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事就需要花钱，这是经济学的常识。但是，过去人们一向认为，做土匪打劫是没本的买卖，只是风险大点，一旦失手，小命就丢了。再往前走一步，造反似乎也不需要钱，拉起队伍来，抢政权就是。抢得到就一本万利，抢不到，大家没饭吃，一哄而散。所以，像陈胜吴广干的事儿，一般也被视为没本的买卖。

孙中山的革命党，却不能像洪秀全那样，先打出旗号，再攻城拔寨，掳掠资财。他们的起义，有点像做生意，先筹集了本钱，买枪械，花钱偷运回来，还要花钱收买参加人员，从帮会到新军甚至防营，连起义骨干的活动经费，从交通住宿到吃饭的钱，都得事先准备好。好些革命党人比如孙中山，原本就是职业革命家，自己就要靠捐款养活，一会儿钱松，一会儿钱紧的。筹集一大笔造反经费，实在不容易。但凡党徒有产业的，多半保不住。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就因为支持弟弟革命破了家。而另一个革命富翁张静江，据说，他跟孙中山汇款的暗号，ABCDE分别代表1万，2万，3万，4万，5万。而孙中山动辄给他发一个C或者E，让他穷于应付。不过，革命党最大的财源，还是南洋。毕竟，革命党拉捐款，只能靠海外华人，而华人最多的地方，就是东南亚，欧洲和美国，要排在第二位。而同盟会中人，在海外资源最多，筹款能力最强的，还是孙中山。只有孙中山在海外华人中最有人脉。需要提一句的是，当年的捐款，不尽出于海外华人的革命觉悟。好些捐款，实际上是华人对革命的一点对赌投资。革命党人在拉捐助的时候，往往会许诺给捐款人一些革命成功后的官衔。当然，这些官衔，在革命成功后，绝大多数都没有可能兑现。

凡是涉及钱财，就难免有纠葛。口直心快的章太炎，因民报经费跟孙中山撕破脸皮大闹，背后实际上是部分来自东南和中部同盟会成员对孙中山长期的不满。在他们看来，把资金过多的投向孙中山的家乡两广一带，明显是出于地域的偏心。但是，考虑到资金的来源，孙中山大概也只能这样选择，毕竟，南洋的华人华侨，多半来自两广。如果能在广东占一块地方，也便于争取海外的援助。在孙中山眼里，像武汉这种四战之地，尤其是不能考虑的。所以，同盟会在章太炎事件之后，实际上处于部分的分裂状态。部分原光复会的成员，在东南地带自行其是。而来自中部的前华兴会成员，也自己做自己的。当然，他们就没法指望孙中山的筹款接济了。

1911年（辛亥年），革命党人策动了两次他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起义。一次是4月的广州起义，一次就是10月的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是场没钱的革命，起义前，当地的革命党人为了弄钱，什么招都想过试。最后弄到手的，还就是自己同志刘公借口捐官，从家里骗出来的5000元（原本是5000两银子，他的同志给他剩了一点），用这些钱从上海买了些手枪和子弹，在汉口租界设立了据点，买了好些旗帜，还刻了起义后的都督印。这些钱还剩多少，我不清楚，但真到了起义当口，由于据点暴露，手枪和旗帜并大印甚至没花完的钱，都丢给了清军。唯一起了作用的，就是从外面买来的少许子弹。这些子弹，在据点暴露前就偷偷带进了军营，由于新军子弹被控制，这点子弹最后在起义时，派了大用场。但是，起义者真正用来攻打总督府和其他据点的武器弹药，还都来自于楚望台军火库。可以说，即使刘公的5000元，也没有多少派了用场。基本上，武昌起义就是一场穷革命，没花钱的革命。可占了武汉之后，藩库里却有四千万元左右的银子。

然而，4月的广州起义，钱花得却非常多。 所需资金，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其中英属东印度（即今天的马来西亚），捐了5万；荷属东印度（印尼）5万，暹罗（缅甸）和安南（越南）各3万，剩下的1万大概来自美国。其中买枪械差不多花了6、7万，其余的用来招募人员，收买军队，再加上各项杂费开支，一共的花费，超过了预算4万， 前后共计耗费了17万多元。 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差不多是新军一个军两师一月的军饷了。广州起义，拉没有革命觉悟的军队，要收买。动员各地有革命觉悟的“先锋”，每个人的行旅、住店都得安排，每人的装备，得花钱买，动员的越多，花费就越多，按人头拨款。后来看革命党人的账目，每人帐下多少人，发多少钱，一清二楚。而在武昌起义中，士兵住的是军营，吃的是军粮，手里的家伙，是朝廷给的，只是不发子弹，需要从外面弄点。甚至连起义，最后都是自发的，领头人都没有一个，更不需要管领头人要钱。可是，我们知道，花了这么多钱（几乎耗尽了革命党的筹款能力）的广州起义，最后却一败涂地。好心人收了72具尸体，其实死的革命烈士，不止72位，钱，当然都打水漂了。

看来，造反能否成功，关键在形势，不在钱多钱少，形势比人强嘛。如果没有皇族内阁和朝廷收回路矿权的东风，武昌的革命，也未必能成功。自武昌起义之后，穷革命的模式开始复制，各地的起义，基本上都是没本的买卖，而且大多都获利甚丰。清朝新政其间各地攒了点银子，都留给革命党人花了。

原载于《看历史》2010年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