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两桩文学出版方面“新”、“旧”易手的公案，向来是“正典”（canon）书写的范例。一是1921年初，商务印书馆因其“八大期刊”之一的《小说月报》销量下降而思有所更张。其时新文学运动方兴未艾，遂请沈雁冰（即茅盾，1896-1981）担任主编。茅公于是大刀阔斧实行“革新”，顿时门庭改换，几使之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会刊，却激进地推行了五四新文学路线。文学史家唐弢（1913-1992）如此评价：“对这个具有十多年历史的文艺刊物进行了全面的革新，沉重地打击了封建旧文学，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 另一桩是《申报‧自由谈》十多年来一向由周瘦鹃（1894-1968）主编，在1932年底，改换为黎烈文（1904-1972）。黎氏也由是改弦易辙，一面倒转向新文学，至近时仍有学者大加称道：“一扫鸳鸯蝴蝶的旧气，打出‘进步’和‘近代化’的旗帜，拉开‘自由台’的幕布，演出了一系列中国文化史上精彩纷呈的好戏。” 不过《自由谈》之所以得名，其最“精彩”的“好戏”，多半是因为鲁迅的加入。如学者所称道的，鲁迅利用“自由谈”，以“投枪”般的杂文同施行“白色恐怖”的国民党展开斗争，不仅表明他在政治上已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也给《申报‧自由谈》披上了“进步”的光环。
虽是一份小说杂志，一个报纸副刊，却不同寻常。在上海文坛上数一数二的“老字号”，背后的资本雄厚，分别是杂志报纸界牵头的，编辑方针一向稳健，面向广大的读者市场。两者“革新”的共同点都是从“旧”派落到“新”派手中。1950年代之后，大陆的文学史书写被纳入官方“革命”话语，而对这两个事件的诠释，无不以为标志着新文学的胜利，旧文学的衰亡而退出历史的舞台。更不消说像周瘦鹃等所谓“鸳鸯蝴蝶派”也被定了性，贴上“反五四逆流”的标签。他们的文学活动与作品皆遭到排斥，对于1921年之前的《小说月报》或1932年前的《申报‧自由谈》不屑一顾，好像不曾存在过一样。
自1980年代末以来由于“重写文学史”活动的开展，“鸳鸯蝴蝶派”获得重新评价。今天回顾这两件公案，当然也换了一付眼光。如果在当时的历史脉络里来看现代中国印刷资本主义与新、旧文学之间的关系，颇耐人寻味。藤井省三在《鲁迅<故乡>阅读史》一书中认为，在1920、1930年代“五四”的白话革命的成功，正合乎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所说的印刷资本主义对于民族“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发挥了建制功能。尤其是1920年代初国民政府强制推行白话，像鲁迅（1881-1936）的小说《故乡》进入共和国教科书，直接传达了现代乡国的乌托邦想象。然而从总体上看，这类转向属个别事件，相形之下，旧派所占的“灰色地带”要广阔得多。不光是《小说月报》和《自由谈》各有不短且可观的“旧”历史，而在1920、1930年代，以“消闲”为宗旨的杂志、副刊和小报仍层出不穷，与都市的繁华相始终。 不无吊诡的是，像《小说月报》和《自由谈》的转向虽是个别，却极具象征意义，不啻让新文化占据了两个“制高点”，暗示出印刷资本主义与高调、激进思潮之间的暧昧而复杂的关系。
对于清末民初文学与文化的研究，近时学者倾向于多种“文学现代性”（literary modernities）的取向，在“文学场域”中观察众多思潮、社团与刊物互相之间争奇斗妍，各自开拓自身的“公共空间”。 这样的取向是更合乎民国时期的历史现实的，尤其二十年代中，尽管连年内战，国是鼎沸，但共和立宪政体的架子还在，政府对新闻、出版的干涉有一定的限度，印刷资本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尚有较多回旋的余地。像《小说月报》和《自由谈》的转向固然代表老牌印刷资本的文化选择，即顺应“新”潮，积极参与国族想象的文化生产，然而这些仅是企业方针的内部调整，使其出版物更具多样性，总体上仍不失为商业上的正常运作。
从具体历史出发，李欧梵先生曾在《公共空间的开创》一文中对于民国初期《申报‧自由谈》作了分析，指出那些“游戏文章”对时政和权贵们冷嘲热讽，所表达的不外乎日常普通的“民意”，正发挥了“批评”的功能。而“游戏”风格不仅起掩护作用，更蕴涵着某种滋养“公民”意识的文学趣味。相比之下，三十年代鲁迅在《自由谈》上的杂文，大多曲笔而纠缠于个人意气，失却了“公共空间”的意义。 鸳蝴派文学一般被视为“通俗”文学，难得被纳入思想史、文化史的领域中加以讨论，而李先生此文的论点可见仁见智，但打破雅俗之界限，在方法论上有启示性。的确，如果进一步对照1920年代中《自由谈》，这一点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作为主编的周瘦鹃几乎天天以“三言二语”对于从总统、国会议员到军阀的指名道姓的讽刺或抨击，这跟我们所认识的鸳蝴派大异其趣，而那样的“言论自由”，在现代中国也可算是“黄金时代”吧。鲁迅的“伪自由书”不仅由于政治条件变得恶劣所致，也是他自己不愿同“理性”妥协的缘故。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一文中，张灏先生指出，自清末以来的转型时代，报章杂志、学校与自由结社这三者互相影响，彼此作用，遂使新思想得到空前迅速的传播。这些舆论媒体所体现的“政治参与和理性批判意识”，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哈贝马斯（Jürgen Harbemas）式的“公共领域”的出现。 本文拟在1920年代初新旧文学争论的语境中，聚焦于几种文学杂志的栏目，如新派《小说月报》中的“通信”栏、旧派的《星期》和《半月》中的“谈话会”等，由此透视当时文学公共论坛的众生相。对它们从话语内容到操作方式作比较分析，说明新、旧文学话语在体现“政治参与和理性批判意识”方面的程度及两者之间交锋、冲突和消解的形态。本文着重指出，在久遭遗忘的鸳蝴派“谈话会”传统中体现某种“公共使用理性”的性质，然而在1920年代中这一传统走向萎缩，这不仅受到五四强势话语及国家力量的压制，也由其难以逾越民族主义底线的自我删检所致。
一、 《自由谈小说特刊》与“新”、“旧”文学之争
1921年1月《小说月报》改版，宣言成立“文学研究会”，高调打出“为人生的艺术”的旗帜。研究会的发起人有北大教授周作人（1885-1967）、朱希祖（1879-1945），甚至包括军政界名人蒋百里（1882-1938）。北京有总会，各地设分会。作为一个文学社团，其排场前所未有，咄咄逼人的气势连新文化同人也受不了，甚至被郁达夫（1896-1945）指责为“垄断文坛”。改版也确实彻底，几乎清一色刊登文学研究会同人的作品。这对于上海的旧派文人尤感刺激：本来在《新青年》、《新潮》上鼓吹的新文学运动，却挟势南下，顷刻之间占了他们的衣食之具，这当然引起恐慌，新旧文学之争一触即发。
王晓明指出，文学研究会含有强烈的“自居为中心”与“主流”的“全局意识”，且具有“全局性的战略运作思路”。 这个“全局意识”，就会员们文学身份的伦理取向而言，含有强烈的“道统”意识，然而“文学”通过外来“新名词”的包装，被建构为与整体改造“国民性”的方案相联系的现代话语系统。一系列具体主张包括系统介绍西洋文学，用欧化语改造中国语法，统一翻译译名及译法，提倡“自然主义”等。其根本目的，如茅盾所表述的，在于使文学体现科学、人道和进步等普世价值的“时代精神”。确实，此时的《小说月报》大力推进了五四“文学革命”，却没有朝向开放和多元，相反的，茅盾等人以中心自居，一边把文学建构成某种整体性的庞然大物，一边处处设限，追求秩序，在文学现代性的名义下执行“排斥”（exclusion）机制，而首先遭到排斥的就是被他视作“黑暗势力”的“礼拜六派”。
在《小说月报》改版的同时，周瘦鹃在其主编的《自由谈》上新辟了每周一期的“自由谈小说特刊”，也是一派革新气象。每期介绍一位西洋小说家，一连介绍了二三十个，如巴尔扎克、左拉、雨果、斯特林堡、爱伦•坡、莫泊桑、托尔斯泰、高尔基、康拉德等，有的还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看上去是商业上的良性竞争，但有心人看来却有唱对台之嫌，事实上新旧之间的分歧很快显了出来。在旧派作家当中，对西洋文学了解得最多的大约是周瘦鹃了，1917年出版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收入五十篇翻译小说，得到在教育部作评审的鲁迅的褒奖。当初商务和茅盾在策划改革《小说月报》时，先设《小说新潮》栏作招徕，发表了周翻译的一篇法国小说。此时茅盾已心存蒂芥，认为“《畸人》之被周瘦鹃选中而且加以吹嘘，正因为其内容是‘礼拜六派’一向所喜爱的所谓‘奇情加苦情的小说’”。
《小说特刊》反映了“旧”派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种反应、一种视角。由周瘦鹃领头逐个评论西洋小说家，他的同人们发表了大量文章，讨论小说的理论和历史、批评小说创作。主要通过介绍西方小说理论来促进本土小说的改革，这是当时的风气，和新文学并无两致。如张舍我《短篇小说泛论》一文讨论小说定义，即以《新青年》上胡适（1891-1962）的《论短篇小说》作为出发点，而进一步根据西文，把short story（短篇小说） 放到tale（故事）、novel（长篇小说）和novelette（中篇小说）的类型谱系中加以界定。他们关注新文学的进展，也肯定其成绩，如小松认为：“冰心女士作《超人》短篇，结构大佳，写爱字在情在理，丝丝入扣，令人悠然神往。” 至于像凤兮《我国现在之创作小说》一文更像是沿着新文学的思路。该文认为“章回小说”不是“长篇小说”，也不属“创作”，在价值取向上已脱离了旧派：“故以严格言，我国非无创作小说，惟足当创作而无愧者，盖亦鲜矣。且我国创作小说，祗短篇而止，长篇则未之而闻也……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一篇，描写中国礼教好行其吃人之德，发千载之覆，洗生民之冤，此篇殆真为志意之创作小说，置之世界诸大小说家中，当无异义。”
称道鲁迅或冰心不等于认同新文学，事实上新旧之间的一个深刻分歧是周瘦鹃等人未把“小说”变成“大说”。尤其在茅盾的《小说月报》上，“小说”被放大成“文学”或“文化”，成为救国之具。而《小说特刊》的小说论述并无系统可言，且大多出自感性。典型如周瘦鹃的说法：“小说之佳者，其魔力不弱于美女子，每令人倾心相爱，不忍舍去。” 这一“美女子”的比喻，颇典型地反映了旧派的小说美学，如在六月份刊出徐絜的《<礼拜六>之花》一文，把复刊不久的《礼拜六》杂志比做“解语花”，而每位作者的文字风格也各以花来形容，如王钝根是“富贵花”，周瘦鹃是“杜鹃花”等。 当然这是五四诸公最看不惯的地方，当时鲁迅就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名字》一文，说对于报刊杂志上那些“花怜”、“鸳精”之类署名的文章，他是一概不看的。
其实周氏重视小说的教育功能，也提倡“多作爱国小说，以深刻之笔，写壮烈之事，俾拨国人之心弦，振振而动，而思所以自强强国之道。” 但同样强调小说的“消闲”性，其夫子自道：“小说可以疗愁，为效殊神。秋中多感，百端交集，小楼听雨，每邑邑不乐，出一二名家小说读之，则郁闷为展，秾愁自蠲，正不必别觅疗愁方也。” 在他那里，小说是一种职业性的写作，跟都市的消费机制密不可分，所谓“爱国小说”是众多类型中的一种，鸳蝴派小说的基本功能不仅如如林培瑞（Perry Link）所说的在于舒解都市现代性带来的压力，也如哈贝马斯所说的资产阶级陶冶自我的教养之具。
在对新文学作回应时，值得注意的是周氏等人已经不无吊诡地使用了“新旧”的概念。周瘦鹃说：
小说之新旧，不在形式而在精神，苟精神上极新，即不用新附号，不用她字，亦未始非新。反是，则虽大用她字，大加新附号，亦不得谓为新也。设有一脑筋陈旧之旧人物于此，而令其冠西方博士之冠，衣西方博士之衣，即目之为新人物得乎? 吾故曰小说之新旧不在形式而在精神也。
周氏不赞同“新附号”（即新式标点符号），也不喜欢刘半农发明的“她”字，因而一直使用“伊”字，到四十年代才改过来。不认同新文学的“形式”，说到底是不愿完全放弃文言和传统文化。所谓“不用她字，亦未始非新。”则意味着他自认为“旧”，却能代表“新”的“精神”。对他来说，字面上“新”或“旧”似乎并不重要，然而事实上在“五四”那里，所谓“新”已经含有历史进化的意识形态，已是一种“政治正确”的强势话语。对周氏而言，既疏离于进化史观，对于那种“新”自然不加认同，只是不可能预见到后来的恶果：一旦自认为“旧”，从此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镜性的《小说应当改造了》一文说：“新派的文字，就崛然的起来，他的毅力，他的勇敢，他的责任，都是使吾们很惊奇赞叹的。”但是作者认为新派不能一味讲“破坏”，而要讲“建设”。“急性的改革的功效，大概没有慢性的改革为宏大。所以吾个人的主张，是承认现在时代，新文学是不完全适用的，应当折衷，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也应当下一种猛烈的攻击。” 这篇文章虽然措词暧昧，在大方向上可说是同情、肯定了新文学，而要求“折衷”，其实是要求新派能包容旧派，不要全盘否定。有意思的是，在同一版面，周瘦鹃在左下角的补白“自由谈之自由谈”中写道：
小说之作，现有新旧两体，或崇新，或尚旧，果以何者为正宗，迄犹未能论定。鄙意不如新崇其新，旧尚其旧，各阿所好，一听读者之取舍。若因嫉妒而生疑忌，假批评以肆攻击，则徒见其量窄而已。
这里周氏的“旧派”立场更为明确，即诉诸市场机制，主张自由竞争，而在具体策略上走新旧相容的路线。如在二月份登刊了一则《小说界消息》，宣告复刊的《礼拜六》“内容大加改革，新旧兼备”。 所谓“新旧兼备”，主要是指白话和文言并驾齐驱。然而这在茅盾看来是：“礼拜六派中有人在‘赶潮流’，足以迷惑一般的小市民，故而其毒害性越大。”
《小说特刊》站在旧的立场上对于新文学的批评，尽管温和，甚至不乏同情，但事实上卷入了新旧之争，如周氏说：“若因嫉妒而生疑忌，假批评以肆攻击，则徒见其量窄而已。”话中有刺，已有所指。此时新旧双方，确切地说是在文学研究会与礼拜六派之间，已经唇枪舌剑，越骂越凶。先是《晶报》刊出袁寒云《辟创作》一文，明确指斥《小说月报》“非驴非马”，在“文法”、“圈点”上“学外国的样”，因而牺牲了“我国优美高尚的文字”。 袁寒云（1890-1931）是袁世凯次子，在上海作寓公，是旧派的精神领袖。《晶报》是沪上的流行小报，由余大雄主编，以作风泼辣著称。在文学研究会方面，反击最激烈的要数郑振铎（1898-1958），他在《文学旬刊》上骂旧派为“文丐”。到次年袁寒云又在《晶报》上刊出《小说迷的一封书》，语言更为不堪，说《小说月报》品质低下，“臭”不可闻，连酱鸭店老板都不要拿它来包食物。 郑振铎也不示弱，又在《文学旬刊》上干脆骂旧派为“文娼”。 这期间两边各有人马投入笔仗，只是从郑、袁之间的恶言相向可见争论的逐步升级及其火爆程度。
《小说特刊》到1921年8月便中止。周瘦鹃在告白中说，出了三十期，“虽曰无功，亦云无过，舍我执笔最劳，论文多精意。其他诸子，亦能就事论事，不越规范。” 所谓“就事论事，不越规范”，特意说明他的低调，《小说特刊》未意气用事，同人们如谦谦君子，在争论中有所自律，似乎也来自报纸的约束，即受制于行业的“规范”。其时骂战已经开始，且涉及周氏本人，而《申报》作为一张大报，理应有所顾忌。
周氏早早收篷，大约是想及早抽身为好，事实上他本人已成为新派的攻击目标。就在六月间，《文学旬刊》发表郑振铎《思想的反流》一文，攻击《礼拜六》“本来是纯粹中国旧式的，却也时时冒充新式”，其矛头直指周瘦鹃，说他的小说《父子》宣扬封建道德，缺乏医学常识，“想不到翻译《红笑》、《社会柱石》的周瘦鹃先生，脑筋里竟还盘据着这种思想。” 紧接着《文学旬报》又出现郭沫若（1892-1978）的《致郑振铎先生信》：“先生攻击《礼拜六》那一类的文丐是我所愿尽力声援的，那些流氓派的文人不攻倒，不说可以夺新文学的朱，更还可以乱旧文学的雅。” 郭氏在日本学过医，当然更有理由嘲笑《父子》的描写不科学，由是说周氏是“不理解近代精神的作家”。
1922年7月《小说月报》刊登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对新旧文学作了总结性的批评。此文高屋建翎，以左拉式的“自然主义”作为文学现代性的终极标准，批评旧派小说缺乏科学性与文学性。茅盾晚年回忆当时撰写此文的动机：“文章的结论认为，‘礼拜六派’今天对小市民仍有广泛影响，成为当前以文学为先锋的新文化运动的前进道路上最大的障碍，非先‘铲除这股黑暗势力’不可，而要使新文学能发展，使其读者除青年学生外，也吸引小市民阶层，则提倡自然主义，在当前是必要的。” 毫不奇怪，批判也着实落在周瘦鹃头上。举周在《礼拜六》上的短篇小说《留声机片》为例，认为他中了“拜金主义”的毒，缺乏科学观察和艺术良心。茅盾问道：这样的作品“连描写都没有的，也算得是小说么?” 既算不上是“小说”，几乎就把周逐出了“文学”的殿堂。对于周氏不无悲哀的是，他不惮以“旧”自命，以为能代表“新”，然而正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在新派那里，无论是茅盾还是郑振铎、郭沫若，都不约而同地要打掉他那个“新”。的确，经过这回论争，周被永远套上“旧”的帽子，上面刻着“落后”和“反动”。
二、 强势话语：《小说月报》的“通信”栏目
原先《小说月报》有过“本社函件最录”栏目，刊登读者来信及编者回答，讨论文学上的问题。茅盾接手之后，开辟了“通信”栏，那是从《新青年》借来的，经过了一番踌躇。先是在《小说月报》第二期上，增设“通讯”一栏，登刊了周作人的《翻译文学书的讨论》。后来到第六期，“最后一页”曰：“我们承读者不弃，时常来信讨论质难；前几期因为一则登不下，二则记者少暇，所以不曾多登。从第七期起，将选可资大家讨论的来信覆信一概登出，其来问记者关于文学上的信，也在此详细解释答复。”但第七期未能如期推出，又在“最后一页”上呼吁：“因为有许多受时间拘留的先生们常常来信反对语体文的欧化，所以我们极希望大家来讨论（请以书信式），我们当一律在本报通信栏内发表――不赞成与反对；但不根据讨论正规而作题外谩骂的书信，却不能刊出。”
经过一番策划，从第九期起正式推出“通信”，即为“语体文欧化讨论”。到1922年“通信”讨论的范围不断扩大，议题包括“文学作品有主义与无主义”、“小说月报的名称”、“自然主义的论战”、“译名统一与整理旧籍”及“怎样提高民众的文学鉴赏力?”等。这些课题与杂志中刊登的理论文章相配合，无不围绕“文学”这一观念而展开；事实上杂志本身被构筑成为一个包括创作、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话语场域。其中“通信”栏发挥了特殊功能：经过设计和导向明确的来往书信有时更直接反映出编辑意图，更重要的是传达出一种代表民族“想象公共体”的年轻而愤激的呼声。据李宪瑜的研究，《新青年》杂志的“通信”栏也对一系列“五四”的重要议题开展讨论，参加最多的是青年学生，直接发出要求社会改革的激进声浪，但不久该栏目由“公共论坛”转变成“自己的园地”，成为五四同人之间的对话场所，甚至由于“争论激烈，伤了和气”，而那些纯学理的讨论也减弱了栏目的社会性。 相比之下，《小说月报》的“通信”栏没有这种情况，但它始终为一种单一的声音所主导，贯穿在经过筛选的读者来信中，而回答问题的是唯一的“记者”――“雁冰”。
一封读者来信说：“我们承认《小说月报》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 所谓“先驱”，说得确切点，是《小说月报》沿着“五四”的反偶像、乌托邦路向，集中而系统地展开了“文学进化”的论述。茅盾声言：“要医中国文学上的‘沉疴’，须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入手。” 这“沉疴”的比喻重现了自晚清以来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首先要求与自身文化传统决裂；“文学”被视作民族解放的寓言，以之负载中国问题的整体解决之道，甚至诉诸“语言的暴力”，在这个意义上含有那种非理性的“批判意识”。“通信”栏是一个风景烂漫的窗口，反映了一种“革新”的迫切要求，在单声道中不乏弦外之音，蕴涵着“政治参与”的欲望。然而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诉求中，以“否定”作为出发点，在乌托邦式的未来许诺中，却含有强烈的“排斥”机制，遂造成“通信”这一公共论坛的特征。
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入手”，目的是把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轨道，包括“欧化”中国语言、使“文学”成为现代知识体系等课题。有的读者提议先整理本国原有的白话语法，再用外国语法作参考，茅盾否定了这提议，认为中国语法本身不完全，即使整理也还是不完全，因此“我觉得现在创作家及翻译家极该大胆把欧化文法使用”。茅盾主张文学创作必须要有理论和批评的指导而极力提倡“自然主义”，因为它是最新、最科学的，代表着“文学进化”：“中国的新文学一定要加入世界文学的路上，――那么，西洋文学进化途中所已演过的主义，我们也有演一过之必要；特是自然主义尤有演一过之必要，因为它的时期虽短，他的影响于文艺界全体却非常之大。我现在是这样的确信着，所以根本地反对不提倡什么主义的八面光的主张。” 中国文学只要把自然主义“演一过”，就迈入了进化之途，这种想法不免天真。他对“自然主义”的理解，却遵循一种简单的历史发展的线性逻辑，所谓“浪漫派是古典派的反动，而自然派又是浪漫派的反动，……这些主义之所以不得不生，一则因为‘时代精神’变换了，一则因文艺本身盛极而衰故有反动，……科学方法已是我们的新金科玉律，浪漫主义文学里的别的原素，绝对不适宜于今日，只好让自然主义先来了。” 其实所谓“文学进化”也是茅盾的观念重构，在他看来古典派和浪漫派被历史淘汰而不宜提倡，然而对于许多二十世纪欧洲的文学运动，当然比自然主义更新、更现代，他却无法接受。
就“排斥”机制而言，无论中西可谓一视同仁，其中伦理价值起根本的制衡作用。文学研究会同人在讨论翻译问题时，更关心的是哪些作品该译，哪些不该译，考虑到社会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考虑到对于青年的影响，在未来的文化远景中力图建立某种秩序而作出整合与规制。茅盾同意周作人的主张，应当暂缓翻译外国古典作品，但他提出把研究人员和一般民众区分开来。比如俄国作家阿志巴绥夫的小说，茅盾认为那种个人的、虚无主义的表现，会对青年有害，因此不宜介绍。然而对于研究者来说，则不必有所限制。这样对于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区分，也明显体现在有关“民众文学”的讨论中。茅盾说：
民众文学的意思，并不以民众能懂为唯一条件；如果说民众能懂的就是民众艺术，那么，讴歌帝王将相残民功德，鼓吹金钱神圣的小说，民众何尝看不懂呢?所以我觉得现在一般人看不懂“新文学”，不全然是不懂“新式白话文”，实在是不懂“新思想”。
这里强调“新文学”与“新思想”，听来并不新鲜，包括上面中国文学“沉疴”的提法，都令人想起梁启超（1873-1929）。当初在鼓吹“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时，梁氏要求文学为中国“输入欧洲真精神”，尤其对《水浒》、《红楼》之类的旧小说大加诛伐，指斥其“含有毒性”，成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界风起云涌，小说创作配合政治改良运动，振奋了一阵，然而到1915年，境随时迁，都市的大众文学兴起，如《礼拜六》等杂志公然以“消闲”为号召，梁氏遂发表《告小说家》一文，痛斥“什九则诲盗与诲淫”、“直接坑陷全国青年子弟使堕无间地狱”的“小说文学”。 现在在茅盾这里，历史的境况何其相似。在下面一段话里，他对“民众”抨击之激烈程度，令人震惊：
文学里含有平民的精神或文学民众化，乃是可能而且合理的事，但若想叫文学去迁就民众――换句话说，专以民众的赏鉴力为标准而降低文学的品格以就之――却万万不可!我们第一要晓得文学民众化云者，并非是叫文学屈就民众的嗜好，第二要晓得民众的赏鉴力本来是低的，须得优美的文学作品把他们提高来，――犹之民众本来是粗野无识的，须得教育的力量把他们改好来。
在当时语境里，茅盾既把“铲除”“礼拜六派”看作头等任务，我们便不难明白所谓“粗野无识”的“民众”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拥护“礼拜六派”的“小市民”读者。但与梁启超不同的是，梁反对“小说文学”中的恶劣倾向，并非断然否定那些“消闲”杂志，他的《告小说家》即登刊在陈蝶仙（1879-1940）主编的《中华小说界》上。而对茅盾来说，不仅要改造这样的“民众”，更须把那些消闲杂志连根拔掉。
上面茅盾这段话见于1922年8月的“通信”栏里，其时《小说月报》刚刊出他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正当他对“礼拜六派”展开全面攻击之时。在同一“通信”栏里，一位叫王桂荣的读者来信：
《月报》自改革后，日臻完美，这的确是幼稚的中国文坛上的好现象，我们何等的受惠呵!不过我们放眼一观四周黑暗势力，却又大大的起了恐慌呢! 我在上海时，心中常存着“上海是万恶的地方”一个观念，所以对于这类黑幕派小说火高焰盛的情形，毫不足怪；但是这次赴通、宁、锡、苏……等处去参观教育，到处可以看见什么《礼拜六》、《快活》、《半月》……等等的恶魔，迷住着一般青年――以学校中的青年为最；这恶魔的势力真厉害呵! 陷阱遍地，黑暗中摸索的人们，何等危险而可怕！
对于《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茅盾自觉得意：“这篇文章，义正词严，不作人身攻击，比之称他们为文丐，文娼，或马路文人者实在客气得多。” 然而王桂荣这封信咒骂《礼拜六》等为“恶魔”，当然不比“文丐”、“文娼”逊色。它出现在“通信”栏中，与茅盾的文章一起好似演出一出绝妙的双簧戏，操纵其间的还是茅盾本人。可注意的是这封来信的话语及认知方式，典型的出自五四“绝望”的一代，尤其是像“陷阱遍地，黑暗中摸索的人们，何等危险而可怕”那样近乎煽情的表述，与前面“四周黑暗势力”相呼应，如果稍加注意，在“恶魔的势力”之后略作停顿，其批判的对象已转向整个社会。愤慨而激进的语调，蕴藏着民族解放的要求，也伴随着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和翻天覆地的斗争哲学，与茅盾的“大转变时代何时来呢?”的呼唤有神理相通之处。
这种情绪激烈的、含有整体批判的来信对于文学公共空间具有内在的颠覆性，而在《小说月报》所竭力建构的“文学”语境中，其理想的激进主义更披上一层普世的色彩，带有正义的道德律令。在“通信”栏中出现这种“五四”进步青年的呼声，其意义非同寻常。它标志着如藤井省三所说的“新文学”读者群，正在不断的成长；早先在被学者称为“思想变迁史”的《新青年》的“通信”栏中已有过出色的演习， 而在《小说月报》的“通信”栏中，则成为一种“时代精神”的展示。的确，日见活跃的、极具进取的新文学读者群，以及像《小说月报》的“通信”栏作为编者与读者之间的“民主”形式，对于杂志界形成了挑战与压力。
“通信”栏中有不少有关《小说月报》改名问题的讨论。读者已觉察到杂志远远超出“小说”的涵义，有的来信说：“我们既知《小说月报》里的材料，实包含着文学，小说，诗歌，戏曲……归纳起来，只是一种‘文化’……所以我们总起来看《小说月报》的名称，与其改为《文学月刊》，不如改为《文化月刊》”。 对于这类质疑，茅盾表示他确实要朝“文学”的方向加以革新，也完全赞同把杂志改为《文学杂志》，但暗示一时改不了，是因为商务方面不同意改。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话题不断重复，这类读者来信不断刊登，达六七次之多，其实通过这样的重复，正展示了新文学读者群，以及茅盾与他们分享对于“文学”或“文化”的兴趣，是与新文学的远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据茅盾自己的说法，在发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之后，商务方面因他在文中攻击了“礼拜六派”而受到旧派的压力，以至他被迫辞职。问题可能更为复杂，当时茅盾依照共产党组织上的指令，以《小说月报》为掩护，然而他对该杂志的“全面革新”，却隐含政治倾向。至少在商务眼中，不合其经营方针，遂形成冲突。自1923年起《小说月报》改由郑振铎主编，“通信”栏目继续了一年，变成一种编者与读者之间的纯属技术性的问答，完全失去了茅盾时期的那种“问题意识”。这不仅是郑的个人兴趣不同，恐怕也是受到约束所致。到1924年开始这一栏目也就中止了。辞职之后，茅盾仍在商务工作，不无反讽的是他主动提出标点林纾（1852-1924）的翻译小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这到底是向旧派妥协，还是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作更好的潜伏，在他的回忆录里就没有交代了。
三、 运用理性：“星期谈话会”栏目
从来大陆的现代文学史皆津津乐道二十年代初在五四新文学的迎头痛击之下，鸳蝴派一蹶不振，好像一旦新文学兴起，这类“逆流”就自然溃败了，当然对于新旧文学之争只字不提。即使如刘心皇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话》转述王平陵（1898-1964）的话，当新文学对礼拜六派“展开有计划的攻势”时，“礼拜六派的作家们，自信有坚强的阵容，在读者群中已建立了潜在的力量，最初是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听其自然的发展。” 所谓“不理不睬”不符实际情况，却说明历史已久遭沉埋。1980年代起，鸳蝴派重见天日，有关这场争论的资料不断发见，被压抑的声音由是浮出地表。 尽管如此，疏漏仍然难免，如上文提到的周瘦鹃的《自由谈小说特刊》反映了旧派对新派的最初反应，弥足珍贵。此外如包天笑主编的“星期谈话会”，作为争论的一个环节，其重要性更不容忽视。
包天笑（1876-1973）属资深作家，早在1908年为《时报》撰写时评，鼓吹地方自治，积极促进清廷推行宪政。1912年创办《妇女时报》，在打造都市时尚方面已启先机；1917年又办《小说画报》，提倡白话写作，也走在新文学之前。这些都可说明包氏的创意与魄力。1922年3月他创办《星期》周刊，至次年1月停刊，共出了50期。顾名思义，《星期》几乎是《礼拜六》的姊妹篇，也以消闲为宗旨，在语言上新旧兼顾，如“投稿简章”曰：“本刊欢迎投稿文体以白话为主，但笔记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既迎合新文学运动，却不排斥“文言”，面向开放。值得注意的是一开始即出现“星期谈话会”栏目，其《缘起》曰：
阅者如有所闻见，有所感想，咸可于是栏发表。文不必长，每条百余字，或数十许字足矣。范围可勿拘，政事文学，隽词妙语，以及社会短闻，名人轶事等等，皆可借此尺幅，作无量数阅者之谈话室。
在形式上“星期谈话会”直接渊源于民国初年由王钝根（1888-1950）主持的《申报‧自由谈话会》，笔者曾撰文指出“自由谈话会”是一个读者来信的公共空间，涉及政治和社会广泛日常的问题，具有自由讨论的性质，就其普通读者的涵盖面而言，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民意。尤其在袁世凯蹂躏共和政体而走向专制、孙中山号召“二次革命”之时，“谈话会”声称“舆论中立”，对两者都加以批评，实即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维护立宪政治、发展生产力的愿望，而那种嬉笑怒骂的文风，与“游戏文章”的风格相一致，与其说出于自我保护，毋宁是蕴涵着一种公民意识，即明确反对过激而诉诸某种理性的言行方式。
“星期谈话会”也崇尚“讽刺”文风，如栏目主持者毕倚虹（1892-1926）说：“近时出版物，可抨击者不少，亦只得如佛家之不可说不可说耳，‘星期谈话会’一栏，偶以短词隽语，略示讽刺，似尚不为人刺目。” 其关乎“政事”方面的批评，如莼波说：“今政府财匮，搜罗至关余、盐余、邮余等等以为抵押品，国民何不搜罗‘官余’以裕国库? 数恐不在关余、邮余下。” 所谓“官余”指政府官僚的钱库，不免指涉贪官污吏，但国民能“搜罗”“官余”，岂不乱套? 但在修辞上“搜罗”含有上行下效的戏拟意味。当时共和政体四分五裂，军阀连年混战，百姓苦不堪言。如清波说：“今之国中，非操戈矛者，不能做强盗资格，大盗更须有多量之戈矛。我辈安分小百姓，只好做戈底牺牲，矛头蝼蚁耳。”另如去恶写道：
尝见里巷中有捉贼者，群呼“捉贼”，贼亦呼“捉贼”。捉贼者以为贼亦捉贼者，纵去不问，而贼因此得逍遥事外。今者国民均诟詈军阀，以为军阀之足以蠹国殃民，而我尝见军阀之通电，亦诟詈军阀之“蠹国殃民”，人读其电文，竟忘此即蠹国殃民之军阀也，此与贼之大呼“捉贼”，又何以异?
骂军阀为“大盗”，或揭露他们“贼喊捉贼”的伎俩，固是小百姓发牢骚，却也在行使批评的权利。对于社会的急速变化及新旧文化的冲突，如言及女子教育等，不免反映出某种旧派的困惑。有趣的是吟秋谈到女子的“胸部”，觉得中国“西妇以胸部扩张为美观，……我国女子，适成相反，以胸部狭扁为美观，故衡用紧身马甲裹束缚之，实则于生理大为有害。”作者由是大惑不解：“革履新装，事事从西，而惟此点独反者，何欤?” 这一条显得思想开放，也是着眼于国民体质的改造。后来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杂志专搞了一期“解放束胸运动号”，即进一步体现了这个想法，刊出照片以展示西妇的“胸部扩张之美观”，提倡女子的胸部解放。
“星期谈话会”涉及政治和文化的并不多，大部分讨论关乎文学，又另增“小说杂谈”栏目，更紧密介入新旧文学之争。大多读者对于势头猛烈的五四新文学运动表现出难以理解和接受，也含有文化上的焦虑。毕倚虹说：“此两三年中，杜甫、李白的诗价远不及易卜生的《娜拉》剧本值钱。” 既说明新文学的社会影响，也颇为典型地代表了旧派的观感。许多读者来信对于《小说月报》的“语体文欧化”及“自然主义”的主张不以为然。有的从一般读者立场上说看不懂新文学或外国翻译小说，因此觉得没有必要加以提倡。有的认为：“我们中国人的言语，并没有什么的不好，又是简洁，又是灵活，何必一定要学外国人说话呢?” 有的批评那些“新人物”口口声声高唱“爱国”，“而对于本国语言文字，则时加鄙薄，通信谈话，惟外国是尚”，因此质问他们“爱国之道又如何?” 这些言论明确捍卫本土文化，含有旧传统失落的恐惧，甚至带有狭隘的国粹主义倾向。
争论的焦点是语言问题。从今日的立场看，有些观点不失先见之明。较为普遍的是指出白话“拖沓”的弊病；有的批评创作的观念化倾向：“今之新小说家所撰的创作，即写一个伧夫，一个村农，也满嘴里都是哲学名词，和妓女满嘴里的词章，一样的不合情理。” 较突出的是无虚这个读者，认为对于“欧化语”之类新文学主张，不应当“不明究竟，辄复盲从”。 他提出“新小说要新他的意思，不可取新他的形式。” 这就呼应了周瘦鹃的“小说之新旧不在形式而在精神”的提法。无虚要求白话小说借鉴古诗的长处，也应当“言简意赅，能以最少字数，叙述最复杂的情事。” 由此他称赞了《自由谈小说特刊》中有关“诗的小说”的提议，即同样要求运用古典文学的资源来丰富白话表达之意。
与批评白话“拖沓”的弊病相关，有一点触及文学的主体问题，很值得重视。如马二说：
白话文字贵能简练，最怕拖沓，而最易犯的毛病正是拖沓。……胡适之说：“白话文学有什么说什么。”这句话流弊极多。假使有一位崇奉胡先生这句话的人，要想描写街巷中吵嘴的一件事情，却把那些污秽不堪的字面都填满了纸上，不知胡先生还能承认他是一个白话文学的作者不能。
同一期中圣劳也提到：“做小说往往有描摹下流社会之口吻者，偶一为之，以存今世下流社会之真相，亦无不可。若一开口，便是下流社会口吻，则做小说人，势非变为下流社会人不可。”众所周知，胡适断然把白话称作“活文学”，而把文言称作“死文学”，这当然引起旧派不满。在这里所谓“下流社会”的提法包含阶级偏见，而马二和圣劳所关注的是文学趣味。有趣的是1980年代之后文学批评界对于白话问题的世纪性反思往往集中到“拖沓”的弊病，也往往把胡适视为始作俑者。 但我觉得在马二和圣劳的批评中，更具灼见的是他们看到在白话的绝对主体中所含有的“反知主义”倾向。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自“五四”之后，白话与群众运动之间存在某种“政治正确”的关系。这一点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发挥得最为透彻，即把“革命群众”的语言作为文学的主体，直至“文化大革命”都贯穿了这条红线。
“星期谈话会”是旧派立场，对新文学有褒有贬。他们不时点到《文学旬刊》、《小说月报》及其“通信”栏，对于高调而专断的文学研究会颇有微词，但避免谩骂或人身攻击，如提到沈雁冰说“不敢恭维”，提到郑振铎也至多说他“未免自信心太盛”而已。另一方面他们一致赞美冰心的文字清新优美，有的同意胡适的《西游记》研究等。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主张新旧调和、甚至批评旧派自身的言论，如伊凉认为：
现在中国新旧文坛，如同南北对垒，各不相下，其实都各有是，有不是。我劝两方面不要盛气，各研究人家的是，与自己的不是出来。更望中立的学者，来舍短取长，产出一个调查派来。
最值得注意的灵蛇的言论，自由跨越于新旧之间。他说：“做小说先以主义为眼，是做不好的。”他认为作家“并没有什么主义横亘在胸，只凭他的经验和学识写去，便成为绝世妙文”。又说：“完全采用自然主义，是教导民众的服从环境，流弊甚大。”很显然这些批评都是针对茅盾的。另一方面像伊凉一样抱调和态度：“新派小说作者抱着勇往直前的态度，只知道创造新的小说，旧派小说不屑一顾，与旧派小说作者肆口诋诮新派小说，犯的弊病是一样的。”
灵蛇是更开放的，对于茅盾等人所介绍的新浪漫派或未来派艺术，认为“是进步的、是入世的、是积极的”。 在称赞冰心时说“欧化的语调，未尝不可以学”。又说：“我很希望旧派作者从速觉悟，改良一下，也希望新派作者，不必矫枉过正。” 其实要求新派“不必矫枉过正”，已含有认同其大方向之意，而要求旧派“从速觉悟”，其口气也颇为严厉。值得注意的是，灵蛇的言论刊登在七月里的《星期》上，而同一月的《小说月报》发表了茅盾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则显示其“铲除”旧派“这股黑暗势力”的决心，等于拒绝与旧派对话。事实上在文学研究会方面，郑振铎早就表明新旧之间决无“调和”的可能。
在新旧论战中，“星期谈话会”可说是审慎而充分地表达了旧派的文学立场，即维护本土文化，虑及文化传统的现状与前途，而不满新文化当中唯新或唯西是从的倾向。一般来说他们就事论事，注重经验和感性，不高谈主义，好处是对于新旧不一刀切，反而有开放的襟怀，其实这种思维方式是更为现代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言说方式，大多持存疑、讨论的语调，不仅受到商业规范及文士优雅传统的约束，其中还具备某种资产阶级的公民意识。
四、 私人领域：“半月谈话会”栏目
1921年3月《礼拜六》复刊，王钝根和周瘦鹃为主编。9月间周退出而自起炉灶，创办了《半月》杂志，直到1925年11月停刊。“半月谈话会”始于1922年9月，既取名“谈话会”，从周瘦鹃与包天笑、王钝根的深刻渊源来说，无疑自承谱系，含有自由批评讨论的意味；且在杂志办了一年之后才开辟“半月谈话会”，似乎也是跟进包氏的“星期谈话会”。但可怪的是“半月谈话会”的讨论和批评既不涉及时政，也远离于新旧文学之争，却成为一种同人间的聊天室，既未与《星期》同调，对于他的《自由谈小说特刊》来说，也是一种逆转。
造成这一转折的有内因也有外因。一个突出现象是在茅盾发表了《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之后，将近1922年年末时，新旧文学争论告一段落，主要在旧派方面已经偃旗息鼓，对于新派不再作正面遭遇。正如有的学者注意到，此时鸳蝴作家们“保持了出奇的沉默”。 这与其是由于茅盾等人的攻击，不如说受到更为强势的政治与文化压力所致。即正当新旧酣战之际，民国政府正密锣紧鼓地推动“国语运动”，自1920至1923年一再颁布命令，先在小学后在中学高中将“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同时令白话进入“共和国教科书”，由此文言失去主流地位，而新文学运动也因此受惠如虎添翼。这对于以维护文言作为理论主柱的旧派来说，不啻是釜底抽薪，使他们失去了理论依据。
王风在《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一文中细述了胡适、钱玄同（1887-1939）等《新青年》同人如何一边提倡“文学革命”、一边积极参与教育部所领导的“国语运动”的情况。该文深刻观察到“改‘国文’为‘国语’，是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合流的最大成果，同时也是确立白话地位最关键的一环。” 当1923年全国高中也改“国文”为“国语”时，“国语运动”可说是大功告成，对于旧派来说大势已去。事实上新旧双方的力量悬殊是显而易见的，《小说月报》的革新本身便占据上流，意味着印刷资本与大学资本的联手，这期间商务印书馆在迫不及待地准备新的国语教科书，以图抢占市场。1921年茅盾说：“西洋各国国语成立的历史，都是靠着一二位大文学家的著作做了根基，然后慢慢地修补写正，成了一国的国语文学。中国的国语运动此时为发始试验的时候，实在极需要文学来帮忙。” 这段话透露出新文学运动与国语运动之间的亲密关系，只是实际上是“国语运动”帮了新文学的忙。不是后面国家力量的操作，无论他的文学理论怎么普世高妙，恐怕也收效甚微。
从内因方面说，在新旧之争中周瘦鹃就打算有所突破。1921年7月《自由谈小说特刊》刊出他的《说消闲之小说杂志》一文，表示办杂志要坚持走“消闲”路线，像英国的《海滨杂志》（The Strand Magazine）或《伦敦杂志》（The London Magazine）一样，能面向大众，另一方面部分地接受了新派的“专研文艺”的主张，“常思另得一种杂志，于徒供消闲与专研文艺间作过渡之桥，因拟组一‘半月’杂志，以为尝试。”确实，《小说特刊》于8月停刊，《半月》便在9月问世。与同时期消闲杂志如《礼拜六》、《游戏世界》、《红杂志》、《红玫瑰》等相比，它独创一格，不光刊登文学作品，也不光追求娱乐，而有意切入都市文化，打造时尚景观。《半月》组织了不少专号，如《家庭号》、《爱情号》、《儿童号》、《离婚问题号》、《娼妓问题号》等，皆以“小家庭”（the nuclear family）为中心，涉及个人与社会的种种问题。周氏号称不断“花样翻新”，如开辟“妇女与装饰”、“半月家庭菜单”、“上海社会的新写真”等栏目，都与都市日常生活相关。另辟“影戏场”讨论和批评新兴的电影工业，“妇女俱乐部”发表女作家作品，还组织“儿童照片比赛”，或是“趣问趣答”，请读者讨论“一男子同时可恋爱两女子否?”之类的问题。
经过二十年代初新旧文学争论之后，旧派几等同弱势文化，意识形态上越来越成为政治不正确。1922年9月出现的“半月谈话会”，对于旧派来说，标志着某种转折，与“自由谈话会”或“星期谈话会”相比，意味着文学公共空间的收缩。尤其是周瘦鹃，在论战中已被新派批得伤痕累累，此时不得已保持沉默，却坚持走自己的既定路线，专注于内部自身的完善。“半月谈话会”取一种守势，密切配合《半月》自身的宗旨，通过读者来信或同人间的讨论和批评，显示趣味的分享，凸显杂志关注都市文化的亮点。而凸显的方式是美学化的，看得出从内容到形式都精心策划，发表的不是笔记式的片言断简，而是长短不等风格化的文章，因此“半月谈话会”本身是一个窥视杂志风景的亮丽窗口。
小说批评的作品当然是以发表在《半月》上的为主，读者来信有赞美，也有商榷；有的寄自南京或广州，说明杂志无远勿届。批评时常出自同人手笔，如马鹃魂的《品兰小语》对于周瘦鹃的小杂志《紫兰花片》中的作品逐篇评点，在提供阅读要领，也旨在培养一种欣赏习惯，表明文学阅读应当是轻松而优美的，具有陶养自我的功能。如把《紫兰花片》形容为“娇小玲珑，仿佛一个情窦初开的好女郎，妩媚里带着天真，又像一朵含苞未放的白玫瑰。近萼处泛着微红，轻笼淡雪，冷艳凄香，足使人见了廽肠荡气，无限低徊。” 这样的吹嘘近乎肉麻，却概括出杂志的美学特征，那是软性的、情色的，白话流丽而不欧化，更与概念化的“主义”绝缘。
所谓“好女郎”的修辞是富于诱惑的，暗示了同人之间的亲昵关系，事实上这也体现在一般读者与《半月》作者之间。如某读者说：“瘦鹃的‘鹃’字，可以改作‘娟’字。后来瘦鹃自己也很情愿变作女儿。我想瘦鹃这一来，不妨把瘦鹃的‘瘦’字也改一改，改作‘秀’字。” 他们喜欢在作者的名字上作文章，互相间开些雅谑的玩笑，像把“瘦鹃”变成“秀娟”，却模糊了性别界限。本来旧派作者的名字就是花啊鸟啊之类的，如胡亚光在《滑稽名字话》中把严芙孙读做“猢狲”，也模糊了身份认同。 在集体分享“滑稽”时，这些作家似乎自甘平庸，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传递着那种普世的同情价值，而模糊身份的戏谑也是一种爱无疆界的隐喻。李海燕在一篇论文中把早期鸳蝴派小说的“伤感”特征与哈贝马斯的“文学公共空间”理论相联系，认为那种“伤感”蕴涵着普世人性与伦理价值，构成某种资产阶级的“爱的社群”（the community of love）。 如果这是民国初期的情况，那么在《半月》上的“爱的社群”就不再是伤感的，而是欢愉的喜剧性的，映射出对都市前景的乐观展望。正如新文学在建立自己的读者群体，旧派也是如此，而经过新派的批评之后，《半月》似乎故意逆流而上，干脆发挥“文人”特色，使文学走向商品化。
把杂志比作情人，是一种从《礼拜六》就开始的销售策略，在《半月》那里更有所发展。其封面由胡亚光设计，每期总是一幅彩色的时髦女郎画，内室的装饰富有品味，画面与印刷都堪称精良，在同类杂志中首屈一指。读者可以窥视她的独处，滋养的狂想中不光是美女，更是都市“小家庭”的黄金梦。在杂志的流通中衍生出新的传说，有关资产阶级的“爱的社群”的形成。如读者俞梦花说，自从他得到《半月》之后，封面上的“妙龄女郎”便成为他的“娉娉婷婷的好姊姊”，在寂寞中得到安慰，甚至“再也不想出那祖父的酒席了，再也不愿意和母亲到花园里去踏月唱歌了。” 有意思的是这发生在一个人伦关系和谐的家庭中，《半月》却开辟了一种属于个人隐私的阅读空间。这种爱的表征也成为小家庭的粘合剂。如濮残菊来信说，他是个打工仔，买不起《半月》，只能望洋兴叹，而他的未婚妻却每次将杂志寄给他。他说：“就中不但长进我个人的学问，并且足以增高我俩的爱情热度。饮水思源的想来，《半月》有功于我俩的爱情着实不小咧。” 《半月》有别于纯粹的商品，而含有文化意义，正如作者们孜孜不倦地从古籍中找出出典，咀嚼一番新意，或轮流担任“半月文虎”的栏目，引用古典诗词，将半月两字嵌入谜面。当然博学也是文人的特性之一，而杂志的品牌伴随着本土文化传统及伦理价值。“半月谈话会”除了谈小说，也谈电影、美术、摄影等，与杂志的文化取向相一致。特别是张南冷的《杂志评话》和王受生的《印刷话》两文，从印刷技术和美术设计等方面品评各种消闲杂志，并对杂志文化作一种历史的追溯，其中含有对都市文化及自身历史与现状的认识。
作为旧派批评政治和文学的传统，“半月谈话会”反映了旧派文学公共空间的挫折。实际上自二十年代初之后，旧派在意识形态上受到进步史观与民族主义的压制，在文化上成为弱势。尽管如此，他们坚持走向都市主义，在方式上更灵活，如新旧相容，使用双语，及创造武侠、侦探等新的文学类型，诉诸通俗与大众。其文学消闲的立场必然与愈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或民族主义产生矛盾。有一回周氏在《半月》上表示，有读者寄信给他，劝他在“中国内忧外患”之时，不要“插身”在“陶然会”中吃吃喝喝。“陶然会”是大东书局内部的同事聚餐会。他回答说：“我正为了生在这个国家，生在这个时代，纳闷得很，因此加入陶然会中，陶然陶然。如今这位先生要我为青年表率，替国家做些事业，那我可敬谢不敏咧。” 这样的回答显然不合潮流，某种程度上却透露出杂志本身的倾向。
五、 隐身“读者”：《小说世界》的“编者与读者”栏目
对周瘦鹃加以规劝的那种“读者”，我们并不陌生，在上文提到的《新青年》和《小说月报》中都出现过。这类读者深明民族大义，迫切要求变革现状，指斥《礼拜六》之类的小说杂志，口气慷慨激昂，含有无可争辩的道德正义。从周的例子来看，其近乎愤激的反应也是受到压力之故。事实上这样的读者不在少数，且对旧派杂志造成某种压力。这里再举几个杂志之例，并结合白话对于建构现代中国的文化政治略作讨论。
在茅盾革新《小说月报》之后，商务方面另外新办《小说世界》周刊，刊登的大多是旧派如林纾、包天笑、李涵秋（1874-1923）等人的作品。茅盾在《回忆录》中因此事大骂新任商务主管的王云五“卑鄙无耻”，说他背地里与旧派勾结。其实商务这么做，一面投资于新文化，一面是应时，因为旧派小说仍有市场，还是出于商业上的考量，并非完全袒护旧派。《小说世界》自1923年1月开张，由叶劲风主编，后来由胡寄尘（1886-1938）继任，至1929年12月停刊。甫见世，《晨报副刊》即出现唐俟的《关于<小说世界>》一文，指斥《小说世界》这类东西不过是“蝇飞鸟乱，可以什么都不理的。”其实唐俟即鲁迅。在新旧之争中，此老不时暗中阻击旧派，如上文提到的《名字》一文即是，而这一次抨击《小说世界》，也是替茅盾打抱不平。
《小说世界》的一个奇特现象是，读者来信特别活跃，或确切地说，是杂志对读者来信的处理方式。在四月里叶劲风在《编辑琐话》说到：“自《小说世界》出世，收到几百封信”，提出增加“通信”栏和加强“编辑琐话”等要求。编者说一时还难以办到，希望今后努力云云。回答不令人满意，然而编者在努力，不断开辟新的管道，除了原先的“编辑琐话”之外，增加了“编者与读者”和“交换”栏，到1924年又增设“通信”和“通讯”栏。这些栏目互相参差，平均每期总有两三个栏目，如此重视与读者沟通，在同类杂志中可谓绝无仅有。但细察之，这多半是形式上的，栏目虽多，而常以篇幅有限为借口，每期限于一两页，至多三页。内容大多空洞，甚至对于如何盖图章之类的事加以讨论。“交换”栏刊登读者的读后感，一般是对于杂志或某作者某小说的溢美之词，以至后来有读者说：栏内刊布的“不是说《小说世界》怎样的完美，便是说《小说世界》怎样的精致，说来说去无非是恭维的话头。这类文字非但没有研究文艺、发表心得的价值，反而使读者见了觉得无谓。”
尽管为新派鄙视，《小说世界》却是“旧貌加新颜”, 叶劲风本人也不新不旧。稿源上依赖旧派，但不一味追逐游戏消闲，如一位读者说它“比旁的小说杂志纯洁些，但没有精致作品，不脱小说界里势力范围的恶习。” 所谓“纯洁些”，是相对其他旧派杂志而言，而“恶习”云云，其立脚点已是在新文学方面了。在另一位读者眼中，《小说世界》的“内容有的关于理科、地理，有的关于修身、历史，有的关于传记、算术，有的关于手工、图画，有的关于乐歌、游戏等”。 这样的内容在教育界有市场，据“编者与读者”栏披露的一次调查，上海中学师范的学生，几乎每人定一份《小说世界》，各小学教师喜欢用杂志的附刊作奖品。编者又声称，约在杂志开办后半年间，“所接的稿件，约有五千余封。头三个月，每天平均接到十五件；近三个月每天平均约五十件。”根据列举的一长串名单，这些稿件寄自各地，包括北京大学、齐鲁大学、南洋大学、香港大学等地，大多是顶尖的学府。
这些调查和说法难免有自我标榜之嫌，藉以做广告，但也反映了某些实情。像《小说月报》一样，《小说世界》也是商务的出版物，发行管道全国畅通，却更为通俗，更因它半新不旧，能左右逢源，吸引新旧两方的读者，因此来信甚多，也能够理解。编者说：“我们平均每日至少要发几十封答函。” 来信多是一回事，在那些栏目中是否得到真实反映的是另一回事，即便如此，从“编者和读者”栏里多少可看到新旧观点的碰撞。编者说：“有的读者问为何不用新式标点，同时又写信要求我们取消新式标点。对于这一类的事，我们只得搁置起来。”编者似乎不愿在新旧之间辩一个是非曲直，各打五十大板了事。然而他又解释道：“我们对于国内艺术的前途，抱一个积极奋进的主义，我们所注意的是精神。不管他是新体裁、旧体裁、新标点、旧标点，我们只要承认他们有艺术的价值，至少有可研究的价值的作品，我们就刊登出来。我们以为艺术的新旧完全不在乎形式上。” 所谓新旧不在“形式”而在“精神”的说法，当然是旧派的理论。这种辩护听上去是低调的，但编者又不愿得罪新派。问题还没有完，数月之后，叶劲风又说：“有的读者以为我们里面用新标点的，是新派小说，用旧圈点的是旧派小说。这或者是一点小误会罢。文字的新旧，一点也不在乎标点上，用新旧标点，完全是在乎各作者的习惯。……总之我们的希望，是巴不得这份出版物，能够将我国文字的新精神，都吸收了拢来。世界都新了，我们也很愿意跟着进步呀，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落伍者呢!” 看来叶氏陷入某种困境，又提出新旧问题，显然读者仍揪住不放，而编者欲罢不能，又不能解决。像林纾的来稿不可能用新标点，他不可能改变，而另一方面用“进步”之类的话来安抚新派。
有一个插曲，多少对旧派不利。1923年底，《小说世界》附送一张票，要求读者填上什么是喜欢的题材。后来编者说，结果使他大为惊讶，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的票赞成多增加些“世界瞭望台”栏目与“讽刺画”的比例。这两类本来是他忽视的，或许读者还反映了什么要求，叶氏决定把好几种长篇小说都暂停发表，已经预定好的计划因投票的关系，都推翻了。
六、余论：现代国家建构与白话文化政治
旧派杂志一般都有编辑按语，不设“通信”栏目，但它们也受到来自“读者”的压力，反应的态度和方式各有不同。1922年5月，由周瘦鹃与赵笤狂合编的《游戏世界》在“编辑琐话”中预告：“下期起，我们采取了大多数读者的意见，作为本位，大大的改革一下。”果然在下一期上首先对目录作了明显改革，一些具旧文化色彩的栏目如“趣海”、“谐林”、“艺府”、“余兴”等就被取消了。这一“改革”确实不小，取消这些旧栏目不仅减弱了“游戏”成分，更主要的是文言改成了白话。这也可看作是应顺“读者”的要求而移向新文学的例子。与此相对照，严独鹤（1889-1968）主编的《红杂志》就不一样。1923年8月杂志开头有编者《对于读者的话》，说编者和作者都在努力改进，不仅“在编制上刷新”，也有“新作品和读者相见”。但接着口气一转说：“如有不完满的地方，依旧很欢迎读者诚意的指教，至于那些盲目的批评，和无谓的谩骂，只有仍当他们是废话，一概不理睬咧。”这里《红杂志》显然继续消闲方针，对于“读者”的态度颇为强硬。有趣的是所谓“编制上刷新”，指的是原来的目录包括“游戏栏”、“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三类，从这一期开始，“游戏栏”消失了。仔细一看，这些游戏作品还在，只是被插入“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两类中，其篇目用小一号字体来标明。尽管这一“刷新”是表面文章，但也颇具象征性。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型，1922、1923年是关键时刻。由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双管齐下，造成旧派在文学论争中的失语。此后“新”、“旧”含义被进一步意识形态化，分别等同“进步”和“落后”甚或“反动”，也意味着旧派在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被边缘化。从大环境来说，无论情愿不情愿，旧派扭不过潮流，白话的政治正确也早就产生。正是在严独鹤主编的《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有过一次自动的“编制上刷新”。《新闻报》是上海最老牌的报纸之一，据说销量超过《申报》。顾名思义，《快活林》以消闲为宗旨，居首的栏目一向是“谐着”，即游戏文章。但在1919年6月至8月间，正当“五四”运动发生不久，民族激情高涨之际，《快活林》的“谐着”被新增“谈话”栏所代替，即意味着书写语言被口语所代替。为“谈话”栏写稿的是周瘦鹃，发表了一系列白话短文。到8月之后，大约运动稍平息，《快活林》故态复萌，又恢复了“谐着”的首席地位。这种情况如黎锦熙在《国语运动史纲》中指出的，五四运动发生后，白话小报一时间“突然发生至四百种之多，日报的附张，大多取消了旧式滥调的诗文或优伶娼妓的消息，改登新文艺和国语的译着。” 《快活林》的栏目改动也是大潮里的小浪花，在民族危机面前，游戏消闲都不得不退避三舍。只是到了1920年代受到新文化的打压，改得有点不情愿，在改革中有抵抗，却也不无自我删检的成分。《快活林》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即自动改为《新园林》，即因为国难深重，表示与“消闲”划清界线了。
最后我想提及的一点是，从文言到白话的“语言转折”可说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变迁之一，而在白话之于民族国家建制的文化政治中，断断续续地贯穿着一条红线：其起源于五四运动的遗产，即在于动员群众、发动运动的魔力；“运动”由此成为历史开展的重要形式，“群众”被尊为历史叙述的主体，白话被赋予某种政治权威。从三十年代瞿秋白（1899-1935）等人提倡“大众语”到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无不以“革命”和“群众”的名义，将白话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结果却造成知识份子自身的边缘化。唐小兵在《暴力的辩证法――重读<暴风骤雨>》一文中，以周立波为例，分析了他如何在创作《暴风骤雨》这一经典“革命小说”的过程中，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深入生活，与“革命群众”打成一片，“学到了各种各样的活的知识和活的语言”。该文精辟地指出，《暴风骤雨》“开创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一种实质上否定了写作行为本身的写作方式。”换言之，白话与知识主体之间发生了错位，最经典的莫过于小说中描写群众斗争的场面。一片火山般爆发的“打倒”之声不啻是对于“暴力语言”的衷心礼赞。对于小说家而言，这是历史进步的最佳展示。
余英时先生在《中国知识份子的边缘化》一文中勾画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如何转化为现代“知识份子”而沦为“边缘化”的历史趋势，发人深省。 这一的历史趋势或与“白话”的文化政治密切相关。由本文所述，茅盾以启蒙者自居，排斥“民众”不遗余力，在竭力确立白话的至尊地位之时，却培养了“暴力语言”，从“通信”栏中“恶魔”的谩骂中便见端倪。富于讽刺的是，大多五四知识份子到头来被斥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被“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贺麦晓（Michel Hockx）认为，在二十年代五四把鸳蝴派斥为“文丐”富于象征意味，此后现代“文学场域”（the literary field）形成新旧雅俗之分野：前者提倡“严肃”文学，后者失落了“文人”身份而走向“通俗”。 这是一方面的事实，迄今为止，尽管鸳蝴派被重新评价，但所谓雅俗的二元逻辑仍在延续，其艺术价值上仍被视作“二流”，甚至被斥为“媚俗”，而他们的政治和文化立场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旧文学论争中，旧派已觉察到白话的主体问题，可谓已得其先机。事实上如“星期谈话会”体现出某种公共理性，即使在文化上失势之后，坚持文言与白话并用，延续了“文人”的优雅传统。如周蕾在《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一书中指出，鸳蝴派一向受到排斥，“并不仅因为它是不道德和没用的，而且还因为它出乎意料地实行着企盼良久的民主社会改革：把阅读能力广泛地普及大众。” 她的书中对于鸳蝴派的“民主社会改革”语焉不详，但这一见解颇富灼见。即从该派“普及大众”的语言策略来看，正蕴涵着“民主社会改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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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王汎森编《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台北：联经，2007），此文对于少数文字略作了补订。
注释：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页168。
张云初编，《中国大实话：申报自由谈》（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页1。
据统计，1920、1930年代上海出版的消闲杂志几近六十种，见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页607-610。上海的小报更不计其数，据李楠所见，上海图书馆藏1920、1930年代小报近三百种。见《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页339-365。
参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台北：麦田出版，2003）。书中对晚请文学“现代性”的发掘，打破了长期来独尊“五四”的局面。所谓“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为探讨中国文学的多元现代性提供了理论资源。贺麦晓《风格问题》一书对于民国时期的文学社团与文学杂志的研究提出新的研究“范式”：新、旧文学处于共存、竞争的状态。他把代表“旧派”的文学杂志如《眉语》、《游戏杂志》等和“五四”新文学的《新青年》、《小说月报》（1921年之后）放在一起作“平行阅读” （horizontal reading），从比较中描述这些社团及杂志的异同。见Michel Hockx, Questions of Style: Literary Socities and Literary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 1911-1937 （Leiden: Brill, 2003）, p. 5。
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 谈起》，《二十一世纪》，19期（1993年10月），页39-51。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时代的探索》（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2004），页40-41。
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上卷，页192-194。
茅盾，《回忆录》，《茅盾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文学，1997），页174。
《申报》，1921年5月22日，14版。
《申报》，1921年2月27日，14版。
《申报》，1921年2月20日，14版。
《申报》，1921年6月19日，14版。
风声（笔名），《晨报副刊》（1921年）。收入《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页123-24。
“自由谈之自由谈”，《申报》，1921年7月3日，14版。
“自由谈之自由谈”，《申报》，1921年1月9日，14版。
《申报》，1921年5月22日，14版。
《申报》，21年3月27日，14版。
《申报》，21年2月13日，14版。
茅盾，《回忆录》，《茅盾文集》，34卷，页208。
《晶报》，1921年7月30日。
《晶报》，1922年8月12日。
《文学旬刊》，1922年9月11日。
《申报》，1921年8月7日，18版。
《文学旬刊》，第4号（1921年6月10日）。
《文学旬刊》，第6号（1921年6月30日）。
茅盾，《回忆录》，《茅盾文集》，34卷，页208。
《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13卷7期（1922年7月）。
李宪瑜，《“公共论坛”与“自己的园地”――<新青年>杂志“通信”栏》，载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页266-281。
《小说月报》，13卷11号（1922年11月）。
《小说月报》，13卷1号（1922年1月）。
《小说月报》，13卷2号（1922年2月）。
《小说月报》，13卷4号（1922年4月）。
《小说月报》，13卷1号（1922年1月）。
〈告小说家〉，《中华小说界》，2卷1期（1915年）。
《小说月报》，13卷8号（1922年8月）。
茅盾，《回忆录》，《茅盾文集》，34卷，页208。
参李宪瑜，《“公共论坛”与“自己的园地”――<新青年>杂志“通信”栏》，页267-68。
《小说月报》，13卷8号（1922年8月）。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台北：正中书局，1982），页31。
魏绍昌先生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初版于1962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可说是开山之作。书中仅收入五四作家批评鸳蝴派的文章，在当时条件下可以理解。1984年芮师和、范伯群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始收入不少鸳蝴派方面的文章。1997年袁进主编《鸳鸯蝴蝶派散文大系》八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其中《艺海探幽》一册专收该派论述文学的文章，包括20年代初与新派论争之文。
《星期》，第1期（1922年3月22日）。
陈建华，《<申报‧自由谈话会>――民初政治与文学批评功能》，《二十一世纪》，第81期（2004年2月），页87-100。
《星期》，3期（1922年4月）。
《星期》，2期（1922年3月）。
《星期》，5期（1922年4月）。
《星期》，17期（1922年6月）。
《星期》，1期 （1922年3月）。
《星期》，1期 （1922年3月）。
《星期》，11期 （1922年5月）。
《星期》，6期（1922年4月）。
《星期》，11期（1922年5月）。
《星期》，19期（1922年5月）。
《星期》，7期（1922年4月）。
《星期》，10期（1922年5月）。
参见 Chen Jianhua, “The ‘Linguistic Turn’ in 1990s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in Q. S. Tong, Wang Shouren, and Douglas Kerr, eds , Critical Zone 1: A Forum of Chinese and Western Knowledge（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19-138.
《星期》，11期（1922年5月）。
《星期》，19期（1922年7月）。
《星期》，18期（1922年7月）。
《星期》，19期（1922年7月）。
见《新旧文学的调和》，《文学旬刊》，1921年6月10日。
栾梅健，《通俗文学之王――包天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页184。
见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页107-122。
王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陈平原、王德威、商伟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页612。
沈雁冰，《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小说月报》，12卷2期（1921年2月）。载于《茅盾文艺杂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页28。
《半月》，2卷11号（1923年2月）。
〈滑稽名字话〉，《半月》，2卷22号（1923年7月）。
《半月》，2卷16号（1923年4月）。
Haiyan Lee, “All the Feelings That Are Fit to Print: The Community of Sentiment and the Literary Public Sphere in China, 1900-1918.” Modern China, Vol. 27, No. 3 （July 2001）: 291-327.
《我爱半月》，《半月》，2卷1号（1922年9月）
《半月与我们俩的爱情》，《半月》，2卷16号（1923年4月）。
张南冷，《杂志评话》，《半月》， 2卷2号（1922年9月）；王受生，《印刷话》，《半月》，2卷5号（1922年10月）。
周瘦鹃，《陶然会第十一次聚餐报告》，《半月》，3卷9号 （1924）。
《小说世界》，4卷11期（1923年12月）。
参见汤哲声关于《小说世界》“旧貌加新颜”的描述，见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页612-616。汤注意到《编者和读者》等栏目，指出“《小说世界》的编辑打破了避而不见的状态”，一般的消闲杂志确是“避而不见”。这一点还是由《小说月报》而来。
《小说世界》，4卷8期（1923年4月）。
《小说世界》，3卷1期（1923年7月）。
《小说世界》，2卷12期（1923年6月）。
《小说世界》，3卷8期（1923年8月）。
《小说世界》，3卷1期（1923年7月）。
《小说世界》，5卷1期（1924年1月）。
《国语运动史纲》，页72。
《二十一世纪》，11期（1992年6月），页80-91。
余英时，《中国知识份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6期（1990年10月），页15-25。
Michel Hockx, “Playing the Field: Aspects of Chinese Literary Life in the 1920s,” in Michel Hockx, ed. The Literary Field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urrey: Curzon, 1999）, pp. 61-78.
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台北：麦田，1995），页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