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9日，香港警方36年来首次到廉政公署总部拘捕3名廉署调查人员。被捕3人分别是廉署总调查主任、高级调查主任及助理调查主任，他们的罪名是涉嫌妨碍司法公正。有人惊呼，廉政公署“沦陷”。

香港的廉政公署就此沦陷，倒也未必，但廉署如此高级别的官员涉嫌犯罪，作为一个香港乃至大陆人心目中廉政的象征的机构，的确令人震惊。当初廉政公署的设立，主要是针对警方的贪腐，我们在相关的资料乃至影视作品中，看到的尽是廉署人员抓警察，而这回，居然是警察抓了廉署的人。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

当然，我们这些局外人，不知道此番廉署人员犯事的内情，案情到底如何，廉署人员是否真的触犯了法律，最后还得香港的司法定谳，孰是孰非，一时我们也说不清楚。但是，像廉政公署这样的机构，作为廉政的利器，其实也有一个谁来监督的问题。

显然，廉政公署不是一个民主制度的产物，1974年诞生之日，它直属港督，独立于行政机构，权限极大，调查的范围极广，很有几分类似于中国古代制度中负有特别使命的监察官，比如御史和巡按，或者特别使命的钦差大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使用特别手段调查案件，拘押人犯，甚至在特别情况下，可以先斩后奏。这种机构或者做派，在非民主的条件下反腐败，在特定时期，是有一定效果的。有的时候，效率还特别的高。所以，古往今来，这种负有特权的“清官”反腐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所谓“八府巡按”这样的清官出行查案的传说，每每令人振奋。已经成为打击贪官的象征的包公，实际上在民间传说里，就等于是一个古代的廉政公署。

显然，指望清官反腐跟指望廉署反腐一样，从长远看，都是有问题的。古代的监察官，直属于皇帝，位卑而权重，巡查各方，可以闻风弹奏。而查案的御史和钦差，更是权力大的没边，雷厉风行。但是，他们也是人，也是官僚体系中的官员，也生活在现实生活中，跟众多官员有着说不清道不白的关系，亲朋好友，同学同年。只要不摊上包拯和海瑞这样的人，其他人都是可以通关节的。所以现实中，很多大案最后都是不了了之，事出有因，查无实据。道理很简单，虽然监察系统一直独立存在，独立于行政体系，但毕竟同属一个王朝的官场，官场整体的风气的败坏，不可能让监察体系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更何况，监察系统对皇帝负责，而皇帝自己就未必清廉，更未必明白事理，查到自己的亲信头上，或者皇亲国戚头上，事情就往往只能不了了之。如果查案的认真了，他们的乌纱帽就先有危险。

香港的廉政公署，是建立在一个民主体制基础上的外接机构，鉴于这个体制在英国相当比较成熟，廉政基础比较好，所以，它自身的廉洁，相对可能会维持比较长的时间。因为它不像中国的监察御史们，其廉政清明，多半靠自身的道德自律，个别人物也许撑得时间长一点，多数都撑不久。但是，当初建立在民主体制外接机制上的廉署，如果没有一个制衡机制的保障，时间长了，自身也会出问题。现在的廉政公署，跟港督时代类似，直接对行政长官负责，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但在香港民主化未完成之前，这样的机构，自身的监督，还是有所欠缺的。虽然说，他们的行动，还是会受到司法的制约，受制于特首。但是，特首的事太多，基本管不了他们，即使能管，这种直辖关系，也像过去的皇帝跟御史一样，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而司法对廉署的制约，往往又比较滞后。所以，廉政公署这样一个权力过大的机构，时间一长，就难免出事。

即使廉署的从业人员个个道德高尚，有超强的自律性，但权力本身就具有危险性，它可以诱惑原本守法的人逾越法律的界限。所谓权力的腐蚀，是一条古今中外颠扑不破的定律，腐蚀不仅产生腐败，还产生越权操作，产生权力的侵害。所以，那些成熟的民主国家，专项的腐败调查，往往由议会负责，由议会的专门委员会成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议会和司法机构，对那些负有调查之责的行政机构，往往具有强烈的警惕，媒体也投入大量的热情，监督这些机构，以防范这些机构对公民权利的侵害。所以说，廉政公署这样的机构，作为遏制腐败的利器，在过渡时期是有道理存在的，一旦社会完成了民主的转型，它就必须跟着转型。权力必须由权力来制约，否则早晚会生害。

香港廉署的宣传词言道，“香港优势，胜在有你和ICAC(廉署的英文简称)。它之所以普遍为香港人所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即使经过了150年殖民地的经历，香港人依然跟其他地方的中国人一样，有着浓烈的清官情结，但是，一个社会的清廉，是为上负责的清官所难以胜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