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南的治学方式大约属于欧陆朴学一路，在他的辛勤浇灌下，明清小说这块园地变得生意葱茏，多姿多彩。
这些天与李欧梵老师在电邮里讨论，有关他即将在秋季应邀来交大开讲座的事。前日下午得他电邮，打开一看，却传来噩耗：“刚从王德威那里得知，韩南教授刚过世。悲痛不已！”我含悲给王德威先生写了电邮，他回说：“韩南教授突然过世，令我愈加悲伤。一周之前见他，还好好的。”
上个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给我寄了一本韩南先生翻译的新著Mirage，即中文小说《蜃楼志》。我答应要写个书评，想不到先写了这篇文章。
我在哈佛读书的那几年，除了李老师之外，接触较多的就数韩南先生了。在我的印象里，他永远是那么儒雅谦和，醇厚而精粹。基本上他专治明清小说，对中国文化有独特而深切的理解，同情之中不失一种欣赏的、含幽默感的距离。他的治学方式大约属于欧陆朴学一路，但在他的辛勤浇灌下，明清小说这块园地变得生意葱茏，多姿多彩。多亏他那些精确而具神韵的翻译，这块园地遂开放在英语世界里，被赋予永久的生命。
1991年我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修了斯特拉斯伯格（Richard Strassberg）教授的明清小说研讨课。我原先是古典文学出身，研究对象一直是元明清诗歌和戏曲，记得博士毕业后，章培恒师有意让我研究古典小说，打算和我合写一本中国小说方面的书，因为我出国而未能实现。在这门明清小说课上，期末论文以李渔的小说《十二楼》为主题，于是斯特拉斯伯格教授说那一定要参考面世不久的韩南先生的《创造李渔》那本书，言谈之际他对韩南大加赞扬，说在中国小说研究方面，在美国没人可比。的确我发现韩南先生在1970年代就发表了《中国白话小说》、《中国短篇小说之时期、作者与结构研究》。使我肃然起敬的是他那种极其精审的考证功夫。我们通常认为海外研究中国文学擅长理论诠释，即我们所谓以“义理”取胜，而韩南先生则精于考证。再进一步爬寻材料，发现在1960年代他在《亚洲杂志》上发表了关于《金瓶梅词话》的版本考证的文章。想起1980年代我在复旦读研究生的时候，目睹了《金瓶梅》的研究热潮，一时间像炸开了锅，是具有“思想解放”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因此读到韩南先生的文章，不由得感慨，如果不是改革开放，这部小说还得锁在冷宫里。
在《金瓶梅》作者问题上，韩南先生十分谨慎，不贸然断定谁是真正作者，不过跟一般认为这部小说属于“说话”传统的集体创作的说法不同，他确定它是个人创作，在小说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这就牵涉到对文学史的通盘认识。另外对我来说觉得新奇而一时难以理解的是，韩南先生通过文学风格来探讨作者问题，这是一种高难度的软性考证。事实上他提出《醒世恒言》中部分作品是“浪仙”的作品，即以“风格学”为依据，而这一结论被学界认为是不刊之论。
1994年我去哈佛跟李欧梵老师学现代文学，见到了韩南先生。那时他已经年近七十，还给研究生上课。很幸运，我上过他两门研讨班课，各读一部小说，即《金瓶梅》和《海上花列传》。开始我不那么习惯，每次课上讨论数回，但渐渐的我领会到那种精读细品的好处。韩南先生不提自己的研究，也避免任何先入之见，完全放开让同学各抒己见。那种课堂讨论的状况很像是五方杂处、众声喧哗。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立场和生活经验，各人对某个叙事或桥段有不同的理解，真的你会体会到所谓“作者死亡”的意涵。在课堂上我常常拙于言辞，说得那个一点，好像碰上了身份危机。原来在大陆对于某个作家、某个作品都有个说法，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在新的文化冲撞中力图寻找某种新的表述，因此比较辛苦。
韩南先生对我挺宽容的，特别像我这样的“老童生”，总是循循善诱，和风细雨。记得我交的一篇期末论文是关于《金瓶梅》里的“偷窥”描写。那时我在影视系选课，因此使用一些视觉文化方面的理论，理论上还做不到融会贯通，论述当中破绽不少，严格说来那是偏离了文学研究的，韩南先生非但不以为忤，且十分认真，对于没讲清楚的地方一一指出，提了不少问题。后来在我继续这一偷窥和视觉方面的研究过程中，他的问题带来了很大帮助。还有一点，和其他老师不同的是，在批改作业时，对我们来自非英语背景的学生，他逐字逐句修改语法方面的错误。
韩南先生退休那年，东亚文明系为他开了一个学术研讨会。多年执教，桃李芬芳，他的许多学生从各地赶来，欢聚一堂。我也躬逢酒会和盛宴，在席间听他的学生们讲起从师经历，十分有趣。魏爱莲（Ellen Widmer）教授是韩南先生的大弟子，在明清文学方面卓有成就。她说跟了韩南老师多年，看上去他很严肃，但是看到他的《创造李渔》一书出版，方知道老师是那么文采斐然，才情潇洒。到后来又看到他翻译的《肉蒲团》出版，更让人跌破眼镜，哇噻，原来老师对于中国春宫文学也那么有研究。的确，韩南先生厚积而薄发，踏实而富于睿智。至2004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小说》一书出版，展示了一个新方向的开拓，单看书中关于陈蝶仙自传体小说的那一章，就可见他对资料的收集和梳理，以及独特而富于灼见的阐释，足具严谨精致的范式。
其间一个小插曲令我难忘，在酒会上韩南先生引我到捷克汉学家米列娜教授面前，向她介绍说我在研究周瘦鹃。米列娜教授也是晚清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且以结构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近代通俗文学，很难得，可惜于前年谢世。我虽然跟她没什么交往，但如韩南先生这般引荐后学，令我十分感动。
这又是我的幸运，知道我的博士论文以周瘦鹃为题，韩南先生十分支持。
这里还有一层，即李欧梵老师对他一向尊崇备至，说他当初研究鲁迅，就受到韩南先生的一篇文章的启发，而且他去哈佛任教，韩南先生是背后的有力推手。他说韩南先生正在研究晚清民国，你做周瘦鹃的研究，他一定会喜欢的。后来果然如此，尽管韩南先生已经退休，仍愿意做我的论文指导委员会的老师。有一个学期，我们约定每两周见一次面，在系里特意为他退休之后安排的办公室里，在费正清中心。长记那些美好的时光，我宝贵的记忆，仿佛沐浴在从窗户铺洒进来的阳光里，聆听他的教诲。那时他在翻译《风月梦》这部小说，在探究书中的扬州方言。他知道我是上海人，对沪语也很有兴趣。在北美研究汉学的，大多不那么看重中文学学界的研究成果，韩南先生很不同，当然是对于那些做得好的。有一回我提到一篇台湾学者作的关于晚清小说的论文，他嘱我找出来给他。
他对我的帮助，还有一件事我难以忘怀。哈佛的博士资格要求三外，除了英语、日语，还得掌握一门印欧语言。一般要上语言课拿到合格成绩，也可以由答辩委员会教授出题考试。我跟韩南先生说在“文革”期间自学过法语，他显得有点讶异，但同意给我考试。考试那天，他给了我两页纸，应当是普实克有关中国文学的论述吧，我把它译成英文，结果他觉得还不赖，给通过了。
2001年我在欧柏林学院一边教书，一边赶写博士论文的最后两章。每写完一章，就给答辩教授们一一寄去。在韩南先生寄回来的纸页上，像以往一样，帮我改语法，用铅笔逐句改正，这些稿纸至今还保存着。
2002年开始我在香港科技大学教书，至年底的时候，我们的电邮通信频繁了起来。那时王为松兄在上海教育出版社，他十分欣赏韩南先生的研究，打算把他的代表论著全翻译过来。早在1970年代，韩南先生的一些著作就在台湾翻译出版了，因此如何尽快把他的著作介绍给大陆读者，是刻不容缓的事。首先要翻译的是韩南先生刚完成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小说》。为松兄给我发电邮，要我给翻译把关，这也是韩南先生推荐的。受到先生的信赖，我满心喜悦，遂与责任编辑孙戈、译者徐侠女士密切合作。校订过程愉快且从中得益匪浅，感受到韩南先生一丝不苟的学风。他要求在概念用语方面要准确，要我发现问题须直言所见，有时为一名之立而往返讨论。对于有些译文中难以表达其精妙婉转的地方，他也不强求，表现出通达和宽容。另外他强调翻译的可读性，为了便利中国读者，删除了一些考证文本和注解。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此书中文版在2004年面世了，其英文版也在同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关于中文版书名，韩南先生来信征求我的意见，我建议使用“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略有借鉴瓦特《小说的兴起》的意思，蒙韩南先生采纳。还有一件事，我曾问他书中的章节是否可以先在大陆刊物发表，他回答说在英文版没有出版之前，不宜这么做。至今想来，先生如此严于律己，真令人慨叹！
令人欣慰的是，这几年韩南先生的《创造李渔》及论文集已在大陆出版，迟来乍到，能一睹这位大腕级汉学家的学术风采。《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在2010年重版，增加了韩南先生关于雨果《九三年》的翻译的新作。值得一提的是译者徐侠对自己的译本并不满意，因此许多地方等于重新译过，这种精神很是可贵。这几年里时以先生为念，两次见到魏爱莲教授，得知一些近况，每见李老师，也总是心念不已。事实上自退休之后，韩南先生笔耕不辍，尤致力于翻译，如《十二楼》、《黄金祟》、《明代爱情小说选》、《风月梦》至最近的《蜃楼志》，一部部相继问世，正当欣欣生意之际，突然得知他的去世，深感悲惋。面对先生留下的文学遗产，其中凝聚着他的挚爱、坚忍和智慧，令我们感愧感奋。
2014年5月7日
来源: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