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什么提出改革三步走?这是考虑到不同阶段重点不同的问题。第一阶段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但现在的社会矛盾暴露很多,如果不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就会影响到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在社会矛盾多发的情况下,如果突出政治体制改革,而社会基础、公民素质没有准备好的话,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出现不稳定的状况
【访谈对象】
周瑞金,现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曾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以“皇甫平”署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发表后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
【先驱语录】
★如果不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不解决民众关注的民生问题的话,就会影响到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同时,在社会矛盾多发的情况下,如果突出政治体制改革,而社会基础、公民素质没有准备好的话,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出现不稳定的状况。
★中国国家大,人口多,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等都很大,改革如果太急了,不一定能取得预想的效果,问题的解决要有一个过程。
★政治体制改革,是自己改自己,所以相对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而言更困难一点,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要有自我改革的决心和献身精神。
【访谈动机】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二十多年过去了,尽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社会氛围日益活跃与开放,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并不尽如人意。
“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
有了坚定的决心,改革的进程问题也留给专家学者无限的思考空间。作为长期关注改革问题的学者,周瑞金提出了“改革三步走”的意见,希望在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有一个阶段来加快推动社会体制改革,从而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经济—社会—政治三步走
《国际先驱导报》:您说的改革三步走是指哪三步?
周瑞金: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我们今天的发展很快,2010年就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可以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三步走目标是清晰而明确的,但是我们的改革跟发展三步走并没有对应的步骤。我认为,改革也需要一个三步走的规划。
第一步是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到现在,30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一阶段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转向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之间,还有一个阶段,需要花大概15年时间,推进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这就是改革的第二步,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3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已经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悬殊、官员腐败,社会事业滞后,民生问题突出,以及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所引起的生态破坏等。
社会体制改革为今后进入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真正实现宪政民主,打下扎实的基础。到2025年至2050年,完成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经济富强、宪政民主的国家,建设法治文明、自由发展的社会。在这一阶段,需要改革执政党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调整执政党与民意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选举民主从量到质的提升、扩大,协商民主与直接民主互动,监督和制衡体制健全完善,同时社会思想文化更加活跃,舆论更加自由开放。
我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的增长上,还要体现在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以及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上,要建立一个大家都有幸福感和满意度的和谐社会,人人能享受充分的政治自由和民主,人权和私人产权得到充分保护,社会真正进入一个民主、和谐、幸福、法治的发展阶段。这应该是21世纪中叶实现的目标。这样就跟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三步走战略配合协调起来了。
当下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
Q:在你看来,当下最为紧要的是社会体制改革?
A:我认为,当前中国需要一个“社会进步运动”,也就是社会体制改革,来解决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借鉴世界历史的经验,欧美国家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当中也出现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的美国,经济发展很快,但基本被财团和寡头所垄断,权力与市场结合,权力与资本结合,官员腐败也很普遍,社会失业工人很多,社会贫富差距大。20世纪初,在威尔逊总统支持下,美国媒体发动了“扒粪运动”,充分揭露社会阴暗面,引起全社会的震动。由此推动了后来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出台。
像欧美一样,我们也需要一段时间来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化解社会矛盾,为第三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创造好的条件。
Q:您所说的社会体制改革具体包括哪些方面?
A:社会体制改革,包括社会建设,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任务: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民生问题,比如教育的读书难、医疗卫生的看病难、住房保障的房价高、还有就是就业难等等。让老百姓共享改革的成果,通过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一个利益均衡的社会机制。
第二是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壮大中产阶层,形成了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才是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可以大大缓解贫富悬殊的问题。
第三是要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的公民社会。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务是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其次是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利。比如乡村自治、社区自治等,社会问题让社会民众来管理,形成广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会自治制度。因此,政府要推动、协助、保护社会组织的发展,而不要视为对立的、异己的力量。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
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把社会自治权利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权利落实好,使社会三元构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的公民社会。
改革太急不一定能取得预期效果
Q:关于改革路径的问题,有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提前,否则社会体制改革难以推动。您怎么看?
A: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过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体制改革的意见。当时为什么提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呢?是因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已经涉及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了,尤其是法治的完善,这其实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至于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改革,本身也包含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所以,四位一体的改革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
今天为什么提出改革三步走?这是因为考虑到不同阶段重点不同的问题。第一阶段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这是大家的共识。但现在的社会矛盾暴露很多,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都预示着,如果不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不解决民众关注的民生问题的话,就会影响到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同时,在社会矛盾多发的情况下,如果突出政治体制改革,而社会基础、公民素质没有准备好的话,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出现不稳定的状况。
Q:这样的话,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更滞后了?
A: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大家的共识。社会体制改革中包含的政治体制改革先行,符合大家的愿望。比如,执政党内的民主制度、干部人事的选举制度,以及人大、政协制度的改革等等,这些都可以在社会体制改革的同时推进。
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问题,执政党的理念和制度如何保证既能体现党的领导,又能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又能体现依法治国,这个目标提出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我所说的改革三步走的社会体制改革,并不是学术上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恰恰是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打下更好的社会基础。
总体来说,中央领导集体还是处于改革主动态势,掌握着改革的主动权。当然,改革也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干扰和制约,需要有勇气冲破。我国国家政治体制的特点、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公民意识缺乏,都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急不得,还是要有步骤、有阶段的推向前进。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在不断推进当中,只是还没有到达宪政民主的改革阶段。
何况政治体制改革,是自己改自己,所以相对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而言更困难一点,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要有自我改革的决心和献身精神。此前,可先解决社会问题,建立社会利益的均衡机制,让社会和谐一点。
改革需要上下结合
Q:您认为国民心态的容忍度,以及社会的压力承受度能跟“三步走”和上拍吗?
A:现在老百姓的意愿主要是要求解决民生问题,利益公平分配的问题。除了西藏、新疆问题有政治因素之外,这几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基本上属于利益博弈与冲突的问题。现在到农村找农民谈,他们要求的不是选举民主,而是要求调整长期以来分配处在边缘的状态。
尽管执政党的执政出现了一些问题,但领导层还不致于出现东南亚国家那种权贵腐败集团。只要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就会推动执政党在领导全国改革中克服自己消极的因素,自我净化一些东西。
当然,改革需要上下结合,改革真正的力量源泉是在民众当中,让民众的改革积极性推动上面,上下结合,克服改革道路上的障碍。这需要公民力量的壮大,需要发挥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
中国的改革从发展经济、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着手,逐步推进,这条思路是对的。但现在我们大家都心里面有点焦急,确实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迟缓,很多问题始终绕不过去,提了很多年都解决不了。但是,中国国家大,人口多,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等都很大,改革如果太急了,不一定能取得预想的效果,问题的解决要有一个过程。但是社会体制改革可以加快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