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原创性概念，新质生产力凝聚了我们党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深邃理论洞见和丰富实践经验。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其中，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科学把握其含义，对于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
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质的提升
生产力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生产力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们需要定量衡量这种改造自然的能力。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率”是具有可测度、可操作性的概念和指标，可用于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例如，常用的劳动生产率，就是用来衡量每单位劳动投入所能获得的产出。为了更为全面地度量生产效率，丁伯根于1942年首次提出能够反映生产率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TFP）。随后，戴维斯在1954年进一步明确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索洛则在1957年将总产出表征为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劳动）与“索洛余值”共同作用的结构，并在数量上建立了关于产出增长率、要素投入增长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核算方程，称其为索洛余值法。当然，关于生产率的具体测度方法比较多，但目前最为接受和可操作的衡量指标就是基于索洛余值法的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TFP就是剔除资本和劳动要素贡献之外的不可观测部分，因此在数学处理上就是一个余值。任何影响经济增长且不可观测的因素都可归于TFP，索洛余值就成为一个“黑匣子”。这种处理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备受争议，特别是对TFP概念的理解容易存在误区。因此，我们需要理性认识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对实证测算的TFP数值做正确解读。
全要素生产率历来是宏观经济领域中研究竞争水平、经济增长与收入等问题的核心指标。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等同于实际产出增长与要素投入增长的差值，即索洛余值，反映了各国家（地区）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或生产力水平，也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综合反映。资本、劳动等投入要素的变动往往带来的是经济增长量的变化且不可持续，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则带来经济增长质的变化。科技创新、结构升级、管理方法、资源配置方式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诸多因素，在实际测算时都被不同程度地反映在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数值中。新质生产力催生于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之中，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应更加重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分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但随着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持续放缓，TFP呈阶段性变化趋势。
笔者对中国TFP进行测算和分解后发现，一是资本和TFP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且两者存在明显的此消彼长的“跷跷板”特征，但劳动的贡献相对较小且贡献率呈下降趋势。2012—2017年，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09%，劳动的贡献率为10.02%，TFP的贡献率为41.89%。但2007—2012年，资本的贡献率高达63.65%，而此时TFP的贡献率仅为19.68%。究其原因，可能是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实施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使得这一期间投资大幅增加，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升。由于TFP是一个余值，必然导致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降低，呈现“跷跷板”效应。
二是技术进步变化是TFP变化的主要贡献部分，但总体呈下降趋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通常有两种：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或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2012—2017年，我国技术进步变化贡献率达116.25%。技术进步变化的贡献总体呈下降趋势，并以2007年为“分水岭”。1997—2007年，中国主要通过引进和模仿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方式加速自身技术变迁，表现出技术后发优势。但在2007年左右，中国开始转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技术进步速度较前一阶段有所放缓。2012年后，中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能力和效率逐步提升，技术进步效率变化从2007—2012年的0.0910上升至2021—2017年的0.1194。
三是资源配置效率变化对TFP的贡献由正转负，要素市场化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背景下，我国资源配置效率变化对TFP增长的贡献率，从1997—2002年的22.68%上升至2002—2007年的45.14%。2007—2012年，资源配置效率出现短期恶化并拉低了TFP，但在2012年后其不利影响程度逐渐减小。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坚持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有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着力点
未来，自主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是提升TFP的主要源泉，而TFP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源泉。与此同时，全面深化改革、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仍是提高TFP、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应是科技创新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
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这就需要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一是针对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存在的“卡脖子”问题，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破除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二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前瞻谋划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加快培育壮大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等。未来产业主要是由重大科学革命引发技术革命，并推动产业革命所形成的新产业，代表未来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因此，应大力实施未来产业孵化和加速计划，积极打造未来技术应用场景，培育发展一大批独角兽企业，加速形成若干未来产业。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大幅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仍是我国提高TFP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其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各类经营主体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积极性、主动性。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消除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切实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此外，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协同推进“走出去”和“引进来”，更好联通、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此塑造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