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中国大陆深度报道从业者为考察对象，以职业意识为问题切入点，采用深度访谈法，对36位深度报道记者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试图呈现当前深度报道从业者职业意识的差异特征，由此管窥大陆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意识现状。同时，兼对深度报道从业者所处的行业现状与生存境况进行整体描绘。
一、提出问题
社会学者伯纳•罗胥克认为（Bernard Roshco，新闻具有双重的本质，“首先，新闻是一种社会产物（social product），新闻的内容反映了孕育新闻的社会现实。其次，新闻也是一项组织性的产物（organizational product），它是专门收集、传播新闻的专业组织所制造出来的成果”[2] 。这个观点强调了社会现实和媒介组织两个层面对新闻生产的影响。然而，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除却编辑部价值观、媒介组织的文化、行业特点及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外，从业者内在的职业意识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新闻从业者的意识与观念，有助于我们从相对微观的视角去深入探究新闻生产过程中个体的内在控制，也有利于我们把握新闻生产在个体、组织、行业与社会情境不同层次之间的复杂勾联。而且，与信息、媒介、受众与效果的研究相比较而言，针对传播者尤其新闻从业者的研究非常缺乏，更具有研究的迫切性与必要性。
本文试图以职业意识为切入点，对大陆新闻从业者的状况进行考察。所谓职业意识，包括新闻从业者对自我角色、媒体功能、伦理道德、工作自主性和满意度等一系列问题的认知和评价，是新闻从业者的观念体系和新闻价值观，也是影响乃至决定其新闻生产的内在因素。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用“职业意识”，而非“专业意识”或“专业理念”，更多基于对中国大陆新闻从业者职业化现状而确定的 [3]。由于大陆新闻从业者规模近百万，又在不同类型的媒体中从事新闻生产，其生产方式、职业观念等有着很大差异，要对新闻从业者职业意识进行整体调查比较困难，因此本文选择“深度报道从业者”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在考察这个群体的职业意识基础上，管窥新闻从业者职业意识的特征。
从群体数量上看，深度报道从业者只是百万新闻从业者中的极少数，并不具备“量”的代表性。但是，从中外新闻业的生产实践和价值观念看，深度报道从业者是新闻从业者群体中最具专业理念、职业精神的典范。其中，以调查记者为标杆的深度报道从业者，在探寻事实真相、践行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不仅具有传统知识分子济世救国的文人情怀，也在学习掌握西方新闻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强化专业主义理念，同时，又在新闻生产实践中善于反思、质疑和批判，因此，相当程度上，他们具有“质”的代表性。此外，这个群体的数量相对较小，研究成本较小，所在媒体的组织文化比较相似，考察其职业意识的影响因素时具有相似的环境特征。
自2004-2007年间，笔者利用寒、暑假对国内一些知名深度报道媒体管理层、记者和编辑进行深度访谈，本文重点援引其中36位受访者的内容 [4]，他们分布于通讯社、报纸、电视、期刊、广播等不同类型的媒介中，其中既有中央级媒体（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又有地方主流都市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等），还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新闻类报刊（《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新闻周刊》、《了望东方周刊》）以及地方性广电媒体（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基本覆盖了国内从事深度报道实践的主要媒体，兼顾了不同媒介类型、不同层级、不同年龄等因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名单见附录）。
国外关于新闻从业者职业意识的研究，主要始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伊利诺大学芝加哥校区的John W.C. Johnstone和Edward J.Slawski及William W.Bowman最早出版了有关新闻从业者的著作《新闻人员：美国新闻人员与他们工作的社会描绘》，80年代以后，这个领域的研究则以美国印地安那大学教授David H.Weaver教授为代表，他在80年代、90年代分别对全美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意识、工作满意度、工作自主性等进行研究，出版了《美国新闻工作者和他们的工作》。此外，他还曾召集全球数十位新闻学者合力撰写出版了《全球新闻人员：世界各地的新闻工作者》。这些研究成果基本总结出从业者职业意识的基本特征 [5]，其中，他们对媒介角色的认知可分中立和参与两种，或者，传统、解释、活跃者和资讯传播、解释与调查、对立等三种等，而影响从业者职业意识的主要因素有媒介行业或机构、组织以及个体三个层次。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华人学者也开始关注研究新闻从业者及其职业意识，其中，尤以台湾学者罗文辉、香港学者陈韬文为代表，两人合作出版了《变迁中的大陆、香港、台湾新闻人员》，第一次对华人地区新闻从业者的媒介角色、职业伦理、媒介功能等职业意识进行系统研究和深入比较。此项研究中，华人学者不仅系统吸收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还重点考察了华人地区特殊社会情境对新闻记者职业意识的影响，并揭示出两岸三地记者职业意识的主要差异。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和全国记协曾对新闻工作者职业意识及职业道德进行过大型抽样调查，发现新闻从业者自我感受中，其社会地位仅次于医生，“以促进社会改革为己任”和“先天下之忧而忧”是我国新闻工作者在职业价值方面的基本追求 [6]。近年来，少数大陆学者开始关注研究新闻从业者群体，但其中有关职业意识的研究成果还非常缺乏。
总体来看，针对从业者为数不多的研究中，较多关注从业者外在的群体特征，较少关注其对媒介角色、报道功能等问题认知的意识特征。而且，在极少数有关记者职业意识的研究中，主要采取问卷调查的量化研究方法，只能总体上、宏观上反应其职业意识特征，对影响和决定职业意识的动因缺乏深入分析，同时，由于缺乏质化研究方法的应用，而无法更加深入的揭示新闻生产与职业意识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本文运用深度访谈法研究生产者职业意识，优点在于有利于放弃传统的功能主义研究模式，可以比较贴近、细致地把握被访者职业意识和实践特征。
二、研究发现
1、记者角色及媒体功能
关于新闻记者角色的区分，既有中立和参与两分法，亦有资讯传播、解释与调查、对立等三分法等。中立的角色强调记者应扮演记录者，对准确、客观、公正、全面地记录事实，更强调对完成报道本身的负责；参与的角色则要求记者应扮演影响者，对新闻报道有所介入，追求报道对社会产生的影响。2003年，上海新闻从业者的媒介角色认知调查结果显示，“提供新信息”、“报道新事实”与“实行舆论监督”是媒介最重要的社会功能 [7]。提供信息、报道事实可归入“记录”角色，而“舆论监督”则是深度报道在现实环境中最重要的“影响”功能。笔者的调研发现，深度报道从业者对记者应该扮演“记录者”还是“影响者”的问题并无一致看法，如果从专业或理想的角度，他们更强调“记录”，而从现实的语境出发则同样强调新闻推动社会进步的“影响”。
一些记者试图在记录与影响之间寻求平衡点，同时强调这两种功能的重要性。如：“按新闻学理论来说，主要应该只承担第一项，忠实报道、反映原生态的事实，把真相说出来就可以了。可是在中国，新闻工作其实很特殊。比如新华社的内参，在某种情况下，也许会由此决定一项党的政策、一项法规要不要出台，新闻的力量，就会有这么强大的作用”（方进玉，2006）；“我觉得双重都有，我参与其中，本身就在纪录。通过我个人的发问，又能影响到我们节目的观众”（宁菁，2007）；《羊城晚报》记者赵世龙认为，“新闻需要适度干预社会现实，或者说可以尝试以新闻来改变一下社会小气候，局部的小土壤。适当的时候，我们应该推一把力……我也强调记录，做记录的同时，会看到它的不足，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小小的修补和改变”（赵世龙，2006）。
然而，多数深度报道记者强调，记者的主要使命是记录，记录事实、记录时代，而非影响社会，他们达成的共识是：记录事实、传播信息是新闻第一位的功能，而影响现实、推进社会是第二位的。如著名报告作家卢跃刚认为，“新闻最主要的功能在于，揭露真相，记录历史……我强调的是记录历史：记录是相对被动、相对低调的，是有边界的，与影响历史是有本质区别的”（卢跃刚，2006）；《新京报》副主编迟宇宙说，“也许你可以影响当下，但你首要的目的不是影响当下，而是告诉别人发生了什么事情“（迟宇宙，2006）；因最早报道“孙志刚案”的前《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谈及做这篇报道时介绍，“整个收容制度的废除过程中，我没有去参与上书或者呼吁。说实话，我也不想参与，也觉得自己不应该参与……我始终强调，做好报道本身是我记者的责任”（陈峰，2004）；《南方周末》高级记者南香红也认为，“记者就是一个旁观者，记录是最基本的，影响是记录所产生的，但你不能更多地去奢望和作为”（南香红，2006），等。
影响这种“记录”观的原因，至少有两方面：一、从新闻职业的基本理念出发，调查事实、传播信息是媒体的基础功能，也是记者的主要使命。对此，多数深度报道从业者有基本共识。如展江教授所言，“按照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是不提倡记者参加社会活动的。这个在中国怎么看呢？我们还是希望中国有更多的记者投身于报道，参与性的活动偶尔为之也无妨，但不要走得太远”（展江，2006）；（2）从当前新闻环境不尽理想的现状出发，认为媒体影响现实的作用比较有限，从而认为强调记录功能更现实些。“在中国，新闻只能影响当下，甚至连当下都影响不了……你只能是记录，如果你的目的是影响当下的话，那么做新闻肯定不是最好的一种模式”（迟宇宙，2006）；“一般人觉得舆论监督是一种权力，但在中国它确实不是权力。有时候，群众会把媒体当作解决问题的地方，但实际上媒体不能独立地、完全地承担这个责任。”（侯永生，2004）
少数深度报道从业者则十分强调深度报道对社会现实的影响，较具代表性的有《中国青年报》“冰点”原主编李大同和《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王克勤。李大同认为，“新闻的最高境界，当然是作用于今天的社会进程……新闻主要的使命是影响今天，影响当今的社会”。他的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社会现状的判断，“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里，新闻只要起到了告知社会的功能之后，其使命就结束了，而其他社会系统就会紧跟上，发挥自己的法定职能。如果这套系统比较健全，新闻只需要告知就够了”。然而，对新闻能否影响社会的实际效果，他又持十分悲观的态度，“在国内，很遗憾，新闻缺乏其他社会系统的支持。新闻告知了，无声无息、没人理你。如果说少数报道也发生过较大的改变社会某一现状的力量，那不是舆论的力量，也不是社会其他系统自动跟进的力量，而是高层行政权力或畏惧这种权力的力量”（李大同，2004）。王克勤因“兰州证券黑幕”“北京出租车行业黑幕”等一系列调查报道而闻名，做完北京出租车行业黑幕报道后，他又继续在温州等地做采访，“写的还是出租车行业的问题，我想力推这个行业的这场改革”。他做深度报道的选题标准是“能不能促进一些政策的调整，制度的完善”，最看重报道的价值是“对公民权利的捍卫、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对制度改良的推进”（王克勤，2004）。谈及推动制度变革是否偏离了记者使命和角色时，他说：“怎样使这个制度更加完善呢？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以一个制度为目标点，想办法把这个制度中存在的不足揭示出来，然后呼吁社会公众认识到这个问题，通过团结各种健康的力量来敦促政府、决策者进行完善、修改等”（王克勤，2004）。
笔者以为，新闻的“记录”功能其实众所周知，而对“影响”意义的强调主要受个人经历、职业实践和社会认知等因素的复杂影响，这些因素既关乎外部现实，也关乎内心抉择。比如，同样是基于对现状的不满，有的记者因悲观而放弃“影响”诉求，有的则虽失望却愈挫愈勇、更强调“影响”且改变现实的意义。比如，《财经》记者杨海鹏剖析“新闻英雄”王克勤的新闻观时，强调了内外部因素积极又消极的多重影响：“他的新闻行为有很强的公益性，对一个真正的职业记者来说，也许是一种‘越位’。我想这种‘越位’，外因主要是来自制度的缺陷，迫使个人承担着自己所不能承担的责任。”“‘说出真相’是一种最有效的宣泄方式，也是他们回应公众期待的方式。但在这个矛盾空间激烈的社会，这种‘期待-满足’最后就是超越职业的范畴的‘越轨’”（杨海鹏，2004）。
2、“职业记者”与“专业主义”
职业记者与专业主义是两个关联性很强的概念，考察深度报道从业者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亦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的职业意识。
关于“职业记者”的内涵和标准，受访者给出了不同回答。有的强调职业记者应该有独立立场，如“回归新闻本源的规律，不拘泥于意识形态来做好记者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职业记者”（赵世龙，2006）；有的强调记者应考虑组织利益、有集体意识，“职业的标准，对所有新闻从业人员来讲都是一致的。你的行为不代表从业者本人，你代表的是央视，是国家电视台，是《每周质量报告》”（沈伟，2006）；有的强调奉献精神，“职业记者要有奉献精神……把节目做好，实现自己对这个节目的理想。可能这就是一个职业记者应该做的吧”（宁菁，2007）；有的将其理解为不怕牺牲的冒险精神，“讲职业记者，我的理解就是在伊拉克冒着生命危险做采访，我又做不到，也不愿意去做”（何华峰，2006）；还有的强调职业激情，“职业记者应该非常非常热爱新闻，而且真的能把新闻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不停战斗在新闻一线”（刘万永，2006），“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坚守你内心的忠诚，这是职业化的底色，你选择的公司和你内心的操守应该是一致的”（江艺平，2007）。可见，关于“职业记者”，深度报道从业者们并未达成共识。
这种关于“职业记者”认知差异也同样体现于对“专业主义”的理解上。有学者将专业主义概括为，“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强调的是新闻从业者与新闻工作的普适性特征；它又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与市场导向的媒体（及新闻）和作为宣传工具的媒体相区别的、以公众服务和公众利益为基石的意识形态；它还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模式，是与市场控制与政治控制相抗衡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专业社区控制模式”[8] 。“职业记者”亦可称“专业记者”，指的就是以专业主义为标准的新闻从业者。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深度报道从业者对“专业主义”的内涵亦无共识，而会从操作技巧、记者立场、职业伦理、价值体系等不同层面来理解。《中国青年报》名记者卢跃刚认为，专业主义主要包含三个问题：一是伦理，包括常识伦理、专业伦理，二是价值标准，按照专业伦理、职业准则来判断什么是新闻，三是技术标准，就是围绕这种普世价值标准的新闻文体的采访与写作的标准，“这三个问题构成了专业主义的内核”（卢跃刚，2006）。新华社主任记者朱玉认为，专业主义首先是一种职业理念，包括角色、面目、心态，其次是专业的技巧，“尽量在采访、写作过程中，掩藏住自己真实的情感，表达客观事实，冷静、理性地分析事实”（朱玉，2006）。《中国青年报》首席记者刘畅则更多从媒体功能角度理解，新闻专业主义“就是把新闻当成专业追求，甚至帮助一个民族找到良知，找到前进的自信，找到自己的缺点”（刘畅，2006）。而《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鸿谷对“专业主义”这个词“印象不好”，他坦诚自己没有细想过，“新闻专业主义这个词被用来自我标榜或自我神化了……那些揭黑记者和自称为‘新闻专业主义者’的人，我们也可以用新闻专业主义来批评他们，因为他们把专业主义和揭黑报道背后的道德诉求强化了，这个其实是跟他的专业主义或技术是冲突的”（李鸿谷，2006）。虽然看法各不相同，但多数人都说到了专业主义在意识与实践方面的多重意义。
3、满意度及职业评价
一项有关中国大陆新闻从业者职业满意度的调查显示，被访者在总体上对于有关工作满意度的综合评价介于 “马马乎乎”和“比较满意”之间（陆晔，2005）。从对深度报道从业者的调研看，他们对生存境况的满意度要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不满或悲观的情绪要比一般的从业者更强烈。“比较虚躁，整体水平不高……散、小、弱。各媒体记者之间属于民间联盟的状态，报社和报社往往老死不相往来，调查记者各自的理论、人文素养、新闻理念、社会判断也处于沟通不畅、各说各话的状态”（赵世龙，2006）。据笔者访谈，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1）行政控制过度，舆论监督的空间整体紧缩，新闻生产受政策约束、权力阻挠，而且存在比较普遍的自我审查。“记者要为公众说话，甚至发表独立意见是非常难的。这种困难不止是来自舆论管理控制，还来自调查真相的人们自身，分析工具分析手段的匮乏，知识界与利益集团之间关系暧昧，也提供不了有力有用的智力支援”（杨海鹏，2004）。相对而言，《凤凰周刊》作为特许在大陆发行的境外期刊，受到的新闻管制相对较少。“到现在为止我很快乐，是因为我很正常，没有被扭曲，不需要在写文章的时候太多考虑要刻意规避什么”（邓飞，2006）。
（2）组织支援不够，管理者遭遇风险时不具有担当的勇气，或绩效考核制度不太合理等。“相当多的新闻媒体，事实上无法对调查记者进行有效的保护，有的还有暴光敲诈，换取经济利益”（杨海鹏，2004）；“报社对《冰点》记者的报酬很不合理……职业声誉是最高的，收入是最低的”（李大同，2004）；“在目前的新闻体制下，做这些报道的人在新闻单位是很边缘的。不是最受领导重视，甚至有时领导对外不愿意介绍你”（刘畅，2006）。
(3）商业利益诱惑，市场控制和约束带来负面影响，因生产成本压缩而影响节目质量，或过度依据收视率来进行考。“我很认同崔永元说的‘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句话，非常有道理”（施喆，2007）。《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也用“非常大”来形容收视率的压力，“大到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每周开例会，台领导、中心领导、部领导，都会谈收视率”（张洁，2004）。
尽管对行业水平和生存境况并不满意，这些深度报道从业者却依然体现出坚韧、执着的专业精神。“怎样在各种因素的控制之下，尽量挖掘真实，并尽可能巧妙地把真实给传递出去。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生存智慧，不能因为压力就放弃。”（李菁，2006）；“在现有体制下，不要去抱怨外界的因素，只能是有多大的笼屉蒸多大的馒头，不要指望馒头大的超过蒸笼”（曲长缨，2006）；“目前能做到的是，媒体的职业化发展和专业化报道，自己先做好，专业、客观、冷静的报道，胜过一切”（沈亚川，2006）；《南方周末》高级记者李海鹏在访谈中援引孔子的话“知其不可而为之”，他说，巴黎“红五月”时的一个标语“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虽然无法完全达到这种境界，但他希望自己能做到（李海鹏，2006）。
三、分析与结论
一般来说，影响职业意识的主要有教育程度、个人经历、组织文化、社会环境等内外部因素。其中，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提供了整体性的观念基础，而所处媒介的组织文化、价值倾向及其个人的成长经历、性格特征是决定其职业意识的直接因素。如李海鹏所言，他的职业意识“来自于我人生的整个经验，从小到大我看到的事、读过的书、受到过影响的人，是这些东西的总和”（李海鹏，2006）。虽然职业意识呈现多元的差异特征，但从揭开事实真相的操作策略看、从以新闻推进政治民主的理想追求看，这些从业者又有着相似的职业观。笔者试图对这些职业意识的多元差异进行解释，初步概括出一些原因如下：
首先，时代背景和所处环境的差异决定着不同年龄段从业者职业意识的不同。倘若简略梳理中国深度报道实践的变化轨迹，总体来看，“启蒙”是八十年的主诉求，“监督”是九十年代的大热点，而新世纪迄今，则在社会控制复杂、利益诉求分化的现实中，启蒙式微、监督受挫，伴随对事实原则的捍卫、对专业精神的传播、对揭示真相的诉求，深度报道从业者的价值取向正在实践中变得分化与多元 [9]。在江艺平看来，上世纪90年代的那批调查记者相较之于近年来出现的“新生代”从业者更具有家国情怀、悲悯精神，“现在年轻的调查记者，倒不一定很刻意地去张扬这种东西，看他们做报道、还原真相的时候心态会更平实一点”（江艺平，2007）。又如《中国青年报》主任记者崔丽，“我算是60年代后生人，在我们这代人中，新闻负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像一个断代层……李大同、卢跃刚、张建伟那一代对社会的影响，从中青报史来看，他们经常被称为旗帜性人物。在我们这里，新闻更多被定义为一种回归性的认识”（崔丽，2006）。
其次，深度报道从业者的职业意识主要来自新闻生产的实践感悟，换句话，更多在生产实践的动态过程中修整、完善或强化，而非由教育背景或专业知识决定。如上海文广传媒集团《1/7》执行制片施喆学的是新闻专业，却更强调实践对职业意识的塑造作用。“假定我们认同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是客观、公正、平衡、独立，那我问你，在实践中你如何体现这些东西？因为这不是虚的。其实很多时候，这种职业意识是从实践开始的，它让你知道你要做的是什么。”（施喆，2007）
再次，西方深度报道尤其调查记者的实践策略及价值观念对中国深度报道从业者的影响很深。如《环球企业家》主编杨福说，“新闻作为一种产品，其标准是西方的同行制定的，最好的样本他们已经实践了很多年。要做成中国最好的媒体，当然得向世界上一流的同行对标”（杨福，2006）；“我有时会看他们的作品，感觉我们差距太大了。我喜欢他们报道中的信息量，喜欢他们的节奏感，还有采访和写作的技法，让人觉得更有力量、更有气势。跟他们比，我写的调查性报道很粗糙，只为了说明事实，读起来就很闷”（蔡平，2004）。
综上所述，中国深度报道从业者的职业意识存在多元化的差异特征，不同个体对记者角色、媒体功能的看法各有侧重，对职业记者、专业主义等概念的理解也迥然相异。可见，这是一个没有明确标准的新闻界，也是一个缺乏专业共识的职业圈，恰如有学者研究发现，从专业主义话语建构的角度看，“专业主义在中国有多个传统的渊源，面临各种力量的制约，在实践中具有碎片和局域的呈现”[10] 。中国深度报道从业者职业意识，与传统党报新闻坚守的“宣传”范式形成冲突、告别与对抗，但又未形成类似西方新闻界的“专业主义”共识，同时，传统士大夫济世救国的“启蒙情怀”正在逐渐式微。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职业意识呈现多元的差异化特征，但深度报道从业者显然比一般记者拥有更高的职业追求、更强的专业意识，他们普遍认同政治民主、市场自由、多元文化等现代社会的价值指标，认真恪守真实、全面、中立的报道规范和专业主义原则，能够在各种社会控制因素下实现心灵自由与社会自由的动态平衡。殊途而同归，所谓“君子和而不同”，职业意识的差异并不防碍他们思想上的碰撞共鸣、精神上的相互支援、实践上的共同协作，超越事实、报道真相是他们共同的追求。
【附录】访谈名单及时间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江艺平、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终极对话》资深编导宁菁、上海文广传媒集团《1/7》执行制片施喆（2007年）；《凤凰周刊》资深记者邓飞、新华社主任记者朱玉、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编导曲长缨、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主编沈伟、《财经》资深记者何华峰、《环球企业家》主编杨福、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南方周末》高级记者李海鹏、原《新闻周刊》时政部主任唐建光、原《新京报》副总编辑迟宇宙、中央电视台原《社会记录》编导沈亚川、《南方周末》原副总编方进玉、《中国青年报》主任记者崔丽、《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副主编刘万永、《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鸿谷、《三联生活周刊》资深记者李菁、《南方周末》高级记者南香红、《中国青年报》记者部副主任刘畅、《羊城晚报》首席记者赵世龙（2006年）；《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部记者姜英爽（2005年）；《中国青年报》原“冰点”主编李大同、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负责人侯永生、《财经》杂志常务副主编王烁、《新闻周刊》执行主编靳丽萍、《北京青年报》深度报道执行主编郑直、《北京青年报》资深记者宋燕、《中国青年报》“冰点”资深记者蔡平、原《新京报》时事新闻部主编陈峰、李玉霄，《南方人物周刊》主笔、《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原《南方周末》记者杨海鹏、《南方周末》执行副主编向熹、《瞭望东方周刊》副总编孙凯（2004年）
[注释]
[1] 本文属复旦大学2007年文科金苗项目“二十年深度报道从业者职业意识变化轨迹研究”的一部分。文中对“深度报道”的界定，并非单纯借鉴西方新闻学的定义，而更多立足于本土化社会语境，强调特定报道类型对事实背后真相的挖掘、意义的阐释，因而，包括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兴盛一时的深度报道（包括纪实性报告文学）和九十年代以后逐步兴起的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等深度报道。这里的“深度报道从业者”包括以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特稿写作为主，在深度报道媒体/栏目工作的管理者、编辑、记者等。
[2] （美）Bernard Roshco，姜雪影/译．制作新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3] 按照学者潘忠党、陆晔的区分（2002），新闻工作是一门进行信息采集、整理、加工和扩散的职业（occupation），“说它是专业（profession）是指从事新闻工作必需的专业技能、行为规范和评判标准，而这些又必须通过专门的训练而获取，并为新闻从业者所共享。”从现状观察看，大陆新闻从业者并未形成共享的专业价值观，不同类型媒体的专业化程度差异甚大，因此，笔者认为用“职业意识”来描绘其认知现状更具有现实的契合性。
[4] 关于这些深度报道从业者的访谈内容，详见《报道如何深入：关于深度报道的精英访谈及经典案例》（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与《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张志安/著。
[5] 转引自罗文辉、陈韬文等（2004）：变迁中的大陆、香港、台湾新闻人员，香港世流图书公司。
[6] 喻国明：中国新闻人—我国新闻工作者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抽样调查整体报告，来源：中华传媒网www.mediachina.net。
[7] 陆晔（2003）：新闻从业者的媒介角色认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3期：86-91。
[8] 陆晔、潘忠党（2002）：成名的想像：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第71期。
[9] 张志安（2007）：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南方日报出版社，第4页。
[10] 同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