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现代著名思想家兼散文大师罗扎洛夫因才情横溢、哲思锐利而被誉为“俄罗斯的尼采”。我不知罗扎洛夫本人要是听到这种赞誉高兴还是不高兴，不过，这种“命名法”本身倒有点意思：尼采本人成了一种评价尺度。这位因倡导“重估一切价值”而著称的日耳曼哲学家自己又变成了一种价值，这价值不管被后人如何用作尺规去评价别的什么，或如何被给予极高的评价，都无法逃脱尼采自己规定了的被“重估”的命运。
自本世纪初，“重估”尼采的大师代不乏人。在世纪初有俄罗斯的舍斯托夫，在世纪中，有日耳曼的海德格尔，在当今，则有法兰西的德娄滋。然而，无论这些“重估”的结论如何，我们不难发现，尼采绝非施蒂纳鼓吹的“唯一者”：不仅俄罗斯有他们的“尼采”——而且不止一位，法兰西有他们的“尼采”，就连中国也有我们的“尼采”。相反，不管在日耳曼还是法兰西，或者在中国，则没有他们的舍斯托夫，在俄罗斯、法兰西或中国，也没有他们的海德格尔……看来，尼采不过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声调罢了。
尼采更以宣称“上帝死了”而闻名于世，这句已蜕变为口号的话如今为人们经常信口引证。不过，又有多少人真正探究过尼采这句话背后所暗藏着的东西呢？按照海德格尔，尼采的这句话背后隐藏着形而上学问题；在舍斯托夫看来，尼采为了实现理性的要求而杀死上帝，为了虚无而牺牲上帝，不过表明尼采在存在的恐怖面前，最终拜倒在由形而上学所提供的至高的终极真理面前——由于这种真理授权理性判断侵犯人的一切最宝贵、最神圣的东西，尼采也就发誓要去热爱具有一切冷酷无情和残忍的命运(amor
fati)，而不愿象历史上少有的几个人那样，去开始进行一场伟大的终极斗争，以接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真理。
自从尼采以来，“虚无”这个词已变得相当时髦。在不少人看来，尼采的虚无主义是积极的，因为，以往人们靠相信虚构的上帝而活着，如今，尼采则劝导人们，为了忍受没有上帝的虚无必须成为超人，以实现根本的“强力意志”。
把上帝的存在判为虚构，这本身就可能是理性的虚构，信赖上帝乃是得自于启示的力量。舍斯托夫指出：只要我们信赖理性和由它带来的知识，虚无和必然性的权力就由明证性来保障，人们也就不敢去征服这些明证性。启示之所以是启示，正因为它与一切明证性背道而驰，并启示我们，上帝是万能的天父。假如人能使圣经的真理即使实现于刹那，理性就立刻失去自立权。然而，最伟大之谜和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正在于这个如此异于我们意识的“假如”。①因为，人们总是信赖自己的理性远甚于信赖上帝。
中国精神讲成仁得道，西方精神讲追求真理。但在西方精神中，最终的至高真理有两个，一个是形而上学的理性的至高真理，一个是创造了人并赐福于人的活着的神圣天父的真理。从西方思想史来看，这两种真理经常奇妙地融合在一起。但舍斯托夫坚持认为，这两种真理是不相容的，因为，前一种真理是从明证的理性中去寻求，后一种真理则是从“荒谬”中去寻求，更进一步说，前一种真理来自雅典智者的惊讶，后一种真理则源于圣经中的先知们睁着眼站在存在的恐怖前面向创世主求告时的眼泪。创世主——可爱的上帝向发自深渊的呼告允诺，要把每一滴眼泪都揩掉，对理性思辨来说，这种诺言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希望都是荒谬的不可能，但圣经中的先知们却以生活中的巨大苦难作为反对理由，去反抗理性立下的“不可能”的法则。舍斯托夫坚决主张，约伯的真理比柏拉图或黑格尔的真理更令人信服，因为，当绝望向形而上学大师们提出由悲哀和诅咒构成的问题时，思辨的理解能给人什么呢？
舍斯托夫(LevShestov)于一八六六年出生在俄国基辅，有犹太血统，早年毕业于基辅大学，其毕生的学术创作都集中于猛烈抨击传统形而上学和追寻圣经中全能的上帝。十月革命之后，舍斯托夫被迫流亡巴黎，成为二——三十年代俄国流亡文化的杰出代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正值他最重要的压卷之作《雅典与耶路撒冷》(Athensand jerusalem)问世之际，这位俄罗斯的儿子客死异乡巴黎。
舍斯托夫的求学时代，恰是俄国的社会和文化发生大变革的时代，西方近代理性主义思潮涌入俄土，与俄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尖锐的碰撞。公元九世纪，俄国基辅女大公爵奥尔茄接受了基督信仰，随后，俄国接纳了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希腊东方正教。中世纪末期，君士坦丁堡沦入回教徒之手后，俄国教会便挺身捍卫东方基督教的真理，主动负起保存基督真传的责任，继续与西方基督教分庭抗礼，坚持宗教热情的首要性，反对西方教会偏重理性，这就是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近代思潮涌入以后，无神论、虚无主义开始在俄国泛滥(巴枯宁、克鲁泡特金、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俄国宗教思想家们认为，这是西方基督教理性化的后果，因此，必须坚持反对理性形而上学，坚持以整个生命存在去体悟神性的真理的道路。舍斯托夫的思想正是在当时俄国反抗虚无主义的斗争的背景下出现的。
舍斯托夫自述，是莎士比亚的那句阴郁的“这时代纷乱无绪”的话把他引入了哲学，他带着“我们怎么办，我们能做什么”的问题，满怀热情地转向康德，但他发现康德以及其前人和后人不仅不回答他的问题，反而掩盖问题，以形而上学的普遍性、必然性来哄骗处身于分裂、困惑、矛盾和不幸中的个人，以理性的安慰和平静去掩盖个体切实感受到的生存的痛苦和怀疑。从此，他毅然转向真理的另一个不同的来源一一圣经，决心与哭喊的先知和使徒们为伍。②因为，从圣经中舍斯托夫领悟到，理性知识所提供的真理被人类的苦难征服了，真实的至高真理乃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真理，对于这种真理，人类的眼泪比形而上学所揭示的必然性更有力。由此，舍斯托夫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面临经验存在的恐怖时，我们是跟着希腊的智者们呢，还是跟着约伯和先知者？
理性与启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大难题。源于雅典的理性真理和源于耶路撒冷的启示真理，在西方思想史上实在可谓“对立的统一”。一方面，基督宗教在理论形态上的确立和扩展，没有希腊理性主义几乎是难以设想的，基督教思想史上起支配作用的奥古斯丁主义和阿奎那主义就是无庸多加说明的例证。另一方面，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传统，又总是一再暗中勾销神性的真理，坚持理性明证的最高权威，把启示判为迷信，把圣经贬为粗陋的神话。用舍斯托夫的话说，从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以至胡塞尔的哲学传统，坚持要耶路撒冷向雅典谢恩求拜，坚持启示的真理没有理性明证的批准就是妄念。这些理性哲学家和知识论的大师们，总是以研究垂直线、平面和圆时所持有的冷漠与平静来研究约伯式的痛苦和喊叫，他们只习惯于从意识的直接材料中去寻求真理，然而，由此理性思辨寻求到的普遍必然的真理，就是摆脱上帝。
舍斯托夫对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式的调和圣经启示与希腊哲学的理性真理的做法颇有微辞，对坚持推进理性真理的形而上学更是拚死反驳，坚决反对任何借助希腊理性的合理原则来解释圣经的企图。在他看来，把任何东西摆在上帝之上的一切企图，无论是观念的，还是物质的，最终都引向一片荒凉和虚无。
舍斯托夫的立场当然显得偏激，但是，在西方思想史上，舍斯托夫绝非孤家寡人。远自德尔图良、圣彼得·达米安、马丁·路德、帕斯卡尔，近至克尔凯戈尔、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舍斯托夫的同路人，在启示与理性的张力中，他们从古至今构成了另一条思想路线：即坚决维护圣经真理，拒斥希腊哲学的理性智慧，主张不寻求理性证明、也不可能得到理性证明的信仰——圣经的信仰，才是真理的来源。
舍斯托夫在诸多方面(尤其是信念的彻底性和著作的风格方面)都让人想起二世纪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德尔图良宣称，真理在圣经之中，除此而外无真理可言，哲学家的思想渊源于魔鬼，雅典与耶路撒冷没有任何关系。在舍斯托夫的著作中，人们不仅能一再读到这些主张，而且，就文笔的犀利、尖刻、激烈、迫人而言，舍斯托夫比德尔图良这位即使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席之地的大师也毫不逊色。不妨说，舍斯托夫乃是二十世纪的德尔图良。
德尔图良的护教著作《论基督的肉体》中有一段世传不衰的诤言：
Crucifixus est Dei filius；non pudet，quia pudendum est.Et mortuus est Dei filius；Prorsuseredibile quia neptumest.Et sepultus ressurexit；certum est，quia impossible.(上帝之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并不因此乃耻辱而感羞愧；上帝之子死了，虽荒谬却因此而可信。埋葬后又复活，虽不可能却因此而是肯定的。)
舍斯托夫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终极真理就在这声音之中，真理之所以为真理，就因为它的手脚被钉在十字架上。
按照舍斯托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真理意味着，对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上帝丝毫不会顾及人的理性和道德；在十字架上所显示出来的真理表明，在上帝的爱中才有一切事物的原则、来源和根本，上帝不仅揩掉每一滴眼泪，而且给人吃生命之树的果实，上帝即意味着没有恶，只有原初的将是和天堂的至善。因此，十字架上的真理是直接关涉人的生命和死亡、渺小和伟大、罪孽和救赎、梦魔和自由、呻吟和悲叹的真理，它最终给予人的是上帝允诺的希望和爱——上帝的独生子惨死在十字架上了，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表明，在上帝眼里，人类的苦难和眼泪比什么都要沉重。
从十字架上显示的真理是活生生的真理，而非抽象的观念，因为它标明，爱才是生活的法则，这个法则是活着的上帝给予的；十字架上的上帝之子的受难是上帝的救赎之爱战胜现实的罪恶和冷酷无情的明证。
然而，恰恰是这样一种关心活着的人的真理，却被人们的脑袋判为荒谬和不可能。
舍斯托夫和他的前辈们一样，坚决声称，正因为荒谬才可信，正因为不可能才肯定。人的自然理性至今对这种断言嗤之以鼻。舍斯托夫和他的前辈们都充分认识到，争取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乃是一场疯狂的斗争——以眼泪、呻吟和诅咒为代价的斗争。按照圣经，这种争取可能的疯狂斗争就是信仰。相信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真理，对于这个世界的法则来说就是荒谬。然而，对于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消息来说，这种荒谬就最为可信。
舍斯托夫认为，形而上学的知识理性把十字架上的真理判为荒谬就是罪，这是圣经创世记的叙述所指明了的。这种罪源于知识树对生命之树的果实的剥夺，它把人引向虚无，使虚无成为必然性，必然性的真理知识进而又扭曲人的意识，使人的意识屈从于有限的可能性，判定神圣的救赎之爱为不可能。虚无和必然性的真理最终不过要让有限的可能性来决定和支配人的尘世生活和命运。一旦人们听命于这不可能性，在舍斯托夫看来，就是堕落。
罪不是恶，因此，罪的对立面就不是善，而是credo(我信)。这不顾惜一切的被理性判为荒谬的我信，才使人获得而非弃绝一切神圣的和珍贵的东西。“只有符合圣经的信仰，争取不可能的疯狂斗争的信仰，才能推倒我们身上漫无节制的原罪的重负，让我们重新直腰站起来。……信仰不是对我们所闻、所见、所学的东西的信赖。信仰是思辨哲学无从知晓也无法具有的思维之新的一维，它敞开了通向拥有尘世间存在的一切的创世主的道路，敞开了通向一切可能性之本源的道路，敞开了通向那个对他来说在可能和不可能之间不存在界限之人的道路。”③
可是，反对理性去信仰，必然遭受痛苦，因为，走向我信，就不能得到哲学家们所允诺的精神上的平静、快乐和泰然。舍斯托夫称形而上学的安慰为廉价的安慰。在他看来，哲学家尼采曾以青春的热情反抗过形而上学，但他终于没有抵住形而上学的诱惑，转而对形而上学的理性寄以无限信任，用追求强力意志去换取对必然性的听命，放弃争取可能性的斗争，而且引以为豪。
不仅如此，尼采还掩耳盗铃，把对上帝的信仰判为廉价的安慰。事实上，约伯的信仰、雅各的信仰、亚伯拉罕和耶利米的信仰均已表明，信仰代价过高，因为它甚至要粉碎被视为我们人的一切基础的东西。所以，舍斯托夫说，只有陷于绝望的人才能凝视十字架上的真理，因为他摆脱了人的理性知识的支撑，不顺从时代精神、历史法则以及任何现实原则。
人信赖上帝，不是证明上帝。上帝根本无需人的证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表明，上帝主动降身，甘愿与深渊中的、浸泡在眼泪和苦难中的人在一起。这位上帝太悲惨了，我们的不幸和自然法则的摧残与他有何相干呢？他为我们牺牲自己的儿子，我们还不会感激他哩。这位悲惨的上帝竟不顾“因为是事实，所以不可能”的现实历史法则，非把神圣的爱和祝福送给不要上帝的人。
舍斯托夫主张，在人的理性以为是可耻的地方，就不需要害羞，在人的理性断定是无法理解的地方，就需要期待真理，在人的理性看到完全没有可能的地方，才会存在最高的关怀着人的存在的真理。这一见解可以说是对前引德尔图良的话的脚注。舍斯托夫拚命反对理性，并非表明他是一般所谓的蒙昧主义者。反抗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反对把圣经的真理变换成形而上学的真理，不过是神学与哲学的原始对抗的现代发展。对于舍斯托夫来说，不可掩盖、也不可逃避的存在深渊与救世主的关系，是神学的真正主题。不仅是杰出的宗教思想家，而且也是本世纪杰出的文学批评家的舍斯托夫，在其早年研究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的一段话，可以看作是他的全部思想的写照。这段话是对陷入理性犯罪的不幸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评说：
拉斯柯尔尼科夫竭力把自己的目光扭转过来，凝视索妮娅赖以活下去的那些希望。……他努力在记忆中重新唤起对福音书的理解，这种对福音书的理解以念及个人的悲苦无异于一个自我主义者为假托接受了一个孤傲的被毁灭了的人的祈祷和希望；他知道，在这里，上帝会听到他的恸哭，他不再被吊在观念的刑具上受酷刑；他会获许去讲述自己完整、可怕的、暗藏着的真实，这种真实使他接近上帝的世界。然而，他只能从索妮娅读的福音书
中期待到这一切，索妮娅的福音书才是迄今未被科学和道德形而
上学割裂和篡改的福音书。④
屈从于形而上学的理性法则之后的尼采，最终只看到虚无，进而用强力意志的原初法则来掩盖内心的恐惧。看到虚无的必然性并不难，难的是在与虚无的必然性的斗争中与上帝相遇，进而信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与一切自然理性和道德规律相违的救赎的真理。所以，人们可以找到更多的尼采，却只能发现更少的舍斯托夫。
(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董友、徐荣庆等译；舍斯托夫：《悲剧哲学》，刘小枫、苏克译。均收入“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三联书店即出)
① Chestov：《Kierkegaard et la philosophie
existentielle》(克尔凯戈尔与存在哲学)，Paris，1936，第VII节。
②参阅舍斯托夫：《纪念伟大的哲学家爱德曼·胡塞尔》，见《哲学译丛》一九六三年第十期，第49页。
③ 同前，引论。
④ Shestov：The Philosophy ofTragedy(悲剧哲学)，Ohio Uni.Press，1969，第227页。
原载于《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