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研究已经有好几年历史了。各个研究机构和学者对三农问题的微观研究、个案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实证资料，这对于我们认识当代中国的三农问题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素材和基本理解。但是这几年的讨论也越来越发现，单纯的个案实证研究，它的弊端是有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以如何把三农问题放在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来理解，而且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背景：即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来理解，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这里，我提几点自己的看法。

我要讲的主题，名字是老的，就是立场、观点和方法。在马列主义的话语中，这是老生常谈。我这里之所以采用这种老话语，是想赋予它一点新的含义。

一、立场

我认为立场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我对立场采取了一个比较宽泛的理解，简单地说就是你站在哪里？站在什么时候，什么时空，也就是你站在什么样的时空来看问题，因为这决定了你观察问题的整个视角。所以立场的第一个涵义，是一个时间涵义。我把时间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物理时间，比如公元多少多少年，现在我们是2003年7月9日，这个时间是全世界各国都共享的一个时间。第二种时间（我觉得更重要）是历史时间。对于历史时间，如果我们还采取西方关于历史进步的概念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各个国家在整个自己的发展史、发展历程上并不是站在同一历史时间段上的；如果我们把当代中国当作是从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轨的话，如果这样一个大的概括还有效的话（因为我相信还是有效的），我们就不能不提出一个关于历史时间的概念。因为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当然在一切第三世界都交叉重叠着，这就引起了我们认识上的巨大困惑。

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说，对广东孙志刚事件，舆论和中央立即作出反应，取消了82年那个关于乞丐和流浪者的遣返条例。这个条例8年以后迅速扩展到一般所谓的三无人员和农民工，当然带有一种歧视的性质，并在遣返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暴力，甚至是非人道的作法。上海去年遣返了20万人，前年大概18万人，再前年大概是16万人。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孙志刚事件，舆论作出的反应是：这是不人道的，也是非人权的。这个事件也叩动了知识分子的良知，政治家也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他的话语就是人权――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当这个事件（即取消遣返条例）发生以后，就迅速地发现：在江浙沿海一带，尤其是杭州那里，因为把遣送变成救助，就设了很多救助站。而救助站按照它的要求，是对那些来杭州打工的民工，如果找不到活而没有饭吃，它有一个救济的任务：即给饭吃。结果只实行了一个多礼拜，饭就不够吃。（因为）大批人来就吃，吃完了以后就逛西湖，去找活，也有不找活的，晚上再来吃。结果他们（民政部门）就高度紧张：说怎么办？在江浙和上海，民政部门就迅速开展对策：第一就是扩大财政以及（增加）这方面的工作人员，目的就是区分什么人应该给饭吃，什么人不给饭吃。这样就可能产生一种歧视性的政策：你怎么鉴别他怎么给饭吃，他又不给饭吃？另外，他们向中央提建议，这就是原来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有一个财政的直接转移支付，现在他们要求这个转移支付的钱应该返还给发达地区，用来救济这些外地到发达地区打工的民工。于是他们就迅速组织人马来研究整个17、18世纪英国济贫法及其歧视政策以及歧视政策产生的结果。上海的朋友打电话给我，他们已经组织人来研究，因为这个来势很凶猛，因为一个政策取消了以后，后继的没有跟上。他们甚至研究：如果区别就是歧视，那么不区别就不能实行这个新的救助法。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说明我讲的就这个物理时间来讲，我们接受的是发达国家已经建成的各种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它的基本理念已经从原来的社会安全，从人道发展到人权，从人权的角度来加以论证：人能不能有这个权利。而人权项目在整个的20世纪整个地增加了。

但是，这个话语权也影响到中国的政治：政界和学术界，因为话语已经和国际接轨。所以我们觉得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接受西方的关于社会管理和社会福利以及社会变化等一系列的政策，认为这些在当代中国也应该实现。但是中国的整个发展水平，还处在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轨。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在城市化过程当中，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城打工。这个过程在西方出现在19世纪，像法国、德国（德国是在1886年以后到1900这些年间）。这个问题就成为德国和法国持续讨论的问题。英国早一点，但英国暴露的问题持续存在（我又把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读了一下）。那个时候，它的情况也和我们差不多，因为爱尔兰人口爆炸——那时引进了南美的土豆以后，使得爱尔兰的人口在前工业化时期急剧增长，然后就向工业化发达地区，也就是苏格兰地区大量移民。（当时他们）也住在棚户区里面，几十个人住在十几平方米的屋里，卫生条件差，排水系统不畅，结果街上就猪粪人便一塌糊涂，一到下雨就泥泞不堪，然后瘟疫开始流行，大量失业人员就要救助……等等这些都发生了。当然，那个时候它国家小，政府小，我们现在政府比它要大得多，救济力度也大得多。但是问题性质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中国从历史时间来讲的话，好象还处在整个的（当然任何比较都是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能比较的话）18、19世纪，在欧洲，从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迹象，我们现在都出现了。但是解决的方案以及方案背后的理念，我们只分享了发达国家（目前）的理念。所以我讲的第一个困惑就是：在发达国家强势话语的压力下。这种话语输入过来了：通过资本输入过来，通过翻译输入过来，并且也成为政界的接受话语。但我们面临的处境，是在向工业化过程的转轨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那么多问题，能不能用他们那个时期的办法来解决呢？看来是不行。但是你不用那个办法来解决又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这就是我们需要进行研究的内容，因此，我提出要以时间作为面向，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和载体。

西方的话语已经转到了后现代化，当然现代化是以美国为主流。美国的主题话语抗拒着法国为主体的后现代话语，好象还是强调现代性话语，从美国这里看是这样。但是在法国、德国、英国那里，这个后现代话语已经占据着（至少是从60-70年代到80年代是这样）统治地位。后现代话语批判整个启蒙时期的理性、科学及其宏大叙事。宏大叙事成为对很多西方国家不必要的东西。但是对于我们这个转型的中国，好象需要有宏大叙事。一百多年来，马列主义经过毛泽东的改革成为毛泽东思想。没有这个宏大叙事，就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有中国整个的现代化，就是说，社会主义方向就不可能。这个宏大叙事，在近代以来谁能够掌握和借用，谁就能获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和获得中国革命的现在和未来。晚清没有掌握，失败了。孙中山建立了，但建立的这一套东西不行，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的话语，但是也没有完成对中国话语的统帅作用，所以失败了。毛泽东完成了这个过程，所以毛泽东的这个再版的农民革命它完成军事任务、政治任务，同时完成思想重建任务，这个重建任务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个话语由于文革的失败，由于改革开放而被彻底地摧毁。如果我们没有一种新的话语，对我们的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一个准确的、合理的理解，我们的改革开放如何发展？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宏大话语、宏大叙事。就象中国向何处去？13亿中国人怎么活？这个问题，我们是应该关心的。可能美国不必要关心，法国、德国也不必要关心，而我们需要关心。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一个13亿人口，这样一个东方大国，没有自己的宏大话语，不行。如果老是把西方最新的东西，就算是最先进的东西接纳进来，看来也不行，因为它遗忘了我们民族的当下困境、问题和诉求，所以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我没有解决问题，我仅提出问题），就是把时间作为立场――原因何在？在我扩大的这个立场的概念上解释。

第二个问题是空间问题，也是立场问题。这个空间我指的是站在东方这片国土，站在中华民族这个立场。我们老是比较，这五十年来我们到处学，尤其是这二十年来，到处和各国比较。现在我们当然是瞄准美国。在上海，因为这十年的发展，就使得上海的很多经济学者认为日本都不可比拟。上海有个经济学家说：“日本将被中国淘汰出去，美国火车头已熄灭了，看来不久也不行了”。表现了一种急迫的追赶美国的心情，就是老和美国比，说美国如何如何？美国有人权、有民主、有自由、有富裕、有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向往的一切。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座各位，我们也欣赏，希望能有这些富裕。但是我们必须站在中华民族、站在13亿人的立场上。就这个问题，对于在座的各位朋友来讲可能不是一个大问题，但对于上海学界却是一个大问题。北京如何我不知道，问韩德强就可以。上海真的没有版图概念，他们两眼透过太平洋就看到了美国，看到了接轨的在望。他们也没有13亿的感觉，关于农民群体的存在，上海的知识分子恐怕还靠我的那本书（《黄河边上的中国》）被输入到某些知识分子的意志中去。复旦的一个经济学家后来就专门写了一本书，叫《长江边的中国》，出版了，10万字。他说是要回答我的问题，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没办法，结果逼着我写了一个序。序言中溢美之词当然要多于（这个大家知道的）批评之词，然而我隐含了几句批评意见，总的来讲还是肯定的意见。他说非常简单地就解决了问题：就是珠江、长江三角洲各吸纳2.5亿剩余人口，那么中国问题就解决了。也就是珠江、长江三角洲包括武汉地区搞三个大的、打破县的行政区划，建立起新的富人区划，把那些穷人吸纳进来，这样就解决问题了。这当然把问题简单化了，但它第一次考虑到三农问题，这对上海知识界来讲还是一个进步。所以，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来讲，考虑问题时这个立场总要有。当然也面临着困惑：何为中华民族？概念不清。中华民族还没有一百年，就说是百年历史，而中华民族里边的几大民族都是源远流长。对于汉民族来讲，中华民族就是我们的民族，这个认同，在这里建立了。但是我到过西藏，和各个少数民族的知识界，我也有过接触，尤其是北京中央民院我的一些朋友，我就专门就这个问题和他们讨论过。他们说，首先我认同的是民族，就是藏族、蒙古族或者是维吾尔族，其次我们才认同中华民族。而这个问题在有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看来，他们的民族和中华民族认同不是一回事情。他们认为中华民族根本就不存在，无论你根据什么样的民族定义，中华民族都不存在。而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则不是个问题。所以，民族立场是第一个困惑。

第二个困惑就是市场经济本身把我们过去反复有过的，就是整个近代有过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概念打破了。民族分裂为阶级，我们亲眼看到阶级：我们没有亲眼看到阶级是怎样被消灭的，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阶级是怎么样形成的。这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讲，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天赐良机，因为他可以看到阶级的形成，因为它一般只以百年为单位来计算。而我们只以几十年为单位就可以看到阶级是怎样形成的、阶级意识是如何被消灭又如何被形成的、阶级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等是怎样被形成的？对于这些，我们好象是可以直接地观察到，因为阶级这个概念通过理性的分析在著作上已经被阅读了。所以，在这个利益已经高度分化的时代来谈论民族共同体就觉得非常之困惑。

第三个困惑就是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原来整个的单位体制的瓦解。单位体制就是一个共同体，中国分成若干单位，每个单位又从属于上面更大的单位，更大的单位又从属于国家这样的单位。在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和单位就是同一的，社会就不存在，因为所有社会的功能和内容都在单位内部加以解决了。所以我们看到从单位人向个人的转化，然后分化为每一个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这样，主流经济学在中国也占主流有它的生存方面的原因。就是说经济确实把人的丰富复杂的动机简化为单一的追求效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理性也被简化为计算和谋划。有个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说全体中国人已经被经济行为加以奴化。我们可以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是我们不得不说绝大多数人在绝大部分场合的绝大部分行为可能是这样的。在这个高度依赖社会分工的社会里面，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被极大地强化了。这个问题，是整个19世纪西方社会学讨论的一个主题。这明明是一个分工的有机的高依赖社会，为什么又是一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意识特别强烈的社会？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每个人的实际生活和生存都告诉他：我是独立的，我要管自己，我要把个人利益最大化，我要争取货币的最大化，争取社会地位的最高，都这样。然而，他们又处在一个高度依赖的社会里边，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里边。这个问题困惑了整个19世纪的社会学家。涂尔干用一生的精力想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他所开出的药方也很次，就是恢复行会、恢复职业组织来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我觉得这个方案可能是有问题，但是他提的问题确实存在。这样，我们从民族立场如果下降到阶级立场，再下到个人主义立场来考虑问题，究竟什么立场是我们应该站立的：就是民族共同体的立场。而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历程没有共同体立场，那一部分前沿分子逃到美国去，和美国接轨，或者在太平洋中点某个地方和美国接轨。那么他和我国整个70％的农民就脱轨，这样，中华民族内部的团结就成了问题。内部的对立和分化就成为现实，社会的秩序就成为问题。所以立场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第一个是时间，第二个是空间。一个研究者如果要达到有效的研究，这两个前置前提，越明朗越好，否则你的研究就可能产生盲目性。

二、观点

立场决定观点，观点是由立场决定的。什么叫观点呢？我也加一个新的定义：就是你站在你那个立场上，在你那个视角里面呈现出来的那几个点，那几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你观察到的点叫观点。社会上无限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实，统称为社会存在。社会存在中的无限事实并不是无限地向每一个研究者开放的，它仅仅是对一个站在某一个观察点上的那个关怀的心灵开放——他关切什么，什么样的事实就对他呈现。

这里又举一个例子，上礼拜复旦的一个教授，他那个80万字的初稿完成了，结果打电话给我，说他的这本书如何地把中国的西方文学评论推到了第三境界（他认为达到第三境界了）：第一境界就是人头史，就是按作者来，说某某怎么怎么的；第二境界就是按照某一标准，把西方的各个人头贯穿起来，他把它叫做有机史；（他提供的那个最高境界我倒忘了，他批判的两个境界我还记得）。结果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你中国人写西方评论、文论史，你是不是要把中国的读者引领到西方的语境里面去，体会西方人对文学现象的认识及对文学的评论。他愣了，他不可能做这个事呀！我说你是要让中国人来理解西方的整个文学评论现象，但你是站在中国的立场来写西方史，这说明你不同意西方人写的西方评论史，是不是这个意思呀？你必须通过它来加深我们对西方的理解的同时，也加深我们对自身的理解。这样，你站在中国这个立场上来看问题，那西方人认为重要的，在我们看来不大重要，西方人认为不大重要的，我们可能是笔墨很重地要写这一章。因为根据我们的要求，比如我来教西方社会学史，我就把18世纪向19世纪转轨时期西方的这个转型社会学大侃特侃，而把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略而不说，或一般介绍，把美国那个或者称作杂碎社会学的就避而不谈。因为这是从我的角度出发，因为从那里边可能会对我们当下的理解会有一些启示性的东西、启发性的东西。结果他听了这样一说，就说那你是达到第四个境界了，看来我们还是要向这个方向努力。

所以说，不同的立场会挑选出不同的观点，所以观点之重要，是怎么样对我们而重要。如果我们站在民族的立场，什么是对我们民族当下而重要，这个观点就很重要了。当然，在这个目标――即什么是民族当下最重要的，也有分歧意见。我可能更倾向于的是：民族多数的生存与发展。这个多数用传统的概念来讲是工农大众。你不能抛下工农大众，让一部分精英去搜刮工农大众，进入富裕阶层，那肯定是不行的。这不仅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新传统，也不符合儒家的旧传统。如果社会财富的分配是使一部分人多得，而使另一部分人少得。那么我说，这个秩序的被颠覆为时不会太久。我认为1996年以后的历次出台的关于社会福利的改革都具有这样的功能：叫社会排斥功能，教育的、医疗的、住房的、卫生的四大改革都具有这样的功能，它是一个社会排斥机制。这样，阶级就被政治、被改革造就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社会的弱势群体是造成的，不是它自生的，而是被造成的，是市场和政治双重作用的结果。站在什么立场，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事实进入你的视野。所以，我把现在那个时髦的话语霸权的第一个霸权称作筛选权：即让什么样的事实进入你的视野，话语权就是筛选事实的机制。它筛选了一批社会事实，罢免了一批社会事实。如果社会事实仅仅在社会存在的昏暗当中，那么它就不存在。百姓话语，它没有获得霸权，因为它仅仅把那些话语进入到民歌民谣里面，进入在口耳相传里面。这套话语就是我们搞农村调查需要研究的一套话语，但它没有获得权力地位。

话语霸权的第二个方面是对事实意义的解释。这方面西方人做得特别好。像美国人，对伊拉克宣战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被呈现出来了，媒体报道了。但是更重要的是解释这个事实，美国人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期间出现了大概3-4种解释：第一个解释是叫新十字军东征。结果失败，整个伊斯兰国家就反抗，让人们回想到原来的十字军东征，如果就这样解释，那么美国人就蠢得使自己和整个伊斯兰国家产生对抗。那么就让它们去干吧，给我们民族一个生存发展休养生息的机会。第二个解释叫作无限正义战争。这个无限正义战争后来也是触犯了伊斯兰。因为伊斯兰教中，只有安拉是无限正义的；第三个解释是持久自由行动，这个解释后来也觉得不太好，后来就改成了反恐。这样，大概是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之内换了四套解释系统，最后定于反恐。那么，全球的统治者们一致认为，这个解释系统好。因为所有的统治都有自己的苦衷，于是全球的统治者在这里联合起来，而不是全球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事实就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反映什么样的社会事实，给予什么样的意义解释，这就是话语霸权的两大要点。所以我强调立场问题，这个立场，决定了什么样的社会事实进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来研究整个西方世界的事实，就要把这些事实从西方的话语中剥离出来，进入我们的视野加以研究。很可惜，我们始终没有完成这样一个转化，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在借用他们的话语。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这方面的情形还是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三、方法

复旦的及我的其他一些朋友，他们主要搞理论。现在这个哲学系就是搞理论，哲学系的马克思主义，就变成马哲，马哲就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哲学，早期哲学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马克思没有写成的一部著作：《1844年哲学经济手稿》，他们就不但硕士而且博士都读这个玩艺，认为里面有马克思最伟大、最丰富、最天才的东西。（那年马克思26岁）而后来的马克思就递退了：《共产党宣言》递退了一步，《资本论》递退二步，后来就每况愈下了。而马克思从哲学到法学，走到市民社会研究，去研究政治经济学，一步一步地关注整个社会本身的经济社会运动，而我们这个哲学它是倒过来走，而对丰富复杂的社会变动不去关注。所以，对他们来讲，我用歌德一句话：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

我们在转型时期必须优先阅读的一本书是社会生活的这本大书。他们老嘲笑我是经验主义，他们说你东跑西跑干什么啊？你知道得多，但是你理解得一塌糊涂啊！你脑子有问题啊！他们这样说：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去搞那些杂碎干什么？那么我说：你们才有病。如果社会处于常态的稳定时期，秀才不出门，了知天下事，可能是个真理。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社会的事实系统已经和原有的语言系统、理论系统相背离了，理论在这里，它跑到那里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强调生活之树是长青的，理论是灰色的。这个时候我们要讲，你破万卷书，也必须要行万里路，就是搞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是阅读社会这部书的不二法门。这里我要坚持毛主席的观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每一个点的调查，就是社会这本大书的一页而已，书总是要一页一页去读的，所以调查是阅读社会这本大书的不二法门。你没有涉世，就没办法知道社会生活是如何的。对复旦那些朋友我这样讲。但是对在座的，你们已经认识到社会调查的重要性，而且已经从事长年的社会调查，那么我要说一句相反的话：直接的经验的是最抽象的，真理是具体的。没有比直接的，眼前看到的东西再抽象不过了，只有真理——抽象的真理才是具体的。这个重要的命题是我们这些搞实证研究的必须要加以重视的：这就是对直接呈现的事实的解读，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车上我和韩德强一路讨论，讲他爸爸的一些故事。他爸爸讲他的故事，就是story，结果，他爸爸不能赋予他的故事以意义与解释，韩德强就能够赋予它，因为他儿子是一个教授、是一个学者，那不一样。他父亲是一个生活者，在世的实践者。如果在世的实践者的经验本身就具有科学意义，要我们干什么？科学就成为多余，理性思维就成了多余的东西。对我们来讲，这个方法就强调第二个。就是说，实践的东西是昏暗的，理论是明亮的、具体的。

怎样阅读直接的东西，需要一种方法，我自己常用大概有如下三个方面：

把当下局部的经验（因为经验总是局部的，你调查某一个村、某一个乡，哪怕调查某一个县，那还是局部的）放在它的整体里面加以解读。把局部放在整体，这个整体的边界是无限的。困难就在于确定这个整体的边界。比如说，你到村里面调查，那么乡镇是不是整体，县是不是整体？或者说中国是个整体。这个整体我认为要按照调查者的需要来设定。尤其是在资本全球化的条件下面，国内发生的某种现象，它和国际资本运动有关系。所以这个边界，就是你调查了某一个局部问题要放在一个更大的整体里面来加以解读。我通常是把县作为一个整体。县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的、文化的甚至语言的一个单元，它比较完备。而且县在历史上渊远流长，县的历史一般超过国家的历史――一个国的历史、王朝的历史。据说现在有十分之一的县有1500年以上的历史。秦汉设县的时候，有1500多个县，其中边界和县城大体保持一致的，现在还有十分之一，极其稳定。所以，这个局部和整体，就是你研究局部问题时，应有个整体关注。这个整体边界在哪里，由研究者自己设定。

第二个方法就是把社会事实放在历史背景里面去。把历史的维度引进我们的调查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现代的社会科学对历史的维度不太注意。自然科学可以不注意历史这个维度，你看我们自然科学的教程安排，只有概论，没有史的。而人文学科，例如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其实无需概论只要史。

历史维度对于我们民族的当下情境尤其重要。因为我有一个命题，这个命题是从克罗齐那里来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把它更极端引申：一切传统就是经验。一切传统都生活在我们当下，那些曾经发生过，而又死亡的东西，概括不了传统。传统是传下来的，统一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观念，甚至我们的制度、语言里面去的东西，那才叫传统。这一传统也是最现代的语言，这是毫无疑问的，而语言又规定了一个民族透视的方式。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农民负担问题。分田到户以后，农民千家万户面对着一个政府，这个政府要对千家万户征税费，当然可能有过度征收，然后就有这个明白卡，各省市都有这个明白卡。但从设计这些明白卡的人来看，他们从来就没有去参照历史上的明白卡，而只是根据现实的需要，认为这是新问题、新情况，并且是用了一个新办法来解决。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新情况就是老情况，新问题就是老问题，新方法就是老方法。我查《清实录》，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关于这个明白卡就写得明明白白，它叫御制单，或叫御制有单，实际上就是现在的三联单，叫滚单。不仅一模一样，而且比我们还详细。一年它分成10次，共有10格。每一年每一个农民每个月都到县里面去交。而且原来还规定吏不准到乡，下到农户里面去征讨。因为征讨时别人要留饭吃，可能别人一个鸡就给杀了，给吃了。这样，他为了收一块钱的负担，结果农民花了五块钱（那个鸡可能值五块钱）。所以不允许吏到农民家里去，比我们现在还优秀。我们现在是分春秋两季征的，唐朝这个两税法，它也是两季征的，有的是一次征的，即秋收以后一次征收。清初那时是分十次征收，它也有制度安排的，但实际执行结果却有许多弊端。为什么？印明白卡，印御制有单是要钱的，要成本的，县里面没有这个财政预算，结果印这个卡本身就成为农民负担。你一张卡一块钱，结果他收农民两块钱，他又赚一块钱。

所以说，通过这个例子来解读就可以知道，只要你是小农经济，只要地方政府建立在小农经济之上，是小农经济的小农剩余，这些问题就必然发生，你不管怎么改都会发生。而关于这些问题，我们祖先已经是想了最好的办法，我们不可能设想出比它更好的办法。而执行当中出现的问题过去发生，我们现在也发生。在这个意义上，地方财政即以地方分灶吃饭的财政，迫使中西部那些农业大县必然落到这种境地，不管你搞精兵简政（它很快又膨大起来了），还是税费改革。这样，在我们讨论的时候，对改革基本上是不持乐观态度的，因为有好多这类的问题存在。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个关于现状和历史的例子。有一年，我到开封去看包公祠。它正好有一个石碑，记载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到包公那个时候，开封的尹府 (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县委书记＋公安局长这样一个职位)一共有一百四十多年历史，共80－90任，包公大概是第71任，包公任期是1.4年。当时的任期规定是三年，是短任期，但没有一个官员是满任转任的。后来我一查我们这五十年来，原来是3年一任，后来是4年，97年以后再弄五年，我指的是县这一级，乡这一级是3年。短任制和迥避制，从宋代就开始逐步完备，明清时得到强化，共产党又继承下来。我们也不断面临新情况、新问题、也不断在寻找新办法，但结果却往往发现它是个老情况、老问题、老办法，历史在那里延续了。

所以必须要有历史这个维度，如果没有这个维度，那你就认为这是个新情况、新问题，它是一个新方案，与时俱进解决了什么问题。你以为是这样，而实际上不是。因为历史在那里，历史不能被中断。认为一个民族的思想家可以中断这个历史，树立一种新的制度，然后按照这种新制度来有效地运作，那是一种天真的幻觉，是18世纪的幻觉，启蒙学者的幻觉。马克思不这样认为，马克思认为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没错。但它是在先辈留下的传统――既定条件下创造历史。传统起制约作用。13亿人口的传统，16亿亩耕地是一个坚实的传统，这个问题你留下来了，传下来了。你那个江汉平原的土地估计也有四五百年的历史，甚至更久。有的可能开垦得晚一点，有的开垦得早一点，但起码是上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历史。黄河流域可能开垦得更早一点。所以每块土地就是传统，就是古迹。你不必要跑到什么地方去看什么古迹，只要土地里一蹲，把那个细砂拿起来一翻，那就是古迹。有先辈的血汗在里面。实际上我们就是古人，延续下来的古人。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说这个传统是活的东西。我们对当代的现实的直接的经验的解读，要把它放在一个历史的过程来看，这样会清晰一些。比如说整个江浙一带的兴起，城市的现代的话语权的迅速复活，完全可以和二、三十年代接轨，真的可以接轨。比如20、30年代的上海，经过繁荣时期，又全面进入凋敝时期。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毛泽东同志当时已经观察到这个现象。他说因为内地乱，三流的地主跑长沙，二流的地主跑武汉，一流的地主（大地主）就跑到上海做寓翁去了。他把大批的地租转化为货币转入上海购房子，房价不就上涨吗？他们还要消费，而且是高消费，当然就带动了整个城市的发展。上海的房价在20、30年代基本上被内外资本操纵着，和现在一模一样。（韩德强：茅盾的《子夜》中有一个人，通过对乡下大片土地的地租来养上海的房子。曹：对，一模一样，韩：所以北京、上海现在就是全国财富的吸血中心，这一点没错啊！）。

很显然，内地那些农业剩余通过市场和提取这两种形式、两个管道往城市输送。向城市输送以后，内地人只能作为一个打工仔到这里来再赚一份工资，这实际上是二重剥削。城市则在财富的话语里面给你一个恩惠：这是我给你制造的就业机会，我不养活你你就要死掉。所以我讲接轨时，要讲历史这个维度。上海这个话语好象和英美的最新的话语、最新的情况接轨了，其实不然。

历史这个维度十分重要，但是，历史这个维度有几个点必须注意。我觉得改革开放二十年， 1980年是个点，因为1983年就分田到户了。50年代上溯到1900年（或者是五四时期，都放在那一段），再就是1848年，往上升到1500年，作为我们研究的往上追溯的上限时间，因为你再往上追溯的话就没完没了了。为什么把1500年作为一个上限时间，近代史教育告诉我们，中国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进入现代的，但是我觉得1500年这点和国际接轨没什么大的差异，西方是1500年，我们也是1500年。原因有两个，因为1500年有两样东西输入中国，一个是南美的白银，大概是1530－1540年，葡萄牙西班牙人已经出现在南中国海，和中国海上贸易。大量的白银是通过他们那里进来的。那里的贸易发达了以后，日本也和中国开始贸易，也在南中国海贸易，所以出现倭寇事件。现在倭寇事件已经研究清楚了：倭寇大量的还是汉人，尤其是安徽省南部那些出去做生意的人。在那里，他们打扮成倭寇一起进行抢劫。1500年白银的输入和南中国海市场商品经济的发育有密切的关联，和张居正的改革——就是把实物税改成货币税都有一定的关系。第二个是南美作物和欧亚作物两大生物圈的交流，和整个欧亚大陆人口的增长，就是前工业化时期人口的增长是有关系的。我们的人口增长与玉米、红薯、南瓜、烟草、辣椒（都是来自南美）等等都是有关系的。因为大量的山地、丘陵地被开垦和使用。第三个就是晚明时期天主教传来了所谓科学、传来了天文学、数学等等，这引起了中国建筑风格的变化以及中国知识界的对数学的观念变化。以后的一些大学问家一般都是研究数学的，我们的思想史原来没有研究这个问题，我这里顺便说一说。因此，通常情况下我们从1500年开始研究就可以了。所以历史这个维度，我觉得是解读当代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个就是理论这个维度。这个问题又使我们困惑，因为100年来的理论，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全部地（不是个别的）都来源于西方，社会科学的主干词（就是关键词）280个全部来源于日本，象经济、哲学等词都是从日本来的。经济这个词原来是经邦济世的意思，日本人怎么会用这个词去搞economic的翻译呢？280个词（我们语言学家都梳理过）都来源于西方。日本用汉字去翻译西文，然后我们从日本搞过来，倡导者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他跑到日本去了，日本字很好学，他3个月就学会了。当时不往法国跑，不往美国跑，因为那时比较穷，路费又很贵，东渡扶桑，很近，文字又很通（估计当时的日文中文字量比现在高得多，一般三个月就可以全看懂）。结果大量的教材从日本翻译过来，就是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使得100多年来社会科学的基本性概念、理论全部来源于西方。伟大、创新有如毛泽东者，他也不过是提倡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是中国的课题。所以中国所谓不同的学派就是从西方找到比较对自己胃口的那个学派与自己当下的要求结合起来，然后形成各种各样的派别。所谓本土云云，传统文化云云，实际上是没有的。中国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文化保守主义。有人把梁漱溟叫做文化保守主义者，不对。他其实是尊重西方的民主和自由的，也尊重西方的权利。他不过是认为要把西方的东西和中国传统的伦理的东西结合起来，搞成一个既非一个松散的差序格局的伦理实体，也不是搞成西方那种群已界限清晰的团队，而是试图结合起来，这个结合我们知道是失败了。几乎所有的文化保守主义，都用西方的某种价值去看中国的东西，然后发现那些东西中国古已有之，然后再来赞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说，我们的《诗经》里面有“彗彼小星，三五在东”。就说，你看八大行星，三五就是8大行星，我们都发现了，比西方人早二千多年，然后就开始觉得舒服起来了。所以，近代以来的话语的输入给我们民族奠定了两大基础：一、认识中国的规范，是一种认识工具。二、更重要的是价值规范，它规范着中国向何处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规范中。现代化、工业化、都市化等，以及转轨、接轨都与这个规范有关，都摆脱不了这个东西。这个过程就是用西方学者的概念来考察中国的事情。在此，我们不能一味地拒绝，拒绝就意味着沉默，除了沉默你没有任何办法，你一张开口，那就是西方的话。当然西方话语并不意味着西方霸权，你跪下，它就是霸权，你站起来了，那个霸权也就破灭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西方输入的理论和我们观察到、感受到的基本经验和现实，在两者之间有一个双向的流动。首先我们要承认中国的现实和经验本身，并不能完全由西方概念来加以规定。相反，必须根据我们的经验来修正西方的概念。这个过程我把它叫作把西方的概念、理论根据中国语境进行语义学上的转化。你必须转化――语义学上的转化，没有这个转化叫照搬，有这个转化叫创新。这样一来，概念可能还是来源于西方，但实质不一样了。毛主席就有很多创造性的转化，“党内有个资产阶级”西方人就听不懂，。如果不进行语义学上的转化，那些概念（指来自西方的概念）就都有问题。

最早意识到研究中国――用西方话语研究中国（这种方式）可能存在问题的西方学者，在我看来，可能就是费正清。他反复强调、告诫西方学者，千万不要用西方的专制、民主、地方自治，政党等概念去理解阶级斗争等中国问题。他说中国传统政治可能就不是专制一词能概括的。他反复讲到这个问题：明清以后的县乡，也不是类似于美国的地方政治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也有问题的。他并不是要抛弃这些概念，但在运用这些概念时千万要注意中国自身的特殊性。我觉得这个人的那些告诫十分的有道理，而我们自己本身往往忘却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在研究问题当中，一定要让直接的、经验的、事实的东西充分地对心灵开放，然后不要以理论去套事实。在这方面，我曾说过：把理论悬置起来。悬置不是否定它、抛弃它，而是要求研究者以一种无知的心态进入调查现场。在这个意义上就要求我们在调查研究前，当然要有目标、有目的，要有调查计划、要有方案，但这些不要太强烈，要让新问题――你自己感受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来。这些感觉到的，也就是老百姓迫切地意识到的（东西）。所以研究问题哪里来，老百姓那里来。老百姓那里即是一个社会事实――你需要的社会事实，又是一个价值――百姓的需要就是价值：他感受的痛苦和期待当中有他的价值，以此作为我们的研究，他的眼睛就是我们的眼睛。

当然，我们可以站在更全面的资料分析上和更高的视点上来观察农村社会。现在的农民你不能小看，我常常很惊讶：有一些小伙子，他跑的地方比我还要多。他走南闯北――因为他到处去打工，初高中毕业就到处跑，跑的地方就比我多。而且有的人还积累了一些社会思考的能力。我上次接到一封信，就是一个从湖南到云南钟甸去打工的一个人，他正好看到了我那本《中国七问》，就写了一封信来，言辞非常尖锐。他说，这样子下去，我们这批人是没有出路的，这样下去是不行的，真的不行的。里面充斥着一种对社会秩序变动而产生的焦虑和躁动。从某种意义上说陈胜、吴广不就在这里边吗？洪秀全不就在这里边吗？你以为他没有话语权，但现在的这个话语权都是人为地堆砌起来的。天下的知识分子都去考那个东西：考硕士、考博士、考副教授、考教授、考博导，然后造就了一种学术话语，这种话语很容易被颠覆。我们原来那个八股话语一下子就被颠覆了，结果作了一千多年的八股文没有一篇文章留下来，我想起这个就可怕。所以，我讲，立场问题确定以后，方法就成为一个问题，我主要是讲方法论，讲了三条。

另外，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当中，恢复某种实践的能动性，经验的主动性。这个经验实际上就是我们调查的农民世界，它有权力修改理论，有权力来重新界定概念。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建议把日常生活当中某种普遍被使用的语言、名词，考察它是不是有一种上升为理论概念的空间。我们老百姓的日常语言当中有些是非常具有表达能力的，对于那些词，是不是可以稍为上升一点，这样，就逐渐会形成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大家在农村研究中的某种共同概念，这样就会让我们自身的经验和老百姓的话语获得更重要的一致。他有权来修正西方理论，而不是用理论去套。现在我们的法律就套得很厉害，因为它属于罗马法系，经常有那个财产、产权啊这些我们民族原来不习惯的东西，而且很拗口，像我们都不大懂的一个拗口的词――法律词套下来，套得成功不成功就很难说了。但是那些少数民族地区不买你这个帐。比如说我碰到一个事，按照现在法律，父母的财产兄弟姐妹是可以平等地继承的，但我跑了几个地方，都不是这样，还是用老办法，都是儿子继承，没有儿子的还用侄子来继承。我问他们为什么？他说，女儿也可以继承，但继承的话，就断了娘家路。就是说父母死了，没有兄弟，女儿出嫁了，如果你要把那个财产继承过去，就断了娘家路。她如果不继承，由侄子来继承，那么，如果那个女孩子被夫家欺负了，村里一帮人就浩浩荡荡地去给你申冤去了，那个丈夫如果不老实就揍你一顿。确实也有这么一个案例，就是女儿回来分割财产，后来果然就断了。从女儿的角度来讲，她的行为完全符合法律，但最终与村里断绝了联系，而且整个村里的舆论都谴责她。像诸如此类的东西，由于我不研究法律，就不清楚了。因为现代法律是都认为这是传统的、都是落后的、都是非现代的东西，但是它却比较有效。

我的意思就是说，让生活本身，经验本身，让民间话语本身获得一种对输入的话语及理论对抗的权力，一种修正它的权力。然后根据它，我们来修正一些概念，来解释一些现象，至少我总想这样做，至于做得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情。这就是我讲的方法论的问题。

本文发表于《三农中国》2004年夏季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