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79年6月1日一代大儒钱穆被迫搬离居住二十二年的素书楼，不久之后，于8月30日溘然长逝。
钱穆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将届，近二十年来，台湾社会价值崩毁，「素书楼事件」可谓影响深远、极具代表性的一道分水岭。
本文为钱穆遗孀钱胡美琦女士二十年来首度公开细说素书楼建造始末，及对钱穆先生无尽的思念。（编者）
搬出素书楼已经二十年了，到今天回想起来，我仍然无法使自己心情完全平静。在我搬出素书楼时，曾对自己立下决心，一定要把素书楼兴建的前因后果，以及我们夫妇住进后对素书楼的照顾，详细写出，向社会讨一公道。但是每一想到素书楼，千百件往事涌上心来，令我百感交集。有许多事，也许现在还不便直说，就如素书楼纪念馆的成立，种种经过，恐怕仍以暂时不公开说明为宜。至于我个人对此事的愤慨，更不宜现在对外表达，这一切只能留待以后再说。
外子自十八岁为小学教师以来，未变职业，对此罪名，不得不有所辩白，更何况事涉故世的两位总统，默而不语，不啻承认两位总统当年所为，纯为私情，同属非法。
民国56年，香港情况不安，我们决定回台定居，谋建一家，以求终老，并预为新居定名「素书楼」，我们商定自画的新宅草图，有两特点：一是楼上一长廊，可供沉思与散步；一是书柜特别多，都是从底到顶。至于房子本身，只是一单排，没有前后房。楼下只一客房、一客饭兼用的厅。楼上一书房，一卧室，一小书库，仅此而已。
当时透过朋友帮忙，找到一处靠近东吴大学的预留坟地，朋友说：「如不忌讳，价格便宜，手续简便。」水、电、电话可以和东吴大学协商，从学校接拨。最困难的土地问题解决了，我们便急急进行建筑事。为了节省财力，由家兄胡美璜，介绍他手下一年轻工程师负责一切。两日后，我们陪同家兄及工程师前去看地。由家兄决定地界，划定房子位置，就在原有树下建一小楼，不筑围墙，以节省费用。一切安排妥当后，我们决定返港搬迁。就在我们动身前两天，经国先生衔命来访，表示老总统得知宾四准备在台建造家宅，认为应由公家负责。宾四告以一切已准备妥当，请代报告并致谢。临别时，经国先生再三说，总统是很有诚意的，也是政府应该做的，当时宾四并没有接受。我们返港整装，于十月正式迁台。抵台后，方知就在返台几天前，经国先生直接命家兄将屋子设计图呈上，并嘱他不要过问，此外什么也没说。事已至此，也就无从推辞，素书楼就由政府兴建完成。
国家元首敬礼下士，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精神，属公非属私。士人接受政府礼遇，也为社会佳话，非仅个人的光荣。素书楼既属政府宾馆，土地的借用，应属政府间事，与居住的宾客扯不上关系。当时台北市某议员认为宾四未与市府签租约是「非法」，我们认为以百姓身分私人向市府借屋租屋，皆不合「礼」。中国一「礼」字，包有「情」「理」「法」三项，不合礼，亦即不情非法。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可以为国「宾」，为君「师」，但不可做社会一刁民。宾四是否够资格接受政府的礼遇，社会自有公论，不是我这个遗属所敢妄论。
「素书楼」本该在宾四百年后，给社会留一美好故事，却不料今天竟成了政治的牺牲。民国79年六月，我们迁出居住了整二十二年的素书楼。仅止三个月，外子宾四竟无言而去。留给我无尽的悲痛，也留给我许多未了的责任。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年，不幸成为「台湾式民主」的祭品，一个已九十四岁的老人，二十年来过的是隐士生活，一下子被硬拉上政治舞台，成了社会一罪人，没有辩解的余地。宾四生前对此事，本嘱我得空时向社会作一交代。我原准备把家搬定后动笔，哪料到他竟等不及就匆匆地走了。当时深切的哀痛，使我每一提笔，往事如千军万马般涌上心来，平添更多悲愤，因而迟迟写不成篇。
搬家前，宾四当时正在病中，我不敢详告，有天夜里，我独自坐在廊上，宾四忽然起床走来对我说：「要是我再年轻几岁，宁可到国外去流浪。唉！可惜我现在已经太老了。」紧接着一声长叹。停了一下，他又说：「我有一句话要交代你，将来千万不要把我留在这里。」又是一声长叹。我的泪水随着他的长叹而长流，我为他感到无限辛酸。我对宾四说：「我们自己该要辨明的是民国72年以前没有契约时的两点理由，一是为两位去世的蒋总统争清名。我们认定素书楼是国家宾馆，不是台北市政府的宿舍。当年两位蒋总统是公开兴建素书楼的，二十年来不是没有民意代表，但从没有异议，这一段时期自属合法。时代变了，这表示礼贤下士的时期，在台湾已经结束。所以我们只有搬出素书楼，才能替两位去世的蒋总统表明当年建宾馆并不为私。一是为你，人活着必该要有尊严。借用契约于81年一月到期，报上说某议员表示到期还要再议论。那时你九十八岁了，难道还要再受一次他们呼名唤姓的羞辱吗？素书楼再好，也不值得了。」那天我们夫妇谈到半夜，宾四称赞我所说的话是得道之言。
今天的人生越来越不重情义，人生也越来越无趣味。想到这些，怎能不令人感伤。自从我们要迁出素书楼，报上就有素书楼将建纪念馆之说。站在遗属的立场，自是乐观其成。然而每一想到搬家前两年的种种经过，真如噩梦一场，至今我尚无法从噩梦中完全清醒过来。今天「台湾式的民主」，很像台北市的交通，你虽守法，也难保自身的安全。所谓的「民主政治」，成了无轨的车，可以任意横行。在经历了一连串椎心的痛苦后，我不得不加倍地谨慎小心，再不能让死去的丈夫受到另一次伤害了。对于今天的我来说，余生的意义也仅在此。
在我们迁离素书楼时，我曾写了一份清单，把我们入住后，对房屋园子的加建、修建等种种情况，一一说明。移交房子时，这份清单也一并交给了总统府派来接收的人员。民国81年1月7日，素书楼纪念馆成立，那是我将素书楼归还政府一年七个月后，第一次重踏进这个地方，景物不再，人事全非。
宾四生前曾以终生做一教师为荣。他办教育，主张「为学」与「做人」两者绝不可分。他自己也以此为终生努力的目标。做一个学人，人生本已寂寞。而生在今天这个时代，要做一个笃实信守中国自己传统文化的学人，其心灵之孤单寂寞，更是难以述说。学术乃千古事，宾四生前自信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可以经得起时代的考验，百年后自有公论。然而对一个人品格的污蔑，在今天这样是非黑白混淆不清的社会，是经不起时间的拖延。政府成立素书楼纪念馆，特以宾四名字来命名，可以说肯定了宾四的为学，又肯定了宾四的为人。在素书楼纪念馆筹备的过程中，对有关一切具体计划及设施方面，我不敢擅自提出任何主张。宾四生前严守公私之分，今天以我的立场，自应谨守先夫素志。
宾四去世已二十年，二十年当中，台北市政府仅在纪念馆封馆整修完毕，民国91年（2002）三月重新开馆时，公开澄清宾四未霸占公产，还宾四清白。宾四已逝，马市长的道歉，平添我心中无限的感慨。当年两位蒋总统礼贤下士，定要由政府盖素书楼，他们不是随便作此决定。宾四接受政府的礼遇，也经过了一番深思。「素书楼事件」的发生，有关政治领袖人物的智慧，以及中国传统「士」人的风格气节，这不是一件小事。我有责任详细说明。
民国55年（1966），中国大陆忽然暴发了「文化大革命」，各学校完全陷于停顿状态，香港人心震撼。宾四十分担忧将来大陆中小学文史教师要后继无人了。他那时已辞职隐居在家，全力在准备写《朱子新学案》。我们住在九龙沙田郊区山上，和风台五号的楼房，有一大长廊，面对海湾，景色幽静。他日夜在那长廊上走来走去，一语不发，这样持续了一两个月。他说他在想，有什么方法可以挽救这一危机？有一天，忽然说想要编一部「人人自修国文读本」，以挽救文化中断危机。民国60年（1971），《朱子新学案》完成后，宾四一再想重拾此计划，困于经费，无法展开工作。宾四晚年有时常会提起以前所想要做的一些计划，就不免要感叹经济的压力。民国72年（1983），宾四《八十忆双亲》一书出版。写这书时，他双目已不能见字。我辞去文化大学兼课，帮忙抄稿改稿，我们夫妻足足花了五年时间完成他这本自传。此书仅换来十五万台币稿费。我心中十分感慨，实在不忍心把这笔钱用在日常生活上，于是决定从这笔稿费开始，以后凡有稿费收入皆另作集存，以备另派用途。过了几年，忽见报上登载一消息，政府考虑将创办基金会的经费，从一百万台币提高到一千万。那时我们只积了六十余万稿费，于是急急凑足数目，在宾四去世的前一年，民国78年（1989）五月，申请成立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当时只是想用基金会名义存款，可以限止自己不能随便动用。宾四晚年多病，又正忙于整理旧稿，生活紧张，根本无暇想及基金会成立以后该如何。当年基金会取名「素书楼」，那只是因为宾四晚年双目不明，所有活动多在楼上，我们的谈话也都在楼廊上进行的。我们基金会受经费之困，从董事长起，全部是义工，连车马费也得自掏腰包，但基金会为完成宾四心愿，宏扬中国传统文化，不会因经费之困而停止。宾四晚年，常谈及现在青年对中国自己文化了解程度的日渐低落，非常值得忧心。因此我遵照宾四生前的意愿，由基金会出版「小论丛」，让年轻人可以透过「小论丛」来了解中华传统文化。
宾四晚年最大的心愿，是要把他全部著作带回中国大陆。有关宾四著作出版的事，说来话长，二十几年的经过，点点滴滴在我心中竟成了一连串不忍诉说的辛酸史。当时还需要我全副精力放在出版工作上，非常害怕这许多令人伤感的酸心往事涌上心来，影响我的心情，无法工作。宾四生前自己没有要出版「全集」的计划，今天在台湾出版他的「全集」，纯属情势上的不得已。在宾四去世前两年，大陆有出版社要出版「钱穆文集」，宾四坚决反对。他反对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坚决反对用简体字出版学术性的著作；二是大陆当时并没有看到他全部著作；三是大陆对有政治意识的文字要另作处理，宾四有很多谈论时局的论文，将会被破坏。当年我们费了很大力量，才阻住了大陆的出版。
由于大陆一再要出版宾四的全集，我曾询问宾四有关此事的看法。他说：「中国古代学人，从没有在生前计划出版自己全集的。学术是要经得起时代考验，必要经过后人的评价，才能获得留传。」他又说：「古人谨慎，一生所写不多，所以成名之士其文字大致都值得保留。」宾四也特别谈到有关他自己的文稿，他说：「生于国家动荡多事之际，自己立志做个中国传统的『士』。我的许多讲演，虽像是只针对当前的时局发议论，但我不是随便议论，而是把自己整个生命投入内。今天国家统一尚有待，我的这些文章总希望能留给大陆青年一读，所以现在要忙着找寻及整理散失在外的文稿。」
宾四去世后，大陆又以纪念死者为由，急谋出版他的全集，我意识到如我不立即决定出版宾四的全集，将很难再阻止他们出版。宾四曾嘱我在他所有的论文末，尽量补入出处，即是注明该文写于何年何月，曾在何处发表，这为便利以后读者查考。这些本已是极费精力及时间的事，几乎一连四年，我每夜工作到早上三四点。先后两次心律不整，幸而有惊无险，紧接着我双眼因白内障而模糊，行动不便，曾先后两次开刀。宾四去世二十年后，「全集」终于可以在中国大陆出版。今年秋天，宾四的「全集」即将「一字不改，以繁体直排」地在大陆发行。
三十多年的共同生活，使我深知他衷心所愿则学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那一种心胸抱负。我逐渐懂得一个学者，不止属于他的家人，也是属于时代，而又不止是现时代，更要属于将来。因此，我从不敢把宾四视为我私有，我想我的使命在如何完成照顾他的责任，使他能有更大的贡献。
宾四常对我说：「自古以来的学人很少有及身而见开花结果的。在今天讲文化思想，似乎不像科学家的发明，不论别人懂与不懂，即可获得举世崇拜，因为科学有一个公认的外在价值，而讲文化思想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来支持自己向前，静待时间的考验，来给予公平的裁判，而且他会使我们的生命充满了意义，具有了价值。」我常听他如此讲，所以我也反躬自问我这一生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令人百感交集的二十年匆匆过去。任重道远，宏扬中华传统文化，还有很长一段艰困的路要走，我一直默默向上苍祈祷，助我能在有生之年完成我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