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初夏，有友人告诉我，在今秋将召开的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有可能成为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对此我深为震动，不安为主，荣幸为辅。在我的心目中，中央委员都是职业革命家，都是“布尔什维克化”了的钢铁英雄，都是严肃得不能再严肃，斗争得不能再斗争的人物。我的身份是一个作家，我的性格偏向于自由散漫，我喜欢的是舞文弄墨，抒情论理，精雕细刻，花色缤纷，直到嬉笑怒骂，谑语连篇……这都不适合中央委员的身份，不适合献身郑重的政治斗争。
一九八五年我又当选为中央委员，至一九九二年届满。前后参加中委活动十年。
每次会议上，我都看到许多领导人物，实权人物，知名人物，权威人物。例如中央领导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各省的省委书记，各部部长，军队的三总部领导，海陆空三军司令、政委，少数民族领导，还有例如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吴蔚然这样的医生，胡绳这样的理论家，吴祖强这样的作曲家，邢燕子、陈福汉（毛泽东号机车司机）、郭凤莲这样的工农杰出人物，华国锋、汪东兴这样的有过不寻常经历的人物。我一方面感到一些拘谨，感到诚惶诚恐，心想我这么一个爱开玩笑爱闲言碎语相当情绪化乃至生活上说话上不无散漫的人，一下子进入这个庄严的机构，谈的是这样严肃的不可儿戏不可轻忽的话题，真够我呛。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心存惊叹，党可真有两下子，天南海北，党政军企，身经百战的虎将，运筹帷幄的官员，各有绝门的专家，各色头面人物，土的土，洋的洋，文的文，武的武，汉满蒙回藏苗瑶……堪称网罗殆尽，尽善尽美，硬使几百万几千万各不相同的人物拧成一股绳，使成一股劲，团结起方方面面，管理住东西南北，步调基本一致，朝令大体夕改，说贯彻就贯彻，说制止就制止，说转弯就转弯，办成一件大事又一件大事，错误也没有少犯，犯完了改过来再干，仍然是说嘛算嘛，指东绝不打西，毫不含糊。究竟什么人才干得成这样的大事啊！
而且它招来了多少咒骂、嘲笑、轻视、侮辱、孤立、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决心与部署与行动，它又触动了得罪了毁灭了多少人的幻想、理念、美梦、价值崇拜、既得利益……成了多少人的切齿痛恨的对象。同时却又受到多少人的赞扬、歌颂、服膺、拥戴、跟随包括投机与利用……这才是真正的事业，这才是真正的男子的壮举！
香港出版过一些侈谈大陆政治“秘闻”的书，一看它写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会议的细节，就知道是生编硬造的了。
当然，谈大的政治问题也不免有些套话，如说听了领导人的讲话，则都说是“受到鼓舞，受到教育”，对于重要决策，则说“非常重要，非常及时”。联系到实际工作，则各有千秋。通过参加讨论，例如对于拐卖人口问题，政企分开问题，文物盗窃问题，计划生育问题，就业问题，粮食问题……我增加了许多知识，学会用更务实的态度考虑许多事。我还听到过一位担任过省市委书记的老同志讲，他几十年来的工作经验说明，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文化低，教育程度差，工农如此，干部也是如此，甚至知识分子圈里，也缺少应有的文化素质与文化培训，这样，制定政策与贯彻政策之间，提出目标与实践目标之间，说的与做的之间，常有差距。他讲得我很受触动。
这段时间，每次全会结束时，都有邓小平与陈云二位领导人的讲话，他们是真的做到了提纲挈领，要言不烦，一语中的，令人回味。通过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议后，小平同志显得很兴奋，他即席说了一句：“这是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意）他还在中顾委的全体会议上说过，不搞改革开放，就只能是“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可谓有声有泪，一字千钧。当张光年（时任中顾委委员）与我谈起此话时，也是眼眶湿润。陈云同志讲，农村党员开会，一律不可以给工分补贴。讲“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粮则乱”。还有“一要吃饭，二要建设”都起着一语中的，实话实说的提醒的作用，出言难忘。
参与中委活动十年，这大大丰富了我的经历，增加了我对于全局性信息的掌握，对于执政党的权力运作的了解。这使我得到了我此生的重要的政治经历、政治资源、理论资源、生活资源与文学资源。胡风讲的到处有生活，如果不包含一切生活都可以不加以区分与评价的意思，那就是极其正确的论断。那么中央委员的生活就更加宝贵，它可以去魅、去偏见、去谎言，透过表层看到内里。它使我对许多事不再感觉那样陌生，以及因陌生而神魔化、夸张化、恶意化。
同时，我必须反省，必须承认，我与一个真正合格的中央委员的素质保留着差距。我太迷恋文学，迷恋想像与修辞。迷恋风格、个性、创新、才华、推敲、抒情、游戏、俏皮、眼泪与微笑、善良与天真、爱心与浪漫、小人物的情怀，日子的五光十色……而我实在缺少杀伐决断（此词出自《红楼梦》对于王熙凤的描写）的雄心、壮心、决心和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斗争永无穷期的狠心与韧性。一句话，我缺少的是力量，是拼老命的精神，是压倒对手而不被对手压倒的英雄主义。而献身革命，献身社会主义，献身执政兴国，献身领导指挥，不珍惜、不善用、不保持一定的力量－权力是不现实的。而我在力量、权力的问题上，总是那样地宁可失之清高，失之无为，失之清风明月，失之斯文酸腐。就是说，我有时怯于权，羞于权，腼腆于权，心虚于权。文人，作家，而且自以为是个好作家的身份认同，始终拉着阻挡着我不要太较真于计较于争夺于权与力。说下大天来，写小说比当领导逍遥自在舒服得多。抱歉了，对不起了，对我寄予厚望的上级、师长与同行们，我的面太宽，我的线太长，我的爱恋我的关注我的兴趣太宽泛又太个人太投入了。努力将一切都做到最好的结果必定会使你们哪一个哪一方面都不解气。
然而，这才是我。
作家协会
一九八四年底到一九八五年初，开了一个跨年度的作家代表大会。“文革”结束以后，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一职由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诗人李季担任。但一九八○年李季猝然离世，后一直是张光年主持工作。直到第四次作代会，改选了作协的领导机构，包括作协党组也基本上是新的人选。
说来话长，居然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有过这么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有说是闹翻了天的，有说是多么好多么民主的，有的赞扬，有的愤恨。而其他多数西方国家根本就没有什么作家代表大会一说，想开也开不起来，开起来也无事可做。他们那里往往只有二三流作家才组织作协，目的是为了与出版商讲价钱和维护其他涉及作家利益事项。例如瑞典，公共图书馆要根据借阅人次给作家付酬，这是作协的功绩。而一个像模像样的作家（比如托尔斯泰或者巴尔扎克），一个人就胜过一个会。在许多其他事情上，一群人总是大于一两个人，甚至同属于艺术门类的交响乐、芭蕾舞、大歌剧、杂技的演出也需要一定的规模和气势；然而文学不同，一大堆二、三流文人凑到一起写作，天啊，还不如让一个大家躲在某个角落里悄悄地转脑筋。
那么为什么我们这里有这样显赫的作家协会呢？第一，中国革命的不二法门是实现人民的包括作家的革命化、组织化与革命的人民化（大众化、工农化），正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人民大革命中，实现了罕见的作家艺术家的革命化、组织化、人民化。第二，革命天生与重理想、亲庶民、长太息以掩涕（屈原），举红心以照明（高尔基），扛闸门以救生（鲁迅），虽九死而未悔（屈原）的文学相亲，使得自古以来便相轻相疏的文人们在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拧成了一股绳。而革命的政党也极其重视文学在发动革命、动员人心方面的作用，这种重视是无与伦比的。第三，有苏联的榜样。第四，通过作家们的革命化来实现全国人民的革命化。第五，作协给广大作家的服务也是无与伦比。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再没有这样的作协（给作家）发工资，定级别，发奖金，分房子，报销差旅、医药、困难补助各色费用，组织评奖发奖，组织出国对外交流。
这样，作协也就可能成为一个名利场，竞技场，争斗场，晴雨表，也可能变成一个自我周转自给自足的机关小衙门。这个协会可能今天掌握在这几个同志手里，明天又是另外的同志，可能与某些作家特别亲近而与另外一些作家疏远。有群体的组织的高于一切，就有个人的权力体现，有公正就有不完全公正，有亲切关怀就有冷漠处之，有人挤有人钻就有人告状有人骂，有人承认就有人否认，还有人大张旗鼓地声明退出……各人秀各人的。正像有电脑程序就有电脑病毒，有电脑病毒就有杀毒软件……
就是说，本意是团结作家的作协，弄得不好，会成为作家们分裂的原因。而自一九八三年我到中国作协工作，一直在张光年的领导之下。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十分重视参与和掌握领导权的干部，但诗人的激情并未泯灭。长期政治生活的经验，又使他敏锐于政治的选择与斗争，尤其是党内斗争。他不怕得罪他的对立面。他的名言是：一个人活一辈子，连个人都没有得罪过，太窝囊啦。
我虽然时任《人民文学》主编，无意染指协会的运转，一般通知我参加党组会我多是谢绝请假。但我确实是光年的座上客，常与他长谈交流，互相信任，也有时相互欣赏。我也很接受光年的一些分析与倾向，佩服他的坚决与沉稳，但是我一直注意不要陷得太深过深，我正在创作旺期，我仍然保持着每天数千字的写作势头，我相信对于作协机关来说，我不过是新来乍到，我靠的是作品，而对于所谓一官半职实不放在眼里。用我的话来说，官员也是正当职业，但是真正有志于做官，何不去公安、人事、财政、物资……部门，至少也要去一个知青办、拆迁办，掌一方实权，管一方实事。跑到作协来却一心当官，不感到是一场误会吗？有哪一个真正的作家真把作协的官当成写作的作主者拍板者，有哪一个真正的领导，能把作协的官员纳入自己的干部系列？
这是说的八十年代的情况，现在已经不同。
只当助力，不当主力，这是我自定的注意事项。
除光年外，我也时而与贺敬之副部长有很好的交流，他对待领导工作十分认真，十分动情，十分较劲，他经常与我讲到文艺界特别是作协的一些不良风气和言论等。我则是笑眯眯地且听且淡化柔和化之。我从来不认为文学界是一片光明神圣，我从来不认为作家们都比政治家更懂得政治，认为作家应该反过来影响与带领政治家。我认为从政治上不必对作家们期待过高，太以无产阶级的政治家的标准要求我们的小说诗歌同行，以指令性或指导性文字的标准要求诗歌小说。同样，在关心、理解、帮助直到容忍文学上，我的同行们从业者们也不应该向领导人提出过分的要求。身份不一样，思路不尽一样，用语也常常不一样，一点也不奇怪。您谈起文学界的思想问题作风问题情调问题，我并无大的异议。但是您太重视作协，认为作协最富意识形态性（这是我的解释，如有不准确处我应负责），所以领导好作协是领导好全国的文艺界的关键。我觉得说大发了。作家们想望的是，安安静静地写作而不是时时的提醒与照拂，时时的指点与防范。一个潜心写作的作家，不可能是危险人物，不可能是颠覆势力，不可能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的政治投机丑类。文艺问题的是非得失，只能通过从容的讨论即文艺批评来解决，而且往往一时难于得出结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学史上的未决公案永远多于所谓定论。越是强调是定论，越有机会某一天被搅个人仰马翻。
我常常想起我刚刚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时，贺部长第一次与我谈话就讲的一句话：“你要准备好了挨骂。”这其实是一句交心的话，他知道文艺界的难于“领导”，他知道让文艺人符合党的要求绝非易事，他下了决心狠心要献身给自己的使命，不怕得罪人，不怕做“恶人”，不怕斗争，不怕牺牲自已的人缘。他确实是这样做的。
而我完全听不进他的此言，实言，肺腑之言，忠言；我想的是做好人，做党与广大作家的桥梁，做整肃文艺人时的缓冲橡皮垫，做一个居中的，绝对不脱离作家同行的，也同时是遵守党的纪律顾全国家大局的独一无二的角色，做一个健康、理性、平衡与和谐的因子。贺的想法悲壮决绝坚定毫无反顾一锤子砸到底，我的想法中庸幻想左顾右盼适可而止。这时再加上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本来是自然而然的不同角度不同观念不同掂量的所谓歧见，再加上“代”的差别与文人的对于文人的未必全不相轻，我们就很难融洽如一人了。
此时的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已经七十一岁，他几次与我谈，另外中宣部与中组部有关领导（郝局长、沙蕻局长）也都与我谈，叫我接任主持作协工作。我提出，我正在写作旺期，又接手《人民文学》的工作不久，我更适宜协助支持作协的工作而不是具体管起来。我提名唐达成做下一任的作协党组书记。在张光年问我对于原班子成员谁可留任时，我特别提了冯牧，我认定冯绝对是功大于过。这可能与我以君子之风的自律与自诩有关，你愈是对我有过并不十分好的记录，我愈是要发掘你的长处，与你团结友谊。何况冯对于发展文学，帮助青年作家是真真热情无限的，我的大部分对于文学的看法与冯牧距离不远。从冯以后，再没有第二个作协的哪号领导人每天阅读那么多新人的作品了。这也可以说是从大局出发，从大方向出发吧。我也表示欢迎有另外的有关领导推荐的天津的鲍昌同志，并推荐了从维熙等人。但这样却触怒了我没有提名留任或调入的人……做人做事，谈何容易？
短短两年，我的心没有动，我是写作人，我的主业是写作，没有写作，谁会选我当这个干那个？潜心写作的另一个效应就是摆脱争执的烦恼，摆脱得失的计算，不因浮名而喜而傲，不因攀援而累而苦，不因位子与帽子而忘却自己的真功夫与实货色，与各种蝇营狗苟，纵横捭阎……拉开了距离。
四次作代会的结果是好几个重要的作家诗人落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丁玲、刘白羽、贺敬之、曹禺等，他们都是作协副主席的候选人，而且名字都印到了选票上，本应无疑问地选上的。曹禺的落选主要是因为他已经当选为剧协主席了。而其他几个人的落选就与舆论、与各种窃窃私语有关。在投票前的本届新选出的理事会上（按章程由理事会选举主席团的组成人员），张光年与我轮番讲话，应该叫做喊话，我们轮番主持会议，恳请各位理事顾全大局，为这些德高望重，在内外上下都颇有影响的大人物投上一票。我讲得声嘶力竭，几乎是声泪俱下。我与光年都明白，争论归争论，作代会必须扩大团结，而不是缩小队伍，必须保持相当的平衡，而不是畸形倾斜，必须强调积极正面的东西而不是嘲骂无度，打击一部分人。
我讲得嗓子嘶哑，口干舌燥。会议休息时，刘白羽老师对我说：“你真是苦口婆心啊……”
但是“群众”不管那一套，怎么有戏怎么来。
要你当文化部长
从一九八五年就传出了上边正在物色新的文化部长人选的消息。一会儿一个说法。一会儿说是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将去文化部，一会儿说是吉林省委书记高狄是人选。一会儿说是总政宣传部文化部长作家徐怀中少将已成定局……对此，我未加注意。
一九八五年五月，一个星期天得到通知，要去参加一位高级领导同志召集的会，参加此会的还有唐达成、徐惟诚、北京人艺的演员和院长于是之等。领导同志开宗明义，让我们提名新的文化部长人选。我们就胡乱提了一些，包括高占祥、徐惟诚、贺敬之、艾知生（时新任广播影视部长）、李彦（时为中宣部秘书长或副部长）。领导同志都未加首肯，后来领导同志突然问：“你们几个人行吗？”
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了，大家一听，个个做屁滚尿流状，尤其是于是之，拿出了老北京的特色，头摇得如同拨浪鼓，鼻音说“不行”，他像是在说“不行”，又像是在说“不灵”，总之，大家都笑了。
如此这般，说话到了一九八六年早春，一天下午，我正在其时包容了文化部、《红旗》杂志、文联与作协的沙滩大院的破旧礼堂看新片《美食家》。由于此片的原著是老友陆文夫，我便饶有兴味地观看着。看到一位先生为主人公介绍对象，强调对方长得漂亮，而美食家回应说：“脸子好又不能当菜烧……”我笑了起来，就在此时，一位同志摸着黑找到了我的身边，说是中组部负责同志找我。
当文化部长的事就这样开始正式提出来。我大惊，我虽然参与一些研究讨论，也已经具有一些不俗的头衔，但绝无思想准备去掌管一个部门。对于作协，连党组书记我都谢绝了，岂可到货真价实的文化部？
我连连活动起来，不是为了跑官而是为了辞谢。我说，我现在创作正在盛期，如果改为行政官员，我太痛苦了，我一辈子就是想写点东两，前边二十多年，由于政治处境太坏，不能写作，后二十年，由于政治处境太好，太受信任和器重，结果也是不能好好地写作，这可真是悲剧啊……
我没有公开说出的是，什么，去当部长？岂不成了众矢之的？岂能不陷入凶险的所谓文坛的人际斗争，斗到捶胸顿足，斗到乌烟瘴气……在所谓的《萧斯塔阔维奇回忆录》中，有一段是说萧与苏联作曲家协会的书记谈天，抱怨作曲家协会的会员团结得不好，作曲家协会书记说：“我们这里还算好的呢，你看看作协，那边，一个作家恨不得把另一个作家生吞下去……”（大意）
我找了胡乔木，我找了胡启立，我通过张光年给乔石带了话，请不要考虑我。
一九八六年，我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上被有关领导问到这个问题，我说你们现在对我印象颇好，是因为我是一文学从业者，却能顾全大局，起些健康的作用。如果我去负责，去主管，去处理日常事务，我成为你们任命的部门领导，我的缺失定然逐渐暴露，我的局限定然日益明显，我的蹩脚定然日益狼狈，最后，连现在这点好印象也没有了，有什么好处呢？
胡乔木当场表示支持和理解我的意见。说他与王确有交往，他认为王说的都是老实话。
也许对胡乔木同志的意见做了别样的解读，总之他帮我说了话后，一些其他同志任用我的决心反而更坚决了。于是其时协助负责人事组织方面工作的中央领导习仲勋同志找我谈了话，他讲得很确定，要求我服从，并且说，如果我仍然不接受，还有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要找我谈话。我谈了我的想法，仲勋同志说，你还可以写作，不需要你抓得过分具体，你可以多依靠旁的副部长嘛，反过来，你担任部长也有有利于你的写作的条件嘛。他没有细说，似乎包含着组织班子写文章的含意，也许是我没有听明白，我想他指的不是写小说。当然，党的领导人高层干部不认为写作是一个人的事而是革命的事党的事人民的事。
此前此话越传越广。我妻子是不赞成我担任领导职务的，她喜欢更本真更自然的生活，她支持我多写东西。我的小女儿说：“爸爸哪像个文化部长啊……”她那时在上高中，对领导有一个她的直觉标准——模式，觉得我不对路。她甚至给部长起了一个代号，就是多咪，多咪，用简谱表示就是13，含意是只有一米三，当然是不长个儿的谐音即不（部）长。我的儿子则认为不妨考虑，这毕竟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荣耀。
最后与仲勋同志谈话的结果是我只干三年，三年中请中央物色更合适的人选。
我有些难过。有一次在一个场合看到作家叶楠，他见我就说：“把你牺牲了……”我知道他这是一种变相的道喜之词，至少不全是本意，但我听了仍觉刺激和沮丧。
适逢两会，张贤亮、冯骥才、何士光等到我家来，还有香港《大公报》著名记者叶中敏，非问我有无此事与我的态度。我支支吾吾。结果张贤亮替我回答说，共产党员服从党的决定。这些都刊登在香港报纸上了。
冯骥才则说，他与外国读者接触时，强调的是，王蒙是一位作家，一位真正的作家。我感谢他的说法。
我有一种失落感，有一种目前挺时髦的叫做自我认同危机，该怎么生活，怎么做人呢？
一九八六年四月初，我开始以党组书记的身份主持文化部的工作，至六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通过程序，我正式就任文化部长。
一九八八年国庆节，我工作正在兴头上时，正是四方看好之时，我给中央领导写了辞职信稿。我说明，原来已经讲好，只做三年。现在已达两年半了，请领导早日选拔继任人选，明确我退出领导岗位，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创作与文艺评论（评论的面更广，我写过电影、戏剧方面的评论）。
有关领导找我谈话，表示完全同情我的想法，并积极物色人选。我也推荐了一些人，包括贺敬之与高狄，但领导表示尚难定论。目前我做得还算“顺”，所以再等一等。
我写此信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写作。同时，我隐隐有一个感觉，如果我继续做上三五年，我也会变化的。我会越来越沉迷于权力。
我敢回答的仍然有一句话，我不会放弃写作。我不会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领导。
急流勇退古来难，
心未飘飘身已还……
这是我后来写的七言古体诗中的两句。我始终得意于自己的这个记录。它成全了我也保护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