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们坐在淡水河边/看着台北市的垃圾漂过眼前/远处吹来一阵浓浓的烟/垃圾山正开着一个焰火庆典/于是我们欢呼——亲爱的台北市民/缤纷的台北市/垃圾永远烧不完/大家团结一条心//唏哩哗啦下了一阵雨的那一天/大家都有信心不怕危险/淹水淹得我们踮脚尖/塞车塞得我们灰头又土脸/于是我们欢呼——亲爱的台北市民/荡漾的台北市/刮风下雨不要紧/大家团结一条心。”

八十年代中后期读本科的时候，我曾经一遍遍地听罗大佑1984年的专辑《家》里的这首《超级市民》。85级的同学还曾用这首歌的曲调填词，作为北大中文系山寨版的“系歌”传唱一时，记得第一句是“那年我们背着行李来求学，看着这个新世界快乐又新鲜”。罗大佑的这首歌由此也深深地介入了我们这一代人青春的校园记忆和反叛的政治文化。

这次在农历七夕之日赴台参加由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与复旦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大陆台商潘思源先生赞助的“跨越与开放-2010两岸青年研究生文学高峰论坛”，一个心愿即是在当年曾属于罗大佑的淡水河边坐坐。当我终于在淡水河边“老夫聊发少年狂”，用五音不全的嗓子给几个80后学子唱起“那年我们坐在淡水河边”的时候，一时竟难掩内心的激动。我们沿着河边的淡水老街漫步，街边一家家缤纷的店铺贩卖着台湾小吃和旅游纪念品。淡水河对岸是山峦的剪影，夜色中静穆安详，白天旅游车经过时是一片葱绿，已经不再有罗大佑歌中唱的“垃圾山正开着一个焰火庆典”的风景。在每个观光点都为大陆师生免费拍照制成光盘赠送，也赢得了大陆师生们由衷喜爱的台北导游杨导曾特别自豪地说，台北现在甚至已经很难看到垃圾桶，更不可能看到垃圾焚烧的场景，垃圾的丢放都定时定点，井然有序，垃圾分类工程也非常成功。而七天的台北之行也没有塞车的经历。罗大佑歌中所唱这些一度出现在八十年代台湾经济腾飞期的环境问题如今在台北已经成为过去。也许同样成为过去的还有罗大佑的歌。我曾经问过被大陆师生誉为最可爱的台湾人——政治大学负责这次交流活动的张堂錡老师，也问过同行的北大中文系的雅娟和松睿等同学，他们都没有听过罗大佑的这首歌。也许罗大佑的时代已经离台湾也离大陆远去了，他的政治讽喻和文化乡愁或许只存留在我以及大陆代表团的领队复旦大学栾梅健先生所隶属的一代人的记忆里。

我们这一代学子当年其实是通过邓丽君、罗大佑以及风靡一时的台湾校园歌曲最初接触海峡那端的台湾文化的。而罗大佑歌声中倾述的迷漫的乡愁和文化漂泊感更是深深地镌刻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他的《亚细亚的孤儿》、《台北不是我的家》、《飘来飘去》都以一种文化的乡愁和在现代都市中找不到归宿感的浪子情怀，撩拨着一颗颗年轻动荡的心，成为八十年代人的音乐圣经。而我也通过罗大佑的歌对台湾产生了一种近乎“文化的乡愁”的感觉。这次台北之行更印证了这种文化乡愁般的体验，仿佛台湾构成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乡，就像当年卞之琳在日本的土地上更能体验到中国盛唐文化的遗存一样。卞之琳在作于1936年的散文《尺八夜》中说他在日本“常常感觉到像回到了故乡，我所不知道的故乡”，所目睹之风物，也“大概是我们梦里的风物，线装书里的风物，古昔的风物”。酷似卞之琳的体验，我总感到大陆失落的古典韵致与传统意绪似乎也完好而且活生生地保存在台北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此次台北之行还参观了中央研究院内的胡适故居、与台北东吴大学毗邻的外双溪素书楼的钱穆故居以及坐落在阳明山腰的林语堂故居。这三位20世纪的中国文化巨人都是在晚年选择居留台北，或许正因为在台北找到了中华文化的归宿感吧？

刚从台湾归来，同行的燕子同学就把《超级市民》的MP3发给了我，于是再度重温罗大佑的这首政治讽喻的经典，感到大陆似乎正经历着台北当年曾经历过的一切。前一段时间看过一个题为《垃圾围城》的摄影展，青年摄影师王久良花了一年的时间拍摄北京周边的垃圾，深切地意识到北京城其实已经被垃圾所团团包围，五环六环外垃圾如山，对土壤、水源均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堵车更是北京遭遇的世纪难题。而我在歌声中更深切地意识到的却是我们普遍匮缺的是罗大佑在歌曲中传达的政治参与感和文化责任感，更匮缺的是罗大佑的戏谑反讽的姿态和现实批判的精神，是那种“大家团结一条心”的群体的连带感和生存的一体感。或许台湾正是借助这种“团结一条心”而逐渐克服了生态和环境问题，为我们贡献了一个文化模式以及环境生态的成功案例。而更令我们大陆师生感怀不已的，是此行所接触到的台湾人的深厚人情味，是他们所表现出的一种从容不迫的恬静心态。也许环境问题是容易克服的，而民众心理状态与道德伦理的重建，则更加任重道远。

对大陆学子来说，这次台湾之行最可贵的收获或许正在于对这种社会以及文化责任感的体认。回到校园后，国华同学就写了一首诗，抒发台北之行的观感：“两岸金风木叶多，七夕明月旧乡愁。文明如故人情厚，心事浩茫问九州。”我隐约领悟了他这一代80后的“心事”究竟为何，或许与鲁迅当年的“心事浩茫连广宇”有同样的深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