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陈寅恪夫妇一九四九年确曾有意携带女儿离粤赴台，而且有所行动——通过朱家骅向傅斯年咨询，继而由傅斯年以史语所名义向台湾省警务处申请办理入境证。

陈寅恪一九四九年的去留问题，向来聚讼纷纭。

2009年7月4日，凤凰卫视《皇牌大放送》节目组围绕着1949年陈寅恪的去留问题采访了我。主持人秦晴介绍，在台湾“中研院”采访时，曾见过一张陈寅恪赴台的入境证。10月初，她在电邮里又说，那张入境证“其实是一张‘中研院’写给台湾警署的申请信”。后来，秦晴如约寄来了那封“申请信”的定格图片，可惜根本看不清。12月12日，节目总算播出了，屏幕上终于出现了那张让我牵挂多日的“申请信”。不久，我收到秦晴从香港寄来的DVD，花了一个下午，把这份材料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了下来。直到今年3月，经朋友牵线搭桥，我才从“中研院”史语所拿到了这份材料的扫描件（如图）。

事实上，这份新材料既不是陈寅恪赴台的入境证，也不是中研院写给台湾警署的申请信，而是一份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名义发给“台湾省警务处”的电报底稿。所用稿纸仍是从大陆带到台湾的史语所旧信笺，右上方书有“底稿”二字，边框右侧标有编号：“〈38〉台历字第五三一二号”，所填日期为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卅一日”。正文由史语所所长兼任台大校长傅斯年以毛笔书就，内容如下：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电：台湾省警务处公鉴：

查本所专任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陈寅恪先生自广州携眷来台工作，兹附上申请书四纸，敬请惠发入境证是荷。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辰世 印

本所通讯处：台北市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室转

电稿中的“辰”指代五月，“世”则是“三十一日”的韵目代字，两相结合，正与稿纸右侧所标日期吻合，可见发出电报也在1949年5月31日。

陈寅恪的去与留

为了凸显这份新材料的特殊价值，不得不把话说远一点。

陈寅恪1949年的去留问题，最早形成文字证据的是他本人在“文革”期间的《第七次交代底稿》：

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

考虑到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陈寅恪的这番话自然不能全部采信。陈氏所言“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是真是假，也一直未能找到实证。

1982年，余英时在《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一文中，以陈氏此段自述为据，又引其师钱穆关于陈与夫人因去留问题发生争执的回忆为证，认为陈所言不肯离开大陆“确非虚语”，得出了“陈先生当日留粤之意甚坚决”的结论。（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45页）两年后，余氏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结论作了部分修订：“陈先生决定留在广州不走，是因为他觉得已无地可逃。……但是避地海外的念头有时也会在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一九四九年一月在从上海到广州的船上，他有诗句说：‘避地难希五月花。’……这至少表示在他的观念中，到海外避难也不是完全不能考虑的。” （同上，第97~98页）

到了1987年，随着新材料的出现，余英时再次修正了自己的推论：“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之前，陈先生极可能为陈夫人的决心所动，转而有意迁往台北，只是时间上已来不及了。陈先生在一九三八年既肯主动地电告剑桥大学愿为候选人，那么他在一九四九至五○年这一段‘疑虑不安’的时期岂能完全没有动过‘浮海’之念？陈先生最后未能离开广州固是事实，但我们决不能说他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考虑过‘避地’的问题，因为‘避地难希五月花’、‘浮海宣尼未易师’等诗句已彻底地否定了这种推测了。”（同上，第268页）

至此，余英时顺利完成了“以陈释陈”的示范性动作，既为研究陈寅恪晚年心境的后来者指示了不二法门，也在无意间开启了无数纷争。

同时代人的种种传闻

2008年6月，胡文辉出版了《陈寅恪诗笺释》。文辉在考证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时大展拳脚，几乎囊括了全部有价值的材料，也认为“陈氏最终决定留下，绝不等于他原来未考虑过出走”（《陈寅恪诗笺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7页），进一步支持了余英时的结论。文辉在书中汇集了台湾相关人士对于陈寅恪有意赴台的种种听闻：

毛子水回忆：

大陆“沦陷”后，寅恪先生在岭南大学教书，颇想来台，但以不知道台湾生活情形，所以不敢动身。我当时听到他有意来台的消息，即想写信劝他来……由于素向的懒性，想而不做。若使当时我马上写信，寅恪来台的可能性或较大。（转引自《陈寅恪诗笺释》，第344页。下同）

萧公权回忆：

犹忆陈君于民国三十七年曾一度考虑移讲台湾。然以体弱多病双目失明，夫人与女公子辈之健康亦多可虞。既闻岛上生活不甚妥便，故决定应聘岭南大学。

梁嘉彬回忆：

寅师何以不来台湾，外间多有揣测之词。据弟所知，当大陆将全部沦陷时，寅师在广州有函，托友调查台湾房屋地价租钱，为准备来台之计，后以广州已“沦陷”未果。

苏景泉回忆：

（1949）夏间，台湾大学傅校长斯年曾经函请陈来台任教，并为之请了几位助教，预备助陈耳听读书，口述写文。傅校长可谓为学校请大师，为国家求第一流人才，敬老尊贤之至了。惜乎陈师双目失明，行动不便，而岭南大学文学院殷留不放，迄广州“沦陷”，无法他去，诚可痛啊。

这些同时代人的回忆材料，确实可以佐证陈寅恪当时有过前往台湾任教的想法。但此类文字终究难以完全取信于人，因为仍然缺乏关键性的直接证据。

陈寅恪躲避傅斯年？

其实，就在文辉埋首于陈诗笺释这一大工程时，与陈寅恪去留问题大有关联的一份重要文献已经浮现。这条材料是王晴佳在《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载 《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一文中率先刊布的。王文根据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近史所“傅斯年档案”和“朱家骅档案”查阅到的有关信件展开探讨，主要内容是探究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微妙关系。王晴佳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陈、傅之间的关系曾一度十分紧张，这既与傅的“学霸”作风有关，也与陈追求学术独立的立场有关。此后，陈寅恪对傅斯年“采取了躲避政策”，最终没有随史语所迁至台湾，也与此有关。

王文虽然不以陈寅恪去留问题为中心，但于此也有涉及。作者特别引用了“朱家骅档案”中傅斯年1949年5月28日给朱的一封回信，内云：

关于陈寅恪先生入境手续，因其属于历史语言研究所，自当照办。

王文推测：“从信的口吻来看，似乎有人询问朱家骅，如果陈寅恪想到台湾，是否可办入境手续，而朱向傅斯年咨询。而且，似乎询问的人并不是陈寅恪本人，因为如果是他本人，傅斯年的口气就不会如此‘公事公办’。而且，傅的口吻，似乎还有不甚相信此事是真的迹象。自然，这种怀疑，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傅斯年在这以前，曾多次催促陈一家到台湾而未成。如此看来，这个询问如何办理赴台手续的人，很可能是陈夫人。”

这一推断自然颇有见地，但王文没有提及的以下三点仍不应忽略：一是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姻亲关系——傅斯年夫人俞大綵正是陈寅恪的亲表妹，也就是说，傅既是陈的上司、老友，也是陈的表妹夫；二是朱家骅、傅斯年通信的时间背景——《台湾戒严令》自1949年5月20日零时起在台湾全境实施；三是傅斯年在函复朱家骅的第四天就为陈寅恪来台事专门致电台湾省警务处。

傅斯年电稿的发现

显而易见，这份新发现的傅斯年电稿是迄今为止破解陈寅恪去留问题最关键、最直接的证据。将它与王文所引朱、傅往来信函相结合，大致可以推导出如下结论：

陈寅恪夫妇1949年确曾有意携带女儿离粤赴台，而且有所行动——通过朱家骅向傅斯年咨询，继而由傅斯年以史语所名义向台湾省警务处申请办理入境证。

据秦晴介绍，“陈寅恪的入境证是王汎森先生在整理傅斯年夫人捐给史语所的文物资料里发现的”。傅夫人“捐给史语所的文物资料”，亦即入藏史语所的“傅斯年先生档案”。其中有没有台湾省警务处的批复以及办给陈寅恪一家人的入境证，现在仍然难得其详。但无论如何，王汎森的发现和凤凰卫视的公布，的确功不可没。

陈寅恪同时谋划赴港

说到赴台，就不能不提赴港。胡文辉在《陈寅恪诗笺释》中援引《陈君葆日记全集》中的材料作为新证据，认为“陈氏当曾有过去香港大学之念”。（《陈寅恪诗笺释》，第344~345页）后来，他又根据《陈君葆书信集》（谢荣滚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披露的新史料，撰成《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的新证据及其他》一文（载《东方早报》2009年5月24日），得出如下结论：“陈氏夫妇为了预防万一，的确早有避地香港的准备。——等到解放军进据广州后，陈夫人仍想迁港；而陈应以为局面未至‘万不得已’，故不愿‘轻动’。”夫妇间小有勃蹊，唐筼独自一人赴港，借住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马鉴家中，以此作为胁迫。但最终夫唱妇随，这才有了陈寅恪寄居岭南的“最后二十年”。

文辉在文中引用的主要证据，是陈寅恪写给马鉴和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的一封信。此函“似由旁人抄录”，但口吻、情词则非陈氏莫属，内容同样与申请办理入境证有关，只不过这一次是赴港。信中略云：近来时局日紧，将来广州情形如何尚不得知。弟于万不得已时，或有赴港一避之举，然决不轻动也。惟闻香港当局颁布一规则，将来入港境者须预先请求许可登记，并有于本月十五日以前截止之说。此项传闻不知确否，但为预防万一起见，兹将像片四张附上，敬请代办。将来入港境之手续，若非有家庭及亲戚在港不可者，则弟无家庭在港，只有曾昭伦夫人俞大絪女士，系弟之亲表妹，现在香港师范学院任教，亦两公所熟识者也，或可引为亲戚之一例证。倘若有其他方法，亦请代图之。

据文辉考证，这封信写于1949年5月10日。如前所述，傅斯年答复朱家骅，表明愿意为陈寅恪申请办理入境证的那封信，作于同月28日；傅斯年为此以史语所名义致电台湾省警务处，则在同月31日。据此，笔者试作如下推断：陈寅恪夫妇在“时局日紧”之际，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面通过马鉴、陈君葆谋划赴港，一面通过朱家骅、傅斯年准备赴台。

结 局

后来的结局也有必要重新提一提：

陈家的赴台计划最终并未实现，这一计划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放弃的，现在仍不得而知。近期披露的一条材料显示：最迟1949年6月18日，台湾大学总务处在一份发给文学院的通知里已经明确告知：台大历史系原拟聘为教授的陈寅恪、韩儒林等学者无法来台。（据李东华：《台湾专业史学的传承与转折：从帝大到台大 （1928－1960）》，载李金强主编《世变中的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页）

赴港的努力则延续了一段时间——1949年8月23日，陈君葆在日记里记载，陈寅恪托人将“几十件行李”寄存在冯平山图书馆，显然仍存出走之想。同年10 月14日，广州解放。直至1951年9月14日，陈寅恪次女小彭才受父母之托，来冯平山图书馆取走寄存的行李。至此，赴港之梦也彻底放弃。另据何广棪回忆，俞大维生前曾托他打听撤离大陆时寄存在马鉴家中的行李是否可以取回，其时陈寅恪等也曾将行李寄存在马家。马鉴夫人后来转告何氏：1959年马鉴辞世，家属搬离旧寓，“即通知各家取回寄存之物，而俞家之物似由陈寅恪夫人代为取去”。（何广棪：《昊天不惠·丧斯耆旧——敬悼俞大维资政》，《硕堂文存三编》，台北里仁书局1995年版，第104~105页）所述与陈君葆日记虽有不同，但仍可视为陈寅恪有意避居香港的一条间接证据。（本文得到秦晴、王汎森、张秀芬、简凡雯、胡文辉、高山杉、马忠文等师友的帮助，谨致谢忱！凤凰卫视、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惠允使用相关资料，一并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