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还是合作？甩掉欧洲还是多极世界？早在2011年1月中美峰会之前数月，美国本土智库围绕中美关系的前景进行了密切讨论。但是，过去两年来围绕中美关系所发生的大量微小纠纷与少数的战略性合作混合交织，让局势扑朔迷离，如同处于一个巨变前夕的十字路口，使得这次可能是30年来最重要的中美首脑会面充满不确定，以致卡内基基金会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包道格（Douglas Paal）在1月11日的演讲中预设为“平息风暴”的会面。

如此不明朗的双边关系，当然是从美国一方的立场出发得出的。事实上，从号召“改变”从国内社会政策切入动员成功当选的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经历着内政方面连续不断的挫折，正面临着是否需要“改变”外部政策重新赢得政治支持的选择。只是，如何选择后冷战、甚至后“9·11”时代的方向，是听从共和党人罗伯特·凯根（Robert Kagan）的主意推动一场新冷战、彻底改变世界秩序，还是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建议的在阿富汗之外开辟新战场，仍然是未定选择。

不过，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挽救经济于金融危机是奥巴马政策的“核心利益”，尽管包道格不久前还反对中国的“核心利益”提法。美国“适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外部效应已经初显：访美前夕，中方已经要求美方保证中国债权稳定，主动加速人民币升值，并批准大小摩在中国注册作为北美过剩流动性外溢进入中国市场的管道。类似的合作信号一再释出，比如拒绝伊朗政府参观核设施的邀请、主动邀请美防长盖茨参观二炮设在清河的指挥部、杨洁篪外长先行在美与商界沟通等。美国企业界长期以来作为中美关系重要基石之一的院外压力集团，却在最近的中美市场纠纷中逐渐丧失对华信心。显然，相对克林顿国务卿14日咄咄逼人的定调讲话，中方正在努力利用这次首脑会谈避免对抗、促进互信，为中美关系赢得战略回转的空间。

问题在于，在这一可能促进中美合作、化解对抗危险的战略缓冲空间里，真正有意义的似乎并非“9·11”后的全球反恐，或者朝鲜、伊朗、南海、阿富汗等地区性紧张因素，而是中美关系的第三者--欧洲，游荡在中美峰会会场的上空。中国正在有意建构一个战略三角，也是冷战结束后20多年来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欧洲在中美关系和世界秩序中的重要性，从最初以牵制美国单极霸权的“多极世界”主张转向拒绝中美超强的“G2”模式，而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两年后终于以李克强副总理的欧洲之行为标志开始大规模介入欧元危机的外部拯救行动。

这个变化大概是金融危机以来欧洲最大的收获。尽管欧洲最为睿智的政治家、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2008年底曾经颇有信心地预言新的世界秩序将由美元、欧元和人民币构成，但是金融危机对欧洲的打击至今仍在继续，不断摧毁着欧洲一体化的信心。不久前，欧洲的政客和知识分子还在哀叹世界进入了中美超强主宰的G2时代，欧洲在一向自豪的气候变化会议上不得不收起激进立场，关于欧元区的悲观前景也在与日俱增。但是，德国2010年超过3%的经济复苏重新振起德国模式的信心，2011年元旦开始生效的泛欧金融监管体制体现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主张。缺乏一个统一中央政府和强有力的金融干预本是欧洲落后美中、饱受诟病之处，但借着欧元危机，欧洲正在朝一个集中有效的统一政府方向迈进，再度展现了欧洲政治进程的生命力。这也许才是欧洲能够打破内部的悲观怀疑论和美国“没有欧洲的世界”论的独特价值，包括欧洲的新世界主义，比如欧洲关于气候变化的世界政府主张。

长期来说，因为欧洲的新世界主义和中国的崛起，而改变了世界政治秩序，一个真正贴近“多极世界”的新地缘政治正在形成，从而可能在中美间潜在的战略冲突间建立战略缓冲的“新三角”。中国已经在胡奥峰会前着手布局，利用渴望加入G3游戏的欧洲加大了自身的筹码，美国能否在胡奥会谈之后摒弃自由派的简单“接触”和保守派的“新冷战”构成的二元论，选择既避免对抗性冲突、又能承认新地缘政治现实、保证经济复苏的新政策，成为考量巴拉克·奥巴马政府政治智慧的关键，也是观察未来新世界秩序走向的重要指标。克林顿国务卿14日的演讲业已透露出一个轮廓，中美双方围绕世界新秩序的战略共识正在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