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已经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国有几个特大城市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即使将这些城市的流动人口也统计在内，它们的人均GDP也算得上中等发达了。在国际上，大城市的经济发展到这样程度时，都会出现人口由城市中心迁往边缘，由大城市迁往中小城市，由城市迁往乡村。但在中国，却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潮流，是什么原因呢？

前几年，我曾多次与博士生讨论过明清江南的一种现象——离职或退休官员、士大夫更喜欢住在小市镇或乡下，而不是在城里。

本来，隐居被士大夫当作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适应多种需要，如显示政治上的独立或不合作，表明自己已超凡脱俗，过安逸舒适的生活，享受优美的自然风光，以退为进待价而沽等等。但真正愿意与世隔绝，自己养活自己，过最简单生活的人实在太少，而有条件当人间活神仙的人也很有限，大多数人只是半隐不隐，时隐时现，既要有隐士的雅号，又舍不得离开人间烟火，于是就有了“小隐隐于山，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有说法。其实，很少有人不想大隐的，既当官又有隐士的雅称，享不尽当官的荣华富贵还能卖个乖，何乐而不为？可惜多数人没有资格隐在朝里，有当了官又被逐的，或者因种种原因光荣退休或离休，更多的是不得其门而入，根本进不了朝。既然如此，不如在市里安个家，生活便利，声色犬马齐全，还能混个中隐。所以，隐在何处，虽有主观选择，更多的还是客观条件。听说京中某文化人又在后面加上一句：“特隐隐于军”。原来他供职于军队文化部门，方有资格以“特隐”自居。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清江南的士大夫喜欢在乡，在镇，而不是在城。

士大夫大多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崇尚先天下之忧而忧，消息灵通，交通便利是基本条件。北宋的中高级官员在离职后，往往选择住地颍州（今安徽阜阳），除了当地有西湖风景外，主要原因是离首都开封不远。南宋的离退休官员喜欢住在杭州附近的城市，是同样道理。天然河道与人工运河构成了江南水网，成为无往不至、门对门的交通网络。私家船与船工对大多数士大夫家庭来说，算不上什么奢侈品。即使负担不起，几乎每个村落都会有商用的或公益性的船舶。通过水上交通，士大夫们无论从事政治、经济、社会、宗族、文化、学术、旅游等各类活动，都可来去自如。如果拥有豪华的大船，有些活动就能在船中或旅途中进行。江南城市与市镇密集，住得再偏僻，到附近的县城或市镇都不会很远。

由于商业、服务业发达，江南的市镇一般都相当繁华，往往不逊于县城，甚至可与府城比肩。所以市镇中的生活条件绝不会比县城、府城差，物价却比较便宜。由于交通便利，人口流动量大，市民阶层活跃，信息广，传播快。士大夫只要常在市镇，或布下耳目，天下大事、当地消息、逸事趣闻就在掌握之中。

明代以降，江南人口持续增长，平原水乡的人口密度已经很高，城市的地价、房价也越来越高。像苏州、扬州这样的城市中，已很难找到建造私家园林的空地。除非愿意耗费巨资，且有一定势力，方能通过购买废园旧房拆除重建，否则就得向城郊或城外发展。就是要住宽敞些的房子，或者新建住宅，市镇或乡村也往往是首选。

士大夫的主要财产是土地，或系祖产，或系自购。土地是公认的最合理、最可靠的财产——盗匪抢不走，火灾烧不了，洪水冲不掉，并且是“耕读传家”的物质基础。当然，经营或投资商业可能获得更加丰厚的利润，但有碍士大夫的声誉，即使做了也不能大张旗鼓。在自己的土地上建住宅园林，既能就近或就地经营土地，还有“躬耕”之乐。

在战乱中，区域政治中心如府城、县城很容易成为各方争夺或破坏的对象，难免不殃及无辜。商业发达的市镇也因其富裕而成为盗匪的目标。比较起来，乡村要安全得多。特别是处于水网深处的村落，常常是难民的乐土。在明清之际和太平天国期间，江南的城市、市镇备受摧残，甚至完全成为废墟和屠场，而逃往乡村者大多得以幸存。

可见，人往高处走，是千古不变的规律。在乡与在城相比，各方面都处于优势。对江南士大夫来说，高地不是在城，而是在镇、在乡，人往高处走理所当然。

那么今天的高地在哪里呢？显然还是在城，在城中心，而不是远郊、小城镇，更不是乡村。政府的公共资源往往还是投放在市中心，那里的生活质量比其他地方更高。例如，一些高污染的产业都已从市中心外迁，代之以大片绿地、广场、喷泉，而郊区却污水横流，废气充斥。城市与乡村之间不仅有物质上的差距，还有政策壁垒。例如，即使在同一行政区，城市与乡村之间也会实行不同政策，并且不能相互通用，而适用于城市的政策一般要比施行于乡村的政策更加优惠。而且，城乡之间仍然不具备双向流通的条件，由城迁乡易，由乡返城难。如果这些条件不改变，人均GDP再提高一倍，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在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