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有分寸感，是因为每个人的右耳上方接近太阳穴的位置，及时形成了一个“公正旁观者的声音”，对我们的每一行为都有所评论。

我们周围相当常见自闭症儿童——极少说话且恐惧社交，并且在大学校园里也相当常见患有社交恐惧症的高材生——儿童自闭症在青年时期的（有所缓解的）对应现象。何以如此？

总而言之，教养的最基础部分，形成于我们生命的早期，与我们的情感方式密切相关，是温暖的而非冷漠的知识，它让我们能够感受更私己和亲切的历史。家庭教育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教养的普遍缺失。

为了深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区分旨在传授知识的“教育”与旨在塑造行为的“教养”。

罗素把知识依照来源分为三类：其一，直接知识，由亲身体验所得；其二，间接知识，由他人转述所得；其三，内省知识，由反思前述两类知识所得。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依照长期记忆的特征，知识又可分为三类：其一，暖的知识，与场景记忆联系在一起，是我们“历史感”的基础，也因此被称为暖的记忆；其二，冷的知识，与语义记忆联系在一起。语义记忆普遍见于动物界，它使行为主体能够在一系列感官信号之间建立行为联系，典型地表现为语言交往并因此得名，与暖记忆相对而言，它被称为冷的记忆；其三，隐秘知识，与内隐记忆联系在一起。生命个体能够习得的知识，一般与基因表达方式很相近，绝大部分是以“身体”方式保存的，通常不被意识到，很难存取，故而被博兰尼名为隐秘知识。

教养不同于教育。前者更多的是暖的知识（场景记忆），而后者更多的是冷的知识（语义记忆）。暖的知识，绝大部分是在我们生命早期的家庭生活中形成的，与我们的情感方式密切相关。

社会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场景记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被这一任务激活的脑区与场景记忆的脑区几乎完全重合（首先是颞叶前端，尤其是右侧颞极，与前额叶交汇之处，其次是包括海马区在内的颞叶中回结构）。最近两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年轻女教授 Rebecca Saxe 研究发现：如果我们错过了3岁至5岁这一宝贵的“时间窗口”，统计而言，我们将无法形成关于他人判断的判断。如果不能形成他心理论脑机制（人类儿童在3～5岁期间形成的判断他人所信是否可信的脑机制），则任何一项可称为“社会认知”的任务，对行为主体而言就都是不可能的了。

暖的知识，要求“亲子教育”，尤其要求母亲的直接参与。形成他心理论脑机制的时间窗口——3岁至5岁，也是最依赖母亲的社会交往时期。最依赖母亲，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儿童的社会交往范围必须足够小，以致儿童不会因远离母亲照顾而产生恐惧感。很遗憾，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数据表明，超过一半的中国儿童是“隔代养育的”，虽然母亲的母亲有更多时间来照顾母亲的孩子，但统计而言她们只与孩子分享1/4的共同基因，于是决定性地不能如母亲那样激活孩子的情感脑区。

教养的基础内容，若按章炳麟先生《小学略说》阐述朱熹所信，是学习“洒扫、应对、进退”。此处可引述王应麟《三字经》注释如下：

“养正之谓何？谓能教也。人非圣人，岂能生知。非亲不育，非教弗成。有子而不教，则昧其天赋之良，悖理纵欲，日迁于不善矣。教之何如？古者，妇人有娠，坐不偏，卧不侧，立不跛倚，行不乱步，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不出乱言，不食邪味，常行忠孝友爱慈良之事，往往生子聪明，才智贤德过人：此未生之胎教也。子能食，教以右手；能言，勿使娇声；能行，使知四方上下；能揖，教以礼让尊亲；此阿保母氏之教也。至于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教之文，此父师之教也。”

据我观察，在“洒扫、应对、进退”这一类社交活动中，儿童学会的是一种“分寸感”，亦即斯密《道德情操论》表述的“合宜性”（古儒所谓“义”）——基于人类的同情共感能力而养成的关于想象中的一位公正旁观者对我在任一特定场合的行为是否恰当的判断的判断能力（基于我们判断他人所信是否可信的能力）。又基于脑科学家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之所以有分寸感，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右耳上方接近太阳穴的位置，及时形成了一个“公正旁观者的声音”，这声音在我们的每一行为中都有所评论，或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孟子所谓“良知”——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何以不虑而知？正是因为有了内置于右耳上方的“公正旁观者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