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70年的学术生涯中,费孝通先生始终坚持发现、解释与导向的社会学方法论。建立在发现与解释基础之上的多维导向是费老社会学方法论的核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献身学术,富民强国,为人生导向;一生行走,解读中国,为发展导向;不拘一格,推陈出新,为学术导向;立足高远,文化自觉,为民族导向。费老终其一生进行社会学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关键词: 发现; 解释 导向 社会学 方法论
在70年的学术生涯中,费孝通先生始终坚持发现、解释与导向的社会学方法论。其中,建立在发现与解释基础之上的多维导向是费老社会学方法论的核心。从献身学术、富民强国的人生选择到一生行走、解读中国的仆仆风尘,从不拘一格、推陈出新的学术品格到立足高远、文化自觉的民族视野,费孝通先生紧紧把握社会学方法论的精髓,实现了学术研究、学者人生与服务对象的三位一体导向。2010年是费孝通先生诞生100周年,特撰此文,作为对先生永久的纪念。
一、献身学术,富民强国:社会学者的人生导向
费孝通先生曾说,“我一生从事社会学工作,主要是为了了解中国社会,为了使中国更富更强,不能在全世界、这个世界一体、这个世界大社区里,失去我国应有的地位。我的工作就是为了这个目的。”[1]1995年,先生回顾自己60年的学术研究历程时又指出:“我这一生有个主题,就是‘志在富民’。它是从我学术工作中产生的,我的学术工作也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
费老的话语永远是这样简单、朴实,却又坚定、深刻,短短几行字道出了一位学者一生的梦想——富民强国。于费老而言,富民强国的梦想不是口号,学术也不仅仅是学术,人生的意义在于用学术去实现梦想,学术人生永远是为了祖国和人民。人们常说我们这个时代缺少大师,费孝通先生不就是一位真正的大师吗?他忘却了自己,忘却了名利,忘却了很多学者眼中珍贵得不得了的东西,他将梦想、学术和人生完完全全地融为一体,他在当代中国学术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费老的人生是简单的,因为他很纯粹;费老的人生又绝对是不简单的,因为他用梦想和学术所书写的坚定一生几乎无人能及。再看看当下的学术界,一些学者追名逐利、无视道德、学术造假、剽窃成风……学术被他们当作成名成家的试验场、捞钱捞权的处女地,这实在是一种悲哀。我们的这些学者,我们这个时代,应该认真地反思和自省,应该好好地读一读费老的追求、费老的学术、费老的人生。
1. 动荡年代的报国之路。人们都知道,鲁迅先生曾“弃医从文”,以图救国。无独有偶,1930年,也就是费孝通先生20岁的时候,他做出了同样的选择。“那是受当时革命思想的影响,我决定不再继续学医,而去学社会科学。我当时想学好医也只能治一人之病,学好社会科学才能治万人之病。于是……转学到燕京大学,进了社会学系。”[3]“治万人之病”的报国理想从此导向费孝通先生踏上了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学术之路。然而,正如之后的历史所证明的,这条路上充满着艰难曲折。1935年夏天,费孝通先生与他的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社会学、人类学调查,这是他实地调查研究的开始。但天有不测风云,一次偶然事故,费孝通先生的妻子溺水身亡,他自己也身负重伤。悲剧的开端仿佛预示着这条学术之路的无比艰难,承受如此巨大的打击,一般人都会选择退却,但身心煎熬的费孝通毅然前行。1936年,费孝通一边养伤一边开始在家乡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农村实地调查,之后,他便带着调查资料到英国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并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这是费老的成名之作,也是他在学术路上一次巨大挫折之后的一丝补偿与慰藉。
1938年,费孝通先生离开伦敦,但留学归来的学术之路并没有理想中的那般顺利平坦。“那时,我国的抗日战争已进行了一年,我的家乡已经沦陷,原在沿海的各大学都已迁入内地。所以我只能取道越南回国,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大工作”。时事动荡,战火连连,家乡沦陷,生活在这样的年代,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报国之路显得异常艰难却又别无选择。战火中的学术环境是偏僻而孤立的,生活环境自然也比较恶劣,“当时直线上升的通货膨胀使个人的实际收入不断下降,而我又在1940年成为一个孩子的父亲。我们在呈贡的农村里赁屋而居,楼底下就是猪圈,生活十分艰苦。”[4]迫于生计,费老用写作来换取稿费,穷苦的日子成了多产的时代,费老就这样在学术路上颠簸前行。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环境得到稳定和改善,费孝通先生便于1957年重返江村,希望通过实地调查来发现和解释当时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然而,事与愿违,费老提出的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副业的主张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招来了众多非议,这一主张与当时农村“以粮为纲”的口号相悖,他随即被卷入了盛行于时的政治运动。“反右”斗争中,费孝通先生被划为“右派”,学术研究的权利自此受到剥夺,直至“文革”结束。对于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而言,这该是多大的重创,又该是多么严重的损失!近20年的学术研究就这样被冻结了,其间的痛苦与艰辛只有费孝通先生自己知道,我们这些后辈只能尝试着去想象和体会一位报国心切的学者所经受的折磨了。
1980年,费孝通先生恢复了名誉和生活,蛰伏了二十几年的心马上又投入到农村的调查研究中,开始了晚年的社区研究历程。之后的学术道路要平坦的多了,但遗憾的是青春不在、廉颇老矣,费孝通先生的年轻时代在动荡、曲折和艰难中远去了。更为重要的是,费老矢志不移,他将自己的晚年依然全部奉献给了祖国的发展,社区研究、民族研究、文化自觉,到了九十多岁高龄依然如故,费老为自己的学术人生划下了圆满的句号。纵观费老的人生报国之路,艰难曲折多,顺路坦途少;奉献给社会的多,得之于社会的少。
2.学术人生的不变主题。在70年的漫长研究历程中,富民强国始终是费孝通先生学术人生的不变主题。从二十岁求学的青年到九十多岁高龄的老者,费孝通先生从未改变富民强国的人生追求,这是他唯一和永久的梦想。有一篇新华社的报道是这样评价费老的,“从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到声名卓著的耄耋老人,他的步履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走一趟,写一篇’的工作和研究方式,造就他成为我国乃至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著名社会学人类学家;‘走一趟,写一篇’的众多学术和研究成果,饱含他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奉献的满腔热诚、智慧和心血。”[5]
在富民强国的主题指引下,费孝通先生不断提升自己的研究思路,扩大时空维度上的研究范围,逐步探索出推进中国农民脱贫致富、更加富裕、全面发展的道路和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综合其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费孝通先生富民强国的学术研究之路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的研究主题分别为:如何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如何让农民富起来;不同区域如何共同致富;各个区域如何联系起来;富裕之后怎么办[6]。可以看出,五个阶段的研究主题层层递进,不变的是富民强国的理想和主题,变化的是民富国强的水平和层次,这充分展现了费老研究思路的逐步扩展和研究过程的顺利推进。70年如一日,费老辛勤地奔波在富民强国的道路上,他说:“如果我的想法和看法能够得到证实,能够成功,能够实现,我是很高兴的。”[7]70年的学术生涯奉献给了人民,费孝通先生从实见证了中国近乎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事实证明,费老关于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想法和看法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他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困境和未来方向,当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费孝通先生的学术贡献。今天,当我们这些后学再度回味费孝通先生的学术人生的时候,不得不为之而折服和赞叹。动荡的年代中,费孝通先生为何能如此坚定地走完一生呢?答案或许在于,费老将学术和人生完美地融合了!社会学理论是用来解释社会的,也是用来解释自己的:费老在认识社会之前,首先认识了自己;在为社会的发展定位导向之前,首先是为自己的人生准确定位和导向。只有准确地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准确地为自己定位,人生才会有不变的目标、明确的方向、清晰的思路和坚定的行走。费孝通先生身体力行,用自己的一生向我们诠释着最简单却又最深刻的哲理,那便是认识自己、认识学术及其价值,将学术与人生融为一体。费孝通先生的贡献是学术的、社会的,也是人生的;是历史的,更是未来的。
二、一生行走,解读中国:为社会发展导向
富民强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对于一个学者而言更是如此。那么,这样一个宏大的研究课题该如何开展呢?在富民强国的主题指引下,费孝通先生行行重行行,不断地发现和认识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并从实际出发破题研究,进行理论解释和实践建议。费老一生行走的研究历程,既是对重大课题的现实应对,也是为社会发展的未来导向。
正如费老自己的总结:“在我一生中所思考的和对事物的看法,却是我靠扎扎实实的,一个个地方、一个个问题去研究,去落实而得出来的。”[7]又如一位学者的精辟概括:“一条坎坷曲折终至通畅的路,一双踏遍青山奔波不停的脚,一支紧追时代记录变迁的笔,一颗志在富民渴望大同的心。”[8]费孝通先生用一生的行走奔波,去不断地发现、解释和定位,从实求知,解读中国。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往往比问题的解决更为重要。费老深知,要富民强国,就得认识中国社会,发掘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沿着这样一种思路,以时空为序,费老开始了他的社会学人类学发现之旅。在笔者看来,费老不断发现、解释问题的过程在空间维度上大致呈现出如下的轨迹:中国社会——中国农村社会——村庄(以江村为代表)——小城镇——经济区域——经济圈(带)——地球村的中华民族。
1.从中国社会到中国农村社会。“我坚持把认识中国社会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方向和动力,但从哪里入手呢?我是从农村调查入手的,并一直以认识中国农村社会为社区研究的主体。我重视并坚持农村研究有主客观的多种原因,但主要的一个是由农村在国家中的地位决定的……中国基本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都植根于农村这个乡土社会,这是中国的国情……只有认识农村社会,才能真正认识中国社会,也只有从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出发,才能科学地处理和解决中国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诸多矛盾和问题。”[9]可以看出,从农村调查入手,认为只有认识农村社会才能真正认识中国社会是费老的重大发现,这使他从一开始就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也决定了他一生研究的总体方向。
2.从关注中国农村社会到定点村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依然要有一定的范围,也就是清晰的研究单位。费老的乡村考察选择了一些村庄来进行研究,如江村、禄村等。江村是费孝通先生成名的起点,也是他近70年来持续研究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基地。“他踏出的江村研究之路,表达了西方人类学大师‘梦寐以求的愿望’,开拓了人类学从研究野蛮人转向研究文明人的新时代。”[10]1936年,费孝通先生初访江村,他通过实地调查发现:“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吃饭穿衣的问题,内忧外患使他们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陷入不足温饱的极端贫困境地。”[2]针对这种情况,费老在《江村经济》中提出“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主张。1957年,费孝通先生重访江村,他发现,新中国成立后,江村农业有了发展,粮食增产,但副业却被忽视了,乡村工业没有得到恢复,农民只能在土地上种粮食,手上却没有钱花。这让费老忧心忡忡,他马上在《重访江村》中建议恢复发展副业和乡土工业,在村子里办小型工厂,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之后,“反右”斗争和“文革”打断了费老发展农村经济的愿望,先生发现问题、解释问题的学术之路被中断,甚至连学术研究的权利都被剥夺了。1980年,费孝通先生恢复了名誉和正常的生活与学术研究。1981年,费老三访江村,20多年后的再次考察让他有了重大发现,那就是江村全年人均收入已接近300元,位居全国前列。这引起了先生的思考,原因在哪里呢?通过调查,费老做出了解释:江村的家庭副业恢复了,集体小工厂办起来了,农村经济结构中出现了农副工相互结合的现实和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费老随即提出“工业下乡”,即把工业扩散到农村,把工厂办到农民身边或小城镇上,“这样既可以为农村劳动力开拓就业机会,又可以逐步消灭城乡差别。”[11]他认为发展乡村工业是我国农村工业化发展的主题,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
3.从村庄到小城镇。费孝通先生调查发现,江村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吴江县的很多集镇都表现出活跃的迹象,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得不同的乡镇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小城镇,这一现象立刻深深地吸引了他。1982年,先生的研究对象从村庄扩大到小城镇,提高了一个层次,而且地域范围也是从江村到吴江县再到苏南和整个江苏省,规模逐渐增大。通过调查,费老“探讨了小城镇的‘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发展’的规律与问题,概括总结了农民创造的‘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才不兴’的经验,提出了“城镇乡一体化”的理论。”[12]费老还特别揭示了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诸如江村这样的村庄要改变落后的面貌,内部要发展乡土工业,而外部则需要大力发展小城镇。原因在于小城镇是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在生产力水平上,小城镇连接草根工业和现代工业;在人口问题上,小城镇是人口的“蓄水池”,可以承载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一阶段的转移;在地域上,小城镇连接着农村和城市,是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过渡地带。
4.从小城镇到经济区域。在小城镇研究过程中,随着地域范围的逐渐扩大,费孝通先生发现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存在着联系与差异,每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有它的背景、条件和特色,并概括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费老就此开始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他考察了很多地方,发现了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子,诸如集体所有制的“苏南模式”个体私营的“温州模式”、引进外资“三来一补”的“珠江模式”、发展农民庭园经济的“民权模式”、侨胞投资兴办企业的“侨乡模式”等。通过调查,他一方面主张各个地方因地制宜发展不同模式,另一方面又鼓励不同模式之间的交流和学习。
5.从经济区域到经济圈或经济带。费老的研究跨出江苏省之后主要沿着两个方向逐步扩大范围,“一路是沿海从江苏到浙江,经福建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进而接触到广西的东部地区;另一路是进入边区,从黑龙江到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云南等地”[2]。跨度如此之大的地域范围使得费孝通先生进一步考虑到经济区域之间的联系,他认为不同的经济区域之间可能由于某种经济联系而形成一个经济圈或经济带。正是在这样的思路指引之下,他主张“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黄河三角洲开发区,同时推进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的整体发展,沿欧亚大陆桥建设一条沟通东西、平衡南北的经济走廊等。”[13]不难发现,经济圈的发展思路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富裕各个区域的人民,而是为了区域互动联合实现整个中国的富强,费老“全国一盘棋”的发展设想和中国特色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在经济圈的研究中得以清晰地展现出来。
6.从经济圈发展到地球村的中华民族。在区域发展、经济圈研究之后,费孝通先生开始关注全球性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经济上,费老主张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景、国家规模的经济共同体的形成等研究内容,他认为这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年轻一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无疑,先生的“破题”为后人指明了研究方向,意义深远。不过此时的费老不仅仅关注经济发展的问题,面对全球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费老又从文化层面思考中华民族的发展问题。他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主张在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全球化时代,通过“文化自觉”,重建民族文化自信心,巩固国家和民族认同,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从构建和谐中国到实现和谐世界。“文化自觉”的提出是从经济发展到文化沿革、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的巨大飞跃,是费孝通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广阔视野下,站在历史和文明的高度所作出的研究和探索,它承载着这位世纪老人的梦想——祖国富强、世界和谐。
纵观费孝通先生70年的学术研究,他始终严格坚持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论基础,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释问题、得出结论,目的全在于富民强国。正如他自己所言,“我这一辈子是在不断提出问题,进行实地调查,有所认识、有所发现,继而又在新的破题和调查中走过来的。”[9]毋庸置疑,不断地发现与解释,是费孝通先生学术思想的重要来源,也是他能够准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关键所在。
三、不拘一格,推陈出新:为社会学学术研究
如前所述,费孝通先生在自己70年的学术研究道路上,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释问题、得出结论,获得了对于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刻认识。也正是在这样艰辛的学术研究过程中,费老不拘一格、推陈出新,从阐明科学研究的价值观到开创实践具体的社会学理论、方法论,他为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作出了杰出贡献,并实现了对中国社会学未来发展研究的成功导向。
1.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研究者在从事研究之前,首先是对自身和所从事研究本身进行一个清晰的定位,也就是明确研究目的、研究者自身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研究“确立了科学为人类服务的价值观,他抛弃了为学术而学术的价值取向。费孝通在自己的江村研究过程中十分鲜明地表明了他的学术价值观和爱国主义思想。”[10]他认为:“认识社会是为了改造社会,农村研究也就是为探讨农村发展的道路,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尽一点力。为研究而研究,有损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对社会毫无补益。”[9]费老用自己的人生践行着他的学术价值观,70年如一日,每一个地方,每一次研究都是为了富民强国,他希望自己能够贡献出一份力量,这是他的梦想,是他所追寻的价值。费老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大批的后来学者,特别是他的学生。北京大学的邱泽奇教授在纪念费老的时候就曾这样写道:“至此,一个曾经为了自己的温饱而读书的人,似乎理解了读书还有另一种目的就是学术,而学术显然不是仅仅为了书本的内容而‘议论纷纷’,还有一种更有意义的学术就是把自己的粮食变成更多人的粮食,让学术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成为更多人‘粮食’的来源。”[14]
2.人类学研究对象的新开拓。研究主题和研究对象的选取也是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认识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的研究主题指向下,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研究不仅仅是中国农村研究的一个典型个案,更是世界人类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一次成功尝试。世界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为《江村经济》作序时这样写道:“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15]关于这一点,复旦大学刘豪兴教授也有一段经典的评价:“费孝通是人类学研究新开拓的先行者,他的《江村经济》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对中国农民的生活描写了什么,而在于在理论上开创了人类学进入研究‘文明’社区的领域,走上了一条本地人研究本地情况,
本民族研究本民族情况的广阔的道路。费孝通的学术研究观念中没有‘本文化’和‘异文化’的区别,即没有‘文野之别’。他在‘毫不经心’中实现了人类学从‘野蛮’社区向‘文明’社区的第一步跨越,把人类学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在方法上为人类学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他提供的中国乡村‘文明社区’——江村研究类型,证明‘文野无别’,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和认可,这是偶然中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时代造就了《江村经济》,《江村经济》把费孝通推向了世界学术前沿……江村七十年来发展的历程验证了费孝通当初选择研究本土社会的正确性和跨越文野之别’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10]
3.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方法应用。费老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运用和倡导的研究方法为社会学人类学学者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这些研究方法主要是,实地调查、追踪研究和类型比较方法。关于实地调查,费老说:“农村研究,可以采取多种方法,我经常采用并极力主张的是实地调查方法。实地调查又称田野调查,是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研究者直接深人社会、亲自观察人们的实际生活,通过不同形式的深度访谈获取研究资料。这样得到的资料一般是比较客观的、可靠的,经过科学的整理和分析,就可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结论……从实求知,我学术活动的起点是实地调查,我学术道路的各个进程都伴随着实地调查,实地调查是我学术研究的基石。”[9]费老行行重行行,他所获得的关于中国社会的发现和解释无一不是来自扎扎实实的实地调查,正如宋林飞教授的评价:“作为一个学者,他不畏辛苦行万里路,是为了获得更接近真实的认识”[16]。费孝通先生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几十年如一日的科学精神理应为我们后学诸君深深铭记。追踪研究方法也是费老的学术生涯中具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尤其体现在他一生所从事的江村研究之中。“我对自己调查过的地方只要有条件,我都重新回访,不止一二次,可以是多次,江村我已访问了26次……故地重游,我对调查过的地方的每一次重访都有新的认识,新的思考和新的探索,这种研究被称为追踪研究,也就是研究者本人或其他研究人员,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对同一社区或同一现象进行研究,从不同阶段的比较中深化认识。”[9]“费孝通跟随着农村变革的实践对江村进行观察、研究了近70年。作为一个学者对同一文明乡村社区进行这样长时期的……追踪研究,目前还只有费孝通一人。”[10]追踪研究方法的意义是深远的,它便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在不同时期的状况进行描述、分析和解释,尤其对于揭示社会发展变迁的原因、状态、过程、趋势具有重要意义。费老对这一方法的身体力行,启迪着更多的社会学人类学学者对追踪研究的应用。
类型比较方法的开创与实践。前面已经提到,费老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希望能够认识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然而,中国农村类型众多,千差万别,不可能一一进行考察。那么如何从个别村庄的调查出发接近对中国农村社会整体的认识呢?费孝通先生提出了类型比较法,即通过比较方法描述出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这些农村社区的不同之处是它们各自的特征,而相同之处则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的一般特征。费老写道:“如果我们用比较方法将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那就不需要将千千万万个农村一一地加以观察而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了……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的。”[17]有学者评价说:“费老师的对文化功能论的最主要的贡献是他在田野研究方法上的推陈出新,即由他提出的‘类型比较方法’。”[18]可见,费老的类型比较方法对于社会学人类学的实地调查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
4.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费老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对社会学的中国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体现在他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方面。郑杭生教授的评价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为了国强民富,孜孜不倦地探讨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是费老学术生涯的追求,也是他学术生命的实质。”[19]费老提出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主要包括:差序格局论、小城镇理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论,以及晚近提出的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这些理论都是费老在参考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在中国社会的实地调查研究而不断总结、提炼和升华而成,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中的特殊规律,是社会学理论中国化、本土化的成功建构。尤其是晚近的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更是具有深刻的反思性和导向性,“费老指出,社会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这种由科学性决定的工具性,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19]这是费老在学术生命的最后时期所提出的理论构想,这既是费孝通先生的学术遗言,也是对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导向。
四、立足高远、文化自觉:为地球村的中华民族导向
认识社会并不是费老学术研究的终点,因为富民强国是他一生的梦想。然而,作为学者,费老不可能亲自去改造这个社会,他所能做的,就是在认识社会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导向、国家导向、民族导向。笔者认为,这种导向性并非停留在单一的层面,而是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维度。
1.为经济导向。由于富民强国的学术理想是费老终其一生的研究主题,因此,无论是旧时村庄、新时农村社区、小城镇、中小城市、经济区域还是经济圈,发展生产力始终是费老所关注的核心。他的社区研究通过不断的实地考察,发现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费老从理论上进行了解释,并从实际出发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和发展方案。无疑,这些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成果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费老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他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四种模式,即:工业化新模式、小城镇发展模式、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圈(带)模式。“工业化新模式,认为发展乡镇企业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国家工业化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小城镇发展模式,认为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离土不离乡’和‘离乡不背井’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两条具体途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与‘珠江模式’等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现实发展道路;经济圈(带)模式,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黄河三角洲开发区,推进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的整体发展,沿欧亚大陆桥建设一条沟通东西、平衡南北的经济走廊等。”[13]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费老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解释和实践建议是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的,是正确的,这些理论解释和实践建议,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2.为政治导向。费孝通先生富民强国的人生理想和70年为之奋斗的学术生涯在各个领域都引起了巨大反响。费老作为一位学者始终强调富民和强国,实质上是对政治的一种导向。费老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样一种身份一方面加重了先生的历史使命感,另一方面则有助于其政治导向作用的发挥。“在实践中,费孝通有效地把政治与学术统一起来了,他认为,学术研究工作与广义的政治是分不开的,‘学以致用,政学不分的’。因而他总是自觉地投身于不断变动中的社会洪流中去,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关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志在富民’为其学术研究的灵魂。在费孝通看来,这些是政治的内涵,社会学和人类学是可以为此发挥作用的。费孝通所到之处,都深受当地政府、干部、群众的欢迎与支持,他的文章特别受基层干部、群众喜爱,因为他们觉得费孝通的文章写的是他们的实践经验和向往,看了以后心里舒坦,对他们的生产、工作和生活有启发,能起指导作用。”[10]
3.为文化导向。行行重行行,从江村调查开始,费老就奔波于祖国的山山水水,可以说,发展生产力是这一阶段的主题,是费老不断发现和解释的关键。然而,物质文明的发展不是费老思考的全部,他还关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和精神文明。在费老学术研究的晚期,先生开始从世界文明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希望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出自己的贡献。面对全球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费老反思当代中国和人类文明,他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主张在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全球化时代,通过“文化自觉”,重建民族文化自信心,巩固国家和民族认同,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从构建和谐中国到实现和谐世界。在全球化的今天,文明的反思在费老的笔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对整个中华民族未来发展方向的构想,是对中华民族文明进程的导向。
综上所述,发现、解释与导向的社会学方法论贯穿于费孝通先生70年学术研究的始终,其中,发现、解释是基础,多维导向是目标。在发现和认识自己的基础上,费老决定献身学术、富民强国,将学术与人生融入社会,这既是对自己学术的导向,也是对人生价值的导向;面对富民强国的宏大研究课题,费老一生行走、解读中国,不断地发现问题、解释问题并建言献策,这是学术对社会发展的导向;在艰辛的研究历程中,费老不拘一格、推陈出新,阐明科学研究的价值观并开创实践具体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这是对社会学学术未来的导向;认识社会不是终点,改造社会才是目标,费老立足高远、提倡文化自觉,这是对学术与民族发展的关系导向。费老终其一生进行社会学研究,始终践行发现、解释、导向的社会学方法论,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学学科发展和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应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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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运清 (1948-),男,湖北省武汉市人,武汉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发展社会学。
本文发表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