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我国学术失范、不端乃至学术腐败的事件不断出现，其中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的越来越严重的“学术评价过度症”。学术规范建设方面的问题只是学术不端事件增多中很次要的原因。人们面对学术不端现象而“见惯不怪”，一方面意味着学术不端已经成为非常普遍、非常严重的现象；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人们面对学术不端现象已近乎无可奈何。导致学术不端的原因包括社会、管理界、学者自身等方面。治理学术不端也必须全社会、管理界、学者自身一同努力。

关键词：学术不端；“学术评价过度症”；学术规范；学术管理；学术生态

一

袁玉立：近年来，我国学术失范、不端乃至学术腐败的事件不断出现，请问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从目前来看，学术界的不正之风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余三定：近年来，我国学术失范、不端乃至学术腐败的事件不断出现，有着多方面的、深层的原因，这已有很多人进行了探讨，为避免重复，我这里只想指出其中特别重要而又较少有人注意到的一点，那就是近年来存在的越来越严重的“学术评价过度症”，其严重程度与早些年公路的“三乱”（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长期在高校工作，可谓深受其扰（害），感受极深。我们长年累月被各种评估、检查、评比、评价、评奖、申报、统计所支配、左右，搞得应接不暇，自主性、主动性越来越少，真正用于作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则越来越少。在高校，人们把一些擅长做汇报材料的男女教师戏称为 “材子”、“材女”，用以取代原来的“才子”、“才女”，博士毕业的“才子”、“才女”刚到高校工作的最初阶段，大都不得不完成由“才子”、“才女”向“材子”、“材女”的转变。现在的情况真正像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最近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所批评的那样，“校园鼓乐齐鸣”、“闹哄哄”的。因此，我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学术评价过度症”，我自认为是非常准确的。其具体表现可粗略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过分量化。在学术评价中，适当进行量化是有意义的，现在的问题是让量化走向了极端，给人的感觉是：学术评价就是量化，量化就是学术评价；学术水平就是数字，数字就是学术水平。又由于高校越来越行政化，高校负责人越来越追求所谓的“政绩”，于是在高校管理界的眼目中便是：学术统计数字就是政绩，政绩就是学术统计数字。这样，病态的“数字崇拜”、数字（学术）泡沫就自然地产生了。

二是时间周期上过分短暂。如刚发表的文章和刚出版的著作就进行评价，每个高校教师都有年度学术考核，各种“人才计划”都有年度检查，各种项目、基地、中心、工程都有年度评估，等等。这是学术评价上的急功近利所致，其作用是导致人们更加急功近利，形成恶性循环，致使学术界的学术风气越来越浮躁。有的高校教师通过关系（部分人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掌握到多个（甚至无数个）课题、项目，他们无法（也不可能）真正完成，于是便或造假应付，或充当“学术掮客”、 “学术批发商”，从中牟利（渔利）。

三是量化指标体系主观化、行政化。指标体系的设计首先不是着眼于尊重学术自身的特质和特点，而是首先考虑评价者操作的方便和领导掌握情况的方便，首先考虑追求政绩的需要。如过分求全，对一篇论文、一本著作的评价往往面面俱到；对一位学者的评价同样面面俱到，晋升高级技术职称，既有论文、著作的要求，又有立项课题、获奖成果的要求；在教授中评定级别也是这样。

四是已经造成了非常不良的负面效果。其最严重的后果是颠覆了学术研究的本来目的。学术研究的本来目的是发现本质，探索规律，追求真理，但在学术评价过度症的高压、逼迫之下，学术研究被异化成主要是为了迎合评价体系、追求评价指标、打造政绩的行政行为，评价不但成为了学术研究的指挥棒、导航灯，而且成为了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甚至成为一些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终极价值追求，学术研究的神圣性和学者献身学术的崇高性被完全消解。其直接效果是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学风浮躁、学术泡沫乃至学术腐败，造成的结果是，评价（评估）热热闹闹，各项指标、数据不断膨胀，真正的学术研究则是越来越受伤害。

二

袁玉立：你认为近些年不断增多学术不端事件，是否与我国学界不太重视学术规范建设之间有紧密的联系？新时期我国的学术规范建设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

余三定：我过去也认为学术不端事件增多，与我国学界长期不太重视学术规范建设有很大的关系，我曾经积极参加过这方面的讨论，发表过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个人观察的深入，我改变了看法，我现在认为这些年学术不端事件增多，不重视学术规范建设只是其很次要的原因。我的主要理由如下：其一，学术规范并非很复杂、很深奥的东西，只是很简单、很容易掌握的常识。而常识是在学术训练中自然能学到的东西，所以本来就不需要过分重视。其二，过去学术界也并非不重视（只是不 “过分重视”而已）学术规范建设，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往上推至整个近、现代学术发展史，其间的学术大师乃至学术界都是能遵守学术规范、很少学术不端行为发生的；改革开放以后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学术界也是能遵守学术规范、很少学术不端行为发生的。其三，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学术规范的建设，不但发表了许多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文章（同时出版了多本相关的著作），而且各学术管理部门下发了不少具有可操作性的文件。可以说学术规范意识一直在不断加强（已经有点“过分重视”了），可与此相随的是，学术不端事件不但未见稍减，反而是越来越多。

根据我的考察，我国新时期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此后至今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就整个学术界来说，并不太关注学术规范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少数先觉者率先倡导，这是中国学术界既摆脱了政治的高压且又发展、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后才带有必然性地出现的。第二阶段，从90年代中期到新旧世纪之交，不少学者在激烈地批评学术腐败行为的同时呼吁建立学术规范，以能让学术规范阻扼、控制学术腐败的发生和蔓延。第三阶段，从新世纪初至今，在继续批评学术腐败的同时，着重点逐渐转到了学术规范的具体“建设”上。如果说上述第二阶段的关键词是“批评”（批判），那么第三阶段的关键词则是“建设”。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学术规范由“知”到“行”的全面落实。只是这由“知”到“行”的全面落实可能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三

袁玉立：有调查显示，外界包括学界内部对学术不端大多抱一种“见惯不怪”的容忍态度，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及其影响？

余三定：社会现实的确是这样。我认为，这种现象是十分可怕的！这一方面意味着学术不端已经成为非常普遍、非常严重的现象，于是让人们“见惯”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学术不端“见惯不怪”已近乎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人们已经觉得对其无可奈何、无能为力了，于是便也“不怪”了、甚至不以为耻了。

“见惯不怪” 还有一种十分突出的表现是“集体学术不端”（或者叫做“有组织的学术不端”），在高校，为了本校的课题、项目、获奖、人才计划，甚至为了评到院士，集体造假、集体“攻关”（金钱开路）早已不是个别现象。“集体学术不端”就是集体造假，集体造假而没有丝毫的羞耻感、内疚感，反而觉得理直气壮、甚至还觉得很荣耀，真是可怕至极，让人痛心至极。这里被颠覆的不只是正常的学术价值观，同时也是正常的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和人生价值观。

四

袁玉立： 作为一名高校的教授兼管理工作者，你认为导致我国学术不端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余三定：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有如下几点：其一，社会风气影响。今天的学术界与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社会风气必然影响到学术界。今天不少官员以官谋学，如以官掌控学术资源、谋取学术权力、掠夺学术荣誉等等，大大影响、毒化了学术空气。其二，学术管理部门的“学术评价过度症” 和近乎完全“行政化”的学术管理机制，导致高校越来越像行政机关。其三，学者 自身学术操守乃至做人操守在社会环境影响和“学术评价过度症”的逼迫之下不断丢失。

五

袁玉立：在你看来，应该如何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治理力度？为此，教育管理部门、高校、学者各自应该做些什么？

余三定：教育行政部门要坚决治理学术评价过度症！我的基本观点是，在目前学术生态平衡遭学术评价过度症严重破坏的现实情况下，必须下重药、猛药。我郑重建议：必须淡化、弱化学术评价，甚至建议暂停学术评价（比如暂停5—10年），以改良学术风气，恢复学术的生态平衡 。在学术管理、学术评价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出台的政策越少越好，设的“法”越少越好，折腾的越少越好。

高校则要回归高校的本位、本色，即要把教学和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天职和永恒追求，要远离官本位，要抛弃单纯的“行政”管理方式，要抛弃学术管理中的单纯的数字追求和数字攀比，真正尊重学术、尊重学者、尊重学术规律，逐渐恢复高校校园里宁静、纯洁、神圣、学术至上的氛围。

学者要分流：“官”学者要认真当好“官”，即全力做好管理工作，不要以官谋学，对于管理者来说，管理就是自己的专业，管理就是自己的事业；真正的学者一定要为探索真理，追求真理而学术，一定要做有操守的学者，绝对不要把“学术”当成升官的敲门砖。

作者简介：余三定（1956-），男，湖南岳阳人，现为《云梦学刊》主编、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和当代学术史。

袁玉立（1954-），男，安徽合肥人，《学术界》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政治哲学。

（载《学术界》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