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宁夏海原县，政府从海原县老城搬迁至60公里外的黑城镇，另建新城，耗资数十亿元。行政大楼之豪华令人目眩，而老城房价低落，人心涣散，最终引发民众抗争，陷入僵局。

按本意，海原县此举是想把政府搬迁、建设新城，作为拉动GDP增长、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但在具体实施中，却陷阱重重。在此过程中，政府扮演投资者、经营者和决策者三重角色于一身，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中国政府应该算是当今世界最富有的政府之一，中央和地方财政手中集聚大量财力。但政府作为投资者，独占巨大资源，投资的主体性质和体制已先天地决定了投资的取向和效率；资源分配必然遵循政治逻辑和官场逻辑，而非市场的逻辑。如此，必然形成效率低下的投资体制。类似于海原这样的“鬼城”“空城”等怪象，即由此而生。

海原县城的搬迁决策是脱离实际的。政府列举的四大理由——地震说、缺水说、交通困难说、工业落后说，仔细分析之下，均难以成立。而面对民间的批评，政府的回应苍白无力。巨大的投资建立在如此脆弱的论证基础上，令人惊讶。

海原县要获得自治区乃至中央财政的支持，仅以普通的扶贫项目为由，所获将甚薄，而以城市搬迁为名，确是“大手笔”。

海原县政府要求各部门牢牢把握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机遇，主动与国家部委对接，编制上报项目，争取立项批复，争取资金支持。加之，城市搬迁也是一种具有显示性的政绩，共同构成了海原县城市搬迁的内在政治动力。在如此强大的政治动力面前，城市搬迁在地理、社会和经济等方面是否具有真正的合理性，就变得并不重要了。

其实，与其说是决策论证错误，不如说是扭曲的资源分配机制使然。在一个官僚体制下，因为缺乏充分的动力，识别投资效率是十分困难的。各地基层政府要从中央政府和省区政府获取资源支持，存在激烈的竞争。但这种竞争本质上是争夺手段的竞争，它必然鼓励“忽悠”，鼓励造假，鼓励“小题大做”，鼓励“巧立名目”。

此外，政府作为投资的主体，也决定了投资取向侧重于政府自身利益。在海原新城的四个区中，行政区的大楼修得最为豪华，就是明证。

令人忧虑的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机制尚无任何萎缩的迹象，反而日益强化。政府投资占中国GDP的比例，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随经济刺激政策出台而急剧增加。法律制度的缺陷使得地方政府投资胃口缺乏节制，除中央政府的巨额拨款、地方政府的巨额土地出让金，地方的融资平台也十分活跃，负债已超过５万亿元，隐患巨大。

政府投资的失败恶果在今后若干年中，将逐渐显现。因为投资的失败和资源的浪费不会毫无声息地闭幕，不会因官员的问责而被弥补，必将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留下创伤。它将是另一幕的开始，或是通货膨胀，或是社会保障的消减。总之，是百姓埋单，只不过形式上是抽象化了而已。

在这一系列过程中，政府还是经营者，与民博弈，必然 “与民争利”。既然是经营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土地征收中压价、在土地出让中抬价，就是其内在的逻辑。

在经营城市中，还产生种种谋略。就以行政中心搬迁为例，政府从老城腾身而出，搬至近郊，抬高近郊地价；然后，卖地收银。政府每搬迁一次，就辐射一片，政府就多一片可卖之地。这一谋略可谓鬼斧神功，屡试不爽。

海原县基本也是在复制同样的谋略：政府在新城黑城镇大规模拆迁征地，一亩水地补1万元，一亩旱地补4000元，这比在海原老城搞拆迁，廉价得多。一旦新城落成，未来会有更多肥地可卖，政府财政的前景可期。

不过，海原县政府迁出60公里之外，政府搬迁变成城市搬迁，破绽太大，撕裂了民生，也刺痛了民心。

根据维基百科的记录，城市搬迁通常是为应对地震和海啸等自然灾害，如智利的康塞普西翁。海原搬迁虽打着同样的旗号，但是，醉翁之意不在此，而在土地经营。

再者，在海原行政中心搬迁的过程中，政府是决策者，决策程序专断而神秘，排斥民主，亦不透明，结果必然背离民生，进而危及稳定。

县城搬迁是一件大事，但海原县百姓从一开始就不知情，更遑论参与决策。当年成吉思汗秘藏于海原县，那是一个历史谜团，八间白屋的故事在民间流传至今。如今，海原政府搬迁也如成吉思汗秘藏一样神秘。政府选择夜间搬迁，更为民间文学增添一笔素材。

独断的决策，即使善意，也难以反映民意。当民意反弹时，则采取莫须有的罪名，正如海原所发生的，或以逃税罪捕之，或以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处之，这是中国式政府行为模式的附则。

决策排斥民主，必然背离民生。类似海原这样的政府行为模式，一方面催生出河马式政府，独占资源，恣意挥霍；另一方面又产生大量失地农民，表面上“城市化”，实际上往往落得无业可就、无地可耕、无处可居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