是普世性的。它的基础的普世性规定了它的内在普世性，因为它在实质上就是这些居于基础地位的普世价值的要求、实现和体现。它的内在普世性又规定了它的外在普世性，因为，既然它是人性、社会、观念层次的普世价值的内在要求，它所代表的就是人类文明向上发展的基本方向，因而它也就会愈益广泛地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存在。所以，虽然在实然普世价值开始出现和初步发展的时候，它还是少数派，还没有成为浩浩荡荡的历史主流，更未成为无所不在的普遍存在，但它仍然是一种普世价值。它既拥有内在的普世性，又开辟了人类逐步构建实然普世价值新世界的发展道路，这就是它所固有的普世性之所在。

人类对于普世价值的全部需要和追求最终都是为了获得实然的普世价值，而且人类已在这个方向上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进步。诚然，时至今日，无论是在哪个社会中，普世价值的实现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仍有很大问题；而且在国际社会范围内中，这个问题就更为突出。但是，人类的整体生存状况已经大为改善，逐步实现普世价值已经成为了人类进步的主流，也是毋庸置疑的。这就表明，普世价值实际已在很大程度上从应然转变为了实然，而其尚未实现的方面也正是人类的努力方向。

从人性层次的应然普世价值到实然普世价值，这是一种完整的逻辑过程，也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过程。以普遍民主（真正完整的民主就是普遍民主）为例，当人在天性上合乎逻辑地需要普遍民主的时候，普遍民主还只是人性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当社会发展到需要实现普遍民主的时候，普遍民主就已是社会发展阶段层次上的应然普世价值了。当人们进一步地形成和发展了关于普遍民主的理论学说和政治主张的时候，普遍民主更是观念层次上的普世价值了。而当普遍民主获得实现的时候，普遍民主就是实然层次上的普世价值了。事实上，当我们谈到普遍民主是普世价值的时候，我们在比较完整的论述中总是能够从中解析出它的四种层次的基本内容，也总是能够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现这种人性和历史的逻辑。毋庸置疑，普遍民主是这样，其他各种普世价值也都是这样。

六、探求普世价值的完整定义

综上所述，普世价值是一个从应然到实然的、多层次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高度复杂的动态体系，因此，普世价值的普世性在各种不同的层次上、在各种不同层次的内部和各种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实际都是存在着某些重要区别的，但这些不同的普世性又都为构成整个普世价值体系的同一的人性逻辑和历史逻辑所统一，因而也都有普世价值的普世性。普世价值体系的这种高度复杂性和动态性表明，虽然我们能够给出很抽象的普世价值定义，但若仅有这样一个定义，而没有对于四种层次的普世价值及其相互关系的考察和论证，没有对于普世价值的各种普世性的分别界定，那就仍然不足以完整、准确、清晰地论证和把握普世价值的基本概念，也不足以克服由普世价值的非历史性和历史性、统一性和多样性所难免带来的各种认识误区。所以，我们不仅需要普世价的高度抽象的定义，而且更需要给普世价值下一个比较具体、完整的定义。基于本文的全部论述，这个定义应当就是：

所谓普世价值就是在人性层次、社会发展阶段层次、观念层次和实然层次上具有普惠性、普适性、普遍性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公平、正义、平等、博爱、和谐、幸福等基本价值及其相互关系所构成的稳固性与动态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绝对性与相对性、层次性与平面性、逻辑性与历史性相统一的高度复杂的人类基本价值体系，是人类在现代文明时代需要、能够和已经使之逐步实现的现代基本价值体系，也是人类永远需要使之不断获得完善的基本价值体系。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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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6、51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笫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36页。

来源：《战略与管理》（内部版）2010年第11/12期合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