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社会资本理论一直受到功能主义观念的困扰，本文为解决社会资本理论逻辑上同义反复和观测上自相矛盾的困境，提出了社会资本的结构主义视角——社会资本应该用网络的结构来定义，而不是网络的功能。根据结构主义视角的研究路径，本文对中国政策精英群体的网络整体结构和网络阶层结构进行了分析。通过2004年对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具有代表性的301名政策精英的调查发现，分别体现身份标识、人际交往能力、个人努力三方面交往过程中个人特征的教育、职业流动体制稳定性、行政级别和交往投入都对政策精英的社会资本具有显著贡献。而且，由于与社会不同阶层人群交往时存在“准入门槛”的差异，上述因素的贡献具有明显的梯度结构的特征。
关键词：社会资本；政策精英；结构主义视角；中国思想库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政策精英群体。“政策精英”这一概念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米尔斯《权力精英》（Mills ，1959）一书中的“精英理论”。简单地说，精英理论认为政策是由少数有权势的精英决定的。之后，戴伊又将权力精英逐步扩展到新闻制造者、大律师、基金会组织负责人、思想库的负责人以及美国名牌高校的校董事（Dye ，1986、1987、2001）.而所谓的政策精英（注1）就是那些思想库的负责人。他们虽然并不直接拥有决策权，但是少数能够通过政策研究的成果影响政策决策的知识分子群体（Smith ，1991）.本文所界定的政策精英是中国思想库（注2）的负责人。在中国，政策精英群体的总体规模本来就非常小，（注3）他们通常只被视为一个政治学概念而用于进行历史性的研究，（注4）特别是由于这个群体身处精英阶层，用常用的调查问卷方法研究他们的社会学形态远比研究城市居民或农民这类群体来得困难，中国的社会学家们至今也没有涉足过该领域，所以，研究政策精英群体不仅对认识中国政策决策过程和民主化进程极为重要，其本身也是对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拓展。
对于力图实现影响力的政策精英来说，社会资本是非常重要的。在对权力精英们的社会背景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后，多姆霍夫和戴伊发现，这些精英具有相似的家庭出身、受过程度相同的教育、有相同的种族和性别、参加相同的俱乐部、去同一个地方度假，等等，从而进一步揭示了他们之间亲密的纽带关系（Domhoff ，1983；Domhoff ，1987）.而那些政策精英们与向自己和所在的机构提供资助的人之间的网络使得他们能够影响公共政策（McGann ，1996；Abelson，2002）.既然网络如此重要，而且处在中国这种注重“关系”的社会中（陆德泉，1991；孙立平，1999），因此，中国政策精英的社会资本及其成因就成为了政策精英研究的重点。本文的主旨就是，在重新建构结构主义视角下的社会资本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中国政策精英这一特殊群体的社会网络（主要是精英社交网络）结构。
一、社会资本的结构主义视角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从一开始就和社会网络分析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最初布迪厄将社会资本（注5）的概念应用到理解个人成功的社会学分析开始（Bourdieu，1984、1986；布尔迪厄、华康德，2004），20多年间，科尔曼（Coleman ，1988）、伯特（Burt，1992、1997）、普特南（Putnam，1993、1995）、波茨（Portes ，1995）、哈根（Hagan ，et al .，1995、1996）、林南（Lin ，1982、1990、1999a 、2001）、边燕杰（Bian，1997；Bian Ang ，1997；Bian et al .，2003；边燕杰，2004；边燕杰、丘海雄，2000），以及帕克斯通（Paxton，1999、2002）等众多学者不断将社会资本的网络概念及其应用维度进行拓展，使其进入了家庭和青年行为问题、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社区生活、工作和组织、民主和政府治理、集体行为问题和经济发展等七大研究领域（Woolcock ，1998）.但是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过分地扩展该概念其实对社会资本理论本身的启发式价值（heuristic value）是有损害的（Portes，1998）.因此，在讨论具体的政策精英的网络结构前，本文提出了基于“结构主义”的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目的有三：1.简化社会学中社会资本网络分析过程中纷繁复杂的话语分支；2.强化社会资本理论与网络分析之间的联系，从而回应一些学者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网络分析路径存在的质疑（注6）；3.修正造成上述两个问题的根源：社会资本理论本身的“功能主义”倾向。
（一）社会资本理论的功能主义困境
所谓功能主义就是指“根据它们的功能来定义社会资本”（Coleman ，1988），这就意味着，只有那些可以用来提高所研究的特定功能绩效的东西才能被称为“社会资本”。这一思路被长期沿用，如普特南认为那些能够提高政府制度绩效的诸如信任、规范和合作网络的公民传统就是社会资本（Putnam ，1993：ch.6）.而在探讨不同国家的民主进程时，帕克斯通将国家层面的社会资本定义为那些对民主有帮助的网络，如志愿者社团、信任、国际非政府组织等（Paxton，2002）.
那么，功能主义倾向对社会资本理论来说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首先，功能主义网络造成在研究网络时的同义反复。社会资本理论学者们总是用他们希望研究的功能来定义网络，认为社会资本就是那些能够实现如此功能的东西。虽然这样做基本可以说清楚社会资本大概是什么，但当我们研究社会资本对这样的功能所起的作用时，逻辑上的同义反复就发生了。这一同义反复体现在当研究者抽象某种网络时，事先要甄别某一网络成员对指定功能是否起作用，然后将那些对功能有贡献的成员纳入网络之中，因此，传统的社会资本分析过程中就出现了纷繁复杂的网络概念，如“求职网”、“借贷网”、“情感倾诉网”或者“技术咨询网”，等等。在这种逻辑下，既然在考察网络成分时学者们已经精心挑选了那些确实对网络功能有贡献的成员，那么这些成员所构成的网络具有这样的功能就成为不言自明的，因为那些不起作用的东西已经被排除在社会资本的定义之外了。这就造成了目前研究社会网络的学者们通常只是在上述逻辑体系内“自问自答”的现状——只有那些能被称之为“社会资本”的东西才能被叫做“社会资本”。（注7）
其次，功能主义视角使许多网络理论无法在社会资本观测上实现统一，从而引起社会资本理论的自相矛盾。如当我们把“网络强度”作为社会资本测量的标准时，不同类型的行动在社会资本的网络强度测量口径上是矛盾的。社会资本理论将行动分为工具性行动（instrumentalaction）和表达性行动（expressive action ）.工具性行动是指为了实现某个特定目的的行动，工具性行动的方法和结果是分离的。典型的工具性行动如寻找工作或找人。对于工具性行动，社会学家曾一度坚信“弱联系”对获得成功具有比“强联系”更大的作用。格兰诺维特著名的“弱联系假设”认为，在个人的网络关系中，能够提供有重要意义的求职等信息和帮助的关系并不是那些亲密或熟悉的人（强联系），而是那些较疏远的人（弱联系）.因为强联系代表着同质性，弱联系代表着异质性，弱联系能够提供更多新的有价值的信息（Granovetter ，1973、1982）.社会资源假设认为，工具性行动的成功概率与社会资源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弱联系的运用对社会资源具有正相关作用（Lin ，1982、1990）.所以，工具性行动的成功需要将社会资本的测量定义为弱联系的多少。相反，表达性行动是指为了自己的兴趣而进行的行动，表达性行动既是方法也是结果。典型的表达性行动如向别人倾诉感情（Lin ，2001：58）.对于以完成表达性行动为功能的网络来说，强联系成为了实现这一功能的更大源泉，因为它们需要行动的施加者和接受者之间在社会经济特征、生活模式和态度上存在同质性。因此在表达性行动上，强联系则被作为了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
即便研究的是人的同一种行动，矛盾也同样无法避免。如工具性行动在强弱联系的特征上表现出东西方国家间的差异。在西方人的求职过程中，弱联系的使用比强联系更能获得求职成功，因此个人所拥有的弱联系越多其社会资本就越大。而边燕杰在中国和其他华人社会中发现了相反的证据，他发现由于中华文化的特点，恰恰是社会网络的强联系在个人求职过程中能起到关键作用（Bian，1997；Bian Ang ，1997），因而在这里，社会资本则变成了那些个人所拥有的强联系了。
同样的矛盾也出现在以“网络位置”为基础的社会资本观测过程中。研究者们认为网络位置在个体获得资源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网络位置是观察社会资本的关键。
林南认为，社会中的资源是呈金字塔型分布的，处于同一社会地位的人拥有资源的情况类似，而处于更高层的人拥有资源更丰富；网络中的社会地位越高，其社会资本越丰富（Lin，1982），这些更高网络地位的占据者拥有的社会资本也越高。而伯特认为在网络中存在联系的相对缺乏，也就是网络中的“结构洞”。在具有“结构洞”的网络中，结构洞位置的占据者处于竞争优势，因此，在有结构洞的网络中，社会资本并不是由网络地位的高低，而是由与结构洞位置的距离来确定的（Burt，1992）.韦格纳提出了网络结构中相对位置的概念，他认为行动者应该尽量从处于更高地位的关系人那里获得资源，因此在同一社会地位之中但具有较高社会资本的人应该是那些与其网络上层具有弱联系的人（Wegener ，1991）。
这样，网络位置就不再是绝对位置，而具有相对位置的概念了。要观测基于这一观点的社会资本，就变得比其他方案复杂得多了。
（二）结构主义视角
回顾整个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不断地且不彻底地“去功能主义”的过程：后面的学者总是批评前人在定义社会资本时带有功能主义色彩，但又无法最终摆脱功能主义的沉重包袱。如林南曾一再指出科尔曼不应该按照社会资本的功能来下定义（Lin ，1999a 、2001），但他给出的“社会资本是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有望获得回报的投资”
（Lin ，2001：19）定义也无法避免功能主义的嫌疑。
然而，学者们的努力并不是完全没有效果。有迹象表明，社会资本的概念正在逐渐独立于网络功能而存在。如在关于职业流动的研究中，莫尔就对个人的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回报产生了怀疑（Mouw，2003）.而史密斯（Smith ，2005）的另一项研究发现，那些长久滞留在贫困线上的城市黑人并不是因为缺乏可接近的职业救助网络而是因为社会资本没有得到充分激发（activation）.上述两项最新的研究表明学者的一个基本认识：能被称为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已经不再意味着肯定具有诸如“找工作”这样的功能了。
此外，另一个迹象不得不被我们关注，社会资本的网络结构分析已经逐渐在社会资本理论的前沿中凸现。如在延续了伯特关于“社会资本的网络结构”的分析后（Burt，2000），边燕杰在他近期的文章中将社会资本直接定义为网络规模、网络顶端、网络差异和网络构成四个维度（边燕杰，2004）.但是，从目前的理论演进过程看，学者们仍然对是否真正抛弃功能主义观念持观望态度。如为准备抛弃功能主义观念做出最大努力的边燕杰首先创造了“社会网络资本”（边燕杰、李煜等，2001）这一概念作为摆脱现行社会资本理论困境的策略。运用社会网络资本的概念，学者们可以将研究的话题直接指向网络结构，从而有效规避功能主义的社会资本在概念上的逻辑缺陷。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因为担心自己的社会资本结构观与传统的功能观冲突，作者采用了学术话语的变通。然而事实上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一回事，在“社会网络资本”的术语被提出之后的几年里，包括边燕杰本人在内的不少学者，都已经把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资本视为一物了（赵延东，2002；边燕杰，2004）.只有曾尖锐批评过社会资本的功能主义缺陷的张文宏仍谨慎地使用着“社会网络资本”这一术语（张文宏，2003、2005）.
笔者的观点是，解决社会资本逻辑上同义反复和观测上自相矛盾困境的方法，就是彻底地放弃功能主义，也就是将社会资本的结构、使用和功能这三个相关概念完全独立。社会资本就是那些可以被人们使用的社会网络的“结构”，这些网络结构虽然可能带有某种功能，但这种功能不是社会资本本身，而是社会资本使用后的结果，或者说是社会网络结构的使用所得到的回报。这里的“使用”是林南所指的“通过有目的行动中的个人对社会资源的运用或动员”（Lin ，1999a），而这里所说的“回报”就不再像传统的社会资本理论中那样显然是正向的了。我们仍以个人的求职过程为例，上文已经提到，根据格兰诺维特的弱联系假设，在西方人们的求职过程中，使用弱联系这种网络结构更容易获得成功，而边燕杰在中国的研究发现了反例。那么，我们不能称西方人求职过程中的社会资本就是其拥有的那些能够换得求职成功的弱联系的数量，而到了华人社会，求职者的社会资本又被定义为强联系的数量。在笔者看来，这里联系的强弱状态就是网络结构的一个维度，而我们应该用强弱联系的特征参数（视研究需要，这一特征值可以是数量的绝对值，也可以是强弱联系间的比例）去表述社会资本的这一维度。西方人和东方人在求职过程中运用的社会资本在概念上是统一的，而区别在于不同网络结构的使用效率上的差异。这样，网络结构就成为判断个人从网络获取各种回报的可能性的统一尺度，如果我们将社会资本视为网络结构的话，社会资本理论的“结构主义视角”也就应运而生。
基于结构主义视角的社会资本，应该被定义为嵌入于个人（或组织、地区等）所拥有的社会网络的结构。社会资本的结构观假设，所有网络结构对旨在获得任何一种功能回报的行动成功都具有直接的、间接的或潜在的作用。至于探讨这些结构差异的原因是什么，什么样的网络结构对什么功能更有利进而研究如何使用社会资本以追求更大的功能，并不应该是社会资本定义内的范畴，而是我们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的核心课题。这样的定义使我们有可能找到社会资本中对功能没有作用甚至具有负面影响的某些结构，并且有助于我们通过研究开发那些网络结构所具有的潜在功能，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通过在网络中使用社会资本而获得行动成功的机理。
（三）结构主义社会资本分析的两个层次
1.网络的整体结构分析
由于网络结构的微观特征非常复杂，精确地描述每个个人网络中的所有成员与连接的详细情况对社会学研究来说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因此，社会学家和网络分析家们设计出一些能够反映网络微观结构的参数去描述网络的整体特征，如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位置、网络强度、网络异质性、网络顶端、网络范围、资源构成（合成资源、平均资源或典型资源），等等（详细方法参见Lin ，1986、2001；Burt ，2000；Lin，et al .，2001）.在结构主义视角下，社会资本的整体分析就是将网络整体结构形成的原因，通过设计网络结构参数，来研究人们所拥有网络的不同结构形态对各种功能在绩效上的影响。在所有结构参数中，网络规模是所有其他参数的基础和统计起点。已有很多研究表明这些网络的结构参数在水平上的变化能够带来绩效水平上的相应变化，同时，又有很多学者对造成这些网络整体结构差异的原因进行过分析。（注8）
2.网络的阶层结构分析
结构主义视角得以将原先支离破碎的功能网络进行整合，从而使系统性的社会资本的阶层结构分析成为可能。结构主义视角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任何网络结构都可能给功能带来直接的、间接的或潜在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个人社会网的结构资源都具有潜在、经过使用后获得某种功能的特质。而在更多情况下，个人在社会网络上的投资并不期待某种特定功能的即时回报，他们维持并扩展目前的网络结构更多是以备不时之需。因此，我们不能把人们所拥有的网络机械地割裂为不同的功能网络。所以，将个人的社会资本根据诸如求职网或技术咨询网等功能进行划分远没有将社会资本放到整个社会结构去分析来得合理。社会网络分析和阶层结构分析曾一度被认为是分析社会结构的两种不同范式，直到功能主义的社会资本理论逐渐向结构主义过渡时，网络的阶层分析才得以成为一项探索性的工作。这里要感谢福兰克和安本（Frank Yasumoto ，1998）、林南（2001）、张文宏（张文宏等，2004；张文宏，2005）等人的努力，他们把人的行为、所在的阶层和社会结构等领域同社会资本联系到了一起。继承他们的研究思路，将网络的阶层结构分析纳入网络分析体系就成为结构主义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网络的阶层结构分析有两种路径：一种是研究身处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网络特征差异，这就需要将研究对象根据社会阶层结构进行细分；另一种是研究同一社会网络的各阶层结构的特点，这就需要将社会网络根据网络成员所在的社会阶层进行结构化细分。本文对中国政策精英这一特殊人群的研究采用的是第二种路径。
二、中国政策精英的社会资本：研究假设
政策精英群体的网络形态是对结构主义视角下社会资本理论进行实证研究的最佳诠释。
这是因为，与其他任何群体不同，这些人行为的最终目标是影响政策决策，经济上的回报对他们来说相对次要（薛澜、朱旭峰，2006）.这一使命使他们将精英网络作为实现多元化复杂功能的资源：政策精英作为研究者，通过网络学习知识并产生政策思想；作为思想倡导者，他们通过网络传播政策理念，说服政府官员采纳建议；作为决策咨询机构的负责人，他们通过网络获得咨询项目、研究合同和经费资助，以维持机构的生存与发展。因此，从政策精英获得社会资本的目标来说，他们远比同处精英阶层的企业家（经济精英）的源于纯粹“经济动机”的网络行为要复杂。并且，政策精英建立并巩固精英网络有时是对那些不明确的功能主义目标的投资。这就意味着他们经常会从事一些看似对实现政策影响没有直接关系的行为，“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对你有什么帮助”。（注9）
我们可以根据政策精英们所在机构的体制特征将他们分为“半官方政策精英”和“民间政策精英”。中国的思想库就分为两大类：以事业单位为主的“半官方思想库”和以民办非企业法人、企业和高校研究机构为主的“民间思想库”。（注10）半官方思想库是那些由国家机关举办或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事业单位型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民间思想库没有过多的政府背景，它们通过其他途径筹集到机构成立之初的启动资金，如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时的资金来自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卢跃刚，2003），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时的种子资金来自于福特基金会（Ueno，2000）等。
（一）网络的整体结构分析
根据结构主义视角，我们来分析中国政策精英群体的社会资本形成。由于研究对象的职业同质特点，我们主要以网络规模这一基本结构参数为基础，提出4个假设。
1.网络投资
可以预期，对社会资本具有显著作用的是政策精英们用于社会交往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
因此，我们假设，政策精英投入于社会交往与联系上的时间越多，他们的网络规模越大。
2.知识运用的能力
这一假设主要探讨专家知识的运用和社会资本的关系问题。关于政策过程中知识运用的研究已经表明，知识运用有助于专家开发政策共同体中与官员的连接与网络（Garrett Islam，1998）.而从反映知识运用能力的知识结构来看，以往的社会学研究也认为教育是个人能力的前提（Blau，1967；Lin，1991）.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知识背景在社会交往中具有更加丰富的意义。作为知识运用能力的两个指标，学历和海外学历在知识分子的人际交往中起着重要作用。如学历越高，接受的教育年限越长，也就意味着认识的校友和学友越多。
而拥有海外学历还意味着他们成功地掌握了在陌生环境中生存和与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各种人群交往的技巧。
边燕杰等认为，教育经历还是社交网络的“准入基础”（Bian et al .，2003）（它可以被形象地比喻为“敲门砖”）.而在以政策思想交流作为主要功能的政策精英的网络中，他们的知识背景更是具有一种身份标识作用。（注11）因此，我们假设：政策精英的知识运用能力对他们的网络规模具有提升作用。
3.职业流动体制稳定性
职业流动体制稳定论题讨论的是政策精英的职业流动和他们社会资本间的关系问题。所谓“职业流动的体制稳定性”变量是指政策精英上一个工作单位的体制结构是否与现任岗位相同。
不少研究将职业流动能够提升社会资本作为丝毫不怀疑的假设。如边燕杰认为，企业家如果在政府或跨行业的企业工作过，能够对企业的社会资本具有直接的提升作用，所以他甚至将这两项指标直接用于描述企业的社会资本（边燕杰、丘海雄，2000）.依照这一逻辑，如果政策精英的前一个职业和现在工作单位在体制上存在不同，那就意味着这种职业流动使他们可以在不同领域认识更多的人，以至于能对他们的社会资本带来促进作用。但能否真的这样类比是值得怀疑的。虽然职业的跨体制流动可以有机会让个体接触到更多的人群，但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这些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选择更换不同体制单位的职业呢？
组织行为学和心理学对“离职意愿”和“组织认同”的研究由来已久。多年来对于工作者的组织行为研究认为，工作者愿意继续在一个组织内工作的基本要素是接受组织的目标和价值（Mowday，et al .，1979），或者是对组织价值的认同和依附（Meyer ，et al .，1993）.有研究表明，在组织内部人际网络的沟通情况对工作者的离职意愿影响很大，更可能离职的工作者都是那些在组织中网络连接程度不强的人（Feeley，2000）.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诚、关系、报恩思想对中国员工的行为具有深远的影响（Wong，et al .，2001）。
因此在中国，只要工作让自己满意，工作者就会更愿意呆在原来单位里。我们曾经调查过几个研究机构的个案，发现政策精英如果产生了跨体制的职业流动，或者是因为他们对原来体制的组织价值认同不足，或者是因为在那个组织中人际网络联系不强，或者是由于本人个性相对特立独行，或者是由于某些原因官员被边缘化之后被组织安排到政府外的研究单位中。
因此，对中国的政策精英来说，他们从别的体制组织调换到现在的研究机构中任职并没有带走原有单位的人际网络。相反，没有脱离原单位体制而仅在相同体制不同单位间流动的专家拥有更多社会关系网络。
综上，我们假设：政策精英的职业体制稳定性越高，他们的社会资本网络规模也越大。
4.行政级别
半官方政策精英由于所处的研究机构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属性，作为机构负责人，他们本人也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即便是那些目前不具有行政级别属性的民间思想库的政策精英们，很多在过去也是政府官员或某些研究型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在官本位的中国社会中，这些人的行政地位将成为跟随他们多年的社会身份标识。在我们研究的政策精英中，较高的行政级别会带来更多社会交往的优势，并能够认识政府中更高行政级别的官员，而且在各种社会活动场合中也被别人给予更多的尊敬。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行政级别越高，政策精英的社会资本网络规模也越高。
行政级别同时也可以看作是社会科层网络中的位置指标，这就意味着，行政级别本身也是一种社会资本（当然，更多的社会学家将其看作一种政治资本）.本研究将行政级别看作是一个自变量去影响社会资本的网络规模，但作为再分配经济体制下单位制的产物，行政级别的高低和本研究中的其他自变量也是相关的。（注12）因此，本研究在实证部分设计了专门的模型以考察行政级别的多重共线性是否会影响到整个模型中其他变量的独立解释力。
（二）网络的阶层结构分析
虽然传统上转型期的社会分层理论主要根据职业和收入对社会结构进行阶层细分，但是，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是那些身处政策过程的政策参与者，因此根据政策过程与社会结构理论（Galtung ，1965；朱旭峰、苏，2004），我们将政策精英的精英社交网络细分为三个阶层：政治精英（政府官员）子网络、社会精英子网络和媒体子网络。
1.身份标识贡献的梯度
认识不同阶层的人群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我们预期在科层化的社会结构中，越接近高级别精英，其难度越大。我们将这一阶层结构的特性称为“准入门槛”的梯度。因为准入门槛梯度的存在，政策精英要认识不同级别的精英群体需要一定的身份标识作为准入基础，因此，身份标识的贡献也存在着梯度差异。因而我们就有关于身份标识的贡献梯度的假设：依附于政策精英的身份标识，如学历、海外学历、行政级别等，它们对网络阶层结构的作用规律是，随着网络成员的阶层级别升高，身份标识的贡献越明显。
2.交往投资回报率的梯度
我们讨论政策精英个人努力的投资回报，也就是研究在身份标识相当的时候，政策精英们用于社会交往的时间和经历的投资所获得的网络规模增长的边际效应是多少。由于准入门槛的梯度存在，我们假设，在增加同样程度的社会交往投资的情况下，结识更高级别人群所获得的社会资本的回报要比认识较低级别人群的回报小。也就是说，社会交往投资的回报率随着结识对象级别的增高而减少。
3.职业流动效应的梯度
表征政策精英性格亲合力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的职业流动的体制结构稳定性，在不同社会阶层人群间的效应也存在梯度。由于准入门槛的存在，当需要结识更高级别人群时，亲合力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的作用相比身份标识的作用显得越来越不重要了。特别是，在中国，仅依靠人际交往能力有时根本无法接近那些高级政府要员。因此，我们假设，职业流动稳定性对社会资本的贡献，随着结识人群级别的提高而逐渐减小。
三、研究设计与变量
（一）研究设计
本文的数据来自作者2004年9-11月对全国政策研究机构负责人的大规模机构调查。在本次调查中，作者获得中国科技部的帮助。科技部软科学组织处向我们提供了2003年软科学调查统计时登记的所有1634家软科学研究机构名录与地址。我们再将过去从各种渠道搜集到的数十家未进入2003年统计的思想库（主要是一些民间思想库）名录和上述1634家软科学研究机构作了并集。原始底册共有1655个机构名录和地址。然后，我们根据中国思想库的定义对它们进行筛选，剔除了531个机构（主要是《全国软科学调查统计报告》中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三类组织）.最后的底册数为1124家机构。本次调查就是向这些机构负责人的全样本问卷发放。
本次调查共有来自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301名政策精英回复了有效问卷，而且受访者填写问卷非常认真，所有回收问卷中数据缺失的很少。样本回收率为26.78%.由于本次调查属于自愿反馈型抽样，因此在统计之前，样本的代表性分析是验证本次调查是否科学的重点。详细的代表性分析参见附录A.
（二）因变量：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网络规模。我们将社会资本的网络规模分为以下几个子网络。
政治精英子网络：我们设计了4个问题：“认识省部级以上官员人数”、“认识司局地级官员人数”和“认识其他政府机构人员和其他单位负责人人数”。这里的“认识”，我们在问卷中规定：“最低条件是第一次见面后，第二次见面时可以交谈”。我们将网络中认识人数分成五档：10人以下、10-50人、50-100人、100-200人和200人以上。回收数据中分别取每一档的中位值，分别定义为5、30、75、150、200.
社会精英子网络：我们用政策精英所参加的学术或社会组织的个数来表征其社会精英网络的规模。我们设计了两个问题：“除了在本机构任职外，其他社会或学术兼职有多少个？”
和“除了在本机构任职外，您参加的其他社会组织有多少个？”在这两个指标中，政策精英具有的兼职身份，比如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社会专业组织的理事、杂志社编委、企业的独立董事或其他重要岗位，等等，显然门槛更高，因为“兼职”需要受访者与该社会组织签订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媒体（公众）子网络：我们用政策精英认识的新闻媒体单位人员的人数作为媒体子网络的规模。指标值的设计同“政治精英子网络”。
上述指标同样体现了两种网络状态，一是在社会联系中的人际网络；二是个人作为社会组织成员的稳定联系（边燕杰、丘海雄，2000）.我们考察政策精英所拥有的网络规模时，不能简单地将各个分指标相加，这是因为不同指标单位不一样。而且，由于认识不同人群的个数相互间存在相关性，必须将这些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我们采用分步的因子分析法，对网络规模进行主成分分析。第一步，将表示人际网络规模的政治精英子网和媒体子网的4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同时将表示个人作为社会组织成员身份的精英子网的两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第二步，将两个合成后的因子进行第二次主成分分析，得到标准化的总网络规模因子。因子分析过程参见附录B.
（三）自变量
1.社会交往投入
用于社会交往投入的时间占全部工作时间的比例。我们调查了每个机构负责人用于社会交往的时间占其工作时间的比例这一指标。在问卷中，消耗时间定性地分为四个档次：非常多、多、一般、少，分别定值为4、3、2、1.
2.知识运用能力
高学历和海外归国的身份都是典型的知识运用能力指标和身份标识。我们用负责人的“学历”和“是否具有海外学历”作为评价该政策精英知识运用能力的指标。（注13）我们假设学历越高，专家的知识运用能力就越高，而且从海外学成归国的专家更具有知识运用的能力。学历分为三个水平：博士、硕士和硕士以下。我们将“硕士以下”作为参考值。对于海外学历，是=1，否=0.
3.职业流动稳定性
这一变量考察的是政策精英从前单位与现在所在单位的体制结构是否发生过跃迁。在我们的调查中，设计了两个相关问题，其一是“您来本机构前最近的一个工作单位是什么类型”，选项分别有政府机关、研究所、大学、新闻机构、其他（主要指企业等民间组织）；其二是“您负责的机构属于什么类型”，选项分别有机关、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高校研究所等。我们设定，职业流动前后所在机构体制相同或相似的为1，机构体制发生跃迁的为0.
4.行政级别
我们用政策精英的行政级别作为表示其网络地位的身份标识。在问卷中，我们让受访者回答“您最高的行政级别（现、曾）是什么”，并且设计了4个离散值：“部级或以上”、“司/局/地”、“处”、“处级以下或无”。统计结果显示，部级或以上的只有一人，因此我们将“部级”和“局级”两个值合并，从而确定了两个虚拟变项：“局级和局级以上”和“处级以下”，而“处级”作为参考值。
（四）控制变量
机构类型。政策精英所在机构的体制类型，事业单位（半官方机构）=1、民间机构（包括民办非企业、企业、高校下属机构）=0.相对应的政策精英类型就是半官方政策精英和民间政策精英。
四、研究结果与发现
有关自变量的统计量分析和相关系数矩阵参见附录C.表1、表2分别是结构主义社会资本两个层次的分析结果。
首先，在表1的全体样本模型中，我们将交往投入、知识运用和职业流动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得到模型一，然后再将行政级别和政策精英所在机构类型引入方程，得到模型二和模型三。比较这三个模型可以看出，行政级别和知识运用虽然存在一定的多重共线性，如海外学历的作用在行政级别因素引入模型后有所下降，但总体上不影响模型各变量的独立解释力。
同样，在引入控制变量机构类型后，最受影响的职业流动体制稳定性的贡献也有所下降，但下降后的贡献仍然显著。比较半官方政策精英和民间政策精英的不同情况，从两类群体在社会精英网的形成机理上看，存在细微差别：对民间政策精英来说，海外学历有助于他们扩大网络规模，而具有海外学历的半官方政策精英并不比其他人在交往上更占有优势。另外，两类群体随着行政级别的升高，获得的网络规模上的边际效益有所不同。半官方政策精英对网络真正起作用的行政级别跃迁是从“处级”到“局级和局级以上”，而民间政策精英只需要从“处级以下”跃迁到“处级”就足以提升自己的网络规模了。从表1中还可以看出，学历对政策精英们的网络形成似乎没有太多作用（博士、硕士的标准化系数分别只有0.027和-0.018），难道我们的知识运用理论假设与真实情况不符吗？
在表2的阶层结构分析中，我们找到了答案。知识运用不但具有很显著的贡献，而且其“敲门砖”的作用体现得非常突出，该作用还呈现出明显的梯度结构特征。从政治精英网络中的三个子网模型可以看出，具有博士学位的政策精英的标准化系数从省部级官员、司局级官员到普通官员，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183>0.177>0.091，具有硕士学位的政策精英分别为0.102>0.089>0.052.同样，是否具有海外学历的作用也有这个特点，标准化系数分别是0.102>0.096>0.022.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接触更高级官员难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学历和海外学历作为认识更高级行政领导的“敲门砖”（身份标识、准入基础）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从社会资本的整体结构回归模型中认为学历是没有用的，相反，社会资本的阶层结构分析强有力地证明了前面的理论假设。
其次，作为另一个身份标识的行政级别的作用、反映个人努力程度的交往投入回报以及反映人际交往能力的职业流动效应存在阶层间的梯度结构特征。表2中，行政级别在政策精英认识高级官员中也起到比认识普通官员更大的作用（局级和局级以上政策精英相对处级而言，省部级子网和司局级子网的标准化系数是0.329和0.439，P < 0.001，而其他官员子网的标准化系数是0.118，P < 0.1）.相反，为了认识高级官员，在交往时间和精力投入的作用上对高级官员的回报明显低于其结识普通官员时（省部级子网和司局级子网的标准化系数分别是0.112和0.103，而其他官员子网为0.156）.这说明政策精英们想仅仅通过社会活动去结识更高级官员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同时，体现人际交往能力的职业流动体制稳定性指标随着政治精英子网行政级别的提高，显得越来越不重要了（普通官员的标准化系数为0.128，而到了省部级和司局级官员，职业稳定的贡献变得非常不重要）。
第三，形成社会精英网络存在准入门槛上的差异。学术兼职和学术社团成员两个相对稳定的网络由于进入“门槛”的不同，具有不同的特征。政策精英拥有学术兼职的难度较大，这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在表2中，交往投入变量标准化系数为0.298，P < 0.001），需要他们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作为保障，如海外归国身份（标准化系数为0.152，P < 0.01）或行政级别（局级、局级以上和以下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167和-0.143，P < 0.001和P < 0.05），而且还需要本人的个性较为具有亲合力，能够长期与兼职单位的其他成员保持良好关系。这一条件反映在职业流动体制稳定性指标上（标准化系数为0.125，P < 0.1）.而学术社团成员的身份获得并不是很困难，因此准入条件相对不那么苛刻。除了政策精英同样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交往投入的标准化系数为0.238，P < 0.001）以外，海归身份没有社会兼职网中那么重要（标准化系数为0.109，P < 0.1）.特别是，行政级别在社团会员网中的变化更能说明问题。在社团会员网中，真正的行政级别准入门槛在“处级以下”到“处级”这一级台阶（“处级以下”的标准化系数为-0.164，P < 0.01，局级和局级以上不显著），而在社会兼职网中，“处级”到“局级和局级以上”这一级台阶才是更重要的准入门槛（局级和局级以上的标准化系数为0.167，P < 0.01）。
最后，我们综合比较社会结构中三个阶层的情况。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政府官员始终处于社会核心层，因而政策精英们结识政治精英所需要的条件是最高的，模型中所有自变量都是决定政治精英子网规模的因素。相比之下，社会精英子网的门槛就低一些，而结识媒体人员的门槛最低。我们观察表2中媒体网络的回归模型，数据表明，为了结识媒体单位人员，政策精英们只需要投入一定量的交往时间（标准化系数为0.120，P < 0.05）就能产生一定效果。而缺乏其他身份和职业流动稳定条件都不会影响政策精英结识新闻媒体单位人员（除了行政级别对认识媒体人员也有一定促进作用外）.
五、结论
本文的写作主要出于两个目的：第一是构建基于结构主义视角的社会资本研究路径，故本文从社会资本的定义到研究路径上对理论进行了重塑。功能主义的观念从一开始就一直困扰着研究社会资本理论的学者。本文指出，社会资本应该以社会网络的结构来定义而不该以功能来定义。从整个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来看，结构主义社会资本观终于冲破了社会资本理论的功能主义枷锁，同时又最大限度地继承了社会资本理论中的主要结论。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根据结构主义视角对社会资本进行分析，我们能够得到更加丰富的理论发现。因为研究对象的职业同质性特点，我们只研究了网络结构中“网络规模”这一参数。当我们沿着结构主义的思路继续发展社会资本理论时，诸如“网络范围”、“网络顶端”、“网络低端”、“网差”、“结构洞”、“网络强度”等各种参数都将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那么可以预期，更多在过去功能主义视角下未知的结论将有望发现。
第二个目的是探讨在社会学界鲜有人问津的中国政策精英的社会资本。根据结构主义的社会资本理论，我们分析了政策精英的网络整体结构和阶层结构。研究表明，决定政策精英网络规模的因素有网络投资、知识运用能力、职业流动体制稳定性和行政级别。在我们根据阶层结构对政策精英的网络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了更为丰富有趣的现象：由于不同阶层之间和阶层内部存在着不同的“准入门槛”，各种因素对网络的贡献作用在阶层间呈现出梯度结构。其中，作为“身份标识”的学历、海外学历、行政级别等随着网络成员级别的升高，对政策精英社会资本的贡献会逐渐增大。相反，作为反映人际交往能力的职业流动体制稳定性和个人人际交往投入的贡献，会随着网络成员级别的升高而逐渐减少。
最后，特别需要关注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本文对“职业流动能够促进社会资本”的“常识”产生了质疑，并找到了反例。过去学者理所当然地将职业流动视为提升社会资本的因素。但是，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用体制“跃迁”和“稳定”的二分法对职业流动进行重新认识，根据组织行为学和心理学关于“离职意愿”与“组织认同”的研究结论，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分子的实际特点对中国政策精英的职业流动过程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至少对中国政策精英群体而言，职业流动的体制稳定反而与社会资本正相关。这一反例使社会资本的研究者必须开始重新审视以往关于职业流动和社会资本之间关系的若干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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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本文根据作者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论文的一些章节改写。该研究受到作者导师薛澜教授主持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号：70125005）的资助。感谢薛澜教授的指导，感谢中国科技部张景安秘书长和罗晖、赵刚、王志清三位处长对本研究的大力支持，同时感谢崔之元教授、罗家德教授的热情帮助，以及徐宇珊、王建和孙春苗在研究中所做的贡献。
注1：与“政策精英”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是“那些以非专业人士为听众的，旨在影响公共意识的政策批评者”（Posner，2001：35）.比较二者可以看出，政策精英的影响对象比公共知识分子更宽泛一些，因为前者不仅针对普通公众，其更多的影响对象是政府决策者和其他社会精英层，但政策精英又不能涵盖后者的全部，因为政策精英的主要工作是政策研究与倡导，而公共知识分子可能是不从事研究工作的记者、公益组织的领导人甚至文体明星。如《南方人物周刊》评出的“影响中国的50名公共知识分子”中，有许多就不属于“政策精英”（《谁是公共知识分子》，2004）.
注2：所谓“中国思想库”是“相对稳定的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有关这一定义的详细分析和阐述过程，请参见薛澜、朱旭峰，2006.
注3：2003年《全国软科学统计报告2001-2002》的数据校正结果显示，中国登记在案的思想库共有1124家，也就是说，按照我们所定义的中国的政策精英群体的总规模应该与此数字相当（科学技术部办公厅，2003）.具体校正过程请见本文“研究设计”部分。
注4：特别是这些研究大多是西方的，并且常常伴随着对中国政治民主的批评，因而很少在国内流传。如美国史学家高曼就专门进行过中国政策精英的研究（Goldman，1981、1994、1996、1999）.
注5：虽然早在1916年就有关于社会资本的表述（Hanifan ，1916），但直到布迪厄才把这一概念相对明确。
注6：如史密斯和克林卡指出，网络分析最初和社会资本理论并不相关，可是如今网络似乎已经成为社会资本的代名词了。他们认为，社会资本概念的宽泛性使我们难以认识网络和关系复杂的交互作用，这是研究社会资本学者们的意识形态造成的。针对这一现象，用社会容量（social capacity ）来代替社会资本这一术语显得更为恰当（Smith et al .，2002）。
注7：从技术上讲，社会学研究者们通常用“提名生成法”（name-generator）设计有针对性的问卷去调查具有某种特定功能的网络。如当问及有关求职的问题时，问卷中就会提出“找这份工作的过程中，您大概找过多少人帮忙？这些人中都有你的哪些关系”等问题（赵延东，2001：125）.这种调查方法不仅容易使一些弱联系被遗漏（Lin ，1999b），而且回收的数据中自然就剔除了那些对该功能无关的网络成员。
注8：前引参考文献中就有很多用网络结构参数研究社会资本成因和作用的成果。
注9：一位政策专家在和笔者交流时这样说道。
注10：曾经有人提出过“中国官方思想库”这一概念（Shai，2004），但是笔者认为，政府内的官方研究机构和思想库的区别在于，政府内诸如政策研究室这样的机构是政策决策过程的直接参与者，其人员经常直接参与政府政策文件的起草，这种职能其实和思想库这种主要以政策研究作为决策咨询的职能有显著差异，因而不存在“官方思想库”这一概念（详见薛澜、朱旭峰，2006）.
注11：与这一假设类似，我们还能有这样的预期：企业家在社会交往中的准入基础更多的来自于拥有的财力而不是知识运用能力。这有待今后进一步相关研究的出现。
注12：如魏昂德就分析了政治忠诚与教育的二元路径对职业升迁的贡献（Walder，1995）。
注13：在中国，职称也是反映专家知识运用能力的指标。但是，由于职称是根据组织规模和级别按“编制”进行分配的，所以“职称”是机构的规模和级别，不是研究人员的学历和工作年限比较严格的函数，因而不能作为专家个人的独立变量。因此，在我们反映知识运用能力的变量中，没有采用职称作为描述知识运用能力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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