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南方都市报》为个案，运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在回顾其十余年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其新闻场域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其生产惯习。文章分析了南都新闻场域历史建构过程中的资本转换，以及“创造性遵从主义”的实践惯习，呈现出新闻生产“自治性”的生成过程和复杂动因。
一、导言
新闻生产从来都受制于各种社会控制力量，任何媒介组织的自主性也始终在生产实践和社会控制的互动张力中方能生成。以往关于新闻生产的研究，多侧重于外部因素如何影响乃至决定生产实践，而对新闻生产过程中从业者、媒介组织的能动性关注的比较少。因此，我们有必要采用一种超越“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社会建构主义”的路径来分析新闻生产——不仅要关注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控制”、也要关注生产者的“反控制”，不仅要关注新闻生产的“常规”特征、也要关注新闻生产的 “非常规”特征。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 Bourdieu）试图打破传统结构功能主义的窠臼，既避免过度强调客观结构对行动者的决定性作用，又避免过度强调行动者的能动性，他提出的场域理论（field theory）给研究新闻生产提供了一种全新范式。“从分析的角度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尔迪厄，1998：133-134）。“场”是力量聚集的所在，被各种权力或资本（政治、经济或文化等）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场的结构恰是不同的权力或资本分布的空间。“场的概念使我们想到，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并不是个体……场才是最重要的，她必须是研究活动的中心”、“场是力量关系的场所（不仅指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也是针对改变这些力量而展开的斗争的场所，而且也是无止境的变化的场所”（转引自包亚明，1997：149，152，157） 。[1]
简言之，从场域的角度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场域所要表达的“主要是某一个社会空间中，由特定行动者相互关系网络所表现的各种社会力量和因素的综合体”，场域的灵魂是“贯穿于社会关系中的力量对比及其实际的紧张状态”（高宣扬，2006：139-140）。依据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2000：P44、45、47）中对知识分子和文学场的分析，运用场域理论的基本步骤和方法包括：一、确定某个场与权力场之间的关系，距离近或远，被影响程度的大或小，要分析与它所处位置有关的一切因素；二、确定某个场内部的空间位置的关系，或力量格局的基本结构特征，也就是“构成新闻场结构的整个客观的实力对比关系”；三、研究和把握行动者/实践者的习性特征，进而进行阐释。
《南方都市报》从1995年开始试刊，1997年起正式以日报亮相，迄今已经13年。通过其1996-2008年的宣传口号，我们能够大体把握这份报纸定位的变化轨迹：从“大众的声音”到“改变使人进步”，再到“主流就是力量”、“中国的选择”，其发展历程既见证了都市报在广州乃至全国的兴起和繁荣，也代表着都市报向“主流大报”转型的路径和模式。笔者试图在梳理南都十余年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以场域理论对其新闻场域的历史建构、生产特征及“自主性”的争取过程进行分析，把握其新闻场域中权力、空间位置的变化轨迹。
新闻场域从来都不是静态存在的，而始终在与政治场、经济场、文学场等其他场域的互动中。《南方都市报》可以被视为一个相对中观的新闻场域，这个场域的权力分布、空间位置既由其与外部其它场域的关系决定，同时也是在其社会实践的历史过程中被逐步建构而成的。布尔迪厄强调，始终要从实践逻辑的出发来理解社会现象，他在知识场域研究过程中的“历史建构”意识同样适用于对南都新闻场域的分析：“对知识场域的研究首先需要对知识生产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要求对知识场域与其他场域（尤其权力场域）的关系做出历史性的把握；其次，辨析知识场域的内部规则与资本在社会历史实践中的构成，并勘定不同的知识分子在知识场域中的成员资格与位置，对其惯习引导下的特定行动做出解释”（Pierre Bourdieu，1977 [2]；转引刘擎，2007：256）。
要把握一个新闻场域的基本位置和特征，既要对其当下权力和资本分布的空间进行描绘，更要对其历史建构的过程给予必要回顾和整体把握。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之前，大众传媒在宣传方面的政治功能被过度强化，新闻场域基本隶属于政治场域之中，是具有明显“他治性”（heteronomy）而缺乏“自主性”（autonomous）的。回顾南都新闻场域的变化，实质寻求的依然是新闻场域自主性（autonomous）的生成过程和可能性——如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2005:46）多次强调的那样，对新闻场域来说“真问题是其自主权（autonomy）”。
二、南都 “主流化”的发展历程
《南方都市报》曾有一个“五年规划”（2004：27）：1997年解决“有与无”的问题（奠基），1998年解决“生与死”的问题（摆脱对手堵截），1999年解决“上与下”的问题（解决温饱），2000年解决“大与小”的问题（由边缘走向主流），2001年解决“强与弱”的问题（走向强大建立现代企业）。南都的十余年发展历程，就是从“小报”向“主流大报”的转变过程，主要可分四个阶段：
（一）1995年-1997年 起步：周报“试水”
1995 年3月30日，作为周报的《南方都市报》正式试刊，定位“是《南方日报》主办的城市综合类日报，是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在城市宣传的重要补充，是《南方日报》联系城市读者的重要桥梁”（东方源，2002：11）。一开始，它就有两个明显特点：彻底的市场化，实行采编分离制度。此后两年，《南方都市报》作为南方日报“城市宣传的补充”已见雏形，但并没有产生大的市场反响，经营上始终处于困境。由于筹备时按日报准备，运营后走的却是周报道路，用的也是广东省内刊号。这个阶段，最大的障碍主要来自刊号问题。好在，南方日报社很快决定将《海外市场报》的刊号给南都，自1997年元旦起改成日报发行。
（二）1997年-1999年 发展：选择“另类”
1997 年1月1日，《南方都市报》正式创刊，由周报改为日报，每天出版16个版。为吸引读者眼球、尽快扩大市场，南都新闻采取了“另类”的处理方式，主要遵循市场导向来运营，体现出典型的“市场导向新闻学”（Market-driven journalism）运作模式（苏钥机，1997）。其新闻生产主要有如下特点：（1）题材选择：大量刊载社会新闻、暗访新闻，制造轰动效应；（2）新闻专题：策划报道产生热烈反响，快速提升报纸发行量；（3）版面编排：大图片、大标题和模块化，充分吸引读者眼球。
总体来看，南都发展的第一阶段（尤其1997-1998年），整体风格和内容定位都十分“另类”，往往追求与众不同、一鸣惊人的轰动效果。以“一种相对比较另类或者说是小报的姿态来切入市场、打开市场”，成效是十分显著的（庄慎之，2004）。这种“另类”策略很快帮助其扭亏为盈，发行和广告增长迅猛：1997年初创刊时，其发行量仅为四五千份，同年12月实际印量已达7万份，1999年底突破61万份，2000年日均发行再次突破80万份。经营上，报纸熬过了最初两年亏损的艰难时期后开始赢利并快速增长。1997-1998年，报纸年平均亏损800万元左右，到了1999年，广告收入达到9000万元，实现了收支平衡。2000年广告收入则超过2.6亿元。
（三）2000年-2005年 转型：实践“主流”
自2000年开始，“主流”出现在南都的广告语中，做新主流媒体和绝大部分主流广告客户的主选媒体，成为南都的新目标。也正是在“主流”概念的引导下，南都借助改版开始了从新闻形态到操作理念的全面转型，转型的方向就是做主流大报。这种“主流”报纸的实践过程，具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1、2000-2002年，酝酿提出主流目标，探索操作模式。2000 年1月1日，经三次扩版已达48版的《南方都市报》零售价从每份0.5元升至1元，成为中国大陆最贵的综合性日报。3月，南都打出广告语“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宣传其首创的“新主流媒体”的概念，表明要从“另类”走向主流，“成为新世纪的新主流媒体”。在程益中看来，另类是手段，主流才是目的，另类是为了更主流，所谓“主流”就是要“针对主流社会、锁定主流人群、吸引主流读者”，其动因在于：“只有针对主流读者，才能吸纳主流广告”，而选择 2000年提出这个目标是因为“一旦等到我们做大了，我们就要跟读者说，我们其实跟他们一样主流，只不过它们已经老化，已经不再主流。” （2004：77）当年，南都的新闻产品在改版扩版和专题策划两方面又有较大突破：从扩版措施看，先是3月1日启动深圳战略，在48个版的基础上增加8个深圳新闻版，再是6月28日扩至72版；从专题策划看，南都先后推出一系列重特刊和专题，如《解读中国.com》、《刺激2000•欧洲杯特刊》、《幸福 2000》、《完全崔健 摇滚中国》等。
2、2003年-2005年 积极实践主流改造，改造报纸形态。2003年，南都的口号定为“主流就是力量”，这一年是集中体现《南方都市报》“主流化”转型的关键年，也是其打造“主流大报”的标志年。从新闻生产的实践和报纸形态的角度看，其“主流”改造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五个方面：（1）报道风格发生改变。由注重煽情、娱乐转向注重深层解读和客观理性。南都早期的策划报道形式夸张、视觉冲击力强烈、语言幽默富有活力，整体风格显得激情有余、理性不足；（2）时政新闻力度加大。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报道除《广州小变大盘点》、《惊变广州》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深圳市长和网民对话的系列报道；（3）系统化的时评实践。2002年3月改版时时评版正式诞生，此举开大陆媒体之先河。这个阶段，南都时评倡导“公民写作”理念，最有影响力的时评主要是孟波写的两大系列：孙志刚事件及收容制度系列评论，深圳新形象及网民对话市场系列评论。2004年3月，现任负责人李文凯主持时评版工作后，重新调整了版面结构，确立了“社论”和“个论”两大版块，并增设不定期的宏论版；（4）做好深度、重点和对话。南都深度主要以调查性报道为主，立足挖掘动态新闻幕后的事件背景和真相。其中，最具影响的报道莫过于 2003年4月25日发表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这篇文章以准确、平实的报道，引发社会各界对孙志刚的深切同情和对城市收容遣送制度的激烈声讨，并通过学者发文响应及上书人大，促成收容制度的最终废止；（5）继续做足特刊、专刊。在南都的新闻实践中，编辑部总结出一套比较成熟的特刊、专刊的操作经验。善于抓住机会、进行报道策划是该报的强项。总体上看，从1995年到2005年，经过十年发展，《南方都市报》的新闻形态和实践策略已经比较稳定、成熟。
（四）2006年迄今 扩张：打造“报系”
大体以2006年为起步，《南方都市报》逐步开始从一张报纸向集报纸、网站、杂志为一体的“南都报系”扩张。这种扩张战略显然与整个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对旗下子品牌系列化的战略实施相关，以《南方周末》为核心的“南周系”（包括《南方人物周刊》、《名牌》等）、以《21世纪经济报道》为核心的“21世纪报系”（包括《21世纪商业评论》、《21世纪商务旅行》、《理财周报》等）先后打造成形，“南都报系”的打造亦属应有之义。三年多来，其扩张步伐主要集中于三种方式：新创周报与周刊（《南都周刊》、《风尚周报》）、跨区域合作办报（与云南出版集团联办《云南信息报》）、拓展新媒体项目（奥一网、南都数字报）。
新闻报道方面，除原有的时评、深度操作形态更加成熟外[3] （如时评增加了公众发言的“个论版”、线下定期举办“公众论坛”，深度增加了颇有特色的“网眼”版、聚焦网络热点现象），还在重大时政新闻、高端报道上有所突破。需要指出的是，受外部政策约束、市场利益诱惑等因素的影响，《南方都市报》的新闻生产依然面临各种问题与考验。如笔者2005年做田野考察时，南都所处的新闻环境相对宽松，而2008年，则由于部分报道挨批、敏感事件频发、主管领导更迭的影响，深度报道生产中的“自我审查”不断，时评操作的话语空间亦大受限制。
三、新闻场域的历史建构及其惯习
理解和应用场域理论，离不开惯习（habitus，亦被译成“习性”[4] ） 和资本（capital）等其它相关概念。布尔迪厄在《区隔》（1984）一书中，提出了分析模式的简要公式（如下），他“完整的实践模式把行为理论化为惯习、资本以及场域之间关系的结果”（转引自戴维•斯沃茨，2006：161）：
[（习性）（资本）]+场域=实践
由这个公式可见，场域理论强调研究实践者如何在特定的“场域”中（一种关系型的、权力或资本空间分布的位置结构），通过对各种“资本”（经济、文化、社会资本以及政治资本等） [5] 的争夺和运用，形成了一套包含着情绪、语言、倾向等在内的一系列行为机制，即“惯习”或“习性”。
在场域的争斗中，行动者能否获取利润或权力，关键要看他们所拥有的资本。布尔迪厄主要关注三种类型的资本：经济资本（货币与财产）、文化资本（包括教育文凭在内的文化商品与服务）、社会资本（熟人与关系网络），此外还有符号资本（合法性）。在这些资本类型中，经济资本是相对显性的，而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是相对隐性的。三种主要类型的资本可以相互转换，作为最有效的资本形式，经济资本可以被轻易地转换成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而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要转换成经济资本“却不是即时性的，而且遭受的风险比较大”。（李艳培，2008：137）
关于“惯习”，布尔迪厄（1998：171）这样定义：“所谓惯习，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或者说生物性的个体里）”。简言之，习性是一套主导实践行为的倾向，虽然很难经验性地阐述，但“指向一种理想的行为类型，即习惯化的、实践性的、心照不宣的、倾向性的，同时又是结构化的行为类型”（戴维•斯沃茨，2006：326）。作为“可持续的、可转换的倾向系统”，习性“倾向于使被结构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发挥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的功能，也就是说，发挥产生与组织实践与表述的原理的作用。”（Bourdieu,1990；转引自戴维•斯沃茨，2006：117）他在使用这个概念时，主张抛弃“经济人”的假设，而把实践活动看作是一种“实践感的产物，是在社会建构中的‘游戏感’中的产物，就是要说明实践的实实在在的逻辑”。
下面，我们将围绕场域理论的三个关键词（场域、资本、惯习）对南都新闻场域的历史建构及其实践惯习进行具体阐释。
（一）南都新闻场域的结构化特征
把握新闻场域基本特征的关键是考察其“自主性”（autonomous）。对《南方都市报》新闻场域历史建构的过程进行描述，恰好可以细致、生动地帮助我们把握：在中国现实的制度情境中，南都新闻场域的自主性是如何争取、获得、维系的，显然，它既是被外在场域结构化了的（structured）的结果，又是新闻场域内部实践者不断争取使其结构化（structuring）的产物。
显然，中国的新闻场域相当程度上是属于权力场域——更准确地说——是政治场域的重要组成。由于任何级别的媒体本质上都隶属于政府和党，因而，其作为意识形态合法化建构的工具，自主性是比较脆弱的。像布尔迪厄反复强调地那样，新闻场域一个最典型特征就是“他治性”（heteronomy）。他曾经区分过知识场域的两种生产[6] （转引自刘擎，2007：258-259）：一种是针对同行的、专业的“有限生产”（学术、文学、艺术、科学等），一种是满足外部（政治的、经济的、大众欲望的）需求的“大生产”，前者更加遵循内部的等级化规则，后者受到外部场域（权力场域和经济场域）规则的制约。外部规则越能影响内部规则，则知识场域的自主性越低。依据这种区分，新闻生产是知识生产中典型的“大生产”，它的所有环节都是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高度“他治性”的（heteronomy）。
从南都新闻场域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其结构化的典型特征在于：不断试图摆脱“他治性”的困境，争取和获得“自主性”。理解其场域的结构性特征，必须观察其权力分布和客观的位置关系的变化，我们不妨从两个纬度进行比较和衡量：
其一、结构的纬度。任何新闻场域都是被结构化的空间。场域可大可小，没有明确的边界，整个中国新闻行业、广州新闻的区域市场、南方报业集团、南方都市报社都是大小不同、交错编织在一起的场域，我们关注的重点是作为一个媒介组织的南方都市报的新闻场域，因而相对具体和微观。
依据这种结构性的纬度，我们看到了南都新闻场域位置变化的基础：作为政治场域的组成，从一开始它是高度“他治性”的。南都新闻场域从宏观上，是国有媒介权力结构中的有机组成，属于权力场（尤其政治场）中的一部分，由于其行政级别比较低、早期不受政府和党委宣传部门的重视，与《南方日报》相比，显然距离权力场比较远，因而才可以依照市场导向、进行比较“另类”的新闻生产。但伴随其不断的发展、壮大，其对权力场的影响也在加强，由此逐步进入政治场域的中心位置。因而，从其新闻场域与政治场域的关系看，经历了从“边缘”向“中心”的转移过程，这种转移体现在南都管理层的生产话语中，就是不断“接近”“靠拢”政府权力的过程。
其二、历史的纬度。任何新闻场域都有自己的行动法则，而这种法则是不断生成和变化的结果，换句话说，是在行动者的资本争夺中被历史建构而成的。本文对南都发展历程，尤其主流化转型的历史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南都新闻场域与政治场域（权力场）位置的变化：由于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的增加，其实质上更加靠近了权力场/政治场，能够更加便利地从权力场中获取信息资源，也能够更加强力地对权力场施加影响。但从其内在的自主意识看，南都新闻场域并没有被权力场同构，反倒是坚持“不即不离”的关系原则使其新闻场域与权力场的关系始终保持相对距离。毫无疑问，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增长，让南都新闻场域在生产实践中获得更大程度的“自主性”。
布尔迪厄曾经谈到三种不同的场域策略类型：保守、继承、颠覆。“保守的策略常常被那些在场域中占据支配地位、享受老资格的人所采用，继承的策略则尝试获得进入场域中的支配地位的准入权，它常常被那些新参加的成员采用；最后，颠覆的策略则被那些不那么企望从统治群体中获得什么的人采用。颠覆策略通过挑战统治者界定场域标准的合法性而采取了多少有些激进的决裂形式”。（戴维•斯沃茨，2006：145）依次策略的划分，作为激烈市场竞争中的“新成员”，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南都采取的小报化“另类”突破策略，体现出相当的“颠覆”性特征，然而，其对政治底线的坚守，又多少带有对新闻生产合法性规则“继承”。
正是在继承和颠覆的生产过程中，《南方都市报》在主流化过程中获得了比《华西都市报》更大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至少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南都新闻生产中“不即不离”的内部生产话语，二是南都新闻生产中“专业主义”的生产机制。
（二）南都新闻场域中的资本转换
任何场域的自主性程度，与其在场域争斗游戏中能够获得多少资本是密切相关的。有学者认为（刘海龙，2008：409），分析中国的新闻场域，首先要“确定中国媒介场中的关键资本”，其次才对媒介场的构型（configuration）予以重视和分析。结合现实状况，笔者以为中国新闻场域中的资本形式主要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四种。具体如下：
——政治资本，其提出是跟中国媒介的制度情境密切相关的。中国媒介均属于政府和党所拥有，而且按照不同的行政权力级别进行划分。如《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中央级报纸，其负责人享受部级待遇，《南方日报》是省级党委机关报，负责人享受局级待遇，而《南方都市报》只是南方报业集团的一张子报，与《南方周末》一样，行政级别上属于处级，因而，相对来说，其政治资本是比较稀缺的。然而，评判政治资本的标准除了行政级别外，还应该具体体现为国家、政府等公权力部分对其影响力的重视程度，或者“为国家政治权力或国家权力承认而进行的投入”（刘海龙，2008：410）。因而，衡量一份报纸的政治资本，既要看其行政级别，也要看其对权力结构的影响。
——经济资本，对个体而言，主要是指财富、收入等，而对南都新闻场域来说，主要体现为发行量、广告经营额以及相匹配的盈利情况、竞争水平。一份报纸的资产、收入越高，其经济资本越强大。这是相对显形的资本类型，可以由具体指标体现出来。中国传媒市场化的过程，就是争夺和积累经济资本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都市报的经济资本普遍要比党丰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党报由于拥有行政垄断资源，因而可以比较轻易地通过行政订阅、强制发行来获取经济资本，而且级别越高，借由政治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的可能性越大。
——文化资本，仿照马克思“经济资本”提出的概念，包括三种形式：具体的状态、客观的状态和体制的状态。南都的文化资本除了由其从业者的教育水平所积累之外，它在发展历程中不断提出的口号、各类活动所体现的传媒价值观，都是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在笔者看来，以程益中为代表的早期“强人政治”所建构的文化价值观，是其最重要的文化资本之一。此外，南都报人通过不懈努力，尤其以时评与深度报道的“两大标杆”，在主流都市报中积累了相当广泛的文化认同和专业口碑，其声誉、品牌和文化价值观是相互渗透的，其外在的文化资本亦在不断增长[7] 。
——社会资本，布尔迪厄（1997）将其界定为一种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它与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密不可分。对特定的行动者来说，其占有的社会资本数量依赖于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和大小，以及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各种资本数量的多寡 。就个体而言，社会资本一般来源于家族积累、遗传，后天教育及关系网的开拓。对《南方都市报》来说，社会资本则主要靠其可动用的社会资源（消息源、人脉关系、读者的构成类型等）来建立。
以上四种资本类型，在南都新闻场域的历史建构中都是争夺和积累的对象，其中，最重要的两种是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刘海龙注意到（2008：411），中国新闻场域中，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之间可以被相互转换。“经济资本增长迅速的媒介为了追求政治合法性，被迫用经济资本换取政治资本；而另一方面，政治资本积累又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垄断，获得额外的经济资本”。具体来看，党报靠政治资本的天然性获得，为经济资本的开掘创造了制度性条件的，而一些过度市场化的小报、都市报则以主动边缘化的姿态放弃了政治资本，并专心换取经济资本。
与这两种资本争夺、转换的策略不同，《南方都市报》初期“另类”的新闻生产主要致力于争夺经济资本。此后，在逐渐“主流化”的过程中，通过加大时政报道的力度、增加新闻专题策划、提升高端报道的权重、借助时评对社会发言等手段，实质上形成了对政治资本的积极争夺。同时，由于拥有了不断增长的经济资本，以及强大的社会影响，政府机构必须重视其报道和监督，南都也拥有了对公共权力进行有力监督的空间，这种监督背后实质上已经在进行着资本的转换——将经济资本转换为政治资本。
因而，南都新闻场域的历史变迁中，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是在不断被争夺、又不断被转换的。从程益中的内部讲话中可以看出，南都新闻场域对政治资本的争夺主要受到两种因素的推动：
一是为了更大程度地争取经济资本，必须从权力部门获取高端的时政资源。小报化的低俗报道只能吸引相对低端的读者，而这个读者群是相对缺乏购买力的。因而，南都通过率先提价至1元的策略，意图改造读者结构、吸引白领读者，就是为了在更高竞争水平上获取经济资本。与此相匹配，在改造产品结构、提升内容质量的过程中，必然要增加对政府机构、权力部门的报道权重及影响，所以，争夺政治资本的过程也是为了争夺经济资本；
二是获取政治资本的同时，也更有利于对权力部门进行监督和影响，这种价值诉求是南都早期以程益中为代表的管理者强烈的“主观诉求”。正如前文反复援引的内容所示，南都在新闻生产过程中，以“孙志刚案”为代表，总是在不断地突破新闻政策底线、对政府公权力进行监督，这种监督尽管会短暂恶化其与一些地方政府机构的关系，但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实则帮助其建立了更强的政治资本——让政府重视、对政府监督。
在特定中国语境下进行新闻生产的都市报，在“主流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在以不断强大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去换取可资在体制内获得认可、并能发挥自我保护和外在监督作用的政治资本。党报定义的“主流”是以政治资本为标准的，一般市场化报纸定位的“主流”则侧重经济资本，而南都的“主流”则糅合了对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的双重争夺。
（三）南都新闻场域的生产惯习
任何新闻场域中的生产惯习都既具有感性、也具有理性的一面。非理性的因素，主要是被结构所决定的无意识，而理性的因素，则主要来自资本争夺中的策略。用布尔迪厄常用的矛盾修饰（oxymoronic）来表达，就是“无意识的策略”，换言之就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刘海龙，2008：407）。
回顾南都新闻生产从“另类”到“主流”的过程，不难发现，其生产惯习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过程：初期坚持“市场导向新闻学”的生产路径，主打煽情、低俗的故事化新闻，然后逐渐回归“新闻专业主义”的生产路径，更加强调新闻报道的客观、中立、理性、全面。同时，系统化的时评实践给公众尤其给社会精英提供了社会启蒙的公共平台，也体现了报纸对“文人论政”的士大夫传统的实践。而大量调查性报道的推出，则体现出比较强烈的“社会参与”导向，实践舆论监督的过程，自觉或不自觉地呈现出“参与性新闻生产”的价值取向。因而，南都新闻场域的历史建构背后，其生产惯习的变化逻辑可以概括成：从单一变得多元，从“记录者”走向“影响者”。
南都新闻场域的生产过程中，其“自主性”的争取和扩大，构成了对“他治性”的挑战和改变，通俗地来说，南都的新闻生产呈现出与党报截然不同的功能取向：并非宣传鼓动，而是记录及监督、参与和影响。布尔迪厄曾指出，在他治性的知识场域中，“政治正确性”的外部规则内化为知识场域本身的规则，成为竞争的首要资本。“知识分子在与这种规则的互动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惯习，可称为‘创造性遵从主义’（creative conformism）”。他认为，严格而保守地遵从意识形态标准是获得“政治正确性”资本的首要前提，但在资本竞争中，简单凭借“盲从”或“效忠”策略未必能够获得优胜位置，“个体要在场域中提升自己的位置仍然需要积极地介入，仍然需要高度的敏感性、创造性、智慧和战略……最具创造性的遵从主义者获得了更多的资本而享有最高的特权；被动型的遵从者默默无闻；而那些‘非遵从主义者’或者创造性失误的遵从主义者，则成为场域竞争的牺牲品”。（戴维•斯沃茨，2006：260）
南都新闻场域的生产策略恰好体现出这种“创造性遵从主义”的典型特征：将来自政治控制的、无法突破的安全底线，“内化”为新闻生产的基本规则，但并不以“盲从”或“效忠”的姿态来获取政治资本，而是以“敏感性、创造性、智慧和战略”来争夺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这种“创造性遵从主义”正是南都新闻场域历史建构过程中典型的生产惯习。当然，这种场域争斗的游戏是十分激烈甚至残酷的，2004年“南都案”的发生不能不说是南都为其 “智慧”付出的惨痛代价。
结语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将南都报社作为一个整体性、组织化的新闻场域来进行历时性的分析，关注其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过程中，新闻场域“自主性”的变化（权力的空间位置）、资本力量的争夺和转换、生产惯习的典型特征等。经过上述分析，大致可以看出，南都新闻场域距离权力场/政治场的位置，不是更远了、而是更近了，在整个集团新闻场域中的位置也逐渐从“边缘”向“中心”转移。
此外，其整体的生产惯习糅合了“新闻专业主义”（以深度报道为主）、“市场导向新闻学”（以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为代表）、“文人论政传统”（以时评为代表）的多元特征，具有分裂感和矛盾性，但拥有公共意识和独立立场的诉求和指向也非常明显，其新闻场域的“自主性”在不断增强，获取这种自主性的过程就是对各类型资本（主要是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不断争夺、转换的结果。
[注释]
[1] 布尔迪厄认为，场的界线只能由经验为依据的调查来决定，如迈克尔•舒德森的研究同样适用于场的理论：“如果你没有注意到报纸中‘客观性’这一现代概念的产生，牵涉到‘体面’（因为正是‘体面’的标准把‘新闻’从小报的纯粹性‘故事’中区分了出来），那么，你就无法真正理解在新闻中‘客观性’这一现代概念的产生，只有通过对这些世界中的每一个世界都进行研究后，你才能估计出它们是如何被具体的建构的，它们止于何处，到底谁进入了这一世界，谁有没有进入，以及他们是否形成了一个场等等。”（转引自包亚明，1997：146-147）；
[2]详见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Richard Nice,tr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chapter2.
[3] 据副主编崔向红在2008年竞聘上岗演讲稿中介绍，2006-2007年南都的新闻产品有不少亮点，如本地新闻方面，发表了广州BRT调查、深圳公交降价等报道；策划报道方面，推出了唐山大地震、《十年》特刊、深港四百年等；深度报道方面，刊载了彭水诗案、高莺莺案、中日融冰之旅高端访谈、中国水危机等系列报道。其中，“彭水诗案”被司法部评为2006年中国十大典型案件，获得2006南都新闻年度大奖。
[4]惯习又被翻译成“习性”或“生存心态”，详见高宣扬著《布迪厄的社会理论》第四章，P113-117，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5] 其中，文化和社会资本又被视作象征资本/符号资本，详见《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P189。
[6]参见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P264-265，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7]对《南方周末》这样具有文人论政色彩、精英办报理念的报纸，其文化资本则由新闻从业者相对较高的知识水平、报社团结和凝聚的专业知识分子等所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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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Pierre Bourdieu（2005）：“The political Field, the social Science Field,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In Rodney Benson & Erik Neveu, 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 Malden: Polity Press,2005:29-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