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个大市场。从我住的山上走下去五分钟，是所谓“街市”，相当于北京的“农贸市场”，只不过这里是双层的，楼下是刚收上来的青菜，刚卸了船的活鱼，楼上是大排档，现货现吃的热炒。相邻的街道，把口是中资的“南方国货”和美国牌子港人经营的“麦当劳”。沿街一直走，数不清的小商小店，服装海产电器古玩金饰居民楼旅行社影带出租股票代理，散步半个小时，就到“中环”了。这里的金融交易，每日转手动辄数十亿美元，每一个十字路口上的每一次红绿灯信号转换，都涌动着摩肩接踵的西服、短裙、公事包和耳坠。形容香港人的生活，一个字而已——忙，各人有各人的忙法。卖报纸的早上忙，开饭馆的晚上忙，办刊物的月初忙，大学生期末忙，老百姓平常忙，庙里的和尚礼拜天忙，社会名流忙于应酬，女士们忙于跟潮流，没有钱的为利忙，有了钱的为身后事忙。在这个“大市场”里住了近五年的我，现在终于开始忙了。我忙着为我以前从不着忙的生计设想我“烦忙”的存在方式——我失业了。

我将告别香港，轻轻地，离开这个原本没有一片云是属于我的地方。

市场和分工哪个先出现，我没有历史地研究过。在蚂蚁和蜜蜂的社会中我们看到分工而没有看到市场，所以从进化论推断，我们人类社会的市场一定出现在分工之后。更进一步说，当分工扩展到由血缘关系协调的范围之外时，它找到了市场这个协调手段。以此来诠释哈耶克的思想，我可以说，市场是社会分工的扩展秩序。但是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由这种扩展造成的巨大差异了。

当商品是由血缘关系协调下的分工生产出来的时候，交换的双方首先了解和熟悉的是生产者，然后才是产品。在决定家族内部谁应当生产什么的时候，人们根据他们所了解的人的特点安排商品的生产。产品的质量是由人的质量得到保证的。当分工超出了家族和乡土联系的时候，人们不再能够或不再可能了解每一商品的生产者，人们能够做到的充其量是通过商品的效用了解它的生产者。不是吗？我们在尊重比尔·盖茨之前，更确切地说(如果你从没见过他)，是在尊重这个名字之前，我们已经尊重了计算机的功用，计算机“视窗”，以及他所代表的整个软件王国的权威；我们在尊重克林顿总统之前，已经对美国的力量表示了尊重；我们在尊重麦克·杰克逊之前，不管欣赏不欣赏他的歌，已经对关于他的广告的那种铺天盖地的性质表示了尊重。对于更复杂的商品服务，我们作为消费者就连通过商品效用去了解商品和商品生产者也不可能了，我们必须通过专家或听取专家的话语才能判断一种商品的效用，从而才建立我们对这种商品(和它的生产者)的尊敬。再进一步，我们甚至不知道谁是专家，或谁是具有可以信任的资格的专家，来告诉我们某种商品的质量。于是专家们必须贴上让人认为可以信任的“标签”，例如著名学府的文凭，著名导师的弟子，著名刊物文章的作者，等等。最后的问题是，我们甚至根本不认识和不能理解那些著名学术天平上摆着的“符号”，那些语言是专家的语言。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对别人的知识表示尊重(否则社会就瓦解了)，但我们不知道那些知识是怎么回事(否则分工就没有意义了)。

在各种专业里面，事情也开始起变化。一些人成了收集数据的专家，对他们数据的需求规模越大，他们的生活就越好。另一些人成了制造模型的专家，他们想象出来的各色各样的因果关系越多，他们的模型就越需要抽象，他们就越要变成数学家或符号专家，世界上有一些地方是专门养活这类专家的，例如五十年代的芝加哥大学和现在的哈佛大学。每一个细小的专业里都有几个“公认”的权威，他们负责给资历浅的专家贴标签，好让市场认得。这样节约了我们普通人大量的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时间(成本)，社会进步了。当社会进步时，那个造成这种进步的制度，象所有生命体一样，就获得了复制自身的能力。“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它要把所有的人都卷进去，让所有的人都参与不断降低商品成本的竞争和献身给层出不穷的创新浪潮。“资本主义的每一个进步同时又是一种退步”。先是工业品便宜了，因为大规模机器的使用；然后是农产品便宜了，因为大规模农场和服务体系的建立；最后是知识便宜了，因为成批生产出来的大学生和博士，还有按着同一尺寸裁剪的教授，服从统一标签的专家，和认购这些标签的社会。

当香港变得富裕起来时，造成这种富裕的制度也开始复制自身。香港大学的经费不再像政府福利事业费或任何非盈利机构的捐款那样源源不断而且不计较回报率了，现在公立大学和各个院系的经费必须按照注册学生的人数发放，按照私有制的方法分配资源。这种压力之大，就连一心想把香港大学经济系办成芝大经济系的张五常，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食人间烟火”，不仅力排既得利益集团之议，把经济学院改成了“经济金融学院”，而且现在每次开会必讲注册学生数，发表文章数，办公室面积或教职员名额等等数字问题了。“标签”，必须找到社会承认的标签。经济学是西学，香港社会承认的经济学专家的标签必须是“西方的”，必须是经西方著名刊物或著名导师注过册的，必须是能够与西方学术制度沟通的。因此，这里需要的教师，正如张五常近来强调的，要么是讲课的能手，动辄几百人听课；要么是发表文章的能手，在西方专业刊物上博取功名。只有这两种广告标签能吸引香港学生，能为大学带来经费。

做了多年“市场经济”的辩护士，凭我对市场的理解，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市场不再需要我。要我干什么呢？我讲的课学生勉强听懂或听不懂；我写的文章从来不是用外文发表的；我受的教育大多是在图书馆里完成的，没有名师或名校的招牌，也不可能凭我默默无闻的“名气”推荐学生去西方的名校或名师那里深造。了解我的人帮不上忙(因为这是制度和规则问题)，不了解我的人没有任何标签可以借助来了解我。一个没有站稳脚跟的市场经济也许需要我，因为我的辩护帮助它营造它自己的意识形态。一个如香港这样成熟了的市场经济不需要我，它不要任何人为它说话，它只让钱说话——“money　talks”。

市场的原则是“平等”，它只见物，不见人，它不能容忍那个平等竞争的外在同一的尺度遭到破坏，它要求每个人在有权利追求自由之前，完成自我异化的苦役。我们应当赞颂市场的原则，靠了这个原则，分工得以冲破“家”的束约，物质财富的源泉有可能极大地涌流，我们的子孙有可能挣脱分工的奴役。有过一些时候，我怀疑我的信念是否虚幻：当我们的子孙过着我们难以企及的丰裕日子时，他们的物质欲望会不会以我们同样难以企及的程度压迫着他们的精神追求呢？诗，如果被遗忘得太久，会不会就象打火石或顶针，永远丢失了呢？

笛卡尔在《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中说，探求知识的第一件事便是要认识到我们心灵的性质最适于从整体上把握知识。他批评那种认为单独在一个方向上探索知识可以增进我们心灵的智慧的观点，他坚决认为知识开启心灵的唯一途径是让心灵在各个方向上探索，因为任何一部分知识都需要其他部分知识的配合才能得到透彻的理解。我把知识的这种逻辑结构称为知识论第一原则，并据以建立我自己的“后制度经济学(post-institutional　economics)”，以区别于“老的(old-)”，“新的(new-)”，和“新后的(neo-)”制度经济学。

笛卡尔的原则并没有被所有的现代人遗忘。在与经济学相邻的历史学或社会学领域里，我们不时可以看到理论整合的努力，而每一次这样的努力总跟随着理论的分化和进步，然后是另一次的整合。只有经济学，以其惯常的“帝国主义态度”对待所有其他的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时时打算以它严整的原理去整合那些已经被后现代和批判思维搞得七零八落不成体系的观念和思路。难道经济学真的没有危机？真的不需要哪怕是瞟一眼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正在全力应付的“现代性”的挑战？

对经济学的批评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经济决策者们，他们一直在抱怨经济学家的可怜的预测能力，他们说经济预测的准确性象天气预测一样吃不准，他们甚至发现经济预测与现实经济的负相关性(不过若果真如此，经济学家会非常满意的，因为那意味着高度的准确)。另一方面的批评来自理论经济学内部。那些被请去参加撰写英国《经济学杂志》两百周年纪念与预测下一世纪经济学发展方向的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们，让人惊讶地发现，他们都觉得目前经济学的方向基本是错的。我记得当我一九九○年见到这些文章时，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对经济学家滥用数学工具的抨击，我很幸运和难得地不在此列。在我看来，这两方面的批评说的是同一件事那就是经济学理论已经基本上脱离了现实世界问题。经济学刊物上的文章大多是研究经济学学术传统内部创造出来的问题(这也是与冯·诺意曼合写《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摩根斯坦的看法)。我的一位资深同事有一次对我感慨说，经济学迟早会被金融学取代，因为经济学越来越没有用处！

一个没有内部紧张(tension)的学科，其危机必定是深重的，其命运必定是最值得担心的。经济学内部曾经有过“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曾经有过“两个剑桥之争”(围绕资本理论)，曾经有过“货币理论”之争，那是几个大师辈出的时代。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合理预期”学派只是佛里德曼对“凯恩斯革命”反击的回声)，二十年了，有谁能指出类似的意义重大的论争吗？我不知道经济学前途如何，但我从来不相信它是健全的，从我做学生的那一年起。它的病态首先表现在没有人“分工”做理论综合的工作，所以就没有人能够向希尔伯特那样提出后来指导了整个二十世纪数学发展的那些重要的“希尔伯特问题”。据说(一位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教授说)芝加哥学派认为：经济学基本的理论已经由亚当·斯密在二百年前建立了，我们后人的唯一任务就是把它修补得更完善并且推广它在实际中的应用。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对的。因为理论体系的危机只发生在当它无法解释某种意义重大的事件时。二百多年来，市场经济基本上运转正常，经济学家看不到重新构造理论体系的必要性。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在预测未来的意义上，经济学的危机已经发生了，从穆斯(John　Muth)和鲁卡斯(Robert　Lucas)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提出“理性预期”问题开始(他们不久就意识到经济学对“理性”的理解是成问题的)，从博弈论学家，在夏仙义(JohnHarsanyi)提出解决办法之前，面对不完全信息博弈不知所措开始，从阿罗(Kennith　Arrow)证明，在相当苛刻的假设下，集体选择不可能是理性的时候开始。几乎所有非经济学家都看到，西方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不妨叫做“后工业社会”的时代，那里的人们(有能力)厌烦大工业规律那种渗透一切的如卓别林《摩登时代》所塑造的异己力量。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已经为我们勾勒了那个时代的一些基本冲突。(《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一九八九年，以及赵一凡译序)不仅如此，当非经济学家们忙着构想他们解决那个新时代的基本冲突的途径时(例如哈贝玛斯)，我们经济学家仍然经验地和谦卑地坚持“哲学的任务是解释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可是经济学家不愿意正视的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解释”正在多样化，从而人们相信什么样的解释正在不可避免地受到人们价值判断的影响。换句话说，基于“理性人”博弈假设的经济学将要面对的第一个危机是：均衡的基础是什么？经济理论的发展正在显示这样一种逻辑，先是人们意识到做为工具的“理性假设”可以把研究“物竞天择”的演化过程转变成研究静态的均衡和均衡之间的比较静态分析(这是阿尔佛莱德·马歇尔首先注意到的)，然后人们意识到必须推行彻底的理性假设才能够避免发生逻辑上的矛盾(“合理预期”学派早期的发展)，再后来人们发现，必须以博弈模型取代一切传统的经济学模型(这是“合理预期”运动强调经济行为人之间通过相互猜测进行决策的结果)，这就是目前(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学正在经历的事，在经济学的一切领域里，博弈论开始重写经济学(一九九四年博弈论和一九九五年“合理预期”学派分别得到年度诺贝尔奖只是整个事件的脚注)。最后，我认为逻辑的发展，就是人们会意识到博弈均衡的基础其实有赖于参与博弈的人们的信息结构和这些人对所占有的信息的“解释”——我称之为“知识结构”。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我想，经济学的另一次革命就降临了。那时经济学家将不得不重新学习，向所有现在的非经济学家学习，什么是“理性”，什么是“理解”，什么是“意义”，以及什么是“传统”。

我曾经努力过，努力理解全部经济学思想，以及和它相邻相关的领域内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的事件。我知道了经济学的好与不好。七年前我的博士导师(Burnham　Campbell，　他已经去世了)警告过我，不要试图重写经济学。当然，我的努力还没有任何结果——也许永远没有结果。“我探索过，我失败了，但我探索过了。”

我走了，平静地。在我书包里的一张纸上，写着系主任同意评审委员会辞退我的理由：“(1)没有英文论文发表。因为研究领域太广泛。(2)没有管理方面的贡献，虽然人品上乘。(3)没有特殊的讲课才能，虽然开过许多不同的课。”他不忘记加上他个人的评语：“此人集智慧，学术训练和对现实世界问题的关心于一身，这在目前经济学家里实在难得……”我还没有找到前途——是去为一个也许需要我为之鼓吹的立足未稳的市场鼓吹呢？还是离开市场，去到遥远的异乡面对一片大海，一个寂寞和属于自己的世界？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1996年4月号《读书》杂志P55－61页，署名为“丁定”。此文是汪丁丁在被香港大学经济系辞退后的所思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