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严格的意义上，人类的整体只有一个，这就是全人类。人类的任何共同体都是人类的历史器官，都是人类历史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都不可能包容人类文明赖以发展的全部要素、结构、功能和过程，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某些局限性。因此，在同一共同体内部不可能汇聚和融合人类所创造的全部优秀文化成果。但相对较大的共同体仍能拥有相对较大的文化包容力与文化创造力。从共同体整体主义走向人类整体主义，正在愈益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大趋势。人类整体主义的历史观是以人类整体主义的历史学为基础的历史观。人类的现代文明并不是西方世界的独立创造，而是全人类的共同创造。人类整体主义的历史学和历史观的建构，势必导致我们对于“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再认识。

关键词： 人类整体主义历史观 共同体整体主义历史观 人类历史器官 人类历史生态系统 人类整体主义历史学 现代文明起源 中西文化

我们有一个梦，—个美好的文化梦——我们长期梦想通过汲取和融合古今中外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而在中国创生人类最先进、最优秀、最完美的文明与文化。但是我要问：这是可能的吗？

我们有一个沿袭己久的语汇——“中西文化”。在这个语汇的背后，实际深藏着—种传统的历史观。那么我要问：这种传统的历史观，符合历史事实吗？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在这两个不同的问题中，却内涵着—种深层的统—性，这就是它们在一般历史观层次的统一性。传统的历史观是以假定人类的某种局部性的共同体为整体的共同体整体主义的历史观，本文所主张的历史观则是以确认全人类为人类的唯一整体为特征的人类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历史观不同，人们对于“中西文化融合的可能与限度”这一问题的回答就不同。下面，我将通过提出和阐述三个命题，简要地说明我在这些问题上的部分基本观点。

命题一： 人类只有一个整体

在严格的意义上，人类的整体只有一个，这就是全人类。人类的各种共同体（如部落、民族、国家、“文明”、“世界”等等），都是人类的局部，而不是人类的整体。人类的整体包容着人类文明的全部要素、结构、功能和历程，人类的局部则只能包容人类文明的部分要素、结构、功能和历程。人类整体拥有人类的全部创造力，人类的局部则只拥有人类的部分创造力。人类整体是一个超级的有机体，古往今来的人类各种共同体则都是这个有机体的历史器官。人类整体是人类的文化基因随机漂流的巨大场所，也是人类的文化基因随机组合、随机创新、随机淘汰、随机发展的巨大场所。人类的各个历史器官一方面是人类文化基因的这种随机漂流、随机组合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因其某种程度的优势组合而能够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有所贡献。人类各个历史器官所能包容的要素、结构、功能、能力的有限性，不仅规定了这些历史器官的历史创造力和历史使命的有限性，而且通常也规定了它们的历史活力、历史生存能力和实际的历史生命过程的有限性。人类历史的变迁、发展不仅是通过各共同体内部和共同体之间的各种文明要素的随机漂流、随机组合实现的，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在这些历史器官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历史活力和历史价值的情况下通过人类历史器官的新陈代谢而实现的。人类历史器官的新陈代谢过程，实际就是在旧的历史器官所创造的某些新的文明要素和某些传统的文明要素的基础上，通过这些文明要素的随机漂流和随机组合而创造生成具有新的结构、功能和新的历史价值的新的历史器官的历史过程。这种历史过程，实际也正是整个人类文明赖以发展的一种基本历史环节。人类历史器官的新陈代谢并不是同一共同体范围内的历史运动，而完全是一种超越了共同体范围的世界历史运动。人类历史器官的新陈代谢和人类各历史器官在它们的相互关联中发挥各自历史作用的过程，实际正是人类各种文化要素通过反复的重组、试错而逐步地创生愈益复杂、愈益新颖的新文明的历史过程，因而也正是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之本身。在这一人类唯—的整体史中，人类世界不仅存在着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体系、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而且更存在着既根植于又超然于这些局部性的人类活动体系之上的由人类的各种历史器官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合作、相互依存所直接构成的人类体系，存在着由人类各历史器官之间的间歇性的新陈代谢所生成的动态的人类体系。人类各共同体内部的活动体系只是局部性的活动体系，人类各共同体所共同构成的人类体系才是整个人类的最高层次的活动体系。在整个人类活动的体系中，人类世界不仅存在着的“社会分工”，而且更存在着整个人类世界内部的“文明分工”，存在着人类各种历史器官之间的现实分工和历史分工，存在着基于这种分工的通常是不自觉的现实合作与历史合作。人类世界的这种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全局性的分工和合作不仅是人类文明要素随机组合、随机创新的宏观形式，而且同时也深刻地展现了整个人类活动的内在的整体性。人类活动的整体性不仅是共时态的整体性，而且同时也是历时态的整体性；不仅是短时段的整体性，而且更是长时段、特别是超长时段的历史整体性。人类各共同体之间的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关系并不是某种次要的、外在的关系，而正是整个人类活动体系内部的一种至关重要的内在关系。人类的整体性并不是起源于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或通常所谓的“全球化时代”，而是起源于遥远的古代。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愈多，人类可供交流、重组的文化基因就愈多，人类的交往、分工和合作自然就愈多，因而人类整体化的水平就愈高。人类整体性的具体内容和历史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是各不相同的，而它们的共同特征则正在于它们都是整个人类文明变迁、发展的整体性。人类文明变迁、发展的秘密不仅存在于共同体内部，而且更存在于人类整体史之中；不仅存在于人类的局部活动之中，而且更存在于人类的整体活动之中。人类不仅只有通过真正的人类整体史研究才能真正地发现人类整体性发展的历史秘密，而且也只有通过这种历史研究才能够真正地发现和理解人类各共同体内部的貌似局部的整体秘密。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人类的生活首先是地域性的生活，是在一定的共同体内部的生活，揭示人类整体性发展的历史秘密也比揭示人类局部性发展的历史秘密要困难得多，而且前者的揭示在很大的程度上又要以后者的揭示为前提，所以人类历史认识、历史哲学的行程也只能是从局部论逐步地走向整体论。在这种认识行程中，人类自然会首先形成以假定人类的某种局部性的共同体为整体的共同体整体主义的历史观，而不是首先形成人类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共同体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固然缺乏明确的理论论证和理论形式，但它仍然以其顽强的生命力而普遍地存在着：在史学界，人们普遍误认为人类的某种局部性的共同体（如民族、国家、“文明”、“世界”等等）是“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历史研究范围”（汤因比语）。在社会学界，人们普遍以作为人群共同体的“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单位。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各主要领域内，这种视人类的某种局部性的共同体为整体、进而以这种共同体作为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单位的现象，也是非常普遍的。这种共同体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常常也不否认人类是一个整体。但在它看来，这种整体只是一种外在的、无机的、散漫的集合体，而不是一个有着自己的内在秩序、内在逻辑的完整的、有机的历史生态系统。这种历史观把人类的整体史（特别是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和“全球化时代”以前的人类整体史）描绘为了由一个个“自我运动”的共同体所构成的无机的、偶合的整体史，因而它也就在实质上否定了人类活动的整体性。这种历史观要求以某种共同体作为研究单位，虽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合理的，但它认为在共同体的范围内就能充分说明共同体的、以至人类历史变迁、发展的全部基本问题，却只能被证明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学术幻想。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这种共同体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已经开始受到了愈益明显、愈益有力的冲击和怀疑。这种冲击和怀疑不仅来自于人类整体性迅速强化的现代历史进程，而且在更深的层次上，更是来自于整个世界历史科学的巨大发展。从共同体整体主义走向人类整体主义，这就是当代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新趋势和新过程，这就是我们目前正在开始面对着的—场极其广泛、深刻的学术革命。作为对于人类历史的—种总体性认识，人类整体主义的世界历史学，在其一般历史理论的层次上，同时也表现为—种世界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就是人类整体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就是人类整体主义的历史哲学。应当说明，在这里，我是在“世界历史科学的—般理论”的特定涵义上，使用“历史哲学”这一传统用语的。

详细制定和阐述人类整体主义的历史哲学，并不是本文的任务。但我们仍能通过对于人类整体主义历史哲学的某些基本理论观念的阐述，而对于“中西文化融合的可能与限度”这一问题，给予—个主要是—般历史哲学的层次上的研究与回答。

命题二：局部不能包容整体

人类的唯一整体是全人类。人类的各种共同体与全人类的关系永远都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这种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并不是具有完整的整体性的局部与作为这种局部的外在集合体的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是作为人类历史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种局部与整体的相互关系中，局部之所以是局部，就在于它只能包含人类所创造的部分文化要素，只能包容整个人类历史生态系统的部分结构、功能和过程，只能对于人类文明、文化的发展做出某些有限的贡献，因而也就只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某个世界历史器官。

从这个观点看，主张在同一共同体内部汇集和融合古往今来人类所创造的全部优秀文化成果，进而创造人类最理想的文明与文化，实际不过是一个共同体整体主义的文化理想或文化梦。这种观点的实质，就是认为局部能够包容整体的全部要素，就是认为局部也能够包容整体的全部功能和创造力。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正象太阳系的任何星体都不可能包容太阳系的全部要素—样，地球上的任何物体也都不可能包容地球上的全部化学元素；正象同一生态系统中的任何物种都不可能包容这一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生物的全部优良性状一样，我们所做的任何一道菜也都不可能把地球上所有可供食用的各种优质的鱼、肉、蛋、奶、蔬菜、水果和调料统统放进去；正象物质世界的任何局部都不可能包容整体的全部要素一样，人类文化世界的任何局部也都不可能包容整体的全部要素。局部就是局部，局部永远也不可能包容整体的全部要素、结构和功能，永远也不可能作为包容了整体的全部要素、结构和功能的事实上的整体而存在。诚然，在一定的意义上，局部与整体的界限也是相对的，但在同一整体的内部，局部与整体的界限与关系，却仍然是不可移易的。

进—步看，局部之所以是局部，就是因为它受到了某些限制。人类的各个共同体之所以不可能吸收人类所创造的全部优秀文化成果，之所以只能拥有有限的要素、结构和功能，之所以只能是整个人类历史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因为它们普遍地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以下—系列的基本限制。概括地说，这些基本限制就是：

1、起源的限制。人类的任何共同体都是在特殊的地域通过特殊的自然、文化要素按照一定的文化法则随机组合而生成的。人类各共同体起源的这种特殊性，同时也包含了这些共同体的结构、功能的先天的特殊性，包含了这些共同体对外交往的先天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仅意味着特殊的历史创造性，而且同时也意味着特殊的历史局限性。人类各共同体对外交往的先天特殊性，不可避免地规定了这些共同体对于外部文化信息的特殊的选择性和过滤性，规定了它们所汲取的外来优秀文化成果的不完整性或有限性，因而也就规定了在同一共同体内部汇集和融合人类所创造的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不可能性。

2、地域的限制。人类不仅是世界性的动物，而且同时也是地域性的动物。人类活动的地域性，实际是人类永恒的生活方式。人类活动地域性的根源，在于人类交往需要的多样性和实际交往能力的有限性。人类既需要间接交往，也需要直接交往；既需要长距离交往，也需要中短距离交往；既需要短暂的交往，也需要长期的交往；既需要浅表的交往，也需要深度的交往；既需要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交往，也需要同一共同体内部的交往；既需要走向世界，也需要有自己所属的共同体和自己家园，需要有自已的归属感和家乡感。人类的这些需要不仅导致了人类活动的世界性，而且同时也导致了人类活动的地域性，导致了人类的各种共同体的广泛存在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人类的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等交往手段的发展，虽能导致人类世界性交往活动的普遍发展，却不可能使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与其他所有人处于直接的、中短距离的、长期的、深度的交往状态中，因而也就不可能导致以人类的这种交往需求为基础的地域性共同体生活的逐步消亡，而只能导致这种共同体的类型、这种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共同体与全人类的相互关系的某种改变。人类活动的世界性和地域性，一方面造成了人类文明、文化的多样性，造成了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传播，另一方面也深刻地限制了这种交流和传播。人类的交往方式、交往力度不同，人类文明成果的交流、传播的程度和范围自然就不同。由于人类所创造的很大一部分文明成果（特别是深层次的精神文化成果）只有通过直接的、中短距离的、长期的、深度的交往方式才能获得相应的交流和传播，而人类交往手段的发展又永远也不可能使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与其他所有人处于这种深度交往的状态中，所以人类所创造的很大一部分文明、文化成果，事实上是不可能通过跨文化交流而获得普遍传播的。这些文明、文化成果只能作为人类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朵美丽的鲜花而存在，而绝不可能为人类的任何一个共同体所包容，这就是由人类的交往方式和实际交往能力所形成的人类跨文化交流所固有的局限性。但是，另—方面，人类跨文化交流的这种局限性，实际也是有其深刻的积极意义的。这就是它作为一种天然的（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应当发展成为自觉的）文化屏障，铸就和维护了人类各共同体赖以实现其特殊发展的独立空间，保障了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延续和发展，保证了以文化多样性为基础的人类文化生态系统（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文化生态系统同时也就是人类的历史生态系统）不致被文化同化的历史趋势所破坏，因而也就从根本上庇护了这一人类文明赖以获得长期、持续、深入发展的巨大源泉。

3、文化适应性的限制。所谓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实际就是能够适应人的发展需要的文化成果。但是，人的发展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因而人的发展需要也是具体的和历史的。在人类的各种共同体中，所谓人的发展需要实际就是人们通过适应他们所遇到的特定的自然、历史环境而使自己获得某种具体的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因而所谓适应人的发展需要的具体的历史文化成果，实际也就是人们所创造的赖以适应其所遇到的特定的自然、历史环境的特殊的具体的文化成果。诚然，由于人类天赋的同一性和人类地理环境的同一性，人们在特定的自然、历史环境中所创造出的一部分优秀文化成果，也能够在—定条件下为全人类所共享，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各共同体所遇到的具体的自然、历史环境又总是特殊的和千差万别的，由于人类不仅需要能够满足人类一般发展需要的普遍文化，而且同时也需要能够满足人类各共同体赖以适应其所遇到的各种特殊的自然、历史环境的特殊发展需要的特殊文化，由于这种以适应特定的自然、历史环境为特征的特殊文化不仅只有在这种特殊的自然、历史环境中才有其特殊的价值，而且也只有在这种特殊的自然、历史环境中才能获得其应有的生存和发展，所以作为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一部分，人类所创造的各种赖以适应特定的自然、历史环境的特殊的优秀文化成果，事实上只能作为整个人类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而存在，而绝不可能完全为作为这一文化生态系统的有限组成部分的任何一个共同体所包容。

4、文明发展片面性的限制。人类按其本性来说是一种具有深刻的内在矛盾性的动物。人类所固有的内在矛盾致使人类文明某些方面的发展必然会以抑制、否定、以至破坏人类文明其他方面的发展为代价。因此，人类文明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事实上只能在构成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各种人类文明的片面发展的全过程中逐步地获得相应的实现和展现，而绝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和同一文明中获得充分的实现与展现。在人类历史的各种有限的时空内，人类文明发展的片面性是绝对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全面性则是相对的。人类文明发展的片面性不仅是斯宾格勒、汤因比们所指出的那种文明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即人类的任何文明共同体所实现的都只是整个人类文明中的某种片面发展），而且同时也是采集狩猎文明（典型的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现代文明实质上仍然是以工业为基础的工业文明）等人类文明基本形态的基本特征。

人类现代文明的片面性，集中表现为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及其派生物的各种负作用的普遍共存。人类的下一个基本文明形态或许是我们所期待的生态文明。但人类生态文明的创造和发展显然也将以排斥人类工业文明时代所创造的某些优秀文明成果为代价。人类所设想的各种完美的理想社会（以往人们曾经把共产主义社会设想为这种社会，但毛泽东后来指出，即使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人类社会中也还会存在着某些矛盾，也还会有某些不尽人意之处），实质上也只能是某种片面发展的社会，而不可能真正成为完美的理想社会。因为，当人们只能鄂然地望着已经登峰造极、完美无缺的人类文明的时候，人类的创造激情和创造力就将被束之高阁，人类的大量潜能就将无以发挥，因而人类的社会生活也就将变得索然无味、百无聊赖。而这样的社会，显然也并不是什么完美无缺的理想社会。

毋庸赘言，人类文明发展所固有的片面性，一方面造成了人类文明的历史的、复杂多变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更深刻地造成了人类各共同体独自聚集和融合人类所创造的全部优势文化成果的不可能性。

5、文明发展不平衡性的限制。人类文明的发展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由于世界各地的人们所遇到的人类文明赖以发展的自然、历史条件总是各不相同的，所以人类文明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由于世界资源的有限性和市场经济内在逻辑的共同作用，所以设想人类未来普遍达到同等发达的现代文明水平也是不现实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不仅是一种量的差别，而且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也是一种质的差别。这种质的差别，首先就是世界各地在文明发展阶段方面的质的差别。这种质的差别不仅是一种历史和现实，而且在可以预见的范围内，也将是人类的一种未来。人类文明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同时也就造成了人类文明的一种共时态的多样性。在这种共时态的多样性中，一些地区无力摆脱其相对落后状态的客观现实，意味着在一定的自然、历史条件的限制下，他们事实上是不可能比较充分地汲取人类的先进地区所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的，因而在这种区域内，人们也就不可能通过汲取和融合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而达到人类文明的理想境界。人类文明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不仅存在于人类的不同共同体之间，而且同时也可以存在于同—共同体的内部。一般说来，共同体的规模越大，形成这种不平衡性的可能性就越大；共同体的规模越小，消除这种不平衡性的可能性也越大。由于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差异极大的超大型国家，由于相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世界市场的规模又总是显得比较狭小，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社会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并且是严重的不平衡性），也将长期存在。这一点，显然也是限制我国汲取和融合人类所创造的各种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现代优秀文化成果）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总之，以上五个方面的基本限制表明，人类的各个共同体事实上都是不可能汲取和融合人类所创造的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人类所创造的全部优秀文化成果只能存在于整个人类的历史世界中，而绝不可能完全包容于人类的某一共同体中。由于人类发展所特有的这种历史生态方式，所以关于在中国的范围内汲取和融合古今中外人类所创造的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美好理想，事实上只能是—个非常不切实的文化乌托邦。

但是，另一方面，如上所述，人类各共同体所受到的这些限制，同时也是人类文化多样性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同时又正是人类文明赖以获得长期、持续、深入发展的巨大源泉。诚然，在人类历史中，作为人类历史器官的绝大部分共同体都在程度不同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消亡了，而且这种共同体的消亡过程同时也正是种种原有的具体限制被突破的历史过程，但在人类的共同体从小到大的总的发展趋势中（应当重申：由于人类对于直接的、中短距离的、长期的和深度的交往方式的需求和地球资源的有限性，所以这种发展趋势并不会导致人类生活共同体的最终消亡），这种人类共同体新陈代谢的过程，同时也正是适应人类深入发展需要的新型限制体系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般说来，人类共同体的规模越大、历史文化传统越深、内部联系越紧密，它所具有的抵御外来文化冲击的能力就越强，它的文化生命力和文化自主能力就越有力，因而它在保存自身优秀文化成果和汲取外来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自主创新的能力就越强。所以，我们不仅应当看到我国在汲取外来优秀文化成果方面所受到的种种不可避免的限制，而且同时也应当看到我国作为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世界大国在保存自身优秀文化成果和推动本国文化自主创新方面所拥有的巨大潜能和优势，并由此而进—步地形成我国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所应有的新型的、高度的文化自信。

进—步看，人类各共同体所受到的上述种种限制，并不是使之汲取、包容和融合外来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不可能，而只是使这种可能性受到了某种程度和性质的限制。在世界历史中，人类各共同体所受到的限制，事实上总是各不相同的。撇开其他因素不谈，一般说来，规模较小的共同体在普遍汲取外来优秀文化成果方面所受到的限制比较小，在吸纳和融合丰富多彩的外来优秀文化成果方面所受到的限制则比较大，因而这种共同体也就比较容易沦为它所尊崇的那个较大的共同体的文化附庸，甚至成为这个较大的共同体的文化含量相对较低的一部分。与此相反，规模较大的共同体虽在普遍汲取外来优秀文化成果方面所受到的限制比较大，但它在吸纳和融合丰富多彩的外来优秀文化成果方面的容纳量也比较大，因而在保持自身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文化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上，它在融合来自各方面的优秀文化成果、进而实现更高层次的文化创新方面的能力（包括现实能力和潜在能力）也比较大。这样，这种共同体自然也就比较容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在整个人类文化生态系统中居于某种主导地位的重要文化实体。从这一观点看，由于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文化传统极其深厚的洲级规模的超大型的国家，由于文化的创造性和文化的开放性同时也是我国在历史和现实中所逐步积淀起来的一种深厚的文化传统，所以尽管我国在普遍汲取外来优秀文化成果方面所受到的限制比较大，但我国在容纳和融合外来优秀文化成果方面的潜力也是巨大的（如我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一翻译大国），因而我国也就应当和能够对于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并由此而成为人类的整个现代文化生态体系的一个重要中心。

总之，面对现实，我们不仅应当屏弃一切不切实际的文化幻想，而且尤应在我们所拥有的极其广大的可能性的世界内，以高度的自信和踏实的工作，去共同创造我们美好的文化未来！

命题三：现代文明是人类的共同创造

我们目前仍在继续沿用的“中西文化”这一用语，实际是共同体整体主义文化时代的—种历史遗产。在该用语的全部内涵中所包含的，首先就是共同体整体主义的现代文明起源论。这种共同体整体主义的历史学说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它认为现代文明主要是西方文明世界的独立创造，而不是全人类的共同创造。而这种共同体整体主义历史学所贯彻、体现和维护的历史观，也正是共同体整体主义的历史观。

从历史变迁理论的角度看，所谓共同体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同时也就是线性历史观。共同体整体主义既以共同体为整体，那么在讨论历史变迁问题时，它也就不能不表现为了形形色色的线性历史观。共同体整体主义的线性历史观，主要有两种基本形式。—是普遍规律论，即认为人类的任何共同体按其内在潜能来说，都是能够按照某种普遍的历史规律而实现其从较低阶段到较高阶段的全部发展进程的。这种历史观常被误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但在我看来，这种判断并不确切。事实上，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已在相当的程度上包含了人类整体主义的思想倾向。而这种思想倾向（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已在某种程度上扬弃了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历史观），才是真正需要我们加以认真的研究、继承与发扬的。（参见王占阳：《马克思恩格斯派生性社会发展观研究》，《史学月刊》2004年第1期）二是历史特殊论，即认为在人类历史中只有一部分共同体（实际是指西方文明共同体）具有从低级到高级的全部发展潜能，其他各共同体则不具备这种潜能。这种历史特殊论，按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来说，实际也正是传统的西方优越论。从历史哲学的层次看，普遍规律论与历史特殊论的共同特点，就在于它们都是以假定人类的各个共同体都具备完整的整体性为前提的某种形式的线性历史观，因而也就在于它们都是共同体整体主义内部的不同流派。从历史学的层次看，普遍规律论与历史特殊论的共同特点，则又正是在于它们都普遍一致地认为现代文明主要是西方世界的独立创造，而不是全人类的共同创造。由于共同体整体主义所固有的狭隘的历史视野、蹩足的理论框架和弊端丛生的传统的学科分类的限制，所以在坚执共同体整体主义的学术传统和传统的学科分类的前提下，普遍规律论、历史特殊论等各种共同体整体主义的历史学说和理论学说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事实上是不可能真正克服的。这就表明，从共同体整体主义的学术传统转向人类整体主义的学术传统，从传统的学科分类转向统一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实上己经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的基本战略任务。笔者深信，只有在人类整体主义的学术世界中，以往一切普遍规律论与历史特殊论的对立、单线论与多线论的对立、进化论与传播论的对立、进化论与非进化论（如文化人类学中的某些学说）的对立、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对立、以及经济决定论与非经济决定论的对立等等，才会因着这些对立赖以产生的共同的隐蔽的前提（即视共同体为整体的共同体整体主义的前提）的消失和人类整体主义的学术传统的建立而被彻底摈弃。也只有在人类整体主义的学术世界中，以往在这些彼此对立的学说中所生成和包含的各种重要学术成就，才会普遍地获得应有的尊重、继承、发扬和整合，并将由此而实现和展现它们在人类整体主义的学术世界中所应有的价值和地位。

进一步看，共同体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实际是以世界历史研究的较低阶段为基础的，特别是以在这一阶段上形成的共同体整体主义的现代文明起源论为基础的。共同体整体主义的历史观既是这—阶段的世界历史研究的产物，也是拱卫这一阶段的世界历史学即共同体整体主义的世界历史学的理论卫士。但共同体整体主义的思想羁绊，终究不能阻挡世界历史科学的前进步伐。经过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20世纪世界历史科学（特别是世界考古学、东方学）的巨大发展，事实上已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人类整体主义的宏伟的历史图卷。这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史中，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贡献。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以高度的自觉，在这幅事实上已经存在的人类整体主义的宏伟的历史图卷中，系统地发现、梳理和阐明整个人类历史中的各种因素、结构、功能、过程和结果之间的普遍联系，从而使这幅目前仍以分散的历史研究成果的形式存在的宏伟的历史图卷，在我们的头脑中被逐渐地综合和展现为一幅比较清晰、系统、完整的综合性的历史图卷。在这幅宏伟的历史图卷中，我们不仅将会拥有人类整体主义的世界历史学，而且也将会拥有人类整体主义的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归纳法无疑高于演绎法；历史研究无疑高于抽象空洞的理论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人类现代文明起源的人类整体主义的历史研究和历史理论研究，这就是整个人类整体主义的学术大厦赖以建构的首要基础。

自从人类起源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迄今已经经历了前后相继的三个基本阶段和三种基本的文明形态，这就是以采集狩猎经济为基础的原始文明、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古代文明和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文明。人类的现代文明起源于人类的古代文明。人类的古代文明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所逐渐创造和积累起来的最终足以导致现代文明的各种文明要素在一定条件下的积聚与重组，以及它在自身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广大的文明世界，最终导致了人类现代文明的诞生。因此，人类现代文明起源的远因，在于人类古代文明的长期发展。人类现代文明起源的近因，则是在于人类古代文明所积累和积聚起来的文明力量，最终在其所创造的文明世界中，直接地创造了人类的现代文明。从人类现代文明起源的远因来看，现代文明是自世界古代文明起源以来以东、西方文明世界为主体的全人类的共同创造。从人类现代文明起源的近因来看，现代文明则是自15世纪下半叶以来以西方文明世界为主导的全人类的共同创造。详细阐明这种人类整体主义的现代文明起源论，自然为本文的篇幅所不容。但在这里，我们仍可通过扑克牌的起源和发展这件小事，而对于这种人类整体主义的世界历史学说有所说明。

扑克牌(poker)又称纸牌(playingcards)。在普通常识的范围内，人们通常认为它是一种纯粹的西方文化产品。但实际上，它却是一种高度国际化的文化产品。据李约瑟等人的考证，扑克牌最早起源于中国。中国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也在公元10世纪发明了作为纸制品和印刷品的扑克牌，发明了扑克牌的最初的游戏规则。公元13世纪扑克牌传入欧洲后，又陆续地融入了来自世界更广大区域的多种文化要素。首先，扑克牌上的“阿拉伯数字”，起源于古代印度。印度数字起初来源于公元前7—8世纪形成的婆罗米数字，后经长期发展而成为位值制记数法。公元773年，印度数字开始传入阿拉伯国家。公元13世纪初，经阿拉伯人进—步改进的印度-阿拉伯数字，又开始正式传入欧洲。公元16世纪，历经欧洲人数百年改进的印度-阿拉伯数字，最终定型为当今的国际通用数码。公元19世纪，欧洲开始在扑克牌角上使用印度-阿拉伯数字。其次，扑克牌上的拉丁字母起源于古罗马。古罗马的拉丁字母又是在古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形成的。古希腊字母是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形成的。腓尼基人则是字母文字的真正发明人。但腓尼基人也不是在空地上发明字母文字的，而是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长期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利用这两种文字所包含的字母文字的因素——表音符号而创造生成的。最后，确定52张牌为1副扑克牌，并将扑克牌分为两个红花色和两个黑花色，很可能源于意大利。印制可以倒过来看的双向人头牌，始于西班牙。扑克牌上的历史人物，多为分别来自17世纪至18世纪初的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荷兰、瑞典、捷克、波西米亚诸国的欧洲王侯。扑克牌后来发展起来的众多玩法，主要源于欧洲和美洲。将上述所有各种文化因素综合为—副现代扑克牌，发明和使用铜版纸印制扑克，并利用愈益发展起来的现代印刷术将扑克牌印制得如此之好，当然也是西方的一种重要贡献。总之，现代扑克牌实际是古代中国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腓尼基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欧洲中世纪文明和近代西方文明所创造的各种物质文化因素按照一定的法则随机漂流、随机组合、随机创造、随机筛选的产物，是亚、非、欧、美四大洲一切直接、间接地参与了这些物质文化因素的创造、传播、改进和整合的各种历史文化力量的共同创造。应当指出，在人类现代文明的起源过程中，这种“扑克牌现象”实际并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而是非常普遍和非常重要的。由此，我们也就不能不得出结论：现代文明实际并不是西方世界的独力创造，而只是全人类的共同创造。

人类整体主义的现代文明起源论的建构，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具有一系列的重要意义。譬如，既然现代文明是全人类的共同创造，既然中国古代文明也曾在人类现代文明起源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那么我们就应当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现代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世界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类现代文化的相互关系。既然现代文明只能是全人类的共同创造，而不可能是任何共同体的独立创造，既然西方世界也不是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现代文明的，而是依靠了人类的整体力量才得以直接创造现代文明的，那么，所谓“李约瑟难题”及其所衍生的各种文化问题，自然也就只能是一些假问题。既然现代文明只能是全人类的共同创造，既然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人类的每一历史器官都有着自己的局限性，那么我们也就不仅应当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做到了什么和没有做到什么，而且也应当研究西方传统文化使西方做了什么和没有做到什么，进而在整个人类历史生态系统中重新研究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既然人类的共同体事实上总是在人类的全球范围的普遍联系中起源、发展和演变的，既然中国古代文明也是人类赖以创造现代文明的—个重要的历史器官，那么我们也就应当在整个人类历史生态系统中重新研究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发展、地位与功能。既然西方文明世界也是人类赖以创造现代文明的一种特殊的历史器官，那么我们就不应当把“西方现代文化”仅仅视为“西方文化”，而是应当首先将其视为人类的现代文化，并在完整的意义上将其视为有西方特色和西方局限性的现代文化。既然在人类现代文明起源的过程中，人类现代文明的直接发源地尚不可能充分汲取世界古代文明所创造的—切能为现代文明所包容的优秀文化成果，既然在此之时和在此之后人类的各个历史器官仍在继续发挥着它们的历史功能和创造力，那么，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其他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各种优秀文化成果，也就仍然能够在人类现代文明的深入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既然所谓“西方现代文化”实际是由人类的历史合力所共同创造的有西方特色的现代文化，那么作为—种古代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就不可能取代“西方现代文化”，而成为人类21世纪的主流文化。既然从人类整体史的角度看，所谓“西方现代文化”实际主要是东、西方的共同创造，既然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取代“西方现代文化”而成为人类未来的主流文化，既然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其他传统文化仍然能够在人类现代文明的深入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那么，人类现代文化发展基本方向和基本任务，就不应当是从根本上排斥和否定“西方现代文化”，而是应当在尽可能的范围内，通过人类所创造的各种优秀文化成果的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融合创新，而使人类的现代文化从“西方现代文化”的发展阶段，进—步地上升到更加丰富、更加全面、更加合理、更加具有世界性、因而也更加名副其实的“人类现代文化”的发展阶段。既然我们目前正处于人类现代文化发展的这一新的转型期，那么我们也就应当通过深入地发掘、利用我们所特有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优势，特别是通过大力培养、提高和发挥我们的现代文化创造力，而对于人类现代文化的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发展，做出我们自己的较大贡献，并由此而使中华现代文化成为人类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我国再度成为人类文化积极发展的重要中心。

原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4 期 (总第159 期) 。原主标题：《中西文化融合的可能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