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中国要向消费型的社会转型，必定要建立一整套有助于消费型社会发展的基本社会制度。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城乡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共的教育制度、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保障制度，以及加强环保的社会制度，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实现民众对教育、医疗、住房、社会治安等社会公共品公平有效供需的基本要求。与此同时，还要建立和发展社会基层自治制度，向建立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目标前进。
中国改革是从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的。在改革前，公有制经济占99%以上，私营经济被消灭，个体劳动者寥若晨星;户籍制度使城乡分隔，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流动基本停滞，连普通民众到另一个城市住宾馆，都需要出具单位介绍信。这样一个流动停滞的社会，带来的是物质的匮乏、人民的贫困。邓小平同志发动的经济改革，就是让社会资源依照市场法则重新配置，尤其是推动人力资源流动性的改革。
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叶，政府向全国人民让利、让权，改革唤起民间极大的创业热情，从而开启了城乡、地区之间的流动。这些进城的农民开始被称为“盲流”，到后来被肯定为“民工潮”。这种流动推动了我国农业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的发展，推动了个体和私营经济的恢复与繁荣。“昔为种田郎，今登致富榜”。改革初期城乡、地区之间的大流动，带给了社会下层特别是草根阶层丰沛的发家致富机会。因此，前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成果，基本上做到了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分享，老百姓从改革中得到最多实惠。改革的流动显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威力。当时社会各界普遍心情舒畅，改革如牧歌般行进。
可是，21世纪以来，一些人转而认为只有强化国企特别是央企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于是，在电力、交通、能源、电信、金融等领域出现了超大型国企。这些产业巨头挤压和盘踞了私营经济的发展空间，影响甚至把持了市场定价权和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向。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以权力和财富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垄断了发展机会，极大地提高了经商赚钱门槛，严重阻塞了下层民众的上升通道。人力资源流动性的减弱，不仅伤害了民族创新能力，影响了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增长，而且还加剧了社会不公，中国的流动开始变味。
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把重点放在GDP的增长上，忽略了劳动者个体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机会。今天，贫富差距的拉大，民生问题的积聚，社会矛盾的激化，贪腐现象的加剧，都在流动人口问题上有突出表现。农民工也好，刚刚异地就业或者寻找异地就业机会的大学生也罢，都在流动之中，为国民经济增长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其劳动与所得的比例，并不尽如人意。尤其是权贵资本的扩张，让民间很难有足够的创业机会来实现自身的价值。
显而易见，今后中国要向消费型的社会转型，必定要建立一整套有助于消费型社会发展的基本社会制度。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城乡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共的教育制度、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保障制度，以及加强环保的社会制度，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实现民众对教育、医疗、住房、社会治安等社会公共品公平有效供需的基本要求。与此同时，还要建立和发展社会基层自治制度，向建立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目标前进。这样，就切实推动了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从而让那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付出了大量劳动的个体，能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真正实现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推动社会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