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来，我国的哲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显著标志就是各种新的哲学论域的开辟和新的哲学学科的出现。然而，由于现有的哲学论域和学科基本上处于离散状态，不同的视界尚未融合，我们仍然感到难以整体性地反思和把握复杂多变的当代人类生活。显然，通过整合而建构具有理论总体性的哲学已成为哲学发展的当务之急。但理论的“整合”并非形式上的全面拼接，而是“面向实情本身”的根本性洞观。哲学理论视域的总体性只能源自其反思的彻底性。笔者认为，在当代具有反思彻底性并从而具有视域总体性的哲学，当是生存实践哲学或生存哲学。只有生存实践哲学或生存哲学才能真正洞观人类的生存或生活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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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存在是自为的生存、生活。因此，一般而言，人类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称之为生存问题，生存问题是人类始终面对并要永久加以解决的问题，所以也是一切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具体地说，人的生存问题是生存方式问题，即人“何以”生存和“怎样”生存的问题（俗言所谓“活法”）。生存方式不仅取决于人的生存能力和生命信念、生存处境和生命意向、生命表现和生存体验的动态统一，而且以人生意义的追寻和领悟为旨归。这显然离不开人对其生存、生活的自我理解和批判。最具原始性和反思性的生存的自我理解自我批判方式是哲学，哲学因而内在地反映并范导着的整个生存方式。现代人类生存方式的特点是既赋有高度的主体性又有着相当严重的反主体性并因而表现出深刻的背反性（悖论性），由此决定了现代哲学实质上必定是以人的生存方式为反思对象的生存论哲学。

一说到生存论哲学，人们就会想到基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人的生存主义（存在主义）哲学，其实，两者是属和种的关系。举凡现代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实用主义、文化和价值哲学、语言分析哲学、哲学解释学、社会批判理论、日常生活理论和交往理论等，基本上都属于生存论哲学的谱系。从哲学史的视角看，生存论哲学是继古代本体论哲学、近代认识论哲学之后出现的哲学的第三大发展阶段。如果说本体论的本体根据是认识，那么，认识论的认识根据则是生存。因为人的认识作为人的生命意向性之表现，其根本的识度正是生存识度。即使宣称“为真理而真理”的非功利性认识，也不过是作为人的一种可能的生存方式或生存的自由超越向度而存在的。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是较早出现也更具理论彻底性和思想洞察力的生存哲学。马克思不仅首先指出了人的存在就是他的实际生活过程，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人的生存的实践特质并据此透析了人的生存的内在矛盾和辩证运动，批判地说明了人的生存异化及其扬弃的社会历史条件。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就是以人的生存实践为起点，以人的生存的辩证法为核心，以人的自觉自由的生存为鹄的和宗旨而建构起来的。感性对象性的实践概念的确立，使马克思对人类生存的理解和把握从根本上优越于那些并未使人的生存得以“澄明”的主观主义或客观主义、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生存论哲学。

人类在当代所面临的生存问题，原则上并未逸出马克思哲学的视野。但是时代前进到今天，人类生存领域也出现了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诞生与改革、不同社会制度的相互借鉴与竞争、人类在科技和经济领域的一体化趋势和文化上的多元取向、人自身的理性和非理性的龃龉和对立、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张、高科技所带来的人的虚拟生存对人的现实生存的挑战……；而处在社会文化转型中的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更是同时具有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多重性质。上述所有这些属于个体生命、社会生活和自然生态方面的问题，无不是人类生存实践“本质自身中的矛盾”或正常或异常的外化和延伸。笔者认为，我国学者分别以“价值”、“文化”、“发展”、“交往”、“社会”、“人”、“生态”等为核心概念建构的哲学理论，固然可以从各自特定的视角观照和反思人的生存问题，但是要想从根本上总体上理解和解答人的生存矛盾生存悖谬，就必须将其整合到马克思的生存实践哲学中并给予创造性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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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之前，关于人的生存的哲学思考和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我称之为“经验主义”哲学，一类我称之为“超验主义”哲学。

经验主义哲学认为人的生存的本质状态是感性经验性的。感性经验是人的生存的泉源，也是人的生存的性状，它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界域。感性经验具有本然的“自明”性，这同时也是人的生存的“自明”性或“明证”性。经验主义哲学由此对人的生存做出了究极的承诺即为人的生存提供了感性经验的根本依据，并因而为人类生存的此岸性、世俗性进行了辩护，这也间接地认可了人的生命的生理肉体属性及其对自然界的依赖和适应关系。

经验主义哲学以感性经验为人的生存根据，这在一些人看来似乎与哲学的“形上”性相悖，因而怀疑其为哲学。其实，经验主义哲学在历史上首先是对古代宗教与神话批判性反思的结果，它扬弃了列维·布留尔所说的原始人的“原逻辑”思维，突破了神秘而危险的“互渗律”对人的生存的束缚，使感性和理性结盟，从而帮助人们形成在世生存所必需的以因果观念为基础的各种生活常识和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发展出各种实用技术和实证科学，使人们能够明智、有效地处理在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而不再诉诸于毫无凭据的“神喻”和“奇迹”。——这正是经验主义哲学的伟大功绩。经验主义哲学的思想维度看起来是形而下的“平常思”，但由于它反思并清理了各种混乱空洞、荒诞不经的思想观念，使人的思维变得平实且条理而成为一种哲学洞见。中国先秦儒家就颇富于这种思想智慧，子不语“怪力乱神”；荀子也强调“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怪”。在“拒斥形而上学”的现代逻辑经验主义以及实用主义中，我们亦不难发现这种思维智慧。

然而，经验主义哲学也的确有其问题。这种哲学在帮助人们树立现实生活态度的同时也助长着人的生存的自然性、利己性和庸俗性，它把人限定在日常生活的狭小空间和有限经验的樊篱中，使人们的视野难以超出眼前的功利和感性现象，产生不出丰富的想象力、普遍的抽象力和指向可能的理想世界的崇高追求。并且，将事实上杂乱含混的相对的感性经验规定为“自本自根”的元概念，就会陷入相对主义甚至怀疑论；而凭感性经验断言存在着一个独立的外部世界，则不合理地使感性经验“超出”自身而变为信仰（信念）。一旦超出日常生活世界，人们具体有限的经验和常识便宣告无效，其恋生畏死、渴望永生的生命本能这时就会自动发生作用，使人陷入对陌生、异常而又可能影响自己生存的“怪象”、“大力”的敬畏和崇拜。并不怀疑天地自然存在的古代中国人也多半迷信“神鬼”和“天命”，个中原因正在于此。而经验主义哲学却解释不了这种现象，“平常思”也抵御战胜不了“异常思”。何况经验主义哲学自身就有矛盾，因为“经验主义”的经验已不再是经验，正如“感觉主义”的感觉不复是感觉，这里的思想维度已由有限和相对的经验之思跃迁为无限和绝对的超验之思。信仰神秘也正是一种无限和绝对的超验之思的产物。要理解并消除神秘，看来就必须进入超验之城。经验主义哲学的内在矛盾的化解也只能仰赖于“超验主义”哲学。

超验主义哲学认为“自足”、“自明”的精神特别是纯粹思想是人的生存的本真态。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便是以“思想”证明人的存在的范例。超验主义哲学由此承诺了人的生存的超验性即为人的超验生存设定了“精神”的根据。精神或思想的形式是“逻辑”，于是“逻辑”获得了本体性并展示为具有逻辑可能性和必然性的无限世界。这个似乎穷尽了一切可能性的完全圆满的超验、形上世界极大地开拓了人的视野和思想空间，它既满足了人类对自由无待、全知全能的理想境界的憧憬和信仰，使人心灵净化，又象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的现实世界的有限和偶然，而使人类获得了认识和批判自己生存现实的各种弊端和缺陷的思想资源。超验主义哲学或一切形上学对于人类的自我批判自我提升自我解放，都曾发挥过巨大的积极作用。

但需要指出的是，超验主义哲学自身也有严重问题。首先，“超验”既然是与经验相对而言的，它就不会自足自明，也不可能有完全的自主自律；而将其绝对化，则必定陷入教条主义和独断论。其次，“超验”的精神和思想因其摒弃经验和常识，就很容易流于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形式，或演变为乖情悖理的虚妄之想，使超验的哲学倒向信仰主义或神秘主义。这在哲学史上是不乏其例的。事实上，在精神上完全沉溺于超验之域的人，往往鄙薄或漠视人的生命肉体、世俗生活而以对某种彼岸的信仰作为“拯救”之道乃至因此走火入魔、厌弃人生。这足以表明超验之思这种形而上的“异常思”，相对于经验之思这种形而下的“平常思”，是长短互见、各有明蔽，呈互斥互补之态。这也说明，超验主义哲学要消除自己思维的弱点和盲点，就必须通过自我否定，实现与经验主义哲学的辩证综合。

批判地整合了上述两类哲学从而打通了形上与形下、超验与经验，并因此为人类合目的生存建构出“正常思”且寻找到真正根据的，是马克思的生存实践哲学。马克思早在青年时期就清醒地看到，“经验主义”和“超验主义”这两类哲学固然是对人类及其生存的矛盾两重性的分别认取，但它们却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矛盾正确解决的严重思想障碍。如果人类及其生存的确可以还原为单纯的感性物性的肉身或者仅仅归结为理性灵性的精神，则人生当然就无任何问题可言。但事实上，人的感性物性的肉身和理性灵性的精神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贯穿互相制约，所以才有了人类及其生存的自我矛盾并导致种种人生问题。这就是人的生存实情。在人的矛盾两重性之间硬性划界并希望由此一劳永逸地消解人生的矛盾，是人类古老而持久的幻想，但却是办不到的，这早已由自柏拉图到康德乃至黑格尔哲学的理论困境所证明。而马克思比他的前人深刻和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认识到人的生存矛盾既源自于人的生存活动又是其赖以开展的动力。所谓人生矛盾的“解决”，就是自觉地利用矛盾的否定机制促使人类走向自主自由的生存。人类生存活动的特质是实践，通过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实践活动，人类不断地实现着有待和无待、他律和自律、有限和无限的转化，从而持续地“证明”、“确证”着自身的存在和进步。从马克思生存实践哲学的视界看，当代人类所以面临诸多严重的生存问题，仍然是因为未能真正理解自身的生存悖论并自觉地给予实践的解答，结果使人的主体性的不同侧面严重地分裂和失衡。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哲学在相当程度上滞留在康德甚至此前时代，只是为数有限的学者能较准确地理解并掌握了马克思的基于人类生存实践的辩证思维这一现代的“正常思”。而惟有这一正常思才能引导我们通达正常的也是本质的生存——现实而又充满理想、世俗而又不乏神圣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