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力的家族化与这种民主化是一对“天敌”。正因为如此，我们以为，避免家族权力进一步侵蚀公权力，根本之道仍在于扩大官员选拔过程中的民众参与权，进一步扩大基层官员直选范围。
当下年轻人最痛苦的事是什么？事业上和“官二代”竞争，感情上和“富二代”竞争。
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无可厚非，情感的物质化与财富化是个人选择，人往高处走也无太多可指责之处。但前者却是事关社会公平乃至基层政府权力服务于谁的大问题。
我们并不武断地反对公务员队伍中出现的“官二代”。举贤不避亲，出身于官宦之家的子弟，如果他们的升迁机会并非出于父辈的庇护，而是基于出色的个人能力和优秀的工作业绩，并且通过公平透明的遴选机制获得，我们乐见其成。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最近几年，各地相继出现一批20多岁的县长、副局长和大学副院长等等，尽管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从媒体披露的信息看，相当多的年轻的官二代们正在借助父辈的政治资源和人脉关系在仕途上突进，父辈们给予他们的岂止暗自的提携，在一些地方近乎赤裸裸的“照顾”。温州“招考门”中《关于考录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子女的补充规定》，就是一例。权为民所赋，却为私所用。
更可担忧的是，基层政府这种公权力的“世袭”，不仅仅表现在父与子、母与女之间的单线“传承”，当下已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趋势。这一点，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最近公开的博士论文是最好的样本。在这份名为《中县干部》的论文中，提到一个县的“政治家族”生态——一张由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政治家族网。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而且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
冯军旗的论文内容来自挂职地方的实地调研。在基层政府中，冯军旗所观察的社会学案例并非个案，只是基层政府家族化趋势轻重不一而已。这样一种趋势，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阻断了社会才俊进入政府服务公众的通道。换句话说，仅有才能，没有家族背景，或者不趋附于某个有势力的家族，就不可能进入政府部门，不可能成为国家干部。因为在这张由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政治家族网中，用人唯才变成了用人唯亲。
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更为可怕。不是基于民意而升迁的官员，当然不会在乎公众利益，这样的官员，命运与其赖以生存的政治家族利益休戚相关。既然权力为家族所赋予，则必然为家族所任用。这些官员目力所及，恐怕不会有民生疾苦和一方平安。
在这种权力格局中，正常的政府权力监督机制荡然无存，社会监督更无从体现。任何内在的监督都可能成为家族间的共谋或者以民众福利为质押品的博弈。贪腐由此不可避免，一旦事发，就是“窝案”，牵扯到整个甚至数个家族，阜阳“白宫书记”张治安就是一例。
在一些地方，这种权力格局层层寄生，已然侵蚀了基层民主化试验来之不易的成果。以村一级的海推直选，县乡的民主恳谈会、政务公开，乃至乡长镇长直选为切口的基层政府民主化实验，其要义就是推进政府事务的透明化，从而更有效地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这也是在社会矛盾多发期，打造有公心也有公信力的基层政府的关键。
公权力的家族化与这种民主化是一对“天敌”。正因为如此，我们以为，避免家族权力进一步侵蚀公权力，根本之道仍在于扩大官员选拔过程中的民众参与权，进一步扩大基层官员直选范围。只有解决好“权为民所赋”的问题，“权为民所用”才不会成为地方官员们的空头支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