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宝成校长认为，国学教育与研究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对国学的质疑似乎有点大逆不道。他颇为自信地把这些质疑概括为三种：一是“数典忘祖”的否定论，二是“杞人忧天”的怀疑论，三是“抱残守缺”的机械论。（见《人民日报》10月19日第12版）三板斧挥出，似乎国学的怀疑论者们就会作鸟兽散了，“国学”怀疑论就被打倒了，“国学家”们也似乎旗开得胜，可以班师还朝了。可惜，这不过“国学家”们的一厢情愿而已。
否定国学就是“数典忘祖”吗？恐怕不然。毫无疑问，所谓国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如果不是封建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不是王权专制主义的主要象征，那会是什么呢？难道不成，2000年封建时代积淀的文化，反倒是民主的、自由的不成？那我们该如何来解读“五四”运动？是不是要把李大钊、陈独秀等等都冠以“数典忘祖”的罪名呢？所以，纪宝成校长虽然批了某些人“数典忘祖”，但却没有批臭、批透，让人实在找不出所谓国学与近现代的民主自由意识不相悖、不值得批判的理由。
怀疑国学就是“杞人忧天”吗？所谓国学，确实“可能有”合理积极的内涵，例如，如果像有的学者那样把“国学”定位为“古典学”的话，那确实不妨研究园林、围棋等这些现代文史哲学科可能还无暇涉及的领域，发现其中的“文化”，也许能发现不少趣味，说不定还能再写一本《锦灰堆》。但是，价值观确然是不能错位的。如果把国学定位为要继承的传统文化，那么，它就不是形式，而是精神，是价值观。国学一旦定位于此，那，“它”“毕竟”就“是封建时代遗存下来的意识形态”，其可取之处何在？即便是我们从文明角度可以为之骄傲和自豪的长城、故宫，如果从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文化角度分析，还不是反映了君尊民轻乃至封闭保守的传统观念？
反对设立国学学科就是 “抱残守缺”吗？恐怕也不尽然。国学，如果我们真的把它当作学科来建设，那首先必须要问：第一，要研究什么？第二，怎么研究？这难道不是最基本的吗？学科建设，要有既定内涵和方法论，这是常识。即便是在古代，其实多数人也不可能通吃人文、史、哲，也有“小学”和“大学”的分别，也有经、史、子、集的分类。国学经典《周易》不也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古人都知道术业有专攻，难道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我们反要以混沌的方法对待学科建设吗？方法论的问题和研究对象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国学固然可以研究，但显然不可能是一个学科。
纪宝成校长说，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有时代的局限，但绝对不是只有所谓的专制主义、王权主义。否则，就无法想象有孟子这样“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历经千年而脍炙人口，有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戴震《原善》这样充满民本精神、民主色彩的著述流芳百世而振聋发聩！诚然如此。中国古代哲人的言论有不少“振聋发聩”之处。但，这通过历史学的研究和分析就能发现，不必劳甚至都不知道要研究什么的“国学”的大驾。另外，即便不去争论孟子语录的语境和儒家文化的价值观问题，我们只请国学家们按照自己的标准，从价值观和思想史角度，把《四库全书》中“振聋发聩”的那部分找出来，和不“振聋发聩”、甚至令人颟顸昏聩的部分找出来作个比较，恐怕就会发现传统文化的奥妙了。是振聋发聩的多，还是封建专制的多？多、少既定，我们该如何按照量变质变的原理给其进行定性呢？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理论，之所以能在中国扎根、发展，真的是因为“可能性之一就是契合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不少重要的思想资源”。但这只是可能而已。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有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都在发展和变革，有的甚至还有不少具有实践意义的尝试，他们又都契合了什么文化呢？例如，美国、法国、日本、越南、古巴？显然，有些人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门实践的科学。而如果我们承认传统文化中缺乏民主和科学精神，那么，如果真的契合了这种传统文化，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必将缺乏民主和科学，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真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吗？
纪宝成校长说：研究国学、重振国学，能有效改变当前学科、专业划分过细，壁垒森严，知识结构单一的现象，恢复人文学术融会贯通的传统，探索新型学科制度和人才培养制度。诚然，学科壁垒确实带来了人才培养上的问题。但如果认真研究学科分类，就会知道，学科分类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教育需要通识化，那是为了给还未定型的少年们提供更多做梦的机会；但学术却需要专业化：为的是业精于专，从而不断深化学术研究。这两个问题，岂能混为一谈？学科建设如果不按科学规律办事，壁垒貌似被打破了，甚至一时也可能会开出貌似灿烂的花朵，但在学术上一定会结出半生不熟的果实：因为没有人会什么都懂。稍微了解点学术史就会知道，在中国古代也有经学家和小学家的区别，不是都是什么通才。而随着科学（包括社会科学）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中西兼顾、文理皆通的类似达•芬奇式的“大家”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
显而易见，对国学的质疑，其出发点并不是对于国学的“恶意抹杀”或者“善意疑虑”，也不是拘泥于学理分析的“自我设限”。质疑国学恰恰是秉持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精神，本着科学的认识，对那些对传统文化食古不化的个别人的正确态度。至于所谓国学本身，根本不值得“恶意抹杀”——毕竟，如果所谓国学真的有生命力，谁又能轻易抹煞呢？更没有人反对你研究自己认为的国学。
归根结底，眼中所见的所谓“国学”不过是想借传统文化的“尸”，还传统思想的“魂”罢了。如果不是出于这个目的，大可以大大方方研究中国古典文化，也不会有人在意什么非要创设一个劳什子“国学”学科。而把传统文化作为历史遗产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历史进程自“五四”时就已经开始，那正是现代历史学的历史性任务，又何须画蛇添足，凭空搞一个什么国学？
当然，我们也许不得不回答“国学”家的提问：中国的文化之根、民族之魂是什么？我想，与抱着传统不放恰恰相反的是，中国的文化精神恰恰是敢于自我批判，敢于革命。封建时代如此，孙中山时代如此，“五四”如此，改革开放还是如此。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位时代伟人，无不如此。还记得孙中山讲过：“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吗？还记得毛泽东那句著名语录“造反有理”吗？还记得邓小平讲的“改革就是一场革命”吗？中国文化能不能以革命的态度尽快完成向现代化的转型，能不能真正做到海纳百川，关系到今后一个世纪甚至更久远的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不察。固守所谓“国学”，恐怕才是真正的抱残守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