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代灾疫频频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生物多样性丧失，导致气候的改变； 气候不断改变的最终结果，是生态链条的损裂和地质结构的畸变。然而，自近代以来，推动自然生态的这种种畸异裂变的重要原因，却是人类强力。首先，人口无度生产制造出不堪重负的地球压力；其次，无限膨胀的物质幸福论欲望，指向自然而掏空大地，推动地质结构加速裂变，指向社会而无止境地生产和消费，制造出全球污染。人类这一双重行动指向的社会推动力，恰恰是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合谋：前者以刚性市场规则和集权生存模式来引导人类开辟对自然的剥夺主义和征战主义道路；后者以惟科技主义方式激励导向人类合法违背自然，开创出惟经济增长模式。近代以来的人类之所以如此执着地疯狂，是因其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论传统。这一传统的现代展开，即是无限度的科学理性哲学信念，将此哲学信念化为普遍生存方式和共同行动追求的根本力量，是以科技知识和技能为主题的现代实利主义教育。

关键词：生态链条 地质裂变 科技主义导向、科学理性哲学 实利主义 惟物质主义教育模式

在现代，灭绝人类生存不是天灾，而是人灾，这已经是昭然的事实。不，毋宁说科学能够发挥的力量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不可能有不包含人灾因素的天灾。

-----池田大佐、阿．汤因比《展望21世纪》

在过去，灾疫都属于自然现象，它与人力没有多少关联性。但自19世纪以来，技术的快速进步与发展，人类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设计和改造自然的步伐大大加快，灾疫开始摆脱了纯粹的自然性状而日益获得了人力因素。由于人力征服自然界的强暴力量不断强化，形成频频爆发的灾疫在当代社会开始出现全球化特征，整个世界开始变成了一个持续不断的灾疫世界，人类生活开始了灾疫化，并且灾疫性生存方式也正在形成。因而，在灾疫频频爆发的当代世界，要对灾疫予以卓有成效的防治，需要伦理学的参与，对当代灾疫的形成之因予以深度审查。

一、当代灾疫频发的自然成因

当代灾疫的形成之因应该是多维度的，但其首先要原因却是自然。自然即指宇宙和地球，这就是由天及地而生成出的广阔世界。自然既是一个生命存在整体，也是一个生命运动过程，根据世界共在互存、共生互生法则，其任何一个因素的改变，都会使它自身的运行发生变化。因而，对形成当代灾疫频频爆发的自然之因的探讨，只能择其主要者。

1、生物多样性丧失

当我们迈入21世纪时，可以说人类正面临着这个星球上史无前例的环境问题的挑战。主要由于人类的活动，地球生命面临着自6500万年前恐龙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生物灭绝问题。有人估计，如今每天约有100种生物灭绝，并且这一速度在随后几十年里还会再翻番。[1]（P5-6）

贾丁斯并非耸人听闻。生物多样性锐减少，大量物种灭绝，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旅鸽、北美野牛和蓝鲸。

旅鸽（Ectopistes migratorius）曾经是世界上最常见的一种鸟类。在一百多年前，生活在美国土地上的旅鸽多达五十亿只。由于人们因食用而大量捕杀和砍伐森林，这个庞大的鸟族于1914年因辛辛那提Cincinnati）动物园里仅存的一只名叫玛莎（Martha）的旅鸽死亡而宣告灭绝了。北美野牛的命运也如此。在欧洲殖民者未到美洲之前，从墨西哥到加拿大之间的大平原上生活着野牛约有1、25亿之多，它们与美洲土著人保持的那种良好的生态平衡，却被欧洲殖民者狂捕滥杀打破了，到1892年，最后幸存的野牛群只有大约85头，被圈入美国黄石国家公元避难。蓝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20世纪初，大西洋有蓝鲸约20万只，但到本世纪末，却只剩下几百只。由于蓝鲸出生率相当低，该物种已不足以延续生存了。

据科学家估计，近代以来物种灭绝速度比自然灭绝速度快1000倍。200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表示，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每年至少有6万个生物物种灭绝。国际鸟类联盟在其所发表的《2004年世界鸟类状况》报告中指出，全球鸟类有1/8濒临灭绝。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所发布的《2007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中称，全球目前有16306种动植物面临灭绝危机，比2006年增加了188种，占所评估全部物种的近40%。 该联盟科学家在世界范围内调查了4万种动植物，占全球已知物种的12%。根据此次调查统计，1/3的两栖动物、1/4的哺乳动物、1/8的鸟类和70%的植物被列入“极危”(CR)、“濒危”(EN)、“易危”(VU)三个级别。

物种灭绝，既可能是自然现象，也可能是人力作为的结果。生物学爱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O.Wilson）估计：在自然界，发生的与人类行为无关的“本底”灭绝率，大约是每几年一个物种。[2]（P261）根据据联合国有关报告显示，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已进入最大规模的物种灭绝时代，在这正在经历的最大规模物种灭绝运动中，人类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2007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中指出，地球生物圈如果没有人类的干扰，在过去平均大约每100年才有90种脊椎动物灭绝，平均每27年才有一种高等植物灭绝。然而，由于人类的干扰，导致了如动物学家威尔逊所断言的那样：每年有7、7万种物种灭绝，每小时不会低于3种。因为“人类活动在雨林方面，仅是减少面积就使物种灭绝增加了1000倍到10000倍。显而易见，我们正处在地质史上一次灭绝发作的进程中。”[3]（P105）

物种加速灭绝，导致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丧失。生物多样性丧失，是灾疫频频爆发的重要原因。灾疫爆发，所危及的首先且最终是生命。但灾疫频频爆发的最重要之因却是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的迅速消失。在自然世界里，一个生命的过程与另一个生命的过程之间始终是相互依赖的，正是这种相互依赖性才形成了地球上的生命系统与非生命性的环境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才促进了其相互的协调发展。当某种因素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时，地球上的生命系统与非生命性的环境系统之间的内在稳定性遭到破坏，由此出现灾变或疫变。

2、气候改变着一切

全球变暖象征着大量的可以想象得到的改变：通过改变我们这颗行星上的温度，我们无情地影响了它的动植物的分布体系，影响了它的降雨。气候物理学显示，距人类最远的南北极也即将发生最极端的改变。[4]（P13）

自然界气候的改变，改变着一切，并改变了一切。在这里，不需要讲更多的道理和科学规律，只要回顾和体味我们所经历和正在经历的生活，就会发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几乎已经没有了分明的四季：春夏秋冬，正以无序的方式展开。

气候由气温决定，气温的形成与变化有许多因素，但其中有三个因素是至为重要的。

一是地球温度。地球温度是形成或改变气温的基本因素。地球温度基本上是由地球辐射平衡决定的。在一年的时间里，地球对太阳辐射的吸收与气候系统向外的地球红外辐射接近抵销，气候达至稳定态。但在臭氧层变稀的状况下，太阳辐射增强，与气候系统向外的地球红外辐射之间形成非平衡状态，地球温度就会升高，从而影响气温，改变气候。美国斯坦福大学施奈德教授在《地球：我们输不起的实验室》中指出，在过去一百年间，全球表面温度经历了一种整体的上升趋势，其根本的推动因素是大气和地球表面性质[3]（P79）

二是水蒸气。水蒸气是影响大气和地球表面性质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它是自然中最丰富的微量气体，它吸收大部分红外光谱的地球辐射，是地球对太阳辐射的吸收与气候系统向外的地球红外辐射之间否能接近或达到动态平衡水平的重要指标。而水蒸气的变化却受制于太阳营力[3]（P63），因为太阳营力的热量不仅构成了大气循环的驱动力，而且首先成为水蒸气循环的动力因素。

三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影响大气和地球表面性质变化的又一重要因素，因为它也是主要的微量气体。它对地球温度和气候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它们在大气中的浓度以及这些浓度的变化速率。概言之，水蒸气的循环畅通程度、速度和二氧化碳在大气中所形成的浓度、速率，改变着地球温度，并从而改变了气候。然而，水蒸气循环状况的改变和二氧化碳浓度和速率的改变，并不完全是自然因素，而是融进了许多人力因素，比如土地的利用、树林和森林的砍伐、地表水土的流失等等，都直接影响到了水蒸气的循环。“由于树林具有可将水分吸至土壤深处的根部的功能，森林地区比不毛之地要蒸发更多的水分。树叶通过微小的气孔呼吸CO2、O2及水蒸气。树叶的气孔张开时吸进光合作用所需之CO2，然后呼吸出水分和O2。植物的蒸腾作用是大气圈水分的一个重要供给来源，森林砍伐伴随着大规模的焚烧，烟雾将会改变温度、降雨量和云的多少。”由于砍伐森林，使土壤和草地裸露，“由于裸露的土壤或草地相对森林而言，其蒸腾作用减弱，这又使更多的水得以流失。其结果可以导致下游的洪水灾害，特别是当有足够多的土壤被侵蚀而使水土流失急剧增加时，更是如此。”[3]（P70）更重要的是，工业化进程加速增加了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和速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IPCC）几百个专家在1995年经过广泛的研究、讨论和争论后谨慎地断定：“现在已经可以说发现了一个真正的气候变化，并且至少它的某些方面可以归之于人类活动。．．．．．．．然而，综合的证据显示人类对气候有着可辨别的影响。”[3]（P90）该报告最后总结道：“未来不可预料的、大而快速的气候系统变化（像过去曾经发生的那样）就其性质而言是难以预测的。这意味着未来的气候变化还可能会导致形成‘意料之外的事情 ’”[3]（P92）发生，因为“赤道-两级温度差异的任何变化都将导致区域气候发生改变，．．．．．．．然而．．．．．．．我们发现在南半球的赤道-两级差异出现了逆转。如果这种情形持续数十年，就会在本世纪内引起不可预言的气候情况，或者因此导致气候向新的平衡进行调整。换句话说，我们对自然的影响越快越厉害，出现意料之外事情的可能性就越大。”（[3]（P92）当然，“如果我们选择某种政策来放慢人类活动影响大气圈的速率，气候系统就会较少受到干扰。”[3]（P93）

3、世界生态链条损裂

我们已经改变了大气，一直是我们正在使天气发生着改变，由于天气的改变，我们已经使地球上的每一个景点都变为人工的和虚假的。我们使自然丧失了它固有的独立性，这使自然在根本上失去它的了这一意义。自然的独立性是它的意义，如果失去了这一意义，一切都将不复存在。[4]（P55）

气候的改变，首先改变的大气气温和地表温度，从而产生出温室效应。

气候的改变，也改变了地球结构和存在状态，其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冰川后退，海水轻微而缓慢上升，海平面不断扩张，陆地一点点在消隐、缩小。地球生物圈的生存空间一天天变窄。

气候的气候，更改变了降雨，包括降雨的方式、降雨过程和降雨的范围、频度。“我们已经改变了大气，而改变了的大气终将使天气发生改变。气温和降雨将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纯粹自然力量的活动，将部分地成为我们的习惯、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产物。”[4]（P43）

由于这一系列的改变，整个自然界的生态链条被迫扭曲、破损或断裂。

首先，自然的生态运动要有秩序地敞开，需要阳光、水、空气的协调。

空气乃因自然自身律动而弥漫与充盈，并且无所不在。空气始终朝着由热向冷、由密向疏方向流动，地球上的一切生物，当然包括人，都必须遵循其流动方向。阳光乃太阳这颗巨大恒星运行所散发的热能。太阳以其内部的热核聚变，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并以电磁波形式不断地向外辐射，地球上的一切生物、植物、微生物都从它那里吸收热能与光照。太阳热能决定着气候冷暖度，也决定着水的潮气与蒸发相循环的运行速度。水连接起天与地、宇宙与生命的共生与互生链条：水以太阳提供的能量为天然动力，在大气圈（云、雨）―岩石圈（土壤）―生物圈（动物、植物、微生物）―水圈（地表水、地下水）之间循环生成。地表水、土壤中的水分和生物体中的水分受到阳光照射，温度升高，由液态水变成水蒸汽散发到大气中，水蒸汽在高空冷却后凝结为小水滴变成云，水滴增大到空气托不住时，就变成雨落回地面，这是水在大气圈中的收支平衡过程。

今天，由空气、阳光、水三者协调营运的自然生态链条，却被用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人类行为所扭曲甚至断裂。因为人类通过对地球化石燃料资源的全面开发和深度运用，人为制造了热能、废气，使宇宙太空的臭氧层变稀，太阳热能辐射地球表面强度提高，水在大气中的收支平衡被强行打破，大气候由此被改变，从而导致了整个自然生态链条的破损或断裂。自然生态链条一旦发生改变，又反过来推动和促进了气候的改变。当一切都在都在悄然而倔强地发生着改变时，灾变必然如洪水猛兽般袭来，人类世界秩序被迫改变。

二、当代灾疫频发的人力成因

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改变、世界生态链条损裂，此三者更多融进了人力。因而，考察人力如何造成自然生态链条的损裂，这才构成探讨当代灾疫频发之人力因素的真正入口。

1、人口引发地球压力

一系列的（环境）恶化是很容易追溯到它的根源的，小汽车太多、工厂太多、洗涤剂太多、杀虫剂太多、飞机和白云汽流太多，处理污水设置不足，碳氧化合物太多----所有这些都能够很容易地找到它们的根源：人太多了。[5]（P2）

导致灾疫频频爆发的首重要人力因素，是人口的自然增加给地球带来的超负荷压力。椐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考证，在100万前，世界人口不过1-2万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世界人口只有几百万；进入新石器时代，世界人口达到300万；大约公元前8千年的农牧时代，世界人口仅 500万。意大利学者马西姆．利维巴茨在《世界人口简史》中指出，公元之初，世界人口有2．5亿左右；公元1000年时，世界人口约3亿左右；到16世纪，世界人口达到6亿左右；18世纪中叶，世界人口是7．7亿；直到1830年，世界人口才达到10亿；1900年，世界人口约为16亿。进入20世纪后，世界人口快速增长：1930年，世界人口达20亿；1960年，世界人口达到30亿；1975年，世界人口为40亿；到1987年，世界人口突破50亿；到2000年，世界人口突破60亿大关。2005年6月底世界人口年会公布：截至2005年6月，世界人口已达64．77；到2007年，世界人口超过了66亿。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世界人口将达90亿至100亿。

据考证，在旧石器时代，世界人口翻一番所需时间达3万年之久；到了公元初，世界人口翻一番却缩短到了1000年；到了16世纪中期，世界人口翻一番只需500年。自1830年世界人口达到第一个10亿开始，尔后人口增加10亿，其所需时间则分别缩短为100年；30年；15年；14年；10年。

客观地看，世界人口增长基本上对应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要点有二：对人类生存言，食物供应只能呈算数级数增加，因为土地供应是固定的；而人口的自然增长却是照几何级数增加。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揭示了人类生存始终处于土地生产食物的有限能力和两性激情支持人口增长的无限能力之间的冲突之中，由这种冲突生成的较量所产生的结果表明，人类只能通过对人口生产施加强硬的和经常性的节制，才能使二者达向平衡。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揭示出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节制人口并不能解决土地的有限生产能力问题，当土地的有限生产能力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时，人类必然启动他自身的潜能和力量来开发新的食物资源渠道，因而征服和改造地球、掠夺自然资源，必然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中心主题。由此，地球不得不被迫承受人类的蹂躏。然而，人类不断解决食物资源的过程，却并不能节制人口的增长，虽然“人口的终极制约来自于粮食短缺，粮食一旦增加，人口就会有相应的增加。”[6]（24）人口越是增长，地球承受人类征服、改造和掠夺的压力就越大。其次，无论人类怎样发挥自己的巨大潜力去征服、改造地球和掠夺自然，而地球、自然、土地本身却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所形成的生产食物和其它资源的能力，始终不会满足人类的需要，土地生产能力的有限性与人口生产能力的无限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制造出一个怪物，那就是穷困。正是因为此，穷困不能通过救济制度来消灭，因为救济制度的最终物质源泉是土地，是地球，是自然。当土地、地球、自然最终不能承受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庞大人口时，它必然以违反自身本性的方式律动，一旦这样，土地、地球、自然就会表现出无序状态，这种无序运动状态之于人类，就是灾疫。

具体地看，人口增长速度越快、人口越密集的地区，其灾疫爆发的频率越大、烈度越强。以中国为例，自20世纪末以来至今，其国家生活几乎是不间断地处于层出不穷的灾疫之中，而且灾疫爆发的频率越快，所涉及的范围越广，破坏力越强。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单一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以资源掠夺性摄取和高浪费为表征的粗放型经济生产方式，导致了对土地、地球、自然无法负载的压力。从更深层看，这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却直接动力于解决温饱和实现小康。然而，解决温饱和实现小康却是异常艰巨的，因为，第一，人口基数太大；第二，人口增长太快。

1956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人口总数为600，193，835人。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人口总数为723，070，269人。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人口总数为1，031，882，511人。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人口总数为1，160，017，381人。

2001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人口总数为1，295，330，000人。

从1956年到2000年，仅44年时间，人口生产增加一倍多，净增人口近7亿。具体论之，从1956年到1964年，10年时间人口增加约1、23亿；从1964年到1982年，17年时间，人口净增3亿；从1982年到1990年，8年时间人口净增约1、3亿；1990年到2000年，10时间人口净增1、35亿。国家统计局发布近几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透露出如下人口数据：自2001年到2006年，其出生人口分别为1702万人、1647万人、1599万人、1593万人、1617万人、1584万人。由此可以看到，从2001年到2006年，共6年时间，人口净增约1、1亿。另外，国家统统计局发布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至2007年11月1日零时，全国总人口为14亿628万人。

透过这组数据，我们窥到了灾疫绵绵的当代中国社会与不断庞大的人口生育之隐蔽链条的律动关系：人口生产的增长每导致一份地球压力，灾疫爆发的频率、强度和烈度，就越成比例地增加。?

伴随着超过1%的年增长率，美国每年仍在增加超过250万的人口----这使我们成为世界第三大人口众多的国家。

任何大规模的人口增长都会使我们国家的水库、下水道、道路、桥梁、医疗设施和学校处于严重的紧张状态之中。

增加的拥挤所造成的损失无处不在，从城市的交通堵塞，到封闭的国家公园以及水源的污染。[7]（p27）

世界“人口零增长（Zero Population Growth）组织名誉会长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的如上忧虑，值得我们警醒：美国的国土面积比我们大，资源比我们丰富，而人口仅只有我们的四分之一，每年只增加250万人，就让他们感觉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而我们呢？我们的人口增长速度至少是美国的6倍。我们所拥有的这片已经狭窄得不能再狭窄的土地，之所以地质律动特别异常，并且灾疫连绵不断，是因为这片土地早已无力承受这十几亿人的生存之需，更无法承受片面经济增长追求所带来的掠夺性战争。

2、大地掏空造成地质裂变

人口生产以其自然方式度增长，使巨大的人口生命得以存活下去并在这个基础上活得更好，其唯一的物质主义道路，就是开发、征服和改造自然，其最终的结果是地球资源日益枯竭，因而，能源危机自20世纪以来成为一个被广泛意识的沉重生存话题。但人们却更多地基于对高浪费和高消费的物质生活方式的保持或提升之需要考虑，因此，人们对能源危机的关心，更多落实在如何争夺能源和开发新能源途径两个方面，新一轮能源争夺战和能源开发战，构成能源危机的实际表现形态。正是在这种实利背景下，很少有人去思考能源危机与灾疫之间的内在关联。

要客观而深入地探讨当代灾疫与能源危机之间的这种内在律动关系，还须先理解工业社会。概括地讲，工业社会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使用不能再生的化石燃料作为能源基础；二是技术构成工业社会的真正支撑点，全力追求技术的发明与革新，成为社会的主动力；三是将社会一分为二：生产与消费，并且，消费构成生产的动力。工业社会这三个特征得以生成的信念基石和思想土壤有三：第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必须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为基础；第二，工业化是社会进化的最高阶段，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同时，也认为工业化是最先进的社会形态；第三，历史的潮流推动人类奔向生活更美好的未来，则势不可挡。工业社会这三大信念得以生成的根，却是物质幸福论生存目标。为实现物质幸福论这一目标，工业社会追求全面的技术进步，就是深度开发地球资源，实现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

地球资源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地面资源，一是地下资源。地面资源很丰富，但最大的地面资源却是土地、森林、山水、江河湖泊海洋、动植物；地下资源也很丰富，其主要者是固体(煤、盐岩、金属矿产)资源、液体(石油、地下水)资源和气体(天然气)资源。在这些主要的地下资源中，除金属矿物质外，其余都是动力资源。这些动力资源除地下水之外，它们都属于化石燃料。工业社会作为大机器生产的社会，高大的厂房和庞大的工业机器体系，需要动力能源，煤、油、气，则满足了这种需要。然而，地下资源差不多都是不能再生的资源。由于它们不能再生，所以不适合洛克所讲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范畴，这些能源用一分则少一分，并且开发运用的速度越快，它们的枯竭就越早出现。

根本的问题是，对地下资源的无度开发，最终导致大地被四处掏空；大地被掏空，必然改变地质结构，山体滑坡、垮埸，地裂，地表下沉，以及地震等等，都是其表征。不妨以过度抽取地下水与城市下沉之间的律动关系为例：比如，现在北京的地面正在以每年10-12毫米的速度下沉，上海更厉害，自20世纪90年始，其地面平均每年下降1厘米。地质学家们指出，导致北京、上海地面下沉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其地质结构之自然因素，一是地下水超量开采。[8] “地下水决定了土地的承载，周边的地下超低水位迟早会影响上海，进而可能造成整个长三角的大片土地剧烈沉降。”[9]事实上，不仅是上海和北京，在世界上目前已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地面沉降，较严重的是日本、美国、墨西哥、意大利、泰国等，在中国，至今已有上100个城市和地区发生不同程度地面沉降，较严重的有上海、天津、台北、西安、宁波、苏州等。近年来，学者越来越倾向于将城市地面下沉的罪魁祸首归之为过量开采地下水，但除此之外，给地表以超负荷的重压力，同样是导致城市地面下沉的重要原因。上海一家专门研究机构对此展开研究最后做出这样的结论：上海地面下沉，70％要归咎于地下水过分开采，另外30％的因素却是高层建筑和重大工程项目。2003年10月，中国科学院院士、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专家郑时龄在接受专题采访时指出，上海地面下沉与高楼建筑太多相关，近万幢18层以上的建筑鳞次栉比，给上海创造了一道风景线，但也同时给这座美丽的城市带来了包括地面下沉在内的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

无度开发地下资源，掏空大地，使地球的内在承载力大大削弱；另一方面，无度开发地面资源，不仅导致自然生态环境日益恶劣，而且给地表以超量重压力。地球表面负荷的超量重压力与因被掏空而缺乏承载力地下之间形成了巨大逆差，这种逆差潜在地改变着地质结构及其运动，从而导致地面下沉、地体崩塌、地震等自然灾害爆发。

何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这是因为工业化进程向深度和广度挺进，化石燃料日益枯竭，而地面水成为最大的动力能源，因而在江河之上大修水电站，成为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从地下转向地面的重要标志。星罗棋布的水电站，让人们只看到了经济效益和各种各样的好处，却忽视了它给地球带来的重负，以及给人类生存带来的灾难。

修建水电站，使江河断流，改变地域自然生态系统的自身动态平衡，从而改变地域性气候；同时也改变了区域性生态环境。地域性气候和区域性生态环境的改变，最终影响到整个地球气候和地球生态环境，从而导致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因为在大江大河之上截流修建上百米甚至几百米高的大坝，并且凭空将流动不息的江河水一下子提高到上百米甚至几百米，不仅使大量的陆地淹没，使无数的动物、生物、植物丧失栖息地，并使区域性生态环境自身平衡被打破，其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更重要的是，这些拔地而起的大坝和被人为提高的水位，本身形成对地面的巨大重压力，导致了地面承载的巨大负荷，这种超越地表本身承受力的巨大负荷与被掏空了的已经丧失了承载力的地下之间，自然产生一种重力倾斜，从而打破了地质结构的平衡运动。这种畸形的逆平衡运动，成为地崩山裂、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频发的重要原因。不妨以长江三峡工程为例，三峡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坝，它坝长2335米，底部宽115米，顶部宽40米，高度185米。整个工程的土石方挖填量约1.34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量约2800万立方米，耗用钢材59.3万吨。试想想，这样庞大的重量堆积在一起给地表增加了多大的重压力？再看，三峡水库正常蓄水位是175米，水库全长600余千米，水面平均宽度1.1千米，总面积1084平方千米，总库容393亿立方米，这不仅给这600余千米长、1.1千米宽的地面增加了多大的重压力，而且蓄存几百亿立方米的水，将造成对大江两岸山体以多大的挤压力？这种超负荷的重压力和挤压力又将对区域性地质结构的畸形变异产生什么样的推动作用？只要略为有科学常识的人，将不难理解。

3、污染播种全球疾病

使其工业化的副产品---污染物----已经成为促使地球上发生各种改变的最强大的力量。这种改变在量的意义上如此巨大，以至于它将演变为质的改变。我们的瞬间经历，即我们凑巧生活于其中的短短几十年间的经历，是跨越极限的经历，是人类突然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征服了我们周围一切的经历。[4]（P13）

世界的污染化 人类掏空大地是朝着纵横两个方面展开：在纵向方向，人类掏空了地下资源，使地体成为一个空壳，地体生态被完全破坏，造成地质结构的畸形变异与无序运动；在横向方向，人类横扫着一切地表资源，使地表成为一个裸露的荒原，江河断流而沦为废江废河，海洋变成死海，森林萎缩而丧失地球之肺的功能，旱地加速度地沙漠化，气候变暖、冰川融化，陆地一天天被海水所吞噬。．．．．．．．．如上种种因素在急剧变化中达向合谋状态时，全球性污染必然滚滚而来，世界最终成为一个污染的世界。

污染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在这个生命化的世界里，生存伴随着污染，因为生存制造着污染。

人类的生存客观地存在着两个方式，一种是自然生存，一种是技术生存。在自然生存方式下，人类生存所产生的污染完全可以通过自然运动而得到净化，因为自然是一个天然的净化器。然而，自然对污染的净化，也限于自然生存所制造的污染为限，它没有具备净化技术生存所制造的污染的能力。因而，当人类发展进入了技术生存时代，污染就成为了对抗自然、破坏自然、消解自然力最大力量。

污染的动力 生物学家盖福特．哈定认为，“污染问题是人口带来的。”[5]（P2）但在技术化生存的世界里，污染不仅是人口带来的，也是技术带来的，更是物质财富的带来，是人类在不断增长的人口推动下源源不断地开发新技术进行再生产和无度地创造与消费财富带来的，简言之，污染是人的生产与消费创造出来的。

人的生产展开为三个扇面：一是人的生产。人的生产无节制，带来的是人口无序增长，其结果必然带来整个地球的污染扩散、加剧，最后使地球成为一个污染的地球。二是财富的生产。财富的生产必然要求全面、高速、无限制地开发技术，技术的广泛运用，是制造污染的动力场源；同时，财富的生产也必然要求全面、快速、无限制消费，在这个伴随着高浪费的社会化消费过程中，污染只能是随其加速扩散。三是观念、思想、精神的生产，这种生产构成人类污染的动力力量，因为正是那些使世界变得无序、变得走向死亡的观念、思想、精神的生产与传播，才把人驱赶上一条无节制的财富生产的道路。

主要的污染方式 在技术化生存的时代，人类从四个领域加速制造着污染，一是生产污染，二是生活污染，三是化学污染，四是军事污染。

生产污染主要表现为制造有毒材料（比如建筑材料）、产品（比如生活用品）和源源不断排放有毒气体、废水；而生活污染也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源源不断地排放有毒气体和制造有毒垃圾，前者如汽车排放的尾气，制冷冰箱、空调等释放出来的废气；后者如塑料生活用具、薄膜口袋等等。

由生产和生活两个领域排放出来的有毒气体、废水、垃圾，首先污染空气。空气污染加剧，最终推动气候改变。因为，生产和生活领域源源不断排放出来的气体，首先提高了气温（比如一座拥有上百万人的工业化城市，工厂开动的机器和办公或家庭启动空调，其所排放出来的废气，至少会使这个城市的气温升高几C。）；其次，其大量持续不断排放出来的废气、毒气，消解自然的自净化力，从而导致整个地球生物圈生物链条失律，生物多样性灾变，并潜在地改变着地球与宇宙之间的有序运动。因为地球与宇宙之间的有序律动，是通过大气、水和太阳能幅射三者而协调运作来实现的。水和大气的互动循环，直接影响到太阳能的幅射。大气污染的直接链锁反应是水污染，当大气、水日益污染并导致太阳幅射的变化，最终改变了地球与宇宙运行的轨迹，同时也变乱了地球本身和生存于之上的生物圈的链条。同时，空气和水的污染，将导致土地污染； 而空气、水、土地三者的污染最终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环境、大地环境的污染，也导致人类赖以生存所种植的粮食、蔬菜、水果的污染，导致人类生活的食物的污染。这三类污染所带来的结果是，各种不断产生的难治或不治之疾病，包括持续发生的流行性疾病的全球性传播。

在空气污染中，其罪魁祸首是排放的有毒气体。进入21世纪，生产领域有毒气体排放所造成的污染，不断地得到强力控制而形成减少趋势，而生活领域有毒气体的排放，却在肆无忌惮地扩散，并且这种扩散还得到政府的鼓动和支持。比如，国家为了确保经济增长速度，采取各种刺激方式来鼓励汽车消费。然而这种只顾眼前利益的消费鼓励，所带来的生存后果，不仅仅是使能源更加短缺，使因交通堵塞而额外地加大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使社会生态环境更加恶劣，更重要的是这种消费鼓动是在无度释放生命杀手。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一个最流行的交通工具是使用汽油和柴油的汽车，产生的有毒污染会造成伤害。使用汽车会产生温室气体和很多有毒污染物。汽车每年产生出超过9亿吨的二氧化碳和占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排放的所有二氧化碳总量的23%（联合国发展组织，1990）。这个数据已经排除了燃油的提炼、处理、运输和公路建设所排放的二氧化碳。”[10]（PP132-133）

汽车排放的有毒气体成为生命的无形杀手，主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汽车排放废气中的微粒是造成对身体严重伤害的污染物。在少于10微米范围内的微粒会把损害性的化学物质带进肺的气泡中，造成对人体的伤害，“这些伤害可以造成脑损害，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或感染，支气管炎、肺癌、肺功能的下降，肺气肿，头疼，白血病，损害免疫系统，损害神经系统或导致敏感。”[10]（P133）其次，汽油的燃烧所产生的一氧化碳具有很强的毒性，因为它与血红蛋白结合的能力比氧气要强得多。在北美和欧洲，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经常要接触到达到危险含量的一氧化碳。仅1991年这一年，欧洲的汽车排放了2800万吨一氧化碳。[10]（P136）第三，汽车所排放的废气中另一重要有毒化学物质是丁二烯，这是一种损害人体DNA的物质，它被美国环保部门定为是可能的致癌物质。第四，碳氢化合物是汽车废气中另一种有毒物质，人体只要一接触到它就有会有毒，就会致癌。仅1990年，欧洲汽车排放的废气中包含了5500吨碳氢化合物。第五，铅，是汽油中最严重的污染物质。这种物质会导致儿童过分亢奋，并迫害大脑功能；而不含铅的汽油却会排放更多的苯，这是一种高度致癌物质。第六，地面水平臭氧污染（ground level ozone）是对人体伤害很大但却很少为人所意识的污染物，它来源于汽车排放的废气，即当汽车排放废气受到阳光照射时，地面水平臭氧就会产生。臭氧是一种很强的氧化剂，它会与很多的生物分子产生化学反应以至损害肺部。不仅如此，地面水平臭氧还会使哮喘状态恶化，损害免疫系统和肺部功能，引起呼吸道感染和咳嗽，呼吸困难，反胃，肺部发炎等。

生活领域扩散有毒气体，还与技术化生存本身有关，与人们追求高水准的物质生活方式有关，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生活无时不制造污染，无时不在享受污染化的物质生活方式。这有如彼得．S．温茨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人造化学物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来说不可或缺，所以，几乎没有人造化学物的未来设想将挑战我们整个生活方式。我们利用它们制造人工纤维以做成我们的衣服，为农业生产氮肥、除草剂、杀虫剂；油漆与清漆，家用吸尘器与喷雾器；装修家庭和办公室用的地毯与家具装饰品；而且，长话短说，从家用塑料容器到医疗设备到汽车车身，塑料无处不在。”[7]（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