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8月．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运动掀起高潮。北洋军阀政府为了扑灭这场革命群众运动的烈火，于8月10日悍然颁布了女师大停办令，妄图借端开刀，杀一儆百。以鲁迅为代表的女师大进步师生不屈服于强暴．坚持斗争，断然拒绝解散令．并自行组织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共起维护校务。鲁迅被公选为校务维持会委员。北洋军阀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深恐群相效尤”，致使“此项风潮愈演愈烈，难以平息”（章士钊致平政院的答辩书），于8月12日呈请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务．一场政治迫害就这样降临到了鲁迅身上。
关于罢免鲁迅职务的理由．章士钊在12日致段祺瑞的呈文中是这样陈述的：“敬折呈者，窃查官吏服务，首在恪守本分，服从命令。兹有本部佥事周树人，兼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教员，于本部下令停办该校以后，结合党徒，附和女生，倡设校务维持会，充任委员，似此违法抗令，殊属不合，应请明令免去本职，以示惩戒（并请补交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以完法律手续）。是否有当，理合呈请鉴核施行。谨呈临时执政。”13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总执政”段祺瑞明令照准。十四日，鲁迅日记记载：“我之免职令发表。”
前有残酷镇压学生运动的“老虎总长”章士钊亲自出马，后有炙手可热的皖系军阀头目段祺瑞坐镇撑腰，来势不可谓不猛，压力不可谓不大。但是，鲁迅为了使迫害他的敌人“恨得扒耳搔肋，忍不住露出本相”（《不是信》，见《华盖集续编》）大义凛然，沉着应战，以历史裁决者的气势在平政院对章士钊提起诉讼，并赢得了奇迹般的胜利。这场诉讼案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
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将行政诉讼与普通民刑诉讼分离，于普通法院之外又设立了专门处理行政诉讼的机关——平政院。平政院置院长一人，评事15人，共分三庭，每庭由评事五人组成。又设书记处，掌握诉讼记录等事务。其审理职权包括：
一、中央或地方最高级行政官署之违法处分，致损害人民权利，经人民陈诉者：
二、中央或地方行政官署之违法处分，致损害人民权利，经人民依诉讼法之规定，诉愿至最高行政官署，不服其决定而陈诉者。
根据当时的诉讼法，行政诉讼的程序大体是：
一、原告不服上级之违法处分时，得于处分书或判定书达到之次日起，六十日内，向平政院递交诉状并具副本。
二、平政院经审查认为与行政诉讼相符决定受理之后，将原告诉状副本咨送被告官署．限令被告提出答辩书，定期依法答辩。
三、被告提出答辩后，平政院将被告答辩书副本发交原告，令原告、被告以书状进行第二次互辩。
四、平政院以评事五人所组成的法庭审理裁决。裁决理由书由评事、书记官署名钤章，并另用缮本，发交原被告及参加人。
五、主管官署违法处分取消或变更之后，由平政院呈请大总统批令主管官署执行。
1925年8月22日．鲁迅的免职令发表不到十天，他就在朋友们的支持鼓励下，以原告人的主动进攻姿态，亲赴平政院投递了诉状。同月31日．又亲赴平政院纳诉讼费30元。9月12日，平政院正式决定由该院第一庭审理此案。
鲁迅提起诉讼的法律依据是《文官惩戒条例》及《文官保障法草案》。当时文官分为四种九等，除特任官外，第一、二等为简任官，第三至五等为荐任官，第六至九等为委任官，鲁迅属荐任官。根据当时的惩戒制度，文官的惩戒处分分为褫职、降等、减俸、申诫、记过五种。其中受褫职处分者，其期限为二年以上，六年以下，在此期间，不得复任。但惩戒须按一定的程序：荐任官属于各部或各省各级行政官署或直隶于各部总长者，各该长官认为有应付惩戒之行为时，须备文声叙事由，先由称为“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的专门机构进行审查，而章士钊在免除鲁迅教育部佥事职务之前，并未交付惩戒委员会审查，因此违反了惩戒的法律程序。
鲁迅递交的控章士钊诉状原件，今已难于查找．但这份诉状的要旨，却保存在1926年3月23日平政院的裁决书里：
树人充教育部佥事，已十有四载，恪恭将事．故任职以来屡获奖叙。讵教育总长章士钊竞无故将树人呈请免职。查文官免职，系属惩戒处分之一。依《文官惩戒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须先交付惩戒始能依法执行。乃竞滥用职权，擅自处分，无故将树人免职，显违《文官惩戒条例》第一条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第二条之规定。此种违法处分，实难自甘缄默。
平政院将鲁迅的诉状副本送交章士钊后，章士钊以教育部名义进行了答辩。鲁迅保存了这一答辩书副本的抄件：
查周树人免职理由．本部上执政呈文业经声叙明白．兹更为贵院述之：本年八月十日．本部遵照执政训令停办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当委部员刘百昭等前往接收，不意本部佥事周树人，原系社会司第一科科长，地位职务均极重要，乃于本部执行令准停办该校，正属行政严重之时．竟敢勾结该校教员、捣乱分子及少数不良学生．谬托校务维持会名义，妄自主张．公然与所服务之官暑悍然立于反抗地位。据接收委员会报告，入校办公时亲见该员盘踞校舍，集众开会，确有种种不合之行为。又该伪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为委员，该员又不声明否认，显系有意抗阻本部行政，既情理之所难容．亦法律之所不许。查《官吏服务令》第一条：凡官吏应竭尽忠勤，服从法律命令以行职务。第二奈：长官就其范围以内所发命令．属员有服从之义务：第四条：属官对于长官所发命令如有意见，得随时陈述。第二十九条：凡官吏有违上开各条者，该管长官依其情节，分别训告，或付惩戒。规定至为明切。今周树人既未将意见陈述，复以本部属员不服从本部长官命令，实已违反《文官服务令》第一第二第四各条之规定。本部原拟循例呈请交付惩戒．乃其时女师大风潮最剧，形势严重，若不即时采取行政处分，一任周树人以部员公然反抗本部行政．深恐群相效尤，此项风潮愈演愈烈．难以平息，不得已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执政将周树人免职。十三日由执政明令照准．此周树人免职经过之实在情形也。查原诉状内有无故免职等语，系欲以无故二字遮掩其与女师大教习学生集会违令各行为，希图脱免，、至追加理由所称本部呈请执政将周树人免职稿件倒填日月一节．实因此项免职事件情出非常，本部总长系于十二日面呈执政，即日明令发表，随后再将呈稿补发存案。即日补发．无所谓倒填，情势急迫，本部总长应有权执行此非常处分．周树人不得引为口实。兹特详叙事实答辩如右。
10月13日，平政院给鲁迅送来章士钊的答辩书副本，并要求鲁迅在文到五日之内答复。针对章士钊的答辩，鲁迅进行了互辨。鲁迅博物馆现存一份鲁迅亲自收藏的互辩书草稿：写作日期是1925年10月16日，其“要旨”是：
一、查总长妄称口口（按“树人”二字。下同）以部员资格勾结该校教员捣乱分子及少数不良学生，谬托校务维持会名义，妄有主张等语，全不明言去勾结何等捣乱分子及不良学生何人，口口主张何事，信口虚捏，全无事实证据，殊不称长官体统，有玷人格。况各部职员兼任国立各校教员不下数百人，口口为女师大兼任教员之一。在部则为官吏，在校则为教员。两种资格，各有职责、不容牵混。……
二、口口平日品性人格，向不干预外事，社会共晓。此次女师大应否解散尤与口口无涉。故该总长对于该校举动是否合宜，口口从不过问。现该答辩内有“周树人既未将意见陈述”一言可知从未干预。至口口在女师大担任教员职务，一方关于教课，固为个人应负责：一方关于公众，又为团体共负之责。若由团体发表之事件，应由团体负责，尤不能涉及个人，更不能专诬口口一人而加以非法（处分）。譬如现北大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公然反抗，是为团体行动，岂北大教员之兼教部职员者将共负其责耶？
三、该答辩称“据接收委员报告云确有种种不法行为”，试问报告委员何人？报告何在？口口盘踞何状？不合何事？概未明言，即人人罪。且说教员维持校务为伪托，伪者何在？抑凡为教员者于法不得维持校务耶？
四、答辩又称“该伪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为委员，该员又不声明否认，显系有意抗阻本部行政”。查校务维持会公举口口为委员，系在8月13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12日。岂预知将举口口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况他人公举口口何能为口口之罪？
五、……口口充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科长，与女师大停办与否，职守上毫无关系．故对于女师大停办命令从未一字陈述意见．亦实无陈述之职责。既未陈述，既无违反命令举动及言论可知。乃章士钊反以未陈述意见指为抗违命令，其理由何在？且又以未陈述意见即为违反服务令第一、二、四等条，其理由又安在？殊不可解。岂官吏须出位陈述职守以外之意见方为遵守服务令耶？何悖谬至此！
六、该答辩谓“本部原拟循例呈请惩戒．乃其时女师大风潮最剧，形势严重，若不即时采取行政处分，一任周树人以部员公然反抗本部行政，深恐群相效尤，此项风潮愈演愈恶．难以平息，不得已呈请免职”。查以教长权力整顿一女校，何至形势严重？依法免部员职，何至迫不及待？风潮难平，事系学界？何至用非常处分。此等饰词，殊属可笑。且所谓行政处分原以合法为范围。凡违法令之行政处分当然无效。此《官吏服务令》所明白规定者。今章士钊不依法惩戒，殊属身为长官，弁髦法令。
互辩阶段结束后，平政院正式进行了裁决，参加裁决的是第一庭庭长、评事邵章，评事员吴煦、贺俞、延鸿、周贞亮，书记官孙祖渔。1926年2月23日，鲁迅在诉讼中取得完全胜利。3月17日，鲁迅亲往平政院交裁决书送达费。3月23日，裁决书下达，主文是“教育部之处分取消之”，理由是：
依据前述事实，被告停办国立女师大学．原告兼任该校教员，是否确有反抗部令情事，被告未能证明。纵使属实，涉及《文官惩戒条例》规定范围，自应交付惩戒，由该委员会依法议决处分，方为合法。被告遽行呈请免职，确与现行法令规定程序不符，至被告答辩内称原拟循例交付惩戒，其时形势严重．若不采用行政处分，深恐群相效尤等语．不知原告果有反抗部令嫌疑，先行将原告停职或依法交付惩戒已足示儆，何患群相效尤？又何至迫不及待必须采用非常处分？答辩各节并无理由，据此论断，所有被告呈请免职之处分系属违法．应予取消。兹依《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裁决如主文。
平政院裁决结束．最后一道法律程序是呈请最高当局批令主管官署执行。1926年3月31日，国务总理贾德耀签署了给教育总长的训令（临时执政训令第十三号）。令文是：
据平政院院长汪大燮呈，审理前教育部佥事周树人陈诉不服教育部呈请免职之处分，指为违法，提起行政诉讼一案，依法裁决教育部之处分应予取消等语．著交教育部查照执行。
此令
国务总理贾德耀
教育总长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根据临时执政训令第十三号．教育部颁布了鲁迅的复职令。至此，这场诉讼以段祺瑞、章士钊的惨败与鲁迅的全胜宣告结束。
回顾这场斗争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之所以能取得这场诉讼的胜利，首先是由于他具有大无畏的战斗精神。鲁迅对章士钊提起诉讼，决非为了保住一个佥事的职位。鲁迅公然违抗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的命令，其实是确凿的事实，只不过军阀政府眼中的非法行为，在革命人民看来是天经地义的罢了。鲁迅曾坦率地对友人说：“这次章士钊的举动，我倒并不为奇，其实我也太不像官，本该早被免职的了。”（《鲁迅书信集》上卷，第73页。）他明确指出这场斗争的目的，“不过为着揭穿老虎的假面目”（尚钺：《怀念鲁迅先生》）。在《“碰壁”之余》一文中，鲁迅还大义凛然地宣布：“我还不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式的理想奴才，所以竟不能‘尽如人意’，已经在平政院对章士钊提起诉讼了。”（《华盖集》）可以设想，如果鲁迅被北洋政府一时的气势汹汹所吓倒，那么不仅他个人将成为这场政治迫害的牺牲品，敌人还会得意忘形．得寸进尺地向革命人民步步进逼。
除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之外，鲁迅之所以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还因为他具有高超的战术。革命的勇气，只有跟革命的谋略相结合，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无谋之勇，决非真勇。鲁迅跟章士钊的诉讼，是在北洋军阀政府的法律允许限度之内进行的一场合法斗争。要稳操胜券，就必须谙熟敌人的内情，善于利用敌人的破绽，而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鲁迅在起诉过程中，主要是利用《文官惩戒条例》《文官保障法草案》等北洋军阀政府自己制定的法令，将他们置于非法的地位．从而使段祺瑞亲自批准的令文成了一张废纸。这种斗争艺术确是令人惊叹的。
还必须进一步指出，鲁迅对章士钊诉讼的胜利，固然由于鲁迅代表了真理，具有砥柱中流的英雄气概和卓越的斗争艺术，但这并不是鲁迅取胜的全部原因。在阶级社会，法律从来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统治阶级不仅把自己的意志表现为法．而且总是通过国家机器运用强制力量来保证法的执行和遵守，因此，在一切旧的法律面前决没有真正的平等，决不是单纯掌握了真理就能在诉讼过程中占据优势的地位；相反，强权战胜公理．邪恶战胜光明的事例，在旧中国的法庭上倒是屡见不鲜的。所以，我们在分析鲁迅与章士钊的诉讼这一案例时，不能够单纯探求诉讼双方取得胜负的主观原因，而必须进一步探求胜负的社会原因。应该看到，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固然有着不同的法：而在同一类型的国家或在同一社会制度之下，由于阶级斗争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对法也有很大的影响。
章士钊呈请罢免鲁迅教育部佥事职务，是在1925年8月．当是皖系军阀段祺瑞声势煊赫，公然扬言“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对于参加或支持学生运动的人“依法从事，决不姑贷”。号称“老虎总长”的章士钊有恃无恐，因此敢于对鲁迅“下了冷口”。而到1926年3月时，章士钊早已被免去教育总长职务；临时执政府增设的国务院中又存在着皖系、冯（玉祥）系和国民党之间的复杂矛盾。特别是在党的领导下，北方的革命群众运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段祺瑞执政府正处于全面崩溃的前夕。同年4月，段祺瑞即被迫下野。在这种阶级斗争形势下，平政院慑于进步舆论的压力，才决定取消对鲁迅的处分，以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如果阶级力量的对比有利于段祺瑞卖国政府，那他们是决不可能撤消对鲁迅的处分的。
（选自《一个都不宽恕二鲁迅和他的论敌》／陈漱渝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4月版）
