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此次会议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当此时，中国经济外部货币战阴云笼罩，在内部，“十一五”规划确定的节能减排指标很可能再次落空，而各种社会矛盾则呈更加错综复杂之情势。中国下一个五年怎么走，自然是全世界的焦点。
我们判断，经济结构调整是“十二五”规划的关键词。过去十多年间，结构调整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决策层的视野，但也从未取得转折性的进步。这预示了调结构的艰难和迫切性。实际上，作为先导性改革的资源价格改革已经启幕，目前，石油、天然气、水电等价格改革步伐明显加快。
中国已经确定将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步伐，让百姓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实现有尊严的生活。可以预期，“十二五”期间，以公平公正为主旨的社会改革也会逐步深化。包括医改、教改和社会保障改革等一系列社会改革，虽然头绪万千，但也都已破题。比如卫生部部长陈竺上周说，中国新医改启动一年，已经建立了覆盖90%人口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体系。
社会领域的改革，有赖于经济的长期稳健增长，各种保障体系的建立，无不意味着各级财政持续的投入，各种社会矛盾的消解，各种权利关系的理顺，背后也常常隐藏着复杂的利益关系，政府需要以真金白银填补欠账，或者以赎买的方式，换取某种利益集团的妥协，以达成社会利益群体间的均势。一旦经济增长后续无力，各种社会改革很可能功亏一篑。
不过我们注意到，在社会领域改革分步推进的同时，经济改革的深化正如履薄冰，步步艰难。对市场经济基本法则的坚守，屡屡让步于行政管控的实用主义；破除国有垄断，过去十年间决策层三度发文，文件级别一次高过一级，但是“国进民退”却成此次金融危机期间及危机后无可回避的现实。即使在社会领域，对于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也时常被“截访”、野蛮拆迁等公权力的滥用毁于片刻。而这却往往打着“保稳定”进而保经济增长的名义。
这表明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正在弱化。何以如此？经济内部动能的释放，过去是通过放松管制实现的。这主要体现在对民间资本的认可，体现在有节制的承认经济自由，并为经济自由的实现创造必要的条件。这成就了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繁荣，不过却难以护佑中国经济和社会未来的成长。
结构调整意味着利益的重整，尤其是民间企业获得更自由的成长空间。但是这却可能受制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某种僵化和后退，受制于官本位、权力本位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滞。何以解忧，惟有政改。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此有清晰的认识。他曾经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
这是邓小平的远见，也是他未竟的改革事业。过去数月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五谈政改，或表明决策层对此已有清晰而坚定的认知。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社会改革也不会获得成功。我们期望，“十二五”规划能够打开政改通道，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保证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实际上，无论经济改革打破僵局，或者社会改革取得突破，都需要政治改革的保驾。一个真正和谐的中国社会，必然要在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这三驾马车的共同拉动下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