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基泄密：喧哗中的辩论
在2010年，“维基泄密”（Wikileaks）犹如一匹彪悍的黑马闯入政治的敏感地带。这个年仅四岁的网站此前已初露锋芒，而从2010年4月开始，一系列更为“猖狂”的泄密举措，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中心，曾经的“黑客”阿桑奇（Julian Assange）一举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一切几乎突如其来，匆忙的评论者使用各种标签来为之定性——民主、透明性、知情权或者无政府主义以及恐怖主义式的超限战，却未必能完全把握维基泄密的涵义与后果。但可以肯定，只有短视的目光才会视其为一场“恶作剧”而低估它所蕴含的政治与文化力量，也只有迟钝的头脑才会被它的“反美面目”所迷惑而暗自庆幸。
无论在政府层面还是在思想界，对维基泄密的反应是多样的，也并不完全符合惯常的政治分界线。大多数国家还在观望，而急于表态的政府可能失之草率。俄罗斯政府总统办公室在2010年12月发布一项声明，呼吁非政府组织考虑，提名阿桑奇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但阿桑奇却对莫斯科一家报纸提出忠告：“请克里姆林宫最好能稳住自己，准备迎接维基泄密下一波针对俄国的揭露。”而美国和伊朗竟奇异地处在同一条批评阵线。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谴责，对美国外交电文的泄露“不仅是对美国外交政策利益的攻击，也是对国际共同体的攻击”。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彼得·金（Peter King）主张将维基泄密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而伊朗总统内贾德也指责，维基泄密的行动是一场毫无价值的恶作剧，所公布的文件是“美国政府有计划准备和公布的”，为的是败坏伊朗政府的名誉，挑拨伊朗与周边地区国家的关系。
西方知识界的相关辩论已经开始，在自由派（左派）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左翼斗士乔姆斯基不出所料地站在阿桑奇一边。在一次访谈中，乔姆斯基回顾了他在1971年帮助艾斯伯格（Dan Ellsberg）解密《五角大楼文件》的经历，指出此事件与维基泄密的共同性——“有些事情，美国人应当知晓，而政府不让他们知道。”他还在一份声明中指出，“阿桑奇是在履行他的公民义务，勇敢而光荣。”反抗当权者的压制“应当成为珍视自由与民主的人们的首要关切”。著名电影人（《华氏911》的导演）摩尔（Michael Moore）在伦敦法院为保释阿桑奇捐资两万美元，并发表一项声明。他认为，若是在2002年就有维基泄密来曝光内幕，那么基于谎言而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未必能开始，因为开战的条件是“谎言能被保密”。而正是因为“暴露和羞辱了那些想要掩盖真相的人”，维基泄密才会遭受如此恶毒的攻击。但下一次战争也许就没那么容易发动了，因为局面翻转过来——“老大哥”正在受到我们的监视！开放性、透明性是公民仅有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对抗权势与腐败。摩尔承认，维基泄密可能会对外交谈判以及美国的利益造成意外的伤害，但他辩护说，这是一个用谎言将我们带入战争的政府所支付的代价。
聪明而博学的意大利作家艾柯（Umberto Eco）在法国《解放报》发表评论，以他擅长的迂回笔法指出，维基泄密所揭露的秘密实际上都在人们意料之中，因此泄密最终变成了一个“假冒的丑闻”（bogus scandal）。也就是说，只有你假装对主导着国家、公民与新闻界之间关系的那种伪善一无所知，才会被泄密所震惊，才会感到这是一桩丑闻。但是，公开泄密仍然是对这种伪善责任的一种破坏。美国外交的力量依靠那种煞有介事的秘密，如果秘密被发现是空洞的，那就等于剥夺了这种力量。无论这篇文章多么曲折，狡黠的艾柯与愤怒的摩尔同样看到关键的一点，一种翻转的奥威尔寓言：“老大哥”也正在被公民们监视！
英国自由左派网络杂志Spiked刊登一组文章对维基泄密提出批评。其中著名知识分子、肯特大学社会学家富瑞迪（Frank Furedi）的文章最为犀利。他在标题中就点明了自己的批判观点：“这不是新闻业，这是窥视癖。”富瑞迪认为，无论是一战期间布尔什维克党人公布沙俄与外国势力的秘密通讯，还是1971年艾斯伯格向《纽约时报》透露《五角大楼文件》，都显示了清晰的社会或政治目标。而维基泄密所提供的信息并不是致力于这种高贵的目标，它只是“为了羞辱和播种混乱”。表面上，它对公众知情权的主张肯认了民主精神，但在这一事件中，“‘知情权’这一观念实际上关涉的是对人们的想象所做的讽刺性操纵，那些支离破碎、易于消费的窥视癖式的流言蜚语，被重新铸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真相的重大部分”。富瑞迪批评某些高水准报纸对维基泄密的赞誉，认为这是“一种犬儒式的企图，将窥视癖变为一种美德”，透露出“当代公共生活的道德与文化规范”的危机。
美国知识界的重要刊物《新共和》在其网站上对这一事件发表了大量评论，其中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1960年代左翼学生运动领袖吉特林（Todd Gitlin）最为活跃。他在一封致美国总统和司法部长的联署公开信上签名，抗议司法部依据《反间谍法》对阿桑奇展开调查和起诉的动议。但吉特林也对外交电文的泄密事件提出批评，指责其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他认为，只要国家存在就会有外交，而有外交就会有机密。阿桑奇的方式“不是主张应该向国家施压去改进它做得很差的地方，而是主张国家就不应该存在”。吉特林的文章遭到格林沃德（Glenn Greenwald）的反驳，彼此发生了多个回合的交锋。格林沃德是美国的宪法律师、政论作家以及著名网络杂志“沙龙”（Salon）的主要作者，也在公共讨论中成为维基泄密最强劲的辩护者之一。他特别反驳了那种最流行的批评：维基泄密不加区别地将海量机密信息“倾倒”在网络上，这只是追求暴露的轰动效应，而实际上对改变强权与腐败的政治无所作为。格林沃德引用事实指出，所谓“不加区别的泄密”完全是误传，维基泄密至今只是有选择地发布了所掌握的文件的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而且已经与欧美五大报刊（英国《卫报》、美国《纽约时报》、德国《明镜》、法国《世界报》和西班牙《国家报》）形成合作伙伴关系，专业人员介入了筛选和编辑的过程，包括为保护个人隐私而做的必要删节。就反抗密谋政治的目标而论，阿桑奇的确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他并不具有制止战争的职责和能力。的确，维基泄密仅仅做了一部分而不是所有重要的事情，但这能构成指责它的理由吗？
新技术时代正在展开其超出人们想象的可能性：一种非国家的、个人的组织能够形成以弱制强的政治与文化力量。这可以表现为恐怖主义的攻击，也可以表现为民主性的力量。维基泄密无论有多少值得商榷与改进之处，却代表了对权力和信息垄断的颠覆，对密谋政治的挑衅。这不只是对美国的威胁，它挑战的目标甚至不只是国家，而是针对一切有权势的机构（“美洲银行”已经成为下一个解密目标）。阿桑奇所诉求的那种没有秘密的权力，那种极端民主、完全开放、全然透明的政治，终将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但这种政治介入方式已经开始改变传统的“权力地形图”。也许，在一个新技术与民主化的时代，强势者不得不严肃地对待来自公民的新生力量。
《经济学人》刊登中国特别报道
英国著名《经济学人》杂志（2010年12月4日印刷版）以罕见的醒目方式，刊登一篇长达十四页的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并在12月2日的网络版上全文发布，引起广泛关注，《福布斯》等媒体网站迅速做出评论与回应。这篇报道的导引文章以“正在崛起之中国的危险”（The dangers of a rising China）为题，作为“封面故事”推出。但整个报道无意宣扬“中国威胁论”，而是力图深度分析“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原题为“A special report on China's place in the world”）。
在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大国的崛起几乎总是伴随着暴力冲突与战争，中国是否真的会如其承诺的那样“和平崛起”？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导引文章举出例证来刻画中国形象的两面性：一方面中国致力于让“焦虑的世界”安心，另一方面“通情达理的中国时而会让位于好斗的中国”。历史经验显示，一对大国之间的关系往往决定了世界是否和平（有英国与美国这样的正面例子，也有英国与德国这样的反面例子），因此今天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对世界局势至关重要。虽然迄今为止情况还相当不错，因为中国全心投入经济发展，而美国的安全着眼于反恐战争。但两国之间仍然互相猜疑：“中国将美国视为一个终将会阻碍自己崛起的衰退中的强国；而美国则担心中国的民族主义在重振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的推动下将会伸张自己。”作者指出，对中美必将发生冲突的悲观主义看法或许不无理由，但“中国未必成为一个敌人”，因为许多证据表明，一个稳定的世界对两国都更为有利。而“最会让中国变成敌人的做法就是将它当作一个敌人来对待”。历史表明，“如果兴起中的强国相信它能不受阻碍地崛起，而当道的强国也相信它对世界的运作不会受到根本的威胁，那么超级大国就可以和平共处”。因此，关键在于增强大国之间的彼此信任。较之历史上的强国，中美两国具有一种后知之明的优势：“它们都见证了二十世纪灾难性的错误。而确保二十一世纪不再重蹈覆辙也将取决于它们。”
报道的主体分为六篇文章。首篇《卧薪尝胆》（Brushwood and gall）以著名的中国典故“越王勾践”开始，暗示着中国人的隐忍之心与雪耻情结，但作者随即援引哈佛大学科恩（Paul Cohen）教授对这一典故的新阐释：当今中国将勾践精神理解为“代表了自我改进与奉献，而不是复仇”。中国反复宣称其崛起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此仍心有余悸，未来的前景包含着危险的不确定性。《第四个现代化》（The fourth modernisation）一文着眼于分析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及其困难，以及对中美军事力量对比的意义。《悬而未决》（In the balance）讨论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日本与印度等亚洲国家所引起的复杂反应。《朋友，或其他》（Friends, or else）探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及其内在矛盾——美国希望与中国发展经贸合作，也希望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又担忧自己的地位会受到中国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威胁。这种伙伴与对手的双重关系困扰着美国。但美国不可能以冷战时代遏制苏联的方式来应对中国，因为这会付出过高的代价，而结局会是两败俱伤。因此，“承受中国的崛起，是对美国外交前所未有的考验”。《更少韬光养晦》（Less biding and hiding）探讨了中国在维护其核心利益方面表现出的决绝倾向。但文章指出，民族主义的高涨也正困扰着中国的外交事务。如果一切妥协都被看作是软弱或投降，那么大国外交就很少有回旋余地，而过于强硬的立场又会使周边国家感到威胁，使“和平崛起”的承诺遭到怀疑。
报道以《战略信心保障》（Strategic reassurance）一文收尾。作者认为，中美之间分享着许多重要目标（国际稳定，防止核扩散以及经济发展等），而和平共存最有利于实现这些共同目标。文章继而对消除两国间猜疑的方式提出十点建议，这包括：美国应自愿放弃在核攻击方面的优势，而维持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常规军事优势；中美两国应当在军事准则方面加强对话合作；亚洲需要形成预防海洋争端升级的规则；美国必须更为一致地遵守自己信奉的国际规则；中国应该防止恶性民族主义的流布；中美都应当致力于运用多边外交；亚洲国家需要清理盘根错节的区域安全组织，也需要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付诸更多的努力。报道以首尾呼应的方式回到越王勾践的故事：赢得胜利后的勾践在得意忘形中沦为一个暴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崛起注定会造成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抗或冲突。作者再次强调，勾践的故事有多重阐释，“而未来，一如这个故事，是我们造就的”。
这篇报道由资深记者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经过精心采访和大量引证撰写而成。在其“来源与致谢”中，给出了一份来自不同国家、持有各种立场与观点的二十六位学者专家的名单（其中有四位海内外华人）。报道有大量的实例分析与名家观点相呼应，鲜有简单武断的判断而多见平衡审慎的分析。显然，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已经越来越重要，任何简单化的褒贬都无济于事。这篇报道是为深入洞悉中国问题的多重维度和复杂性而做出的一次有益尝试。
道德与理性：跨学科的对话
坦普尔顿（John Templeton）基金会以赞助科学与宗教问题研究而闻名，其“大问题对话”（The Big Questions conversations）系列，每年邀请十多位著名学者与公共人物，就“经久不衰而备受争议的”重大问题做出书面回应，在知识界越来越引人注目。2010年第六届大问题对话的主题是：“道德行动依赖于理性推论吗？”十三位作者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神经科学、心理学、哲学、文化研究和神学），就这一问题各抒己见，汇编为一部五十多页的文集在春季发布。《大西洋月刊》、《探索》、《新科学家》、《纽约书评》与《纽约客》等英美报刊媒体予以报道。
哈佛大学哲学教授考斯戈德（Christine Korsgaard）相信，在大多数日常情景中，我们的思想与行动主要都是意识的结果；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法学理论家乔治（Robert George）认为，在道德行动中我们常常追求那些表面上“没有好处”的目标，它们的“内在价值”必定来自我们基于理性的理解。他们都坚持理性思考对道德行为的重要作用。而加州大学心智研究中心主任葛泽尼伽（Michael Gazzaniga）持有不同看法。他指出，最近脑科学研究的进展显示，道德决定的过程发生在大脑有意识的自觉之前。著名哲学家和作家戈德斯坦（Rebecca Goldstein）认为，道德情感是人类进化的产物，但需要理性才得以充分发展为完整的道德感。因此“没有道德情感的理性是空洞的，而没有理性的道德情感是盲目的”。大多数作者承认理性对道德行动的影响，但认为这种影响是有限的。英国犹太教首席拉比萨克斯（Jonathan Sacks）写道，“启蒙思想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低估了非理性力量的威力，这种力量是我们基因遗传的一部分。”人们道德直觉的起源与本质是什么？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意识地控制我们的道德行为？这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同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脑科学、神经科学与认知心理学的新近发展，正在为这个问题打开新的视野，也要求哲学家和神学家重新思考他们长期坚持的许多假设。
重新思考社会主义
美国左翼杂志《异议》（Dissent）在其五十多年的历史中一直致力于促进社会主义的民主理想。今年夏季号的《异议》杂志发表论社会主义的专题讨论，引起思想界的关注，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等媒体予以报道和评论。
在专题的导言中，杂志共同主编卡辛（Michael Kazin）指出，二十世纪的历史使“社会主义在全球胜利”的信心受到挫折，但我们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民主远景值得重新认识并付诸实践。专题讨论包括四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社会主义在今天的意义，并对其未来应有的形态阐发了各自的看法。政治学家伯尔曼（Sheri Berman）指出，社会民主派曾在二十世纪的欧洲有过辉煌的岁月，他们如果能将市场的动力机制与促进跨民族的团结和平等权利相结合，就有可能再创辉煌。著名左翼历史学家、《新左派评论》前主编布莱克伯恩（Robin Blackburn）认为，当前的财政危机可能会导致经济民主的复兴，但条件是社会民主派能够推动各种可靠的矫治措施，这些措施并不单纯依赖民族国家，而是能提升与地方社群共享的权力。政治活动家克拉克（Jack Clark）曾担任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委会”书记，他在文章中提出了各种革新的实践方式，寻求提供体面的、对环境负责的住房与就业，以及对华尔街势力的严格控制。政治哲学家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文章中辨析了社会主义的三个主要特征——政治民主、国家对市场的规控，以及提供福利和公共服务。他同时指出，应当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总是在造就中”的事业远景，而不是一种有待建成的体制。即便这种远景永远无法完全变成现实，它仍然是一种“最为人道、最令人振奋的道路”，我们由此不断迈向“我们所梦想的社会”。
《流浪者》引发文化争论
阿阳·荷希·阿里（Ayaan Hirsi Ali）大概是当今西方最有影响、也富有争议的伊斯兰流亡者。2010年5月，自由出版社推出了阿里的自传新作，《流浪者——从伊斯兰到美国：一段历经文明冲突的个人旅程》，使她再度成为焦点人物，也激发了关于文化多元主义的争论。
阿里1969年出生在索马里，儿时随家人在多个非洲国家流亡。她曾是穆斯林教徒，按照习俗接受女性“割礼”。1992年为了抗拒父亲安排的与陌生男子的婚事，阿里从肯尼亚逃往荷兰，改换姓名、编造履历，获准以难民身份定居。她后来进入莱登大学攻读政治学，获得硕士学位，取得了荷兰国籍。大约在2002年，阿里放弃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成为一个无神论的女性主义活动家，并在2003年当选为荷兰国会议员，曾多次入选全球最有影响的一百位公共知识分子。她曾与荷兰电影人梵高（Theo van Gogh，著名印象派画家梵高的曾侄孙）合作制作一部短片《屈从》（Submission），揭示伊斯兰社会中女性的悲惨遭遇，引起强烈反响。2004年11月，梵高遭到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暗杀，尸体的匕首上留有一份死亡威胁名单，阿里的名字也在其中。这一事件当时激起荷兰的反移民浪潮。2006年阿里在申请难民时作假的问题曝光，她在争议中辞去了议员的职务，从荷兰移民美国。
在《流浪者》一书中，阿里一如既往地以亲身经历对伊斯兰文化中的黑暗面予以公开而尖锐的抨击，引人注目也备受争议。西方的自由派与左派知识分子对她持有犹疑不决的评价。在《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书评中，作者赞扬她的勇气，又批评她对伊斯兰文化以偏概全的过激之辞。但是，所有文化究竟是不是一律平等？这个问题始终会困扰那些既坚持普遍人道标准、又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自由派人士。而阿里的立场要鲜明得多。《流浪者》中有这样一段告白：“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但并非所有的文化和宗教都是平等的。一种赞扬女性气质、认为女人是她们自己生活的主人的文化，要好过那种对女孩实施生殖器割礼、将她们禁闭于围墙或面纱之后或因为她们陷入爱情而予以鞭挞和投石的文化……西方启蒙的文化是更好的。”著名作家雅克比（Susan Jacoby）在一篇评论中坦言：她是“费尽艰难才懂得了这段话中的一些道理，但这是许多西方的好心人难以接受的”。
新视野下的罗尔斯研究
2010年12月，由意大利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LUISS University）和约翰·卡波特大学（John Cabot University）联合主办，在罗马召开了为期三天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来自欧美各地的三十多位著名学者参加。会议的主题是“在罗尔斯与宗教之间：后世俗时代的自由主义”。这标志着罗尔斯“宗教文稿”出版之后，在学术界引发出新的研究动向。
理性与启示的关系是西方思想传统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处理政治自由主义与宗教信仰之间的紧张也成为公共哲学的主题。约翰·罗尔斯是二十世纪政治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家，但他是否恰当地处理了宗教经验在民主社会中的位置，是受到争议的焦点之一。罗尔斯生前很少谈论自己的宗教观点，但在他2002年去世后不久，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宗教学教授发现了罗尔斯在1942年写下的一篇关于基督教伦理的论文，题目是《对原罪与信仰之意义的简要探寻》。罗尔斯当时甚至计划在战后从事神学研究。在罗尔斯的遗稿中还发现了一篇从未公开的短文《关于我的宗教》。哈佛大学出版社在2009年将两篇文章合起来出版。科恩（Joshua Cohen）和内格尔（Thomas Nagel）在序言中指出，罗尔斯不同于许多对宗教漠视或知之甚少的自由主义者，他的自由主义理论强调宗教信仰的重要性。
罗尔斯在早期“宗教文稿”中体现出对社群的高度重视，对孤立的个人主义以及对传统契约论思想的严厉批判。这表明曾经指责他“忽视了人们根本的社会属性”的批评意见可能是多么轻率。新视角下的罗尔斯研究，关注宗教在民主社会中的位置、宗教教义与“公共理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宗教与公共生活的界限等问题。这也是这次罗马国际会议的主要议题。
2010年人文社科领域的获奖者与辞世者
2010年霍尔堡国际纪念奖（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授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学教授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她的历史研究将早期现代欧洲与“比较历史”的新领域相关联，探索文化、地理和宗教方面的更替变化。颁奖辞称赞她的著作“层次丰富、面向众多、论证细致”，“揭示出更深的历史趋势和潜在的思想与行动模式。她的工作将性别推到前沿，同时坚持认为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总是根植于特定时代的文化话语与社会组织”。霍尔堡国际纪念奖由挪威议会于2003年创立，专门授予每年在人文、社科、法律和神学领域中成就最为杰出的一位学者，奖金为四百五十万挪威克朗（约合七十五万美元）。2010年度的坦普尔顿奖（Templeton Prize）由七十六岁的进化生物学家与遗传学家弗朗西斯科·阿亚拉（Francisco Ayala）获得。阿亚拉曾是神职人员，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欧文校区教授，在宗教与科学之关系的论题上著述丰富，主张进化理论与基督教信仰的一致性。创立于1972年的坦普尔顿奖鼓励科学与宗教领域的交叉与融合，是目前世界上金额最高的个人奖项。阿亚拉表示，会将一百万英镑的奖金用于慈善。素有“日本诺贝尔奖”之称的京都奖（Kyoto Prize）今年颁发给三位学者。京都奖分为尖端技术、基础科学、艺术与哲学三个类别。其中，南非视觉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荣获“艺术与哲学奖”。他开创了一种将素描与动画、视频与投影等多种媒体进行多层次融合的全新表达形式，对社会及人类活动予以深刻的洞察和展现。创始于1985年的京都奖由稻盛基金会设立，每位获奖者的奖金为五千万日元（约合六十一万美元）。
2010年1月27日，美国著名作家杰罗姆·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逝世，享年九十一岁。塞林格出生在纽约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二战期间曾从军前往欧洲战场从事反间谍工作。1940年代他在杂志上发表过数篇小说，1951年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出版使他声名鹊起。该书主人公霍尔顿·考菲尔德被看作西方战后“垮掉的一代”的典型人物，成为当时青少年模仿的对象。这部小说至今仍保持每年约二十五万本的销量。成名后的塞林格隐居遁世，虽未停止写作却很少公开发表。8月6日，纽约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Robert Judt）病逝，终年六十二岁。身为犹太后裔，朱特曾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但投身以色列国防军的经历使他彻底改变了立场。他称自己是“一个普世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近年来他对以色列政府的批评，以及主张建立单一国家解决以巴争端的观点，引发关注与争议。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尽管身患“渐冻人症”却未停止写作和讲演。由于这种“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他获得了2009年的“乔治·奥威尔奖”。朱特的重要著作《责任的重负》和《战后欧洲史》等已被译为中文出版。10月3日，八十六岁的法国哲学家克劳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辞世。勒福尔受到其导师、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影响，曾在政治上非常活跃。1943年，他组织了托派国际共产党在巴黎的一个分支。1946年起，他开始批判苏联政体，后来逐渐转变成一个自由社会主义者。在学术生涯中，他曾在圣保罗大学、索邦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等机构任教和研究，著作论及马基雅维利、波哀西，并在民主政治理论方面有深刻的洞见。12月18日，法国著名的古希腊文明研究学者杰奎琳·罗米利（Jacqueline de Romilly）离世，享年九十七岁。她于1973年成为法兰西公学院（Le Collège de France）的首位女教授，1988年（继小说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之后）成为第二位法兰西学术院（L'Académie Frankgaise, 1635）的女性院士。罗米利是修昔底德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研究的权威，在古希腊的哲学、政治思想和悲剧作家等研究领域著述丰厚。 ■
（作者按：本文是笔者自2003年起所作的同题系列年度报告之一。主题的选择与述评受制于作者学识与眼光的局限，仅作为资讯供读者参考。包括注释的完整版将在《学海》2011年第1期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