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坤:理解青年亚文化是有效赋权年轻人的关键——同伴性教育者之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34 次 更新时间:2011-01-27 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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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坤 (进入专栏)  

时代不同了,“80后”和“90后”中国青年不单在兴趣爱好、娱乐休闲及生活方式方面与其父母一代迥然有别,新生代青年在观念、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及情感表达等精神层面上亦与后者大异其趣。在全球化时代生成的青年亚文化(youth subculture),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甚至有悖于社会的主流文化,这在世界各地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不管成年人是否接受,青少年和青年人有自己偏好的音乐、电视、电影、时尚。一些人对歌星、影星、球星等偶像的追捧、膜拜甚至到了成年人难以理喻的境地。

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青年性文化也逐渐浮出水面并衍生为青年亚文化景观中最鲜活的成分。随着社会越来越开放,网络、影视及文学作品等大众传媒中的色情资讯唾手可得。人们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和规范变得愈来愈宽松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青少年性意识的觉醒和性行为的低龄化。只消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不论在公园校园、街头巷尾抑或传媒中,接吻、拥抱等青年人的性活动和性文化图景俯拾皆是。

我们不能不承认,比照在“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意识形态禁锢下成长起来的老一代,如今“80后”和“90后”青年能更果敢而直白地表达性并尝试性。无怪乎James Farrer在《开放:上海的青年性文化与市场改革》[1]一书中指出,中国新的青年性文化是建立在罗曼蒂克、闲暇和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的。

然而迄今为止,综合性的性教育仍付阙如,在西部一些农村还就是个空白。因性知识和性教育匮乏而衍生的未婚青年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因而不断显现。步入青春期后少男少女对性的本能欲望和冲动自在情理之中。在我们进行的焦点团体访谈中,张家口一个未婚男青年在书面填答中直言不讳地写道:“电视里一看有那种露的东西,心理就总有那种欲望。当自己寂寞、孤独时,也总想那方面的事。我朋友中也有人有自慰的经历。”互联网时代到来后,与现实脱节的性教育的弊端就更加凸显了。“海运女”、“摸奶门”、“千秋门”、“吃奶门”、“脱裤门”等现象在英特网上频频爆出,无一不淋漓尽致地映射了青少年和青年人在性方面的身心困扰。

大量经验证据表明,“80和90后”青年的性规范已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一方面,性资讯泛滥成灾,对于网络技术娴熟的年轻人来说,要浏览和下载色情资讯可谓易如反掌;另一方面,正统的道德价值观并未消解,未婚者的性问题依然是“沉默的文化”。性健康教育因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迫切的。我们要追问的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情境下,性教育如何与青年亚文化对接?什么样的性教育才能满足青年人越来越多样化的复杂需求?

有道是“解铃还需系铃人”。青年人本身是其性与生殖健康主要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观点也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越来越多认同。假如要客观检视并探究青年人观念和行为背后的深层动因,那么,就必须走进年轻人的世界,倾听青年人的声音。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期论坛集结了四位大学在读或刚毕业的同伴性教育者的心声。这几个“敢为人先”的青年自愿者与读者分享他/她们在致力于同伴教育活动中得来的个人观察和思考。

性与生殖健康的同伴教育(Peer Education)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从澳大利亚输入的一种健康教育模式。不像同老师、父母或其他成人打交道,年龄相仿,教育、职业或社会经济地位相近,兴趣爱好相似的朋辈之间易于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信任关系。尤其是在对待婚恋、性行为、避孕及生殖等敏感性问题上,同伴之间更易于突破沟通与对话的障碍,从而在信息与知识分享,观念与行为转变及生活技能增强等方面取得良好的“示范效应”。正因为如此,它具有成年人开展性教育不可企及的魅力和优势。

同伴教育干预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进行一些本土化尝试、探索和创新。视校内外不同青年之需,价值观、爱情观、两性交往、婚前性行为、非意愿妊娠、避孕、安全套发放与使用、性病与艾滋病预防以及反对性别歧视等元素纷纷被引入其中。其内容的契合性和鲜活性因不断“从青年中来,到青年中去”而愈加凸显。同伴教育中平等、开放、参与及互动等新颖而充满活力的教育模式在中国也得到了发扬光大。武汉大学在读硕士生韦婷婷在文中描述的生气淋漓的论坛戏剧、游戏、角色扮演及集体讨论等都构成为同伴教育中吸引青少年和青年的别样同伴文化。

同伴教育社团成为凝聚青年自愿者的一个重要场域。因新成员不断注入,同伴教育活动已如同滚雪球般越来越大。一些“开路先锋”毅然决然投身其中并乐此不疲。他们以青春无敌的激情和精力“照亮了别人”,也提升了自己。青年人在自助和互助的集体活动中确立了自己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从而在学校、工作场所及社区等微观层面开展了大量自我赋权的有效干预。

在正义&激情的同伴教育舞台上,青年自愿者找到了归属感并增强了社会责任心。玛丽斯特普青岛你我健康服务中心区域宣传推广员王鑫针对“不怕倒在这条荆棘之路上”的豪迈回答:“不是先驱就是先烈,这都无所谓了,我们是青年先锋!我们必须看到发展的趋势!青年为青年,青年影响青年,我们可以的,不需要太多解释!”西安某高校同伴教育培训师麦子“作为一个先驱,本人愿以文字和实际行动来为女同的权利和福祉而奋斗”的宣言,都在字里行间流露出青年自愿者的使命感和奉献精神。在物欲横流、拜金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她/他们的所言所行不能不令人感佩和感慨。

青年性文化的崛起及其流行态势可以说是一个中国社会巨变的一个缩影。即便拿到更广阔的国际场景中去考量,中国也绝非一个特例。一些跨文化研究表明,文化对于性观念和性行为可起到促进和限制的双重作用[2],青年亚文化也不例外。有鉴于此,了解并理解青年人进而充分利用作为一种创造性力量的青年亚文化就变得至关重要。

不管成年人有多不情愿,中国青年在性观念与行为方面已走得如此之远。在一些成年人看来“不堪入目”,甚至被等同于黄色、丑恶、淫秽,无耻及下流的音像制品,却深得青年人的青睐。撇开青年性文化的其他表征不论,单就日本AV(Adult Video)片及AV女优(日语里指女演员)深得年轻人欢迎来说即是很说明的一例。正如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青年先锋培养计划”项目负责人王龙玺在文章中揭示的,成人电影被公认成了许多未婚青年性启蒙和性教育的一个重要渠道,甚至“根正苗红”的大学生也将AV女优奉为心仪的偶像。2010年4月11日,日本知名AV女优苍井空在推特(twitter,境外一个微博网站)上开微博的消息传出后,很快就在中国年轻网民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一切无不印证了年轻人对爱的憧憬及对性信息与知识的渴求。

尽管青少年和未婚者接触性资讯会遭来各种非议和诟病,但被认为遭受“毒害”的当事人却依然故我趋之若鹜,甚至欲罢不能。为此,青年作家韩寒曾不无感慨地指出,“人有没有被毒害还是要当事人自己说的,当事人认为没有被毒害,那就是没有被毒害。但事实是,当事人永远不可能承认自己被毒害,但你们又怎么能判断当事人被毒害呢?”“我希望‘毒害’‘封杀’这类词永远退出中国的文化舞台,这才是文化的进步。”[3]这个呼吁显然既非空穴来风,也不是无的放矢的。由此看来,武断的指责和掩耳盗铃式的消极应对是无济于事的。

网络世界目前成为青年文化的主要载体。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0年发布的青少年上网行为报告,截至2009年12月底,青少年网民已达1.95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4.5%。网民娱乐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网络音乐(88.1%)、网络游戏(77.2%)和网络视频(67%)[4]。以青年使用者为主体的“博客”和QQ的问世,不但为年轻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提供了更大空间,也使在主流话语场处于边缘的青年人找到了“发声”的平台。王龙玺在文中还为我们勾勒了以青年人为主体建构和使用的一些网络语言和手机语言。作为青年亚文化的一种表达,它们既彰显并折射了青年网民的生理-心理特征,也反映了其特殊的偏好和诉求。

成年人对网络负面影响的担忧不无道理。谁都清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简单道理。更何况,色情资讯既与青年人性与生殖健康权利无涉,亦无保护或促进其健康的积极元素。青年人尤其是情窦初开的青少年模仿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但辨别能力却相对较差。若不积极赋权年轻人降低其性健康的风险与脆弱性,其负面影响自然可想而知。这的确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事实。

青年人不是铁板一块的一个整体,青年亚文化同样五花八门。因此,承认、理解并尊重青年人及其文化的多样性同样不可或缺。麦子在文中以自己亲力亲为的经历描述了许多读者未必熟悉的女同性恋者的处境及女同运动面临的困境。很多拉拉因身为同性恋者和身为女性而在社会上处于双重乃至多重的边缘境地。这使我由此联想到,无论是打工妹还是年轻的性工作者,她们的许多权利同样是“悬置”的。这些边缘化弱势人群的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更亟待社会各界的理解和关注。

未婚青年性与生殖健康知识、信息或服务的获取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境下都存在一定的社会期望和文化规范。针对成年人的信息与服务未必就能被这个人群所接受。性别角色与规范便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有关婚前性行为的双重标准不仅有可能影响未婚女子获得关于自己身体的信息和知识,也会其限制获得有关性、避孕及医疗保健的信息与服务。倘若刻意回避文化因素,或仅仅提倡禁欲,或硬用“毒害”加以评判并据此采取行动,那么,其效果恐怕只能适得其反。在当下扑朔迷离的青年亚文化流变和博弈中,可以想象得到,无论在家庭、学校还是社会上,以堵为主无视青年文化的传统性教育机制会在现实生活中会遭遇怎样的尴尬。

一言以蔽之,中国青少年和青年人性与生殖健康的促进和保护应顺应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深入其里地了解青年人及其亚文化就如同“撬动地球的一个支点”,有助于打开与青年人沟通进而采取有效干预的大门。今天的青年是明天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然而,青年人在社会主流生活中不仅是“失语”的,其参与权和决策权也是“缺席”的,这与国际社会倡导的青少年和青年行动框架仍相去甚远[5]。凡此种种皆表明,通过各种途径赋权年轻人并使青年亚文化朝有利于其健康与发展的方向发展时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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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mes Farrer(2002)Opening Up: Youth Sex Culture and Market Reform in Shangha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 UNFPA (2004) Investing in People:National Progress in Implementing the ICPD Programme of Action 1994-2004, New York, USA.

[3] 韩寒(2008)“一种重要东西的倒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090xs.html

[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0)《2009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http://www.cnnic.net.cn/html/Dir/2010/04/23/5814.htm

[5] 参见 UNFPA (2007)Framework for Action on Adolescents and Youth——Opening Doors with Young People:

4 Keys, http://www.unfpa.org/public/publications/pid/396.

载《人口与发展》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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