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和贡献度判断，直接影响着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选择。然而，由于实证分析方法的局限性，现有研究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判断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索洛余值法的缺陷是存在非体现技术进步、规模收益不变、要素产出弹性不变和单方程假定；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缺陷是不能剔除随机因素的影响；随机生产前沿方法的缺陷是先验地确定随机误差项的概率分布形式。并且，这些方法都难以解决地区经济的异质性和空间相关性问题。从未来的研究方向看，对中国生产率研究可能会更多地转向对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分析，以及用空间计量技术解决经济变量空间相关性问题。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技术进步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促进经济增长的非中性技术进步研究”（70803023）；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税收对国民收入分配调控作用研究”（08JZD0012）的阶段性成果；中国人民大学“明德青年学者培育计划项目”

作者简介：于永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北京100084）；吕冰洋，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2）

近十年来，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效率问题引起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广泛关注。中国过去数十年靠资本和劳动高投入式增长是否是高效的，直接影响着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选择，近几年，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发展战略的提出，无不是与这个判断密切相关。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来源可分为资本积累、就业增长、人力资本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四个部分，经济学界对前三者的测度争议相对较小，焦点集中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上。TFP是指各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等）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因素，在索洛（Solow，1957）那篇经典论文中，他提出一个通过计算增长余值来计算TFP 的方法，余值中包括的是不能直接观察的所有因素所带来的增长。不能被直接观察的因素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以新的技术替代原有的技术，简称技术进步，或称技术转变（Technical Change）；二是在既有技术前提下，生产效率的提高，简称效率提高，或称技术追赶（Technological Catch-up）。效率提高的因素有多种，主要包括规模效率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管理效率（或称纯技术效率）提高等。

尽管TFP 中“噪音很多”，甚至索洛将其称为“对我们无知的度量”，但是由于它毕竟体现着经济中技术进步和技术追赶情况，因而在索洛论文发表之后，大量研究有意无意间把TFP 的高低与经济增长质量甚至是技术进步等同起来：如果TFP 增长率高，那么经济增长中技术和管理的创新就比较显著，经济增长就属于高质量的增长；否则，TFP 增长率低说明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来实现经济增长，或称“粗放型”增长，经济增长就属于低质量增长。

由于TFP 测算的重要意义，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就不断有人利用各种数据与各种计量方法对中国经济TFP 进行测算。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由以往赞扬东亚的成功转变为批评其失败，理由是东亚国家TFP 增长率低，发生的危机是“依靠高投入推动的高增长”，经济增长中存在巨大隐忧（克鲁格曼，1999）。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带有典型的投资驱动特征以及经济增长模式与东亚国家具有某些相似性，近几年对中国TFP 的测算和分析又成为经济研究的热点，在国内外主流核心期刊上出现了大量关于TFP 测算以及与TFP 概念联系紧密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测算文章。针对这些研究，本文在方法、数据和结论上进行较全面的综述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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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本文综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中国TFP 的研究，从中看出，2003年以前大部分研究采用的方法在索洛增长模型基础上，利用回归方程进行参数估计推算TFP ，由于这种分析方法存在的种种问题，2004年后对TFP 的研究较多地转向利用数据包络分析、随机生产前沿函数及其他非参数估计等方法估算，但是这些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从未来的研究方向看，可能会更多地转向对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分析，以及用空间计量技术解决TFP 测算的空间相关性问题。

总的来说，各种实证分析方法都有它的局限性，同一方法得出的研究结论往往截然相反。由于各种实证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以及结论的不确定性，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绩效必须结合经济发展阶段、结合中国经济特点进行分析，实证分析的结论往往不具有绝对意义，作定性判断必须要谨慎使用实证分析结论。对中国来说，由于经济增长中伴随着经济转轨，从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增长现象判断，TFP 提高的源泉应该比较丰富，TFP 增长率可能比我们估算的结果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