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失败后，出现了1959～1961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大幅度下降，全国粮食产量由1958年的4000亿斤，下降到1959年的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低于1951年产量，1961年略有回升仍只有2950亿斤。［1］粮食、食油、肉蛋等供应持续极度紧张，形成了全国性饥荒。严重的局势教育了全党。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组织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深入农村，向基层干部和农民宣读、解释，同他们一道为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扭转困难形势而奋斗。同时，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救灾措施。

（一）紧急调运和进口粮食，应对粮食危机

1960年上半年是饥荒最为严重的时期。据统计，1960年9月底全国82个大中城市的库存粮食还不到正常库存的1/3.当时大量调出大米的江西省南昌、景德镇、赣州、九江4个主要城市，也处于日调日销的局面。［2］面对全国的普遍饥荒，1960年中央接连发出指示，指导紧急调运粮食。为了应急，搞了“以早济晚”和“以晚济早”的季节性调剂，即每年夏秋季节，先把南方收获较早的小麦、早稻等调运到东北，接济东北秋粮下前的市场供应；然后，又在冬春季节里，将东北晚熟粮食返调给关内缺粮地区度过春荒。［3］针对一些粮食调出地区的担心，中央表示“中央对调出地区是十分关切的，对于那些在七、八、九月份周转困难的地区，到那时候一定会千方百计地给予支援。现在重要的是务必请这些地区首先把粮食调出来，使中央能够回旋得开。”①为了加快粮食周转调运，中共中央于1960年成立了由李先念负责的中央粮棉油调运指挥部，规定铁路、汽车的货运都要服从粮食的紧急调运任务。1960年上半年动用了各种运输工具为运粮服务，包括1540辆军车②，还进口了1200多辆汽车专门用于运粮。［4］据不完全统计，1960年参加运粮群众达5700多万人次、畜力310多万次、民间运输工具470多万车次、30多万船次。［2］（pp.271，272）经过艰苦努力，粮食调运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在最紧张的1960年，从南方11个大米产区调出粮食90.6亿斤，其中有72.8亿斤是挖用库存调出的。［2］（p.122）1960年7月至1961年6月，从山区到平原，从支线到干线，把历年积压在山区的“死角粮”、“难运粮”42亿斤运了出来，把“死粮”变成了“活粮”，有力地支持了城镇、工矿区的粮食供应。［2］（p.273）除了大量调动偏远地区库存以外，1961年和1962年省间季节性调剂的运量占省间总运量的12.3%，其中1961年吉林、黑龙江两省由于季节性调剂，增加省间运量26.3亿斤。［2］（p.122）但是，由于绝大多数粮食调出省实在无粮可调，调拨计划的完成情况并不理想。到1960年11月，经过多方努力，仍然没有完成粮食调运计划。

为了缓解粮食紧张的局面，国家还采取了进口粮食的办法。1960年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经过推算，认为到1960年底粮食实际亏欠可能在15亿斤左右，“最大的危险是明年3月到6月，许多地区和若干大中城市可能脱销，发生乱子。”①为此，周恩来、陈云等人多次研究调配方案。12月3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进口粮食，能进多少就进多少，我以为要‘吃饭第一，建设第二'”［5］，得到中央赞同。粮食主要是从加拿大、澳大利亚订购。但1961年上半年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宣称本国遭灾，放出卖粮不能延期付款的消息，还要涨价。②1961年8月，陈云经毛泽东同意，决定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6］经过努力，从决定进口到第一船进口粮运到天津只用了一个月时间。［7］“1961年6月30日以前抢运到国内215万吨（43亿斤），用在’刀口上'，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③1961年7月1日到1962年6月30日粮食年度，共进口粮食117亿斤。④1961～1965年，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

为了筹措外汇，保证粮食进口，国家不仅尽力组织农副产品和工矿产品出口，还大量出售黄金和白银。1961年1月18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提出动用国家金银储备，出口黄金41万两、白银14000万两⑤，2月7日中央批准了该计划。1962年2月，中央又批准出售黄金95万两、白银2000万两（价值1.31亿美元）。⑥中央还决定，减少粮食以外其他物资的进口。规定进口次序是：粮食；化肥、农药、药品、油脂；用于加工成品出口的原料和化工材料；政治照顾性的物资；橡胶、石油、铜、铝、钢材、尖端技术和国防所需器材、工业设备等。⑦此外，中央还不惜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断然决定停止还债性质的粮食出口。1960年12月，中央决定，对苏联的出口额由1960年的预计31.9亿卢布减为22.2亿卢布。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基本不给，但日用工业品和矿产品大体照旧。对东欧国家的还债粮、油也予以缓还。⑧那种中国政府在三年困难时期漠视生命、增持黄金储备、出口粮食以发展军工业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二）保护农民利益，大幅度减少粮食征购，同时提高粮价，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受“浮夸风”影响，不少地方虚报粮食产量，导致了超额征购。1959～1961年三年粮食平均征购数占粮食总产量的34.4%.其中1959年粮食征购数占粮食总产量的39.6%.而正常年景，粮食征购数仅占粮食产量的20%多。［1］（p.410）据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估计，“粮食，1958、1959两年大约多收购了贸易粮200亿斤到300亿斤”。①尽管后来加大了粮食返销农村的力度，1959年、1960年的净收购率还是高于常年。因此，在农村遇到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时，超额征购就使农村缺粮的情况更加严重。针对农产品收购“估产偏高，任务过大，分配过头”、“粮食部门和商业部门采购过多”的“左”倾错误，国家着手减少粮食征购。1961年1月15日，中央要求“在规定国家农产品收购任务的时候，应当注意给农民留下必要的自用量”。②据统计，1961年7月1日到1962年6月30日粮食年度，征购粮食的实际数是679亿斤（贸易粮③，下同），比庐山会议确定的当年计划征购数717.5亿斤减少38.5亿斤，比上一个粮食年度实际征购数837亿斤减少158亿斤，折合原粮④190亿斤，全国平均每个农民少缴售30多斤，相当于每人1个月的口粮。⑤

国家还大幅减少全国农业税的征收任务。分别在1960年、1961年两次调整农业税征收，至1961年，农业税已由1958年的388亿斤降低到215亿斤（正税，细粮，下同），1961年由于照顾灾区，农业税实际只征收194亿斤。⑥此外，国家还向农村返销了大量粮食。1959～1961年三年平均每年返销农村的粮食为364.4亿斤，占这三年平均征购量的34.4%，比1957年增加81亿斤。［2］（p.108）此外，中央还对“反瞒产”运动的错误予以彻底纠正。当时，部分地区的社队在大队统一管理的粮食仓库之外还有粮食“小仓库”，有人主张把它追查出来，归入国库，或者征购其百分之五六十。中央坚决阻止了这种做法，认为这部分粮食“应该听任群众的决定。上级机关要公开宣布，国家保证不把这部分粮食上调，也不再增加征购任务”。⑦

为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中央成立以陈云为首的粮价问题小组，研究提高粮价问题并提出报告。粮价问题小组提出的办法是：1961年夏收起，全国粮食收购价平均提高20%，连同1960年已经实行的对主要产粮区的加价奖励全国平均5%，共计提高25%，预计提价以后，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将增加65亿元到75亿元左右。同时，建议粮食销价暂不提高。⑧中央于1961年1月15日批准了该报告。国家还相应提高了其他农产品的价格。据统计，1962年与1957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32.3%，其中粮食提高36.1%，经济作物提高14.7%，畜产品提高31.6%，其他农副产品提高40.9%.［8］国家还对多产粮食和多提供商品粮的人民公社、生产队给予奖励。⑨1961年9月8日，中共中央又决定，生产大队向国家每出售1500斤贸易粮，奖售布15尺、纸烟3条、胶鞋1双。超产超购的粮食按粮食价款全额奖售工业品。①由于实施了减少征购、增加进口、提高粮价和奖售农产品等几项重要政策，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1961年7月1日到1962年6月30日粮食年度，国家粮食周转库存增加17亿斤，改变了前几年一直下降的趋势。②

（三）压缩精简城镇人口，支援农业战线

由于“大跃进”运动中新建了一大批工矿企业，从农村大量招工，“城市人口猛增了3000多万”［9］，城市对粮食的需求激增，加剧了粮食紧张的局面。鉴于城市粮食销售量增长过快，早在1960年9月14日，中央已发出指示，要求压缩城市人口下农村。全年平均压缩300万人。③当时，对于是否需要这样做特别是压缩的力度存在不同认识。陈云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精辟地分析了动员部分城市人口下乡的重要性。他说：“工人头一年下去，每人每年一般可以少供应一百五十斤粮食，下去一千万人就是十五亿斤，两千万人就是三十亿斤。这是第一年的差别。更显著的差别还在第二年。原来家在农村的工人回了老家，原来家在城市的工人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集体生产和分配了，加上自留地有收成了，他们就不要国家供应粮食了。这样，下乡一千万人就可以少供应粮食四十五亿斤，两千万人就是九十亿斤。”［10］中央工作会议采纳了陈云的意见，制定了《关于减少城市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要求当年内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三年内减少2000万人以上。［11］1962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会议后，决定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12］据统计，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2800万人。［13］城市粮食销量相应下降，“城镇非农业销售由1960年的631亿斤，压缩到1962年的470亿斤，减少161亿斤”。［2］（p.118）

大量精简职工、城镇人口，减少了粮食销量和粮食征购量，增加了农村劳动力。这不仅有效缓解了粮食供应紧张局面，而且有利于加快农业的恢复。

（四）全国上下节衣缩食，压缩口粮，大搞“瓜菜代”

在粮食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只有普遍地降低口粮标准才能最大限度减轻饥荒灾害，保存生命。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建立了有效的票证供应制度，通过平均分配有限的生活必需品，尽力保证人民的最基本口粮标准。1960年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要求“农村的口粮标准必须降低。淮河以南直到珠江流域的地区，应当维持平均每人全年原粮三百六十斤，遭灾的地方应当更低些”，“淮河以北地区的口粮标准，应当压低到平均每人全年原粮三百斤左右，东北等一部分严寒地区可以稍高一点；而各省的重灾区，则应当压低到平均每人三百斤以下。各地社办企业的职工和事业单位的人员口粮应当同本社一般农民的标准完全一样，不能提高”。该指示还提出：“城市供应标准也必须相应地降低。除了高温、高空、井下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以外，其余的全部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必须压低口粮标准两斤左右（商品粮）。”［14］9月2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把直辖市、省辖市和县城等城镇居民每月的食油定量分别从10两、7两和4两压低到7两、5两和3两。［14］（p.586）为了渡过难关，要求全国上下同甘共苦，国家提出口号“工农兵学商，一齐来度荒”。中央严令，所有在农村的干部，包括县委（干部）在内，口粮标准必须和农村一样。地委（干部）以上，包括中央机关在内，也应当降低供应标准，严禁任何干部“走后门”取得特殊供应。［15］

尽管如此，仍有地区达不到最低标准。中央、地方对依靠代食品缓解粮食紧张问题寄予很高期望。所谓“瓜菜代”，就是瓜果、蔬菜和代食品。由于瓜果、蔬菜生长期一般大大短于粮食生长期，而代食品的生产又不受土地面积和生长期的双重限制，历代救荒都借助于“瓜菜代”。1959年，黑龙江阿城县“普遍推广了玉米先煮后磨、再蒸的食用增量法，还创造出高粱、大米等食用增量法”，该县还使用苞米瓤子、高粱壳子等生产代用饲料。①1960年1月19日，中央将这一经验批转全国。1960年，粮食短缺情况更加严重。3月18日，中央在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示中强调：“用植物秸、杆、根、叶大制淀粉，是一项大发明，全国一切公社，都应推行。”②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要求切实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口粮标准要从低、其他标准也要从低；同时，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14］（p.523）这两个决策简称为“低标准、瓜菜代”。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号召“立即动员广大群众，开展一个大规模的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同时，中央成立了周恩来为首的五人领导小组，并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要求地方各级党委也仿照中央的办法，结合具体情况，成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负责对这一运动的具体指导。③各地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据统计，湖北省在1959年11月至1960年6月，灾区群众种植蔬菜974万多亩，采集代食品40亿斤。［16］在1960年秋收秋种基本结束时，安徽省委即指示和布置全省各地安排40%的劳力广泛采集农作物副产品和各种野生植物，开展大规模的“小秋收”运动，全省投入达400余万人，采集各种代食品折合原粮7亿多斤。［17］山东省开展了大积干菜运动，到1960年2月全省共积下干菜43亿斤，每人平均80余斤。全省还积极开展了节约用粮和大搞代食品的运动，利用多种植物的秸、秆、叶等制出淀粉2亿余斤，既作口粮，又作饲料。④1961年，山东省“全省受灾社队集体采集代食品4.56亿公斤，种越冬菜79万亩”。［18］从效果看，粮食食用增量法是经过多次蒸、煮，使粮食体积膨胀加倍，不仅实际成分没有增加，营养还有损失。代食品有的直接食用，有的则通过发酵、萃取等加工方法，将不可直接食用的农作物杆、根、壳以及各种野生植物加以转化，反映了中国人民在面对极端困难时的顽强精神。

（五）加大对重灾区的救济工作

对于重灾区，国家投入大批财力、物力进行救济。

一是大幅度提高救济款支出。这一时期，国家财政收入巨幅下降，包括行政费、军费在内的各主要开支均相应大幅下降，而国家的各类救济款支出却大幅上升。1961年国家财政收入由1960年的572.29亿元下降到356.06亿元，但是抚恤和社会救济费则由1959年的4.41亿元、1960年的7.94亿元上升到1961年的10.09亿元。［19］从1960年到1963年，国家共发放农村社会救济款4.8亿元，超过了1950～1959年发放救济款的总和。［20］

1959年9月，内务部副部长王子宣在内务部救灾座谈会上指出：国家每年拿出五六亿用于民政工作。对民政事业费，党和国家是非常关照的。国家压缩其他经费，但并不压缩我们的经费；我们提出的需要，中央没有不批准过。各省要求的救济款，我们也如数拨给。［21］关于救灾款的具体用途，内务部部长钱瑛提出：一部分钱买粮，一部分钱解决群众住房，再一部分治病、穿衣，除此以外，再作些其他的补助，如家具等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给点补助。［22］各地一般根据具体情况安排救灾款的用途。根据对河南省5个大队的调查，用于口粮的占38.8%，买盐的占5.5%，买菜的占1.74%，买煤的占13.1%，治病的占14.6%，解决衣被的占17%，修盖房屋的占1.66%，其他占7.6%.［23］

二是保证灾民基本口粮。各级政府前期对公共食堂取消粮食供给制，执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以人定量，节约归己”的新办法①；后期主要是强化对灾区粮食的基本保障工作，在灾区执行灾歉减免和先留后购的粮食征购政策。1960年1月，中央在主动增加对灾区统销粮食十几亿斤的情况下，又根据各省要求，计划增加38亿斤，再加上拨给商业部的饲料粮6亿斤，总共计划增加44亿斤。②1959～1960年全国粮食统销指标由原定的873亿斤提高为917亿斤，1960年2月又决定提高为960亿斤。③对灾区的口粮安排情况，内务部强调必须不断地摸底排队，做到经常心中有数，“不怕标准低，就怕口粮断”。对安排情况不十分清楚的地方要深入检查，对反映缺粮断粮问题的报告和群众的来信来访，必须及时地派人进行检查，必须如实地向上反映情况，绝对不允许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24］

三是派大批医务人员深入灾区救死扶伤，抢救生命。由于长时间的营养不良，很多灾民患上浮肿病等，有的地区传染病爆发。为了抢救病人生命，党和政府紧急抽调大批医务人员下到各个灾区，除了利用已有的医院、卫生所，还大量建立临时的医疗站点抢救患者。由于患者多，医务人员少，各地尽可能地把妇女队长、统计员组织起来加以短期训练，使他们掌握简单易行的治疗知识，作为医生的助手。有的地区从机关、厂、矿、农村青年中抽调人员做护理工作。有的医疗站派出病情情报员，以查清灾民的健康状况、加强对分散疗养的患者的治疗。在河南信阳，从1959年11月起，从省、地区（市）、县三级机构共抽调医务人员8万多名，组成巡回医疗队，设立疗养病院（浮肿病院）收治病人，到灾区无偿为群众治病，免费供应价值1725万元的各种药品。［25］经过努力，到1961年底河南省基本上控制了疫病的发生与流行。1959～1961年间，“四川省人民政府成立了除害灭病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统一领导和督促各地人民政府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治疗。水肿病人较多的地方，以公社为单位，有的还以生产大队为单位，成立临时肿病医院，对危重病人实行集中治疗，给以一定糖、油、细粮照顾。”［26］安徽各灾区也广泛设立临时浮肿病医疗站，增派大批医务人员深入灾区，分片包干负责，采取集中治疗和送药上门以及单设食堂增加营养办法，大力抢治。比如，1960年底灵璧县有520名浮肿病人，已有450人在集中治疗，县委又拨发2000斤红糖制作食品，病人每天1斤主粮中调剂半斤黄豆，并供给新鲜蔬菜，帮助病人早日恢复健康。［17］其他重灾省份也都建立临时医疗站点。在灾区治疗一般是由政府通过救济支付费用。建立大批浮肿病人临时救助站是抢救灾民生命的有效举措，在三年困难时期，据查，仅河南省就建立了超过2万个浮肿病人临时救助站，收治患者360多万人次。［25］（pp.189，190）粗略估计，全国至少建立了10万个以上这样的医疗站点，这在人类救灾史上也是空前的，为在危急时刻挽救大量生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六）几点经验和总结

正是由于采取了上述五个方面的紧急救灾措施，到1962年，农村情况显著改善，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基本消除。因此，很有必要对这些紧急救灾措施的经验进行总结：

一是全党全国齐心协力，同甘共苦、共渡难关，是战胜灾害的保证。在救灾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党和国家各级干部保持了廉洁作风和严格纪律。最高领导人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减少口粮，不吃肉蛋。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和单位都能够在中央统一指挥下，互相帮助，互相协作，服从大局，不搞本位主义。这种平等作风和协作精神增强了国家的反危机能力，对稳定人民情绪、保持社会基本稳定、渡过难关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薄一波所指出的：“党的各级领导人保持普通劳动者面貌，党员和群众同甘共苦，是纠正错误、战胜困难的重要一环。”［27］

二是救灾工作应当遵循实事求是原则，发扬民主作风。1959～1961年的救灾工作虽然取得了相当大成效，但是不少地区仍然出现了非正常死亡现象。这其中最深刻的教训就是没有及时地、完全地汇报灾情。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错误地发动了“反右倾”运动，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助长了“浮夸风”。有些干部“不敢主动地去了解灾情，也不敢实事求是地向党委和上级业务部门反映灾情，恐怕被认为是右倾”。［28］1959年，春荒人口达9000万人，内务部向上反映时遭到批评，说是“给彭德怀送了炮弹”，钱瑛被迫做了检讨。［29］在农村缺粮最严重的1960年上半年，局部地区还错误地进行了“反瞒产私分”运动，使救灾工作被延误了一年，错过了最有效时机。而当1960年党和国家发现和正视严重错误、开始恢复实事求是原则时，救灾工作才成为重中之重。1961年农业成灾面积和完全无收面积都大于1960年，［24］但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却大为减少。［30］

三是必须把防灾放在救灾工作的首位，进一步完善救灾工作的体制、机制。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有些人盲目乐观，认为在“大好”形势下短期内可以消灭灾荒，放松了救灾工作，中央和许多地方的救灾机构也取消了，造成了当灾荒高潮来临之时准备不足，增加了抗灾救灾的难度。因此，应该充分认识到人类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有限的，要做好同灾荒作斗争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推动救灾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和社会化进程。

　　经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党和国家深刻地汲取了沉痛的教训。1965年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予以坚持。从那以后，国家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人为忽视灾情的严重情况。

　　［参引文献］

　　［1］农业部计划司编《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2］《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页。

　　［3］杨少桥：《为民食竭尽心力》，《怀念李先念同志》编写组《伟大的人民公仆怀念李先念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页。

　　［4］刘明钢：《周恩来抗荒》，《党史纵横》2008年第4期。

　　［5］《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1页。

　　［6］《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1页。

　　［7］唐正芒：《陈云与困难时期的粮食进口》，《党史天地》2007年第10期。

　　［8］《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

　　［9］钟文：《百年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页。

　　［10］《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页。

　　［1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页。

　　［1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62页。

　　［13］蒋永青：《陈云在“大跃进”后关于恢复农业的几点思考与对策》，《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1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67～569页。

　　［15］《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选编》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45页。

　　［16］《湖北省志。民政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页。

　　［17］《生产救灾工作材料》，1960年12月26日，民政部档案121-1960-012-Y-00000127.

　　［18］《山东省志。民政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页。

　　［19］《中国财政年鉴。2000》，中国财政杂志社2000年版，第396、402页。

　　［20］孟昭华、王涵编著《中国民政通史》下，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4页。

　　［21］《王子宣（内务部）副部长在救灾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记录）》，1959年10月16日，民政部档案131-1959-011-Y-00000112.

　　［22］《内务部第163次部务会议纪录》，1960年9月8日，民政部档案131-1960-012-Y-00000001.

　　［23］《河南省民政厅许仁安付厅长在救灾工作座谈会上的汇报摘要》，1960年4月12日，民政部档案131-1961-013-Y-00000056.

　　［24］《关于做好救灾工作的报告》，1961年10月7日，民政部档案馆131-1961-013-Y-00000054.

　　［25］《河南省志。民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9页。

　　［26］《四川省志。民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

　　［2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7页。

　　［28］贵州省民政厅：《关于救灾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草稿）》，1960年9月7日，民政部档案131-1960-012-C-00000106.

　　［29］《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大事记（1949～1986）》，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30］《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

［作者简介］尚长风，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00102.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