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中，孙小琪插队落户的地方，与我同在一个区域，安徽北部。现在回想，知识青年也是分群落的，赴边疆建设兵团的大多比较豪迈，插队落户的则是现实的。大约也是由所在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以及劳动方式决定。在兵团的青年是以集体为单位，似乎依然在学校的生活里，浪漫主义的情怀还未分散瓦解，插队落户却已走入社会，面对生计和人生。尤其是安徽北部，土地是贫瘠的，人口密集，灾荒频仍，农人们成年为衣食忧愁，还不像江西，虽然也是贫穷的，可至少有清明的山水，有爽脆悠扬的山歌，而淮北，连民谣都是凄楚的，比如凤阳花鼓：说凤阳，道凤阳，十年倒有九年荒。在那灰暗的日子里，知青不免也染上了戚容。每到年末，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一带的京沪铁路沿线，就都簇拥着表情凄慌的青年们，大包小包，里面装着秋收分得的旱地作物，落花生、芝麻、黄豆、山芋……带回家佐食拮据的餐桌。这些孩子，因涉世较早，就又多是顾家的。当火车鸣着汽笛驶进站，他们即刻抖擞起来，随着列车全速奔跑，一转眼，将车门全封住了。简直是个奇迹，从佳木斯，或者乌鲁木齐，抑或三棵树发出，早已超载的列车，停靠不过几分钟，人和包裹竟然都上去了。显然地，他们经过生存的争夺，变得强悍与粗粝。无论来自何种背景家庭，此时，他们都有了一股底层人的气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我以为淮北的那一群，就是知青社会的底层。

曾经有一回，我托一起在县里开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女生带东西回上海。这女生并不与我同校，也不在一个公社，她在知青中称得上率先人物，我与她谈不上有多么接近，但那时候就是这样，凡是知青总是一家亲、见面熟，托来托去是常有的事。我写信告诉家里她的名字和住址，我母亲便循了去取东西。到她家，她泡了一杯白糖水招待母亲，使我妈妈喜欢而且感动。我觉得，孙小琪就像那个泡糖开水招待同学家长的女生，是在那枯索乡村和县城荒漠的新开路上，还有气氛酷烈的京沪沿线，涌动着的青年中的一个。她在书中写的一些人和事，也就是在那既落魄又奋斗的表情底下的命运。

真是令人欣慰，走过如此荒凉的青春岁月，孙小琪还能有求学深造、事业有成、恋爱结婚、生儿育女的人生旅程，我不单是指时间的余裕和机会，还是指心劲。再有，孙小琪是一个基本保持对社会正面观念的人，在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辈，所受教育难免是教条的，她显然又不是那类社会适应不良症候群，而是与周遭环境相谐调的性格，经历过动荡颠倒的时日，人之常情竟然能够完好如初。书中写女儿的那一辑是最轻松可爱的一辑，读来十分有趣。小孩子的细枝末节，唯做母亲的才会有体察，并且视若珍宝，好比坊间说的“瘌痢头儿子自己好”。一旦写出来，就又不止是自己好，而是大家都可共享了。女儿托养在农家，那一派粗野的快乐；遭遇世事时自我解围的识相，又好笑又让人不忍；还有做母亲的心情，那被迫放下冗务，抱了女儿撑伞站在雨地看街景的一幕，当时是焦虑无奈，过后想来或许却是无比宽解，其间有一种静谧，只有天地小孩才会生出的。

这种幸免于泯灭的天性是来自对生活恒常性的清醒认识，还是女性更强大的或者说盲目的自然本能，无论天有理地有理到头来还是它对，也或许要归回个人的性格。我最喜欢的是书中那一篇“一盏灯，二两油”，一人独在异乡，去邮局领取家信，信中说的是妹妹病情，乏资又乏术，一个人再走过收过秋的田野回村，天色向晚，终于黑到底，所住茅屋里，有邻家的桂英等候，没有多话，一并熄灯就寝，诧异桂英的善解同时，孙小琪这么写道：“我也诧异于当时的我似乎经历了很多很多，竟然这么快就睡着了。”也许就是这，生命的原动力，在某些人身上虽然表现得不那么声色，可却十分结实可靠。它们常常是在潜伏的状态，甚至你会觉得它们缺乏自我意识，总是在观看别人的戏剧，慷慨地给出赞叹。事实上，就在这谦逊的“看”里面，蕴藏着极大的能动性，它可抛开自己，投向更远更大的目标，所以它才能看得到那么多的人和事。即便在身罹疾患的时候，孙小琪还能有余暇看周围，看见她的病友，“自己来”里那个“三床”，柔情似水，可也真是硬得起来，说她长得像邓丽君，我倒觉得像梅艳芳，《胭脂扣》里的，可与情人共赴黄泉结阴缘；又有些像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当断立断，一千年一万年都没走样的女人！还有“一二三”里的俞自由，又是淮北的知青，和“三床”的人生大相迥异，可最终也是一个女人的身子，挺到挺不住，大哭三声，再接着挺下去，那三声哭其实是三声笑，笑的变徵之声。相比这些性格，孙小琪自己的似乎平淡许多，可就在这淡定中，她也在经历着生活，这生活的光芒掩蔽在别人的辉煌里。就像她这个人，总是将自己隐匿在灯影中，灯下的人正因为有这样激赏的眼睛而越加丰姿绰约，最终呢，又被孙小琪的注视包揽，收入她宁静的怀中。

(此文为孙小琪散文集《心向远方》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