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发生整整八十五年了。这是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启蒙和救国的群众运动，他们热烈地倡导新文化新道德、反对旧文化旧道德，振臂高呼“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向落后腐朽的旧制度宣战。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向欺压自己的列强和无能腐败的当权者奋起抗争。
八十五年来，围绕五四运动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守旧派抨击它数典忘祖，毁灭传统文化，使中国不再像中国；极左派则利用其激进的口号，鼓吹平均主义的小农式乌托邦；狭隘民族主义者把五四的爱国主义解释成盲目排外，特别是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切；还有一些人则把中国随后多年的一些斯大林主义的政经体制归咎于五四运动后期思想之迅速向左转。
然而，五四运动的精髓却是民主主义、科学理性和崇尚自由的精神，虽然其表现形式也许具有某些偏颇，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抹杀其主导倾向的进步意义和前瞻性。本文即着重论述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三个方面的意义。
一
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在五四前夕撰文指出，《新青年》杂志一向抨击旧文化、提倡西方文化即新文化的精神实质是民主与科学。“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先进的中国人克服狭隘的盲目的民族自大心理，勇敢地睁开眼来正视现实，向先进的文化看齐，向民主与科学看齐。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批驳了诸如说西方是物质文明，是较低级的文明，东方是精神文明，是较高级的文明等等论调。正如鲁迅所说，这种论调看来是一种“爱国的自大”，其实是对改革的“消极的反抗”。应该睁眼看世界，学习先进的外来文化，以弥补自身传统之不足。
民主是新文化运动的进步人士所向往和为之奋斗的政治原则和制度。他们深感传统中国专制主义为害之烈，因而主张用民主来打破封建专制的恶性循环。晚清中国在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坚船利炮之下显得不堪一击，维新派竭力鼓动朝廷效法日本实行维新变革。但戊戌百日维新被以慈禧为首的清朝腐朽反动的后党残酷地镇压下去，也似乎彻底挫伤了上层社会革新派精英的锐气，面对更年轻和贴近市民社会的孙中山等革命派，他们转向保守。辛亥革命打破了旧的封建专制权威，却没有在短时期内形成民主政权的新秩序和权威，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混乱和道德沉沦。这也给那些保守派以新的口实。他们力图恢复旧秩序，依靠皇权来进行君主立宪式的开明专制。相比之下，新文化知识分子没有被社会的乱像所吓倒，而是积极进取，大胆前行。他们请来德先生，认为民主才是解决中国政治体制痼疾的法宝之一；并向中国两千年官方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冲击。20世纪初广大知识分子为了拯救垂危的民族而发出的惊天动地的呐喊久久地回响，至今仍然令我们惊叹不已。
直到今天，这项建立民主政治的任务仍然还有待国人的努力。我们已经认识到，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外，还需要政治文明作为其保证，而其核心内容即是民主政治。就本来意义而言，民主是指多数人的统治，或叫人民的统治，即最终的政治决定权不依赖于个别人或少数人，而是特定人群或人民全体的多数。在古代希腊的共和国，民主是贵族与自由民中多数议决的体制。就形式而言，民主分为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前者是指多数直接参与政治决定的制度，后者则是公民通过自己的代表进行决策的制度。由此而看一些特定的描述。“自由民主”在西方政治词汇中指的是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它赋予个人权利以特别的宪法保护，以防止以多数人的名义进行的侵犯；“社会民主”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它在通常意义上的自由权利之外，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集体行动以创造社会和经济平等。
民主并不是空洞的口号，而具有一些经验可检验的特征。尤其是在２０世纪世界的政治发展之后，人们通常认为民主至少具有三大经验特征：一、定期举行公共权力机构首脑的选举，其结果可实质性（而不是表面上）改变政策及其制订者；二、采用普选方式，即公民一人一票进行的直接选举；三、保障对选举过程具有实质意义的公民自由权利。这三者缺一不可。先说第一点，统治者是否遵循人民的意志，不在于其口头上的宣示，而在于在制度上是否允许人民通过真正的定期的选举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且，真正的选举必须是有竞争者的选举，是不同观点间的竞争，因而使得选举的结果能够改变政策及其制订者。再谈第二点，一个国家如果出于道德或其他的理由而否定了相当数量的公民参与选举的权利，比如不允许少数民族和妇女参与选举，则算不上政治民主制度。最后说第三点，这是民主制度区别于简单的多数统治制度之点。因为后者只是在一切政治问题上由多数人的选票、或由得到多数选票支持的官员来决定。但少数人的权利有可能在这种滥用的多数选票中遭受侵犯。因而宪政主义的历史发展提出了保护少数人权利的问题，在诸如基本人权的问题上，宪法和法律必须防止一个社会以多数人的名义随意干涉和侵害，也就是说，在像个人信仰、言论自由和选择生活方式等方面，真正的民主制度设定了不予多数决定的界限，以防止苏格拉底之死这样的悲剧重演。这些有关民主的经验内容和原则正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政治文明成果而逐步推广，今天的中国显然也不例外，需要做出认真的努力，以实现这些目标。
因此，今天的政治文明中民主诉求的内容，尽管已经超出了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健将们所预期和向往的民主政治的景观，但其精神实质却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以民众参与的众人之治代替少数人垄断政治权力的僵化统治。今天，凡是朝向民主政治的积极努力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而民主与法治的改善也离不开民众的参与。对民主的追求不应停留在简单口号上，而是实实在在地让人民当家作主，从制度上保证公共权力不落入少数特权人物之手。
二
坚持科学理性精神，是五四精神遗产的又一重要内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怀着社会功利主义的目的，急于救治中国的贫病软弱的可怜状况，因而坚决地诉诸科学技术和科学精神，要求把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理论、技巧和方法迅速地移植中国政治界、知识界和一切文化领域，普及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用科学理性来改变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思考习惯。
与此相对照，我们需要反思过去几十年里在发扬科学理性方面的缺失。虽然在发展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投入了相当的人力和物力，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大地忽视了社会科学的发展，甚至在今天，社会科学受到重视和普及的程度也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约30年的时间里，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等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伪科学，禁止在学校内讲授有关的课程或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一些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被迫改行。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社会科学被设置了重重禁区，动辄被扣上种种大帽子。在长时期内，政治科学、领导科学、管理科学、行政学都被视如敝履，弃之不用。连科学机构的行政管理、科技政策等等与自然科学发展直接有关的管理科学也被忽视，其结果是科学发展本身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忽视社会科学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浪费，大批劳动力和智力投资未能得到应有的收益。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没有遵从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办事，而是凭主观热情，有时甚至是唯意志主义盛行，全然不顾客观现实。君不见在那违背客观规律，争取在三五年内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年代，唯意志主义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梦呓般的口号，曾经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我们的官方报纸杂志中、基层黑板报上，一时间成了干部群众的口头禅。人们目睹了那些完全违反客观规律和自然资源限度的痴人说梦式的浮夸。“吴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在这种唯意志主义的狂潮中，连一些颇有名望的科学家也在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内计算出了太阳光合作用所产生的能量，鼓吹什么亩产多少万斤粮食是可能的。于是全民族都头脑发昏起来，处处放卫星，时时出奇迹。科学的理性精神荡然无存，几亿人成了浮夸狂和唯意志主义者，以为几天或几年之内就可把中国建成千年盛世的人间天堂。今天，我们尽管已经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20年了，但仍有不少干部喜欢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和形式主义，利用自己对于舆论界的优势大搞浮夸或变相浮夸，大量靠向群众强行摊派而搞起来的质量低劣、涉及众多官员腐败的“献礼工程”、“政绩工程”便是明证。
反科学的唯意志主义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相结合，在政治上形成了独特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加深了官本位文化的传统。数不清的文山会海，大量形式主义的“一窝蜂式”的报告、报道和宣传已经成为难以根除的顽症。直到今天，虽然我们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但由于政治运作的滞后性，仍然可以看到大量形式主义和违反科学的东西。天天刮风，今天刮这阵风（比如建立开发区），一切宣传报道和报告文件都用来为这股风服务；明天风向一变，一切都变。唯上唯书不唯实的习气已经溶化在一些人的血液中，成为可以遗传的基因。他们可以违背事实昧着良心讲假话、大话和空话。即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大量充满水分的报告和统计数字，比如一些地区吸引外资的实际数目远远低于报告的数字。为了迎合某些宣传的需要，记者和编辑可以不核对数字，任意加码。当这种报道方式与写稿人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时，人们更难以分清新闻报道与软性广告的区别，有偿新闻成了屡禁难止的顽症。
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热切地希望把科学的理性精神用于治国和社会管理。从这方面来看，我们也仍然有许多事情需要做。决策的科学化和理性化是首要的任务。外行主观主义地领导内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持续了数十年，导致许多重大决策失误和资源的巨大浪费。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干部队伍的知识化和专业化，我们在决策方面的主观随意性有所减少，但长官意志和违反实际的决策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白白地浪费社会资源。科学技术专家在各级行政机构决策中的作用仍然有限，一些改革措施和公共工程项目仍然是在未经专家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广泛征求社会有关人士意见和多方辩论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的，因而在启动之后，朝令夕改，没有固定的目标，过度频繁地修改计划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一些党政机关领导仍然习惯于指手划脚做决定的土办法，凭感觉、印象、直觉和个人的有限经验制订政策，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正确意见往往受到压制，因而挫伤了他们参与决策的积极性。人们所戏称的“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的“三拍”决策方式，在今天仍然并不罕见，导致大量严重浪费和低质量的工程。一些进入政府领导机构的科学技术专家，由于政治体制上的官僚主义习气的影响，也渐渐地染上了只凭长官主观意志，听不得不同意见，不尊重其他专业人士的恶习。这就使得干部的知识化与决策的完全科学化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
可见政治体制问题对于决策科学化理性化的重要性。这就有待于我们政治体制的深入改革，强化对政府机关的决策和运作过程的监察，防止权力的滥用。只有借助传播媒体随时发表来自社会各方面，特别是来自专家的批评意见，强化人民代表大会、政协等民主监督机构的职能，并坚持司法独立，依法治国、依法治吏，使人民可以有效地选举和罢免政府领导人，及时地表达自己对公共事业的意见，追究渎职和造成错误决策的官员的责任，才能有效地防止决策上的主观随意性、官僚主义作风和以权谋私，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三
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是些高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新青年》杂志的带动下，全国大量进步报刊广泛地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那是中国文化学术界群星灿烂、百家争鸣的辉煌年代，各种主义、思想此起彼伏，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保守主义等等思想都各显身手，互有争论。世界一流的哲学大师罗素和杜威能够在中国巡回讲学十多个月，更显出当时思想开放的程度。这是利用了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后，中央专制权力出现真空，地方权力未稳，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力较弱的有利条件。尽管当局也逮捕了游行示威的学生，但在全国的抗议下却未能压制住运动的深入开展，而且新文化运动如从1915年算起，前后持续了好几年时间，促进了国人思想的大解放。
新文化运动中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坚持个性解放，鼓励思想创新。胡适特别强调发扬人的个性的重要性，提请人们注意社会对个人的摧残，包括个人与世俗之间那种人为的迷信所导致的无数压制个性的“公论”：一切维新革命都是少数人发起的，都是大多数人所极力反对的。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只有极少数人，有时只有一个人，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要想维新和革命。而大多数便把这种理想家当作大逆不道，因而以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去压制少数理想志士，不许他们开口，限制其行动自由。故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胡适强调个体性的重要性，认为其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为了保障人的个性和思想创新性，有必要克服将改造个人与改造社会截然两分的倾向，因为“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从改造这些造成社会，造成个人的种种势力做起。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
并非所有的新文化理论家都坚持这种立场。一些人在救国主义的口号下，以寻找万应的“主义”为己任，却多少忽视了确立并持久地维护一种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社会环境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思想大解放开始，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往往陷入了一味地追求新奇的主义，却未认真研究其具体内容，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人们不可能完全不谈主义，但也不可只沉湎于主义。不去认真具体地研究解决中国现存的众多实际问题，而只是高谈主义，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找到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胡适对此深恶痛绝。但他也并不是完全反对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在有人对此产生了误解以后，他指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
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些人以为抓到一个“主义”便可以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因而不惜牺牲其他一切去为此而奋斗。举个简单的例子，国人曾经长期以为斯大林主义的那种计划经济体制是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万应灵药，从来没有认真地研究过其在前苏联和中国运作过程中存在什么问题，更不要说根本体制性的弊端了。只有少数几个坚持自己独立思考的经济思想家写出一点质疑的文字，但也都被思想和舆论一律的极左路线所无情地扼杀、摧毁。人们如果多认真地研究中国经济的具体问题，多吸取各种制度下解决自身问题的经验教训，包括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本身不断改良的经验和教训，实事求是地剖析现存“主义”即体制，那么，中国难道还至于要在全面经济和社会危机前夕才匆匆地推行取消计划经济、从头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与开放吗？
新文化运动是解放个性的启蒙运动，个人话语曾经得到较充分的表现，但在救国主义和传统深层思维的限制之下，个人话语渐渐被淹没在集体话语体系中，或者被重新建立起来的新文化霸权所取代。少数独立思考的人出来批评现状，表示不满，提出改革的方案，但却被多数人当作大逆不道。此后当社会危机来临时，人们终于发现了这些少数人的先见之明，于是原先的“谬误”发展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但新的掌权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便又开始以多数人的意志为幌子压制新的少数创新者，如此循环往复。这种恶循环难道不值得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深深地思索吗？特别是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高度功利化的今天，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知识分子大多成为“创收”的庸禄之辈，无心于自己社会批判和标新立异的天职，鲜见有人认真地思索中国社会改造的长远计划、根本方略和具体方案，并致力于重建失落了的人文精神和真正的科学精神，对此，新文化运动的大师们如九泉有知，也决不会含笑的。
当然，我们不应将后来片面发展的责任完全归结为新文化运动。因为就在新文化运动大本营的北京大学，也曾经由蔡元培主创了“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自由的大环境。曾经担任过政府教育总长的蔡，认真总结了欧美乃至日本教育现代化的经验，在1916年底接任北京大学教务长时，便决心使之成为各种学术思想自由发展之地。他迅速将陈独秀、胡适等人聘请于北大，甚至主动让《新青年》杂志也迁至该校，但并不是只接纳革新派人物，也让国学派、保守派等各派代表人物在北大讲坛上平等地竞争，真正使之成为不同思想流派自由竞争、百花齐放的学术繁华之地。那时的北大教授不是政治和权势者的奴隶，而是经常通过自己的口和笔影响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进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便是北大陈独秀、李大钊教授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非常可惜，北大的这一思想自由的传统却在此后中国政治的残酷斗争下渐趋暗淡，风光不再。这固然是因为新的权势者为了自身的准独裁统治而强求“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主宰，但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没有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将宽容异己、平等竞争、解放个性的自由主义的立场确立为学界的根本准则，使思想学术与政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一些头面人物先后成为政治当权者的摆设、陪衬、辩护士或吹鼓手，或者自身即卷入激烈的政治权力之争，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思想自由和创新的缺失，不仅对于学术界，而且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民主化、建立法治国家和人权保障事业，都是一种损失或不幸。直到近二十余年，我们在经过了无数次人治的随意统治的沉痛教训以后，才决心以法治代替人治，终于把建立法治国、尊重并保障人权写进了今天的宪法，并且签署了联合国的人权公约，这可以说是一种迟到的可喜的进步。自由民主主义的基础是尊重个人权利，法治国、政治民主最终都落实到人的权利这一点上，否则便缺乏逻辑的一致性。一个社会不必以个人主义为根本的价值取向，但在社会体制层面，尊重人的权利已经成为超国界的普遍的国际准则。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进行平等交换的公民权利，我国只是在市场经济的改革以后才开始日益尊重人权，正在深入开展的法治化进程都是为了捍卫公民的权利。
由此而想到文化多元主义的问题，既然允许不同的思想流派和主张共存，那一个社会还有没有主导的东西呢？应该有的，那就是制度层面的重叠共识，这是具有不同政治观念、信仰和价值观的人们和谐共存于一个社会和大文化下的先决条件。重叠的共识只是人们信念中用以维护社会安定的共同的部分，比如赞同、参与并维护一种民主政治制度和法治秩序。传统的共识是以武力强行决定一个意识形态，一个合法政府或主权者，而现代的共识则是自由平等讨论基础上的全民契约，类似公民投票式的民主自决。在尊重各种不同价值观的前提下，基本面的重叠共识构成了社会稳定性的真正基础。这是文化多元主义的一个前提，也是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并总结五四新运动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的结论。
(顾肃，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发表于《民主与科学》杂志200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