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了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后，在世界性的金融风暴中迎来的2009年，对中国人民来说当是喜忧参半，乐观与忧患并存。
跨进新的一年，作为一个一辈子吃媒体饭的老报人，我的最大感受是什么呢？我从忧患中看到的乐观景象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喜看“新意见阶层”的崛起！
“新意见阶层”值得研究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截至2008年11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9亿，网民规模居世界第一位。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获得的最令人鼓舞的发展成果之一。
与延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相呼应，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虽然滞后，却也准备了底气深厚的社会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份额过半的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一般认为，在GDP中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为40%左右，非公有制经济对经济增量的贡献超过60%。另据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调查结果，早在1998年，中国私营企业在整体经济和所有企业中的增值份额就已超过了50%。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早已是以私营经济而非公有经济为主体。如此规模的非公有经济，是“文革”专制暴力不会卷土重来、改革不会夭折的坚实的经济保障。
非公有经济中，生长出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新社会阶层”，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据人民日报海外版引用权威人士的统计说，“新社会阶层”目前大约有5000万人，加上在相关行业的所有从业人员，总人数约1.5亿。他们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并直接或间接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每年吸纳着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新社会阶层”如何走出体制边缘甚至是法律边缘生存的状态，如何摆脱官商勾结的“原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框架内健康发展，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地要求和获取社会政治空间，不仅关系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也关系到政权和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在“新社会阶层”之外，需要极大关注的，就是这2.9亿网民。在这个世界最大规模的网络群体中，据CNNIC最新调查，有81.5%、约2.06亿人使用网络新闻；有 38.8%、约9822万人访问网络社区中的论坛/BBS；有42.3%、约1.07亿人拥有博客/个人空间，其中7000万人在半年内更新过博客/个人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把这批关注新闻时事、在网上直抒胸臆的网民称为“新意见阶层”。对此，我很赞同。
如果说“新社会阶层”具有巨大的经济能量，“新意见阶层”则具有巨大的舆论能量。“新意见阶层”的出现，值得关注，值得欣慰，值得研究。
BBS是民主政治里程碑
中国全面接入互联网是1994年4月20日。开始时，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慢慢成为一种新闻传播媒介，真正成为一种言论工具是在1999年。
当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3枚导弹击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导致3人死亡。当时我分管人民日报国际报道和网络版，5月9日凌晨获悉消息后，立即向报社和中央领导汇报。记得当时是群情激愤。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各地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暴行。人民日报编委会郑重研究了这个事件的报道，安排人民日报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人民日报社的子报《环球时报》编发了号外。我和网络版负责人商量，这一天是个时机，又有合适主题，可以开通BBS论坛，让广大网民就这一事件自由发表看法。从政府到民间，对弘扬爱国主义、谴责国际强权政治有高度共识，这时候，开通论坛不会出现宣传主管部门担心的言论失控情况，却能以此为契机为互联网打开一扇言论开放的窗口。
5月9日晚上，“强烈抗议北约暴行BBS论坛”上线。不出我们所料，网上反应非常热烈，每天帖子上万条。虽然也有一些过火的言论，但欣慰的是，舆论的多元化反映出来了，内容多样性出来了。论坛后来改名为“强国论坛”，如今注册账户86万多，聚集了一大批关心中国时政的中文网民，被海内外誉为“天下第一坛”。
以“5·8事件”为催生婆，以爱国主义为旗帜，BBS在国内获得了合法性。“强国论坛”之后，一些政府网站纷纷开设BBS，一些市场化的论坛/BBS，如天涯社区拥有庞大的用户群。
同样需要关注的，是 1999年前后浮出水面的其他两种民意表达载体——“即时通讯”(Instant Messenger)和手机短信。1999年2月，腾讯公司推出QQ的第一个版本，“即时通讯”在年轻的网民中迅速流行开来。1998年，中国开通手机短信业务，2000年11月中国移动“移动梦网”短信平台开通，手机短信走向繁荣。这两种意见载体主要属于一对一的沟通，影响力次于论坛/BBS，但QQ群也是不可小看的分众网络群体。
汹涌澎湃的网络民意
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论坛/BBS具有自由、互动、开放的传播特点，普通民众有可能通过互联网自由表达意见，并及时了解其他人的看法。
以1999年为发端，2003年成为网络舆论的第一个高峰。这一年，一南一北两起平民百姓罹难的悲惨遭遇，在互联网上引起轩然大波。4月在广州街头，27岁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被强行收容，很快惨死在收容所。10月在哈尔滨街头，富家太太苏秀文与菜农发生争执，富家太太发动宝马车冲向现场人群，“就像收割机在麦地里割倒麦子一样”倒下一片，菜农妻子刘忠霞当场被撞死，另撞伤12人。两起事件未得到当地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公正处理，导致互联网上民怨沸腾。网络舆情惊动中央政府。在温家宝总理主持下，国务院废止了一部施行多年的恶法《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中纪委过问复查宝马撞人案，并在事后相继惩治了与宝马案相关的检察院、法院官员和省政协主席韩桂芝。
2007年是网络舆论的第二个高峰。3月初，网上开始流传一个帖子《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内容是一张图片：一个被挖成10米深大坑的楼盘地基正中央，孤零零地立着一栋二层小楼，犹如大海中的一叶孤舟。重庆市一位房屋产权人拒绝拆迁，在开发商将周围房屋拆除后，仍然坚守孤楼，还在楼顶升起了国旗，以表决心。此事发生在全国人大审议《物权法》前后，围绕这项公民最重要物权的得失，互联网和传统媒体展开了热烈的议论。民意和媒体的压力，导致当地政府、开发商放低身段与“钉子户”协商，最终达成妥协。
2007年6月5日，河南网友辛艳华以“中原老皮”的网名，在“大河网”上发帖：《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帖文被转载到影响更大的天涯社区，并被置顶，山西农村黑砖窑中现代“包身工”的惨剧，让全国人民震惊。4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1位政治局委员作出严厉批示，中华全国总工会带头，中央多个部委派出联合调查组赶赴山西洪洞县。在网络民意的强大压力下，山西省在全省发起一场“解救被拐骗农民工、打击黑砖窑行动”，省长出面向公众公开道歉。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听取“黑砖窑”事件调查处理情况汇报，并对善后工作提出要求。
2007年6月1日前夕，上百万厦门市民都在转发一条短信，反对该市海沧区正在兴建的一个PX化工项目，号召大家上街“散步”以示抗议。厦门人聚集的QQ群上也传出类似的呼吁。6月1日和2日这两天，数千名厦门市民走上街头表达心声。这是由新媒体发起的第一起大规模公共事件。到当年12月底，厦门市政府决定缓建PX项目。执政府深明大义，倾听市民呼声，让市民参与到PX项目决策中来，在一定程度上疏导了民间情绪。这也被专家视为建设“公民社会”的一个历史性突破。
2007年10月，陕西省林业厅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镇坪发现已经绝迹了20年的野生华南虎，证据是镇坪农民周正龙用数码相机拍摄的几十张虎照。随后，天涯社区的贴图专区里出现了一个帖子《陕西华南虎又是假新闻？》率先对虎照提出质疑，网易等网站和论坛跟进，批评陕西官场弄虚作假、丧失公信力，连《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也加入了“打虎”行列。陕西省政府最初装聋作哑、死不认错，一直延宕到2008年大地震后，才由司法机关出面宣布周正龙作伪被逮捕，有关官员被惩戒，同时启动为期3个月的“政府机关作风整顿教育活动”。
互联网成为主流媒体
2008年大事频发、波澜起伏。年初的南方冰灾，3月的拉萨骚乱，奥运火炬在境外受阻，“5·12”汶川大地震，第四季度愈演愈烈的世界金融危机，互联网在信息传播的速度、信息覆盖面、民众情感交流和意见表达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在这一系列牵动全国人民情感的大事件中，互联网无可争辩地成为信息传播和舆情汇集的主流媒体。
在南方冰灾中，湖南、广东、贵州等省的一些城市停电、停水，铁路大动脉和公路国道交通堵塞，甚至道路断绝。传统媒体一时难以迅速全面反映灾情。在这个关节口，网络论坛/BBS发挥互动优势。很多灾区的普通人，特别是热心的志愿者们，用手机短信加网络传递最新灾情，把手机和DV拍摄的灾情图片、视频上传到BBS上，成为中国第一批 “公民记者”。像网友“北风”实地考察广州火车站后，在“天涯社区”发帖《广州滞留乘客最缺的不是食品跟水》，短短几天内，点击量164516，回复量 1047。帖中说：“广州滞留乘客最缺的是睡在地板上时的铺垫之物”。他同时提醒志愿者与广州市志愿者协会联系，不要单独行动，以免好心反而添乱。一些网络媒体也对网友的“公民记者”行动表示支持，凤凰网和天涯社区都表示愿意为到灾区现场直播的网友补贴费用。
2008年3月，在 CNN等西方媒体发表了对西藏问题的不实报道以后，一位叫做饶谨的年轻人迅速创办了一家域名为Anti-CNN的网站。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网站的日点击率达到500万，注册会员达10万人，全球网站排名维持在第1800名左右。正是因为国内网民在门户网站新闻跟帖、论坛/BBS和个人博客上的同仇敌忾，使 CNN最终向中国人民道歉，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如法国等也转而向中国人民示好。
5月12日，一场8级大地震突然袭来。新华网等政府网站迅速发布国家地震局的权威信息，人民网和各大商业门户网站纷纷推出汶川地震专题，全面跟踪报道地震灾情和救灾进展。在汶川地震中，互联网把多种媒体信息整合平台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截至5月19日晚上10点，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网共发布抗震救灾新闻(含图片、文字、音视频)123000条，新浪、搜狐、网易、腾讯整合发布新闻133000条，整合发布新闻133000条。上述8家网站新闻点击量达到116亿次，跟帖量达1063万条。这样的新闻发布数量和浏览量，都令传统媒体无法望其项背。值得关注的，不仅是互联网信息的及时和丰富，而且是网络对民族情感的聚合作用。网民在新闻跟帖中，在论坛/BBS和个人博客上，纷纷表达了对遇难者和灾民的无限同情，对政府和救援者、志愿者的崇高敬意。
地震第2天，一位叫做“ 绮梦”的网友以QQ聊天的方式，从都江堰坍塌小学现场发回文字“直播”《温总理：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这位网友说，面对惨烈的受灾场面，温家宝总理查勘现场摔倒受伤和流泪。据说是总理在现场讲的这两句话让全中国为之动容：“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天涯社区”的“天涯杂谈”里的帖子《温总理：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截至5月15日，点击量达到698204，回复量7457。
也是在地震第2天，百度贴吧出现一首无名诗《孩子，抓住妈妈的手》，催人泪下：
“孩子，快，
抓紧妈妈的手。
去天堂的路，
太黑了，
妈妈怕你，
碰了头。
快，
抓紧妈妈的手，
让妈妈陪你走
……”
这首诗在网上复制流传，并在许多赈灾晚会上被朗诵。这首诗感动了盛大网络总裁陈天桥，盛大网络宣布为灾区再捐600万元，捐款总额达到1000万元。
英国《金融时报》评述说，汶川地震救灾期间，“中国的互联网再一次证明其主流地位，不是靠行政级别，而是靠强大的信息整合方式及对2亿网民的影响力。”
走出困境的第一推动力
经过30年改革，中国社会很多深层次的问题积累下来，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由于我们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既得利益集团利用计划经济时代的资源垄断，从市场化的运作中获取暴利，并且在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旗帜下，排斥深层次的改革。
如何走出深化经济改革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我们寄希望于领导层重拾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胡耀邦那一代改革者的理想主义情怀，同时，我们也寄希望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民意驱动。互联网上蕴藏着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2008年3月，胡锦涛同志在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后表示：“诚心诚意接受人民监督，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这是对全党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警示，道出了问题的关键就是“人民监督”。
我们看到，互联网在中国社会崛起9年来，网络民意与公权力进行了多轮博弈。人民网率先揭露的南丹矿难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2001年7月17日，广西南丹龙泉矿冶总厂所属的拉甲坡矿和龙山矿发生特大矿井透水事故，造成81人死亡。按规定，特大安全事故须在24小时内报告中央，而南丹矿难却被隐瞒了整整17天！人民日报驻广西记者站闻风而动，7月30日向总社发回第一篇内参《关于广西南丹矿井事故的紧急报告》，7月31日给人民网传回第一篇公开报道《广西南丹矿区事故扑朔迷离》。这是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发布的第一篇自采新闻，点出了南丹事故被隐瞒不报的要害，立即被众多网站广泛转载。
然而，就在同一天，广西壮族自治区两个主管安全生产的单位上报中央的一份报告中仍称，“所谓南丹事故纯属谣传”。8月2日一早，人民日报驻广西记者站掌握了12位矿难死难者名单及其家庭所在村屯。接着，又获得了一名矿难逃生者惊心动魄的叙述。当天下午，人民日报驻广西记者写下《再次紧急报告》上报总社编委会，在报告开头打上三个 “特急！特急！特急！”编委会当即以“信息专报”的形式上送中央。当天下午，时任总理的朱镕基作出严肃批示，要求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在实地采访调查矿难的过程中，媒体记者冒着巨大的敌意和风险。“一进矿区，迷惑的、张惶的、警惕的、奇怪的目光纷纷从矿区各处射出。”矿工急忙躲避离开，闪避不及的提起事故也一律摇头说“不知道”、“不清楚”。人民日报记者三下南丹，为自己买了20份保险。南丹新闻采访环境之恶劣，甚至在中央调查组到达南丹后，旁听调查组情况汇报的人民日报记者却被广西方面“请”出会场，胶卷被强行当场曝光。在新闻媒体不屈不挠的强力监督下，南丹矿难终于真相大白。官商勾结的原南丹县委书记万瑞忠被判处死刑，矿主黎东明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朱镕基总理表扬媒体：“如没有记者的揭露，就冤沉水底了。”
党章和宪法庄严地宣示：以人为本；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没必要对网络民意抱以过多过严重的担忧，甚至视为异己力量，瞪大眼睛随时准备封堵。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中共十七大进一步要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观人民日报社时，提出要正视舆论“新格局”，关注在传统的党报、国家电视台之外都市报纸、网络新媒体的兴起。在人民网，胡锦涛与“强国论坛”网友在线聊天20多分钟。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利用网络媒体，与网民在线直接对话，这是开创性的第一次。胡锦涛总书记带了一个头，让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像他那样，到网络媒体上去了解民情，沟通民意，吸取民智，消除民瘼。这样，就把网络媒体作为推进舆论民主与政治民主的平台，公众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图，获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意义重大。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两个重大的突破，一个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新老平稳交替，形成了一定的任期界限和年龄界限，结束了终身制，形成了制度化。第二个突破，就是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兴起，成为推动政治民主化建设的重要平台。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说，这次网上互动虽然没有触及网民关心的通货膨胀、股市下挫、楼价上扬、官场腐败等敏感问题，但是一种“政治态度的表达”，表达的是对互联网影响力的重视，以及对传统一味控制打压异议手法的不满。“因为阻绝言路而脱离基层脉搏，不利于了解社会动态，做不到防患于未然。在全球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前夕如此关键的时刻，尤其要掌握民情民心。”
中央对互联网在舆论新格局中的地位和功能认识到位，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前卫的。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对互联网表现得隔膜，以封堵为能事。2007年陕西绥德县，县长把追着自己签字解决学生助学金的校长拘留，招致网民和媒体的猛烈抨击。在绥德县的上级榆林市出面撤销对校长的非难后，绥德县委宣传部徐部长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感叹：这本来是件小事，只是一些误会而已，没想到在网上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也看到，一些新锐地方官员表现出直面互联网、直面民意的政治勇气。《中国记者》杂志曾经刊出新闻研究专家的一个结论，这位专家通过对“强国论坛 ”的研究指出，网络论坛等互动栏目可以起到民怨消声器的作用。这值得我们的领导干部深思。
网络管理和引导需要眼光和胸怀
网络新媒体的崛起，引出网络管理的很多新问题，需要新思维。
根据CNNIC最新报告，中国网民的主体是30岁及以下的年轻人，这个群体占到网民总数的68.6%，超过2/3；从文化程度看，高中学历比例最大，占到39%，专家相信随着网民规模的扩大，网民的学历结构正逐渐向中国总人口的学历结构趋近。这一组数据表明，网民的年龄和文化程度低于传统媒体，因此在舆论酝酿和发酵过程中，更容易受到“意见领袖”的影响。
上世纪40年代，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费尔德领导的研究小组，根据对美国总统选举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两级传播论”：某个理念往往先从无线电广播和报刊流向舆论界的领导人，然后再从这些“意见领袖”流向大众。换句话说，你不能影响“意见领袖”就不能有效影响大众。在互联网、手机短信的新媒体时代，“意见领袖”尤其值得我们重视。黑砖窑事件中的“中原老皮”，厦门PX事件中号召“散步”的短信原创人，汶川地震中的足球评论员李承鹏(在博客中率先报道“史上最牛学校”——离北川县城仅15里的邓家海元村山中的刘汉希望小学教学楼没有倒塌，师生无一死亡)，以及作家余秋雨在博客上告死难学生家长的公开信，其巨大影响力，在广大民众中掀起的感情波澜，都是传统媒体一篇报道和评论所望尘莫及的。
党和政府如何与这些“意见领袖”沟通，准确把握、正确引导互联网舆论，成为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我们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讲话的要求，总结汶川地震中新闻宣传的成功经验。我们也要总结2008年拉萨骚乱报道不及时、国际媒体公关被动不力的教训。
2009年，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深化，对以外向型经济为引擎的中国社会发展是一个严峻的冲击和挑战。沿海不少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困境，劳资关系紧张，中西部农民工被迫回乡，大学生就业困难，城镇低收入家庭生活陷入困境。近年来的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公民维权和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泄愤事件均有所增加，矛盾对抗趋于严重，社会的怨气甚至戾气如地火运行，政府公信力下降，司法没有很好地发挥维护社会公正底线的功能，值得我们忧思。在这种情况下，我更主张发挥好互联网表达民意、疏导民怨的作用。现在外国媒体关注，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政治文化氛围会趋于宽松，还是趋于控制收缩。从历史上看，中国在经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三年大饥荒后，出现了1962年初毛泽东主席带头做自我检讨的“七千人大会”，出现了文艺作品的解禁和新闻报道的小阳春。美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经济大萧条中，新闻加强了舆论监督，宣泄了民怨，电影等文化产业非但没有萎缩，电影票房反而在上升。除了政治宽松的考虑，这种现象提示经济复苏需要精神文化先行，从精神文化层面释放压力和激励士气，对渡过经济难关至为重要。所以，在新的一年，面对经济社会困难和危机，互联网就是疏导社会焦虑的较好途径。
在当前情况下，迫切需要把互联网舆情研究提上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议事日程，组织传播学、社会学方面的专家，开展网络舆情研究，定期撰写网络舆情、社会思潮热点报告，摸索建立网络舆情的汇总分析和应对化解机制。要关心爱护“新意见阶层”，满腔热情支持他们健康成长。要真正做到胡锦涛总书记要求的那样，把网络新媒体提到与主流媒体一样的高度重视，体现共产党对舆论的科学管理、民主管理和依法管理。要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切实保障网上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不能再动不动就干粗暴地封网、抓人的蠢事了。
“新意见阶层”的崛起，是新技术革命和改革开放的重大新成果，是我国舆论监督的重要新力量，是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推动力。在新的一年，一切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进步的人，应当欢呼“新意见阶层”的崛起，让“新意见阶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国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
深化改革，说来容易实行难。似乎上上下下各有苦衷，即使领导者个人意识到深化改革的紧迫性，一旦试图有所改弦更张，都有一种备受各方牵制的无力感。下一个30年，中国改革的动力何在？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势不可挡之际，用什么力量来化“危”为“机”？
从过去30年的经验来看，上述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官民互动、上下借力，共度时艰。中国改革的真正动力，源自执政党上层的政治胆识与民间力量的推动和强力支撑；化解经济危机的力量，除了党和政府的果断决策、坚强领导，还需要来自民间，要十分重视发掘和释放民间的经济社会能量。换言之，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是对民间改革动力的不信任、不鼓励甚至是压制；而所谓“新一轮解放思想”，最需要思想解放的，也不是民间不是百姓，而是缺乏远见更缺乏担当精神的官员。
我们不妨再做一次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看看来自中国民间的力量，如何与励精图治的几代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上下呼应，江湖与庙堂联动，自下而上地瓦解了束缚经济发展的传统体制，松动、融化了被传统体制板结了的中国社会。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看民间的作用力：
一、中国民间“草根人物”的崛起，始终拥有要求改革、寻求发展、追求幸福的强烈意愿和无穷智慧。
上一个30年，每一次改革面临重大进展，或是某个局部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几乎都循着这样一个线索展开———民间小人物“胆大妄为”的冒险“违规”，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得到开明地方领导干部的默许甚至鼓励，经由目光敏锐的媒体记者的报道，引发热烈讨论和争议，最终得到高层认可，推向全国，并以政策或法律将之制度化。
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体制性探索，从涓涓细流到惊涛拍岸的市场化大潮，就是在民间草根阶层坚持不懈的拱动下，才得以最终完成。
农村改革序幕的拉开，始作俑者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他们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签下“大包干”生死状，并一举大获丰收，这点星星之火，才渐次燎原全国。而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城市化的推动者、托起“中国制造”奇迹的基石，更源自从乡村涌向城市、最初曾被党报称为“盲流”欲严厉禁绝、后来被称为“农民工”的“民工潮”。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冲决了旧有的土地制度、城乡户籍壁垒和工业农业的剪刀差。
工业方面，浙江萧山的鲁冠球悄悄办起的乡村小小农机厂，在财大气粗、包揽几乎所有资源的国营工业的夹缝中渐成气候。众多的“鲁冠球”，与千万个曾被蔑视的“个体户”一起，把曾经被体制和政策“围追堵截”的灰头土脸的乡村工业和小摊点小门面，胼头胝足地壮大成蔚为壮观的民营经济，“红头文件”从否定到默认、鼓励，最终在中国经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二。
而安徽“傻子瓜子”年广九的出现，冲决了“雇工8人以上就是剥削，必须打击”的《资本论》铁律；温州街巷中涌现的小摊主、小业主“八大王”的命运起伏，抓而又放，成了民间市场及多元流通渠道走向合法化付出的局部代价；浙江海盐一剪子剪开国企改革帷幕的“小裁缝”步鑫生，河北石家庄斗胆承包亏损造纸厂的小小业务科长马胜利，从监狱里出来就敢用国企积压的罐头从苏联换回飞机的川人牟其中，阿里巴巴的马云等年轻知识阶层的IT新技术人士……不管他们最终的命运怎样，都在不同层面冲决着几十年拒绝市场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性堤坝。
几乎每一项改革的起步，都站着这样一些“舍得一身剐”的草根小人物，而他们的背后，是无数双渴望个人幸福、渴望国富民强的眼睛。
13亿人的渴望和智慧，是推动中国改革最大的动力。
二、中国民间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因改革而诞生而壮大，始终拥有最强烈的改革冲动。
30年前，“白领”、“民营企业家”、“中介组织”、“自由职业者”、“新上海人”（或“新北京人”、“新广州人”）、“消费者协会”、环保NGO……这些称呼会让人匪夷所思，不知所云。但今天，他们活跃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不但成为中国经济运行和社会进步的润滑剂，更成为有强烈改革冲动的阶层。没有改革，就没有他们；只有继续改革，他们才能拥有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才能获得人生价值和成就感。因此，他们是改革最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和依靠力量。
根据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定义，新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6个方面的人员。
据出自统战部官员一年多以前的粗略估算，新社会阶层以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人数多达1.5亿。他们人员构成较复杂，但有鲜明的特征：相对学历较高，拥有较多财富，多为非中共人士，不太“安分守己”，时有逾界行为，有愈来愈强烈的社会改良意识和政治诉求。
作为改革开放产物的他们，对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能量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占GDP总量65%的非公经济贡献就出自他们之手，也强烈波及了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仅从立法看，私产财产保护的写入宪法、非公经济36条的制定、《物权法》的艰难出台，都呈现着他们的强力推动。
与此相映成趣的，还有新社会组织。也就是方兴未艾的各类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慈善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也包括在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中，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志愿者队伍。他们在扶危济困、解决就业、维护公民权益、推动环境保护、协调各界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立下汗马功劳。他们可以疏通民间不满情绪的宣泄渠道，充当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开辟出辽阔的中间缓冲地带。
但是，初生的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由于人员构成复杂，价值观极不稳定，职业流动性较大，因而社会认可度仍然不高，甚至还经常被体制内有意无意地排斥。那些习惯于公权力唱独角戏的大一统社会治理模式的领导干部，那些沉迷于凭借行政权力轻而易举占有社会资源、垄断发展机会、独占改革成果的人群，对这些靠市场的开放空间、社会宽容度增加才有腾挪之机的阶层和组织，造成很大的伤害。
目前炙手可热的报考公务员热，就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象。说明体制内人士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已经到了尽人皆知、趋之若鹜的地步。年轻人一窝蜂的往体制内挤，力求在体制内分一杯羹，而不是壮大中产阶层———说明中国改革已经面临一个非冲决不可的体制瓶颈。体制内的好处越明显，表明权力寻租对社会的腐蚀性越大，改革也就越发迫在眉睫。如果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失去加入新社会阶层的冲动，改革的活力可能丧失，改革的希望可能泯灭。
因此，决策层对待新社会阶层的态度，可以说是改革的风向标之一。应对经济危机，拿出的四万亿，如果只重视基础设施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民营经济不假援手的话，对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不利，对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和开放垄断领域不利，对新社会阶层显失公平。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上世纪80年代为了保国企，防止新生的民营企业与国企争原材料、争能源、争市场，而出重手打击，阻滞了民营经济的同时，也阻滞了改革进程。而前年提出的“防过热、防通胀、防资产泡沫化”的“三防”之策，在一些地方也被误读成专门针对民营经济，造成企业生存空间被人为挤压，在金融风暴袭来之前，危机已现。
因此，要化解经济危机，要深化改革，要解放思想，必得借重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的力量。他们可能会成为协助化解危机的一把有效钥匙。
三、新意见阶层的问世，营造了舆论民主的平台，丰富了意见表达的渠道，成为深化改革的舆论先声。
民间“新意见阶层”在互联网上的崛起，是近几年来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频发、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一抹难得的亮色。中国网民忧国忧民的视线，锁定了诸多事关公共决策的大大小小的事件。
有了网上的意见表达渠道，中国公众参政议政的声音，五千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嘹亮；中国网民推动民主政治进程的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表现得这样醒目；各级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重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渴———胡锦涛与人民网网友在强国论坛的交流，成为“中国网民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此，胡总书记无可争议地被评为2008年度“强国论坛”最佳嘉宾。网民之于推进政治文明的积极意义，终获决策层的正面肯定。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中国民意表达与最高决策层的思谋，开始走向合拍。关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官方表达，在网民群体得到了最由衷的响应。
现在，决策层已经清晰地感受到网络庞大的民意力量。他们不再讳言通过网络了解民意。每年的两会，已成网民与中南海互动的良机。数十万网民曾以网上“我有问题问总理”等方式，共商国是。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答记者问中，以网友提问作为开场白。而各地“诸侯”网上给网民拜年，与活跃网友见面对话，已蔚成风气。
最近，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网民各界人士调查委员会”，到晋宁县看守所实地调查农村小伙子李荞明因“躲猫猫”游戏而触墙死亡事件，创造了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网友可以堂而皇之进入事发现场，而不需要像前些年一些突发事件中偷偷摸摸当“公民记者”。地方党政机关不想“躲猫猫”，更体现了政府对民意的尊重和某种敬畏。而洛阳一些活跃网友和版主被推选为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则表明地方政府有诚意也有胆识，建立整合与吸纳网络舆论的机制。我们甚至可以说，网上汹涌的民意，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决策的决心与出台的时机，甚至影响到国际舆论对中国立场的研判。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中国民主政治的遐想中，一直困扰着一个13亿人的大国，纷纷扰扰的民间意见表达的程序和渠道难以十分畅达。让我们或许是猝不及防，或许是惊喜莫名的是，互联网的出现，从技术层面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网络来势汹汹，扑天盖地，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对抱残守缺的管理者来说，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因为它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尽管管理层可以对传统媒体说“不”，但网民们如无数没有编制的“公民记者”、“网络意见领袖”，实时更新着对任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
而这个新意见阶层，正是改革最可依靠的民间舆论力量。回顾这些年来，我们在官员问责制的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问世、打击权贵阶层的腐败等一系列政治文明进程中，都鲜明地看到了他们强有力的推动。
警惕普通民众在改革中被边缘化
美国历史学家胡克在一本薄薄的专著《历史上的英雄》中指出：“历史上的英雄是在决定一场争端或事件发展方向时无可争辩地起了主要作用，而且若不按其方式行事就将导致极其不同后果的那个人。英雄能找到历史前进道路上的岔口，但也可以说他能自己创造一个。他凭借他那理解事务的超常素质，选择另一途径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胡克相信，判断一个社会能否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的依据是：“它的领导层的质量和它的人民的品质”。30年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领导层，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一路走来，是传统体制中的优秀分子；而广大人民群众从新中国几十年的折腾中大彻大悟，积累了改革旧制、创造历史的强烈冲动。当时“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足以傲视世界，是极“左”政治浩劫后为民族复苏留下的一线旺盛的血脉。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正是以亿万民众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那种“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强烈执政危机感互相推动，而浩浩荡荡发动起来的，是自下而上的破旧立新和自上而下的规划实施完美结合的伟大革命。
90年代进入小康社会后，中国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的结合。在相当程度上，官商形成利益共同体，或曰“既得利益阶层”。深化改革，最大的障碍往往是“既得利益阶层”。而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和整个80年代居于改革舞台中央的普通民众，则急剧边缘化。据社会学家孙立平等人的研究，改革初期激发中国活力的社会流动到90年代基本停止，官民、贫富分野而且代际相传，从社会底层进入社会上层的门槛越来越高，基本上难以逾越。这一情况值得我们忧思。如果一个社会大面积堵塞了底层民众的上升通道，这个社会就将丧失变革的动力和能量，结果可能会像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一样，民怨、民愤淤积，最终可能会冲毁改革以来形成的经济繁荣和制度化成果，出现全社会上上下下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因此，近年来党内一些感时忧国的有识之士发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呼声，尤为可贵。我觉得，事实上，如何对待上述三个层面的民间推动改革的力量，是封堵、漠视，还是鼓励和因势利导？把广大民众改善物质生活、维护个人权益、扩大政治参与，看作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可以调动、整合，还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需要“严管、严控、严查”？这一点是衡量决策层思想是不是解放，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试金石。
面对世界金融经济危机袭来，中国新阶段改革发展的动力和希望究竟何在？如果说改革30年前两个阶段的主要动力，来自民众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强烈的执政危机感互动，政府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相结合，那么今天，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动力、新希望就在于：执政党坚持科学发展、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改革的强烈愿望和崭新执政理念，与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新意见阶层及广大民众强烈要求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完美结合！
上一轮经济危机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3年的就职演说值得我们深思借鉴：“现在首先是要讲真话的时候，坦率地、大胆地讲出全部实情”：“在我们民族生活中的每一个黯淡的时刻，坦率和有力的领导人都得到人民自身真诚的谅解和支持，而这正是胜利之本。”近来，我们常说企业对投资要有信心，公民对消费要有信心，还有一个信心可能更为关键，就是政府对自己的人民要有信心。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这是共产党人的经典口号，我们说了几十年。但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勇于担当的胆识，需要视民如伤的人道主义情怀，说到底，也需要领导层的坦然自信。不仅要教育人民群众相信党、相信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自身也要相信人民群众，是经济和社会双“维稳”的主体和动力，而不是在群体性事件等场合“维稳”防范的对象。要相信党和政府具备改革创新的能力，相信“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具备抵御世界经济危机、化解规避潜在社会动荡、甚至化危为机，迈向世界强国的政治实力。要真正做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并智慧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样才能汇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
如此，则中国前途幸甚，中国人民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