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系统介绍和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当时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中国国力的衰微，中国学者迫切感到应当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变革图强，因而掀起了介绍和研究西方哲学的热潮。在中国百余年来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中，西方哲学对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影响日益深入，而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思想的介绍和研究，尽管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曾出现过曲折、起伏或偏差，但始终没有间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国学者站在世界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高度，以繁荣和发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为己任，解放思想、勤奋工作，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本文主要从学术发展的角度，对中国30年来西方哲学研究的状况做出概括和总结，力求展现中国西方哲学研究的基本面貌，并为其今后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发展概况及主要特点

改革开放为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事业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奠定新时期西方哲学研究的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建国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思想文化和学术研究领域的不正常情况，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工作者进行了认真的回顾和反思。在肯定新中国西方哲学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着重指出了在学术研究中不同程度存在的简单化、僵化和教条主义的倾向。比如，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由于指导思想上的某些偏差，尤其是受当时苏联哲学界观点的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区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方法的对立的论断做了片面的理解，将它们简单化、绝对化、公式化，并与哲学家们进步与保守、革命与反动的政治立场一一联系起来，以此来判定他们的思想是合理的还是荒谬的；是有价值的还是没有价值的；是可取的还是不可取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后出现的西方哲学思潮，则基本被看成是腐朽反动、没有价值的而全盘否定。这种做法显然违反了学术研究的科学规律，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它理所当然地被中国西方哲学研究工作者所反对和纠正。1978年10月在安徽芜湖召开的“全国西方哲学史讨论会”上，来自全国各有关单位的200余位专家学者着重对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性质、对象、任务、方法等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一扫以往教条主义束缚下的冷清局面，人人开动脑筋、畅所欲言，真正展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面貌。其中与会学者特别强调要在研究唯物主义先进思想的同时充分重视唯心主义在哲学史上的进步作用，客观评价它们的学术地位，更成为这次会议具有思想解放标志意义的理论亮点。虽然这次会议对许多问题的讨论仍然是初步的，但它所表达的解放思想、开创未来、求真务实、科学严谨的治学追求，使它成为推动后来中国西方哲学史研究事业健康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在此背景下，对西方哲学史研究本身的再认识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个热门话题。许多学者指出，过去西方哲学史研究中出现的片面性和简单化倾向，从理论上说，首先是由于对哲学史的性质的看法有偏差，往往把哲学史简单看成是社会政治状况的直接反映，只看到了它对社会政治现实的依附性，忽视了它自身的特定对象、任务和规律，忽视了它在范畴、概念、体系和理论发展上的相对独立性，忽视了它与人类认识发展的密切联系。在研究方法上，应当正确理解和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既要看到现实政治关系对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影响，又不能简单以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划线，用“贴标签”的方式来代替对哲学思想内在发展规律的研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是贯穿西方哲学发展的基本事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是对这一基本事实的科学概括，也是我们研究西方哲学应当把握的一条基本线索。但把握和运用这一线索，不等于把它当成僵死的教条，做非此即彼的区分。因为在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和发展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依具体的时代、人物和涉及的问题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变化特征，它们之间也有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改造、互相联系的复杂情况，需要做具体的分析。任何大而化之、以偏概全、简单武断的做法都会有碍于研究工作的深入和科学性。

特别要提到的是，学者们反思以往的不足，并没有走向全盘否定多年来中国西方哲学研究成绩的另一极端，而是着眼于中国未来西方哲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学者们更多考虑的是这样的问题：西方哲学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之一，我们应当如何全面客观地看待它，如何实事求是地探讨它的发展规律和本质内涵，在理论研究中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如何汲取西方哲学的有益成果，丰富和发展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这一系列思考中，学者们特别表达了一种愿望，那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应当无愧于时代的要求，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腾飞做出贡献。于是，以西方哲学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哲学工作者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研究水平应当以什么为标准，是以西方哲学家的马首是瞻，亦步亦趋，当黄皮肤的“西方哲学家”，还是运用中国哲学的智慧，创造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哲学研究的理论体系，选择当然是后者。老一辈西方哲学史专家陈康教授的一句话曾被广为传颂：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应当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应当说，中国学者的以上反思奠定了30年来中国西方哲学研究求真、求实，强调中国学术特色，重视中西比较研究的思想基础。

2．重视翻译工作，贯彻译、研并举

由中国西方哲学研究的特点所决定，做好翻译工作，掌握第一手资料，是搞好研究工作的前提条件，因而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而研究的深入又反过来成为搞好翻译工作的直接推动力。做研究家同时做翻译家，以翻译促进研究，以研究带动翻译，研究与翻译并举、相辅相成，是中国西方哲学研究长期经验的总结。西方哲学进入中国，发生所谓“西学东渐”的深远影响，正是从西方哲学著作的译介开始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学界也把系统地译介西方哲学典籍作为深化西方哲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文革”造成的中断，学者们要求了解西方哲学发展的愿望十分强烈，掀起了翻译西方哲学著作的热潮，而且这一热潮至今势头不减，渐成常态，它为中国学者及时了解西方哲学动向，跟踪前沿热点问题，丰富学术资料积累，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出版的西方哲学译著不胜枚举，其中不乏精品之作。除了单本著作和经典译丛类著作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还出版了一些重要哲学家著作的全集本或选集本，其中包括：苗力田主持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梁志学主持翻译的《费希特选集》，涂纪亮主持翻译的《维特根斯坦全集》，王晓朝翻译的《柏拉图全集》等。此外，还有一些重要典籍已列入翻译出版计划。在中国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中，这种大规模的翻译工作是前所未有的。它表明，中国对西方哲学的介绍和研究已经进入了全面和系统的新阶段，已经不满足于对西方哲学家个别观点和个别论述的局部性研究，而是注意从哲学家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把握其理论特点和实质。如果与“西学东渐”初期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数量有限、缺乏系统的情况相比，这一点就看得更清楚了。而且有的重要哲学著作，比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已有多个译本问世，但仍有新的译本在磨砺中，对于其中关键部分的译法也多有讨论。这一方面说明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另外也说明了我们开展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个特点，即对一种思想的把握，即使在文本理解和中文转述的层面上，都需要一个逐渐深化、全面、准确的过程。这一特点在我们的理论研究中也多有表现，近年来从语源、语义和文本翻译(包括翻译理论)方面讨论中、西哲学概念理解的论著显著增多，即为其例。此外，对西方学者撰写的哲学通史和断代史著作的翻译也受到重视。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版的《批评的西方哲学史》、近一二十年在国外较有影响的劳特里奇哲学史、牛津哲学史、剑桥哲学史等也陆续被翻译出版或正在翻译出版中。断代哲学史、国别哲学史方面也有多种译著出版，比如策勒的《古希腊哲学史纲》、索利的《英国哲学史》等。这表明，如何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从整体上把握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和内在联系，更好地开展对西方哲学史的综合研究，也是中国学者所关注的。

总之，30年来，中国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虽然由于译述能力和理解方面的局限，迄今出版的大量译作，难免良莠不齐，但这是我们学术翻译工作前进发展中的问题。可以相信，随着对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入，质量好的或比较好的译作将被保留或完善，质量较差的译作将逐渐被淘汰。

3．专题与通史相结合，全面推进基础理论研究

同许多学术领域一样，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西方哲学研究具有某种恢复的性质。建立符合新时期要求的教学和研究体系，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培养和造就后继科研人才，总结此前的科研成果，发现和创造新的学术增长点，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

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为了恢复和推动西方哲学研究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做了很大的努力。他们与出版机构合作，率先创办了《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为当时学术文章的发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园地。1984～1987年，汝信、王树人、余丽嫦主编的10卷本《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和王树人、余丽嫦、侯鸿勋主编的配套著作《西方著名哲学家传略》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涂纪亮主编、被称为《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姊妹篇的10卷本《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也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这两套大型著作由包括贺麟等老专家在内的一百多位学者勉力写成，是中国系统开展西方哲学研究以来所完成的最重大工程，也是对此前中国西方哲学研究工作的一次全面总结。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当时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体系勾勒了一个基本框架，为开展更深入、更有针对性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平台。应当说，后来的许多研究不论在论域的扩展、方向的选择上，还是在理论观点的深化上，都大大得益于这两套著作。时至今日，它对我们的研究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宽松的学术环境和鼓励创造性研究的氛围中，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现在，即有一批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西方哲学研究著作问世。仅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而言，有汝信的《西方的哲学和美学》，叶秀山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思、史、诗》，王树人的《思辨哲学新探》，涂纪亮的《美国哲学史》、《英美语言哲学概论》，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余丽嫦的《培根及其哲学》，薛华的《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侯鸿勋的《孟德斯鸠及其启蒙思想》，傅乐安的《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陈元晖的《康德的时空观》，姚介厚、李鹏程、杨深的《西欧文明》，章士嵘的《西方认识论史》，江怡的《维特根斯坦》，谢地坤的《走向精神科学之路》，王路的《走进分析哲学》等。

除了专题研究之外，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西方哲学通史研究。通史研究与专题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更注重对哲学发展脉络的整体把握，更注重对哲学概念演进的历史概括，它涵盖了更悠久的历史年代、更众多的人物流派、更广阔的论域范围、更复杂的思想关联。因此，撰写哲学史是一项有理论全局意义的系统工程。中国学者编写的各类西方哲学史，仅近些年就多达十余种，但作为西方哲学学科标志性著作的多卷本西方哲学通史，却长期阙如。国内学界为填补这个空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有多个单位确定了撰写西方哲学通史的计划(比如复旦大学的10卷本《西方哲学通史》)，并有部分成果出版。2005年，由叶秀山、王树人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西方哲学史》（多卷本）全部完稿并出版，终于实现了学界的这个夙愿。该书共分8卷11册，近600万字。各卷分别为：第1卷“总论：概论西方哲学发展与西方哲学东渐”；第2卷“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第3卷“中世纪哲学”；第4卷“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英国哲学”；第5卷“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第6卷“德国古典哲学”；第7卷“现代欧洲大陆哲学”；第8卷“现代英美分析哲学”。各分卷主编及大部分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国内其他单位的部分专家学者也参加了写作。纵览全书，作者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对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概念、范畴、理论、方法、人物、流派等都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和阐述；尤其注重从西方哲学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关联、概念演进、理论方法特征等方面深刻剖析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本质内涵；根据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内容，加强或填补了以往国内研究的一些薄弱环节或空白；在具体分析、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注意总结和汲取百余年来几代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有益成果，努力从中国学术的视野观察和阐述西方哲学，比较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学术特色”。此外，该书还用一定篇幅对“西学东渐”的历史过程做了系统的论述和反思。在材料的使用上，作者们坚持以西方文献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科学地分析和借鉴“第二手”资料，力戒无根据的空谈和妄论，表现出严谨求实的理论风格。虽然该书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它仍不失为一部具有很强的学术性、系统性、现实性和开创性的精品力作。该书出版后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它所体现出的中国学者的进取精神、合作精神和良好学风，值得发扬光大。

此外，改革开放也为学术领域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机遇和可能，成为中国开展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除了通过互访和学术会议促进学术交流外，近年来，中、西方学者还共同完成了一些十分有意义的研究项目。譬如，中英哲学家合作编译了大型《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合作编写了《当代英美哲学概论》，出版了由英美一流哲学家为中国读者撰写的“当代英美哲学与哲学家研究丛书”等。

二、理论研究状况与学术观点述评

西方哲学是一个涵盖广泛的学科，要在许许多多的不同领域中找到众所公认的所谓“热点问题”，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在学术研究多元化的今天，对何为“热点问题”，何为“前沿问题”也从无明确严格的规定。因此，我们只能对近年来中国学者关注相对较多的西方哲学问题做出简单的勾勒，以作为今后研究的参考。

西方哲学的哪些问题成为中国学者相对关注的重点，主要受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由于我们的知识积累和知识结构比较容易形成共同议题的问题；二是由于西方哲学观点的创新或与中国思想传统的明显差异，容易引起中国学者理论兴趣的问题；三是将西方哲学界正在发生和关注的问题介绍进来，引起中国学者注意并讨论的问题。这三个因素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不同程度地互相渗透、互相结合，共同影响着我们的论域取向。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有较好研究基础的德国古典哲学、16～18世纪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首先成为热门的研究领域。随后，与经验主义，尤其是休谟哲学有密切联系的逻辑实证主义及其“反形而上学”倾向和“经验证实”原则、科学哲学中波普尔的“反归纳主义”、“证伪主义”，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在国内同样有一定研究基础的分析哲学，随着对维特根斯坦哲学和蒯因哲学研究，以及相应的语言哲学研究的兴起和深入，也出现了研究的热潮。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现象学、存在主义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著作的陆续翻译、出版，给这一研究以很大推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研究的热情持续不减。从90年代中期开始，后现代主义思潮越来越多地进入研究的视野，并很快成为研究者们竞相寻奇探秘的宝地。

总的来看，我们对西方哲学各领域研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大致而言，在古典哲学中，古希腊罗马哲学、德国古典哲学、16～18世纪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受到较多关注；当代哲学中则呈现出分析哲学、现象学（含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三个主要思潮（运动）并驾齐驱的局面。其他哲学，如尼采哲学、萨特哲学、弗洛伊德哲学、过程哲学、生命哲学、解释学、实用主义哲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或独立地、或与某个思潮相联系、或从属于别的学科领域，也此起彼落，不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从世纪之交开始转热的西方政治哲学也越来越引起学界的注意。

第一，德国古典哲学一直是我们研究的重点领域。这一方面由于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密切联系，我们有比较深厚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也由于德国古典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它既是古典哲学形态的一个总结，也是众多现代思潮的一个源头。其中康德哲学尤其受到重视。他的知识论不但为后来的各种知识理论提供了一个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发挥的范式，而且有力地伸张了人类的主体性要求。这种伸张是康德启蒙思想的最重要表现。以往对康德哲学的研究大多局限在他的知识论的“哥白尼革命”上，一般以他的二律背反和所谓的“不可知论”为归宿。近年来这一路向基本被打破。他的道德哲学，以及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已经铺垫、在《实践理性批判》中阐发出来的“自由”概念，得到较多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自由”被看成是真正体现康德哲学内涵的理性诉求，它为人提供了实现道德至善和个人价值的基础。相比较而言，研究者们对康德为连接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而设计的《判断力批判》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这影响了对康德的自由概念实现的可能性和途径的深入理解，不能不说是康德哲学研究中应当加强的方面。除了三个“批判”，康德的历史批判理性与政治思想，如他的“永久和平”理念也开始引起注意。

黑格尔哲学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它的庞大体系蕴藏着无数的宝藏，使得很难说对它的研究哪些更热门，哪些更珍贵。一段时间里，人们曾热烈讨论《精神现象学》的地位和他的体系构成问题，讨论黑格尔青年时期（早期及耶那时期）的思想发展等问题，但一般来说，他的逻辑学及辩证法思想始终是人们关注的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从根源上探讨黑格尔在德国思想发展中的地位，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而与此同时，同样为德国哲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则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研究中需要认真补足的一个方面。

第二，古希腊罗马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泉和基础，也是我们的研究取得最扎实进展的领域。由汪子嵩等人撰写的多卷本《希腊哲学史》、姚介厚撰写的《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西方哲学史》多卷本第2卷），较系统地深化了中国的古希腊哲学研究。近年来对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研究有以下三个明显趋向：

一是追本寻源的概念研究。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主要源头，西方哲学大家几乎无不从古代哲学中汲取养分，或直接以古代思想为其对象和起点。追踪古希腊哲学的原始概念是我们深化西方哲学研究的需要，21世纪初，哲学界掀起了关于“to be”的“表实”和“表真”用法及其中译问题的大讨论，就是这一需要的集中表现。2002年出版的洋洋近百万言的论文集《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记载了这一讨论的盛况。实际上，“to be”及其希腊辞源“eimi”有“表实”和“表真”两种（或更多种）用法，并不存在语言学上的争论，引起争论的恰恰在于它的哲学意义和如何用中文翻译。主要有三种观点：与“to be”表示的不同含义相联系，一种观点主张将“to be”译为“是”；一种观点主张译为“存在”或“在”等；还有一种观点主张根据不同的语境和含义译为“是”或“存在”，或其他术语。现在这一争论仍在继续，尚无定论，而且日益深入到对“存在”问题的不同研究取向的理解上，彰显出“形而上学视角”与“逻辑学视角”的分野。虽然这一争论是就西方哲学的一个奠基性范畴而发的，但它对中国哲学研究的意义决不仅限于此。因为它实际上凸显了一种将语言和概念分析与哲学理解相结合的研究方式。这种方式不但对于中国学者研究和理解西方语境中的哲学问题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改进中国自身的哲学思维方式也是重要的。

二是打通发展脉络的整体研究。古希腊哲学派别众多，线索复杂，如何厘清其发展环节，打通其发展脉络，是近年来随古希腊哲学研究的深入所表现出的明显趋势。在所发表的多种论著中，《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2期刊登的叶秀山的《希腊哲学从宇宙论到伦理学的过渡》一文论域宽阔、分析透彻、观点深刻，是一篇难得的佳作。

三是针对薄弱环节的专题研究。从以往的研究状况看，希腊哲学的神话起源和晚期希腊、罗马哲学是我们的薄弱环节。近年来，这两个环节都得到明显加强。其中以对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普罗提诺等）、西塞罗哲学、晚期古希腊罗马哲学与基督教传统关系的研究尤为突出，由此取得的成果值得关注。

第三，近代经验论、唯理论哲学。将经验论与唯理论作为认识论上的一个对子进行研究是一个常见的进路，在国外也不例外。因此，这两派哲学的各自发展及相互斗争自然而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比如有的学者将经验论哲学的发展分为以培根和霍布斯为代表的创立阶段，以洛克为代表的发展阶段，以巴克莱和休谟为代表的终结阶段。在逻辑上将其看成是从唯物主义演变到唯心主义、从可知论转化为不可知论的过程。唯理论的发展则经历了以笛卡尔和笛卡尔学派为代表的创立阶段，以斯宾诺莎为代表的完备阶段，以莱布尼茨、沃尔夫为代表的终结阶段。在逻辑上将其看成是从二元论经唯物主义一元论到唯心主义一元论或多元论的过程。而两派之间的斗争与各自的三个发展阶段大致对应。还有学者从更广泛的历史关联看待经验论与唯理论的斗争，认为它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的沉思》以及由它引起的反复争论为标志；第二个阶段以洛克与莱布尼茨的认识论观点的对立为标志；第三个阶段则将18世纪的法国唯物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纳入经验论传统，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纳入唯理论传统。还有的学者认为，在近代认识论中经验论与唯理论经典对立的严格意义上，培根和霍布斯可以不划入经验主义阵营之列，因为两人都没有提出能够代表经验主义原则的系统的认识论纲领。因此，真正说来，只有以洛克、巴克莱、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以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才真正体现了这一时期认识论意义上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严格对立。而笛卡尔和洛克以分别提出不同的认识论纲领而成为两派的真正奠基者。

近年来，除了对这一时期两派哲学的总体研究以外，对两派主要代表人物的专题研究颇见成效，基本都有相关的研究专著问世。而且对各代表人物具体观点的个性研究，其指向也往往超出这些代表人物观点的特定界限。应当说，这是研究者试图从更多元的角度深入理解这一时期哲学的可喜倾向。于是，我们看到，单纯从认识论角度研究这一时期哲学的论著明显减少。反之，人们更多地在西方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提到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然状态”、“自然法”、“社会契约”理论；更多地在形而上学和对后来哲学影响的意义上讨论笛卡尔的“我思”、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和“预定和谐”；莱布尼茨的语言观和逻辑思想被放到现代分析哲学和现代逻辑的基础地位上解读；巴克莱对主体性的强调和客观唯心主义倾向受到重视；休谟也不仅仅被当做将经验主义推向其逻辑结局的怀疑论者，他的自然主义倾向受到关注，他关于“是”与“应当”的“休谟法则”，几乎成为有关“事实”和“价值”关系的一切研究的理论原点。而最引人注意的还是他的因果理论和归纳问题，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休谟的“归纳问题”在逻辑上是无解的，但仍试图从实践或信念的层面上提供某种解答，这些尝试是很有意义的。

第四，分析哲学。现代分析哲学的兴起和发展代表了西方哲学在哲学任务和哲学方法上的一个重大转向。它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逻辑的发展共同作用的产物。从罗素哲学被介绍到中国算起，西方分析哲学是最早进入中国、并有广泛影响的思潮之一。对西方分析哲学的众多流派和人物，中国都有比较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围绕罗素和摩尔提倡的分析方法、弗雷格的逻辑和语言分析、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牛津日常语言哲学、蒯因的分析的实用主义、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思想等，都有大量的研究著述发表。分析哲学强调语言和逻辑分析，把澄清语言和概念的意义作为哲学的根本任务。它对哲学的重大贡献在于：首先，表明了语言表述与思想、与对世界之理解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引起了对语言问题的关注；其次，语言和概念分析是澄清哲学表述的意义、消除谬误、达到严密科学知识的根本方法；最后，提倡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推动了现代逻辑及语言、概念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分析哲学的影响已经深入到哲学分支学科的各个领域。当然，分析哲学的局限也是很明显的。比如，早期的分析哲学，尤其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一般都有拒斥或弱化形而上学的倾向，这就使哲学远离了探讨世界本质、认识客观世界的使命；强调概念和语言的分析，尽管可以提高哲学陈述的准确性，但如果片面地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它至多是一种“概念的结构”，不能代替丰富多样的哲学思考。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作为一个仍在发展中的哲学运动，分析哲学也表现出广泛的多样性和解决自身问题的理论创造力。就形而上学问题而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蒯因的“本体论承诺”和斯特劳森的“描述的形而上学”为代表，西方分析哲学改变了片面抛弃形而上学的倾向，重新燃起了对形而上学的兴趣，形成了所谓的“形而上学的复兴”。当然这一“复兴”不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简单“回归”，而是在坚持分析哲学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形而上学问题的重新阐释，它与科学哲学理论的发展、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斗争等密切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局面。总之，对我们来说，面对西方分析哲学的种种发展，如何深入研究分析哲学的本质内涵，密切跟踪其变化演进，整体把握其脉络走向，是我们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五，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中国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研究起步比分析哲学晚，但发展很快。作为西方现象学运动的奠基者，胡塞尔的开创性贡献为中国学者所重视。研究的论题主要集中在他的现象学方法（本质直观、现象学“悬搁”等），意识的意向性构成原理，以及先验主体性、主体间性、“生活世界”等主要概念上。其中，他的现象学方法是研究者们最关注的方面，这也与西方哲学界的研究倾向相吻合（胡塞尔的现象学常被称做“方法论的现象学”，而致力于推广现象学方法的舍勒的现象学则被称做“应用的现象学”）。他的“生活世界”概念也是经常被讨论的重要话题，这无疑与这一概念与现代西方社会对科技理性的批判反思有关。胡塞尔与其思想资源的关系，如布伦塔诺的意向性理论、古典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康德和新康德主义哲学等，也被深入研究。作为大的思想背景，对盛行于德、法两国的现象学运动的任何研究，都不能不涉及到胡塞尔思想的影响。现在，胡塞尔的几部主要著作已被译成中文。应当说，中国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总体上看，我们的研究仍然是基本的和初步的。这至少表现在：其一，胡塞尔本人的著作卷帙浩繁，我们所看到和研究的只是其中的极少部分，对他的学生和后人的研究性著作则更少涉及；其二，胡塞尔的思想发展过程极为复杂，每一阶段都渗透着他的深刻思考，对此我们尚缺乏深入细致的梳理和研究。比如，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是他反对早先在《算术哲学》中提倡的心理主义，通过描述心理学，向纯粹现象学和先验唯心论过渡的重要著作，充分表现了他的思想发展的曲折过程，是研究胡塞尔的哲学意向和方法论原则的极好材料，而对此我们还没有展开深入研究。又如，胡塞尔不是单从一条线索或原理论证他的纯粹现象学，而是至少从四个方面（逻辑学、心理学、笛卡尔的“沉思”、“生活世界”概念）达到同一个目的，这在任何试图创立体系的西方哲学家那里都是少见的。因此，如何统合胡塞尔的不同努力，整体上把握他的思想脉络，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海德格尔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西方关于他的研究文献之浩繁，仅次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海德格尔是现象学家、解释学家、存在论者，还为后现代思潮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他的思想睿智而深刻，他的表述特异而艰涩，这又使他成为最能引起哲学兴趣、最有哲学“魅力”的哲学家。中国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研究也呈现出日益广泛深入的景象。研究的问题涉及到：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旨趣的异同，海德格尔对传统存在论的颠覆与对人的在世存在（Dasein）的发问，Dasein的生存论构成及特征，存在论中的时间概念及与人的在世生存的关系，真理与自由，以及海德格尔后期关于技术、艺术、语言的观点等。海德格尔使用了许多自造的术语和特殊的表达方式，这为中文翻译带来了很大困难，国内学者为准确理解和表达海德格尔著作的原意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许多问题的讨论往往是围绕文本的理解和翻译展开的，而且现在仍存在许多分歧。尽管如此，国内研究取得的成果仍值得肯定，尤其有些学者将海德格尔的某些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如老庄思想）联系起来，凸显了中国学者的特色和研究优势。当然，由于海德格尔的思想和经历的复杂性，要准确了解他的思想，即使对于西方学者也是很困难的，对于我们则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就目前的研究而言，除了对海德格尔理论本身的研究以外，有两个全局性的问题也应注意。一个是贯穿于海德格尔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宗教神学倾向。在1927年关于“现象学与神学”的讲演中，他曾明确说，《存在与时间》中的本体论是“纯世俗的”此在本体论，而生存论的性质必须用神学，即被信仰所改变了的此在本体论来重新解释；他临去世前又郑重申明，世界已经堕落了，“只有一个神能拯救我们”。有些学者也试图从神学倾向那里寻找海德格尔著作的“神秘性”根源，那么，有鉴于此，我们在研究海德格尔对人的现世生存状态的分析时，是否应当对他的神学旨趣和宗教倾向予以更多的关注呢？第二个问题仍然与他的纳粹经历和“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老问题有关。即使在西方学术界，这也是时常被抓住不放并引起质疑的问题，因为从现有的材料看，他从来没有对其“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做过认真的批判和改变。如果说文如其人，那么，对海德格尔的思想意向，除了深刻启发我们的那些方面，我们还可以做哪些思考呢？

第六，后现代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是西方后工业社会学术和文化思潮的哲学表现。它的本质特征就是对西方哲学传统，尤其是自笛卡尔以来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传统的全面批判。在西方各主要哲学思潮中，后现代主义哲学是与我们现时代同步发展的一个思潮，是一个每时每刻仍然在产生新思想的年轻思潮。他的几位重要哲学家大都是近一二十年去世的，包括最近去世的德里达和鲍德里亚。中国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很快形成规模之势。但后现代主义哲学毕竟是一个全新的哲学形态，我们对它的深入研究还需要一个理解、消化、思考的过程。尽管如此，我们的研究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主要表现在，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基础，它的思想倾向、理论表现、方法论特征，以及各主要哲学家的理论观点等，都做了比较广泛的研究和探讨，有了初步的了解，并取得了一定的共识，这是中国西方哲学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为了进一步推动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研究，我们有如下思考：首先，在中国西方哲学研究界，与英文和德文的翻译工作相比，法文的翻译力量相对较弱，为适应研究需要，应大力加强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法文著作的翻译工作。其次，应清醒认识到，我们现在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研究虽有成绩，但仍十分不够，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比如，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与符号学有密切关系，并以其为重要基础，而我们还缺乏从符号学（尤其是索绪尔和皮尔士的符号学）这一理论根源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再次，一般而言，后现代主义哲学受到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的强烈抵制甚至“蔑视”，在大陆哲学内部主张捍卫“现代性”的哲学家（如哈贝马斯等）也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批判。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对西方哲学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理论差异的研究，以促进对西方哲学当代转型的理解。最后，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中国有何现实意义，国内哲学界对此大致有三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后现代主义哲学是一个特定时期（后启蒙、后工业化时期）的“地域性”思潮，与现时代的中国没有多大关系；另一种看法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或多或少遇到了或将要遇到后现代主义谈论的问题，我们加强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研究，总结其得失，可以作为应对可能的现实问题的理论准备；第三种看法认为，应当把后现代主义哲学当做“学术研究”的对象，主要从学理上探讨人类思维的发展轨迹，而不是把它拔高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指导思想”。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思潮可能对中国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我们应当认真关注的方面。

第七，现代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比较研究。在西方哲学研究中有这样一种观点或态度，即乐于强调以分析哲学为主调的英美哲学，与以现象学、存在主义为主调的欧洲大陆哲学的隔阂和对立。一些西方学者也在不同场合承认这样的隔阂或对立，或在他们的著作中表现出两者的明显不同。而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西方哲学的发展也呈现出两大思潮趋近、求同的迹象。对西方哲学的这一发展进行比较研究，中国学者有“旁观者”的独特优势，也是使我们的研究既能深入西方哲学的论域，同时又能凸显“中国特色”的一个极好切入点。近年来，国内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他们认为，虽然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风格殊异，但它们毕竟有共同的思想根源和历史传承，也有许多符合它们的共同旨趣，可以成为它们理论交汇点的共同论题，其中语言问题、意识的意向性问题等即为其例。而且两大思潮本身也不是独善其身的，而是既有理论上的互动，也有理论建构的共同基础，比如可以将语境主义看成是连接两者的桥梁。

三、简要的结语及对未来发展的展望

综观上述，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事业呈现出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及30年来的研究实践，我们可以做如下简要的结语和展望：

第一，学术研究需要有宽松的学术氛围和环境，需要有科学思想指导下的自由思考。30年来中国西方哲学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也是在新形势下世界文化交往和融合的必然表现。虽然本学科的研究对象是西方哲学，但这决不意味着这种研究仅仅是介绍西方哲学家的观点或照搬、注释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而是要把西方哲学看成是人类哲学思想在特定地域、特定历史关联和特定民族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部分或方面，根据西方哲学发展的基本事实并借鉴其研究成果，进行独立的、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创造性研究，并为促进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服务。在这一点上，中国西方哲学研究者已经取得了比较普遍的共识。尤其通过扎实、深入、客观的研究实践，中国学者已经不同程度地克服了过去曾经出现过的对待西方哲学盲目崇拜或简单排斥的极端态度，能够比较全面、客观地看待西方哲学的种种现象，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更加自信、更加理智、更加独立地从事研究和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而这是30年来中国西方哲学研究的最大变化。

第二，由西方哲学研究的特点所决定，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继承了老一辈学者的治学传统，重视西方文献的翻译工作，并做出了明显的成绩。各类经典译著的陆续出版，“全集”本、“选集”本的不断问世，就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以翻译促进研究，以研究带动翻译，两者相辅相成，已成为整个学科行之有效的研究模式。现在，我们应当进一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加强学界协调，完善选题布局，集中力量，稳步推进，使中国的西方哲学译介工作有一个更全面、更健康的发展。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在英、德、法主要西方语言方面的翻译力量较强(尽管也不平衡)，也有多年的译述积累，但精通希腊语、拉丁语及其他一些必要小语种的翻译力量薄弱，甚至有空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严重影响到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必须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加强。

第三，虽然我们在西方哲学各研究方向上都取得了一批成果，研究领域显著扩大，但从整体看，仍存在着研究范围相对狭窄，许多领域还少有问津的情况。以古典哲学为例，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含与西方哲学发展有关的阿拉伯哲学等)，英、法、德等主要国家的早期文化与哲学思想，都还存在许多研究空白。对西方古代神话和古代晚期哲学的研究也是刚见起色，还需大力加强。近年来，中国对当代西方哲学的跟踪性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尤其注意了对新思想、新趋向、新流派、新人物的介绍和评述，大大提高了研究的现实性，但研究的力度很不平衡。有些在西方已经很有影响的领域，我们的重视程度也明显不够，如女权主义哲学、文化哲学、心灵哲学等。以心灵哲学为例，在西方，心灵哲学已经成为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因为它以哲学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人的意识为对象，探讨它的本性、构成、功能、活动、心身关系等，是集当代哲学认识论、形而上学、语言科学、心理学、脑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科学等的最新发展为一体的前沿学科，它在理论和现实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当代西方心灵哲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而我们对其成果的了解和研究还相当薄弱，更难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类似的情况应当尽快改变。总之，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填补空白、理顺线索、突出重点、形成体系，仍然是中国西方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采取平分兵力、齐头并进的研究布局，更不意味着要由某一两个单位包打天下，而是提醒学界注意我们现在的研究状况，根据我们的既有条件，加强合作，稳步有序而又有所作为地推进我们的工作。

第四，30年来中国西方哲学研究之所以取得重大成绩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要按照新时代、新任务的要求大力培养高素质的科研人才。如果我们扫描目前活跃在西方哲学史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骨干，就会发现，其中许多人是改革开放初期或后来一段时期受过比较系统而严格训练的专业人才。尽管我们人才培养工作的历史还不长，现有人员还不能完全满足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需要，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很明确的，即他们应当是具有良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比较深厚的中国思想文化底蕴，比较广泛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扎实的西方哲学专业训练，很强的西方语言能力并能熟练运用现代逻辑方法，能够走上世界哲学讲坛的学者。从现在的研究情况看，我们的大多数研究还没有超出西方哲学界的话语模式，仍停留在“照着讲”的初级阶段，我们应当大力加强“接着讲”和“对着讲”的深层次研究，尽快达到学贯中西、自主创新的更高境界。当然，要培养和造就一批胜任这一使命的学者，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我们长期不懈的努力。

人才培养是与学风培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某种意义上，培养高素质的科研人才，关键是培养好的学风。毋庸讳言，目前我们的学风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急功近利、虚浮不实、跟风炒作、德“才”脱节，把学术商品化、庸俗化的现象仍不时可见。这些现象虽然只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其影响恶劣，传染性很大，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和重视。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大力加强学风建设，认真研究和改进我们的学术成果评价方法和奖惩机制，弘扬优良传统，克服不良倾向，决不能让不良学风毁掉中国几代学者开创的西方哲学研究的大好局面。

第五，推动和加强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是我们西方哲学研究的应有之义。在总结近年来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今后的研究似有以下几点要注意：首先，不能只满足于对西方哲学的一知半解，而应当尽量做到全面和深入，把握其实质。其次，要重视和发扬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要看到中国哲学的优势，在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中不能妄自菲薄，否则也是一种片面性。在这方面，我们不但要研究“西学东渐”的过程，也应当研究“东学西传”的历史。再次，虽然中、西哲学有很大的不同，但不能因过分强调这些不同而满足于简单的类比，使我们的研究流于肤浅，我们特别需要通过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创造出真正能体现中、西方共同智慧的哲学成果。最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必须促进我们自己的哲学事业的发展。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决不是为了造出一个黄皮肤的“西方”哲学家，而是为了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和促进世界哲学文化的交流。中国哲学家应当在自强不息、兼容并蓄的基础上，写出真正能反映时代精神和具有原创性的哲学著作。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